前言 科大十年有成

从书中收集的这些创校期间的历史照片来看，你就知道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不会是偶然的。在人的一生中，能有机会和一大群从事教研又志同道合的人，由世界高等教育主流的北美大学院校，回到自己出生或成长的故土，来创办一所完全独立自主的大学，是多么难得！在人的一生中，能有机会和一大群同辈同行的佼佼者，从东方文化圈迈向西方文化圈，东西结合之后，再回到东方来创办一所凭借切身经验设计的现代大学，是多么的“理想主义”！

我一开头就意识到了这一历史时机的难得和可贵。因此，我一开头就想写下我个人将要经历的这项难得和可贵的际遇。本书开头第一章挑明的便是“创建科大的机遇”。这个机遇，从个人，从科大，从香港，从海峡两岸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这个难逢的机遇，吸引了遍布全球有归心的中国留学生，回到香港，同心协力，创建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全由华人留学生所创办的大学。单单这一创举，就值得大书特书。

由这项独特的机遇和创举，带来了许多独具的特色，烘托出了“创建科大的理念”，本书的第二章就阐述了这一理念。这个理念就是顺着世界大学理念的主流往前走。这个主流的形成自有其渊源，先是源自英国，其大学理念是“教学的机构”。接着就是德国，在他们的理念中，大学是“研究的中心”。美国所具有的包容和兼并精神，是把这两个分支合并为一主流。毫无疑问，美国今日的大学理念代表着当前世界大学理念的主流。一方面是继承了德国大学重视研究之传统，另一方面也继承了英国大学着重教学之传统。所以，我说创建科大的理念是放眼世界，就是要正步跨入世界主流。现代世界上研究型的大学，多有三个功能：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为此，科大要求所有的教员既要是教学的良好教师，又要是研究的优秀学者，也要是对香港乃至中国南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贡献的好公民。三者合而为一，缺一不成。

很自然的，美国大学的主流理念，就成了创办科技大学的理念。大学从精神上，没有国界，没有洲界，只有世界，一个世界。

要实现这项理念，必须“事在人为”，就是“以人为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有公平的“游戏规则”。在把各项游戏规则建立之后，科大就照着这个普世的规则，到全球去请人，其实是“求才”。“求才”的精神是“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延聘一流人才，并使得他们快乐），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说科大今天是十年有成，依靠的基石就是这种不容易做但努力去做到的精神。

当我把创建科大的机遇和理念交代清楚之后，才开始叙述“我在科大十年的工作历程”，便是第三章，也是这本书的主体。在这一章里，我首先解说了加盟科大的心路历程，是从一条人生必须走的路，转上了一条自己选择并且喜欢走的路。当然其中过程没有像说的这么容易。接着就一步步留下了在理学院院长任期内奔走的足迹，像踏在初雪上的足迹一样，每一步都是新的。

在创校的十年当中，我在学术副校长的跑道上，整整地长跑了七年，不敢说容易。我深深地相信，科大要有成就，一定要靠着人。创建科大，必须“以人为本”；找对了人，就会创造出研究的环境。有了研究的风气，成果就源源而来，有了成果，产、学、研都可兼顾。于是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在“人”上，也就是在“求才”上。说到底，“人”好找，而“才”难求。也别忘了，“求才”难，“留才”更难。我的工作，都是围绕在这一连串的难上，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很多时候是难上加难。这便是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我用了很多篇幅去描述“人才难求”和“人才难留”。我举了三个例子，一位是张立纲，一位是杨祥发，另一位是丁邦新。他们三位都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前两位又都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这三位都是名家大师，在科大求才的过程中，这三位的例子最具代表性。他们都是我自己经手，都是曲曲折折，也多多少少有些戏剧性，都曾经出现过“山穷水尽”的危急，到头来又都是“柳暗花明”，每次我都会说“上天不负有心人”。

另外，我也提及了从工作中知道的许多位对科大很有贡献的人。还有更多有贡献的人，我不知道，也就没有细说。科大十年有成，靠的是科大的每一位同事，不只是一两位，或三四位。我写这本书，也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写，别人若是从另一个角度写，一定会写得和我不同。况且，我的人生体验又不寻常：虽没有读过万卷书，却走了何止万里路；睡过街头也睡过总统套房；没读完中小学，却当过大学副校长；在纱厂做过小工，也在中南海做过座上客；几十年来走遍世界各地，看过不同肤色的面孔，也听到过不同言语的声音；再因生活的折磨和煎迫，贫困和歧视，使我把眼光放大，知道个人能力有限。这些经历都影响我在写这本书时的着眼点与着墨处。我抓住我认为重要的点之后，就细致地去叙述。但是我没有忘记在结论上不要近视、斜视，要大开眼界。

无可讳言，写人最不容易，写人最生是非，所以在我计划写这本书的当初，担心自己不够小心，朋友们也担心我会不够小心，其他的人就担心我的用心，连三联书店都在担心。可是在执笔之后，我的心情开朗得好像是淡云轻风，一切都是凭借着一笔在手时的天地良心。我的良心没有要我去违心地褒任何人，更没有要我去违心地贬任何人。“直话直说”和“快人快语”是笔者的良心，也是原则。

从写人的观点来说，占篇幅最多的就是科大的创校校长吴家玮。这也很自然，他当了我七年多的顶头上司，他让我吃尽苦头，也给我享尽乐趣，他鞭策过我，也鼓励过我，他有时把我打入冷宫，到头来还是重用我。所以在我写科大的时候，笔头上处处都有他。可是在我描述他的时候，因为情节不同，有的地方写脸，有的地方写脚，介乎脸与脚之间的部位也写过，统统凑在一起，就是我所知道的吴家玮。于公于私，我会给他打满高的总分。请读者不要只看到他的一只手或只看到他的一只脚的时候就下定论。

聪明的读者可以看得出来，我和吴校长最大的差别是，我做事用理，他做事用法。很明显的是他宜于从事，我宜于为人。这也许就是有人说我和吴校长的合作是一加一居然会大于二的原因。

这本书的第三章既是主题，占有绝大部分的篇幅，而且记的又都是在我的岗位上和从我的观点上如何开荒和如何求才。在撰写过程中，我就很忠实的依着回忆去记录值得记录下来的事迹，但求千万不要沦为一笔流水账或恩仇记。好像近年来在台湾流行的回忆录，成了名副其实的恩仇记——有人写了好几本书专骂一个人，也有人写了一本书去骂好几个人。你写书骂人，大家看你沉沦。这种歪风，实在要不得。施明德先生说得对，写书不能“只有情绪，没有是非”，也不能“只有利害，没有原则”，否则就会“带坏社会”。

我在第四章里坦诚地写出了“我在科大十年的心路历程”。在我写完许多在科大的代表性的人物和他们对科大、对香港、对中国和对世界的贡献之外，我也写了自己，一个锲而不舍、屡逢知遇、好运高照的人。我在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加盟科大，又在科大十年有成的时刻自科大退休，真是何其有幸！更有幸的是在两位绝顶聪明能干的学术副校长钱致榕和张立纲教授之间接棒交棒长跑了七年，今生以来最充实最有经验也是最宝贵的七年。退休之后，我将回到我出生的山东沂蒙山区帮助地方创办一所“临沂大学”，从此完成我一生要做三件事的心愿。在美国做完了第一件我必须做的事，在香港做完了第二件我喜欢做的事，回到山东老家去做第三件我应该做的事——教育家乡的后代，使他们能和我一样受益于教育，有机会出人头地，对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香港科技大学是在1991年10月2日开学的，到了2001年的10月2日整整十年。在此创校十周年之际，我谨以创校队伍一员的身份，献上这本书作为庆生礼物。在这份礼物中，用作庆祝十周年的献辞则只有四个字，那就是“十年有成”。

十年以前，大家都说科大不知天高地厚，雄心太大，壮志太高，气焰太盛，怎么能梦想和世界巅峰比高。十年以后，大家都知道，科大的纳米研究成果，被中国科学院院士们评为2000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一。大家也都知道，科大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被英国《金融时报》列入全世界的前50名（亚洲第一）。在十年内就有此成就，不是“十年有成”又是什么？当然，我对有人称科大的成就为“奇迹”也无异议。只是希望，这样的成就在今后会更多，不足为奇。

我描述了科大创校十年有成之路，想起鲁迅曾经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十年以来，科大的人，从早到晚，同心齐步，用两只脚，一步一步，在山水之间，走出了一条自己之路。

从我工作的角度上看，路是怎么走的，走出来的又是什么样的路，都写在这本书里，用笔，更是用心血写出来的。能写成这本书，要谢谢所有帮助我的朋友和同事，尤其是张立纲和丁学良教授，还有我的内人傅静珍、理学院秘书陈东娜小姐和香港三联书店的蔡嘉苹小姐。

2001年10月2日

于香港九龙清水湾

海天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