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后期墨家

墨翟一派的思想，在墨翟死后分成许多流派，对墨翟的思想有不同的解释和发展。现存《墨子》一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著作，是形成于战国中、后期，墨家后学们的作品。现统称这些作品的作者们为后期墨家。

在这些作品中记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积极地发展了墨翟的唯物主义思想。后期墨家抛弃了墨翟哲学中关于天志、鬼神等宗教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墨翟的狭隘经验论倾向和错误。特别是后期墨家在批评惠施、公孙龙等名家的某些错误观点中，发展了墨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逻辑学理论，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后期墨家继承了墨翟的“兼爱”、“尚同”等政治思想，其中特别强调讲实际功利。他们反对孟子所宣扬的“义”，认为讲“义”是不能离开“利”的。“义”不应当只是主观的动机，而同时也应该是客观效果上的“利”。所以，他们说，“义”和“利”应该是统一的，“义，利也”（《经上》），“义”即是“利”，离开了实际的“利”也就无所谓“义”。他们也反对一切离开实际“利”去宣扬空洞的“忠”、“孝”等道德观念。后期墨家认为，“忠，以为利而强低（当作‘君’字）也”（《经上》）；“孝，利亲也”（同上）。这是说，讲“忠”，就是要做有利的事以使君主强盛；讲“孝”，就是要有利于父母。后期墨家这种强调实际功利的道德理论，是与孟子宣扬的天赋道德观念根本对立的。

后期墨家还反对永远不变的“义”。他们认为历史是发展的，随着古今社会的变迁，过去所讲的“义”和今天所讲的“义”的内容是不同的。他们说，人们常常称道尧的“义”，其实“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经说下》）。意思是说，讲尧的“义”，只是说它的名称与今天所讲的“义”一样，而尧的“义”的客观对象和实际效果那是在古代。“尧之义也，生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经下》）。尧的“义”名称虽在今天，而实际内容却在古代，所以，时代的不同（“异时”），“义”的客观对象（“所义”）和内容也是不同的。尧的“义”只能适合于古代社会，不能适合于今天。

后期墨家根据这些理论，批判了历史倒退论的观点。当时一些守旧复古的人总认为历史一代不如一代，喜欢称道尧的“善治”。后期墨家说，讲尧善治，那是就尧根据当时情况治理社会比较好而已。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如果“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经说上》）。这是说，把古代的治理原则用到今天已经变化了的社会中来，那即使是尧也是治理不好的。治理今天的社会必须根据今天社会的情况，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善治”标准。这是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有进步意义。

后期墨家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知识，对一些重要的哲学范畴作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例如，他们对时间、空间、运动等范畴，都有比较深刻的见解。对于时间范畴，他们说：“久（时间），弥（包括）异时也。”（《经上》）《经说上》又解释道：“久，合古今旦莫（即‘暮’）。”即是说，时间范畴是包括一切具体的时间，如古今早晚等。关于空间范畴，他们说：“宇（空间），弥异所也。”（《经上》）《经说上》解释道：“宇，蒙（包括）东西南北。”即是说，空间范畴是包括一切具体的场所，如东西南北等。至于运动则是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变迁，运动离不开时间和空间。他们曾举人行路这种运动为例来说明运动范畴的内容。他们说：“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距离）；先后，久也（时间）”（《经说下》）。这就是说，运动必然有先后、远近的变化，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运动。后期墨家在这里讲的虽然还只是最简单的运动形态，即机械运动，但他说明了运动与时间、空间的统一关系，这在古代是十分可贵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后期墨家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们充分肯定人是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他们认为，人的生命就是形体与精神活动的相结合，“生，刑（形）与知处也”（《经上》）。人的认识活动，是人所具有的一种能力，即所谓“知，材也”（《经上》）。进一步，后期墨家明确指出，仅有这种认识能力，还不能形成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经说上》说：“知，材也。知也者，所以知也，而不必知。”这是说，人具有认识的能力，只是可以有认识事物的主观条件（“所以知”），但不一定能达到对事物的认识。他们举眼睛的例子说，眼睛有看东西（“明”）的功能，如果你没有去看东西，那就达不到“明”的认识。所以，人的认识能力还必须与外界事物接触以后，才可能形成人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后期墨家说：“知，接也”（《经上》），即认识就是与外界事物相接触。而且，这是形成认识的更主要方面。后期墨家在这点上继承了墨翟重视感觉经验的特点。他们说：“惟以五路（五官）知。”（《经说下》）即一切认识必须通过感官的感觉才能得到。即使有些知识不是由当前感官的感觉得到，那也是由于经验积累的结果。例如，《经下》说：“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经说下》解释说：“智，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五路智。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这是说，对时间（“久”）的认识，不是用“目”这样的感官所直接得到的，而是经验积累和概括得到的。

根据这一思想，后期墨家把知识来源分为“亲知”，“闻知”，“说知”三类。“亲知”，就是亲身通过感觉得到的知识。“闻知”，是由传授得来的知识，这里又分为直接传授（“亲闻”）和间接传授（“传闻”）。“说知”则是指用推理的方法得到的知识。

后期墨家没有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上，他们认为，感觉经验只是认识的一个方面。他们说：“知也者，以其知遇物而能貌之”（《经说上》），意思是说，感觉经验是通过人的认识能力得到事物表面形象（“貌”）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很不够的。因此，后期墨家提出，必须“循所闻而得其意”（《经上》），也就是说，要根据感官得到的感性认识，深入一步去认识事物。这种深入一步的认识，后期墨家认为要依靠心的思虑作用。“心”的思虑作用不是凭空而来的，他们说：“虑，求也”（《经上》），即思虑也是对外物的一种考察。后期墨家把这种认识称为“”。他们说：“，明也”（《经上》），“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明白）”（《经说上》）。这是说，“”这种认识，是用人的认识能力，综合考虑事物（“论物”），这样，就能使认识更加明白，透彻。这种“”的认识，接近于理性认识。后期墨家坚持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墨翟的狭隘经验论倾向和错误。这对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后期墨家在当时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对睡眠、做梦等现象也作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解释。他们说：“卧，知无知也”（《经上》），意思是，睡眠是知觉能力暂时停止活动的状态。又说：“梦，卧而以为然也”（《经上》），这是说，做梦是把睡眠时产生的幻觉当作是真实的。

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后期墨家强调认识必须是“名”与“实”相“合”（或“相耦”），“志”（主观动机）与“行”（或“功”即客观效果）相一致。他们认为，一种认识的正确与否，要表现在实践中能否对事物作出实际的鉴别。也就是要在客观实践中“取去俱能之”（《经说下》），即分辨出对实际事物的知和不知。

后期墨家对庄子等否定认识的客观标准，取消是非的相对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庄子曾说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认为没有任何客观标准，一切认识、理论都是不可靠的，没有用的。后期墨家尖锐指出：“以言为尽，。”（《经下》）这是说，把一切认识、理论都看做是荒谬的，不可靠的，那才是真正的荒谬。他们还说，即使从这句话本身来讲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你既然认为一切言论、理论都是荒谬的，那么你说的这句话是对的呢？还是荒谬的呢？如果你认为你下的这个结论是对的，那就说明还是有对的言论和理论。所以就不能“以言为尽”。如果你这个结论是错的，那就“以言为尽”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所以，说这样的话在认识论上和逻辑上都是根本荒谬的（“”）。他们反对庄子笼统地反对一切辩论。他们认为，辩论就是要把是非搞清楚，否定任何批评、辩论，那也是荒谬的。对于一种理论的批判，也不能以批判的多少来判定这种理论是否正确，而是要看它是否应当批判。所以说：“诽之可否，不以众寡，说在可非。”（《经下》）此外，后期墨家对于真理标准的理论，也克服了墨子“三表”思想中的狭隘经验论，杜绝了墨子由“三表”法证明鬼神存在的错误思想。

后期墨家在批评惠施、公孙龙等逻辑理论的错误中，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代的逻辑理论。

后期墨家认为，辩论的根本目的是要“明是非之分”，“明同异之处”以“决嫌疑”（《小取》）。因此，辩论必须以客观事实为根据，遵循一定的逻辑原则。在《小取》篇中，后期墨家对辩论的一些基本逻辑原则作了说明。

第一条是：“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这是说辩论时必须了解所辩论的事物的情况，符合客观实际，同时要充分了解对所辩论事物的各种意见的同异。

第二条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这是说，使用的名词或概念，必须要能反映客观的实际内容，命题或判断（“辞”）要正确地表达其含义（意），论证（“说”）要有充分的根据（“故”）。

第三条是：“以类取，以类予。”“类”是表示同类事物的共同概念。这是说，在辩论时要遵守类概念的原则，在同一类概念中选取已知部分提出例证（“取”），同样依据同一类概念进行推论（“予”）。后期墨家很重视逻辑上的类概念，认为只有同类才能相比、相推。把不同类的事物或概念硬拉在一起相比或进行推论，这叫做“狂举”，是根本错误的。

第四条是：“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这条要求辩论者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自己所承认的不可非难别人承认，自己不承认的也不可要求别人承认。

在此基础上，后期墨家对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学上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概念，后期墨家首先用唯物主义观点肯定，概念是表示客观事物的。他们认为：“所谓，实也；所以谓，名也。”（《经说上》）这就是说，“实”是客观对象，是第一性的；名词，概念是表达客观对象的，是第二性的。上面说到的“以名举实”，所谓“举”, 《经上》说：“举，拟实也”，就是摹拟客观对象的意思。后期墨家还认为名词、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属性，只能存在于事物之中，而不能离开具体事物独立存在。因此，他们批判了公孙龙所谓事物属性或概念可以独立“自藏”的客观唯心主义。他们反对“离坚白”的观点，认为“坚”、“白”是“相盈”（联系）的。他们说，“坚”、“白”两种性质，只有分别在不同的事物中才是互相分离的，如果同在一块“石”中，那“坚”、“白”、“石”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批判公孙龙“自藏”的观点说，所谓得“白”时无“坚”，得“坚”时无“白”，那只是由于感官的不同，因而得到的感觉不同。这对某一感官来讲，只有“知”与“不知”的区别，而绝没有存在或不存在的区别。

后期墨家对概念的分类也作了研究。他们把概念分为三类：“达”、“类”、“私”。“达”是指最高最普遍的名词或类概念，如“物”这个名词或概念，包括了所有的事物。“类”, 《经说上》说：“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这是说，“类”是指一般的同类事物的共同概念，例如马这个概念包括一切马。“私”, 《经说上》说：“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这是讲的专指某一事物的专有名词或个别概念。例如，“臧”这个名词或概念，就是专指某一个奴隶的“私名”。这种不同等级的类概念，后期墨家认为是有类属关系的。所以他们批判公孙龙“白马非马”。他们说：“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黑色）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小取》）这是说，不管马的颜色是白的还是黑的，都包括在马一类中，所以马的概念的外延应当包括白马、黑马、……即一切马在内，乘白马也好，乘黑马也好，应该说都是乘马。后期墨家概念分类的思想，对以后荀况的逻辑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关于判断，后期墨家认为，判断是用来表达客观事物或思想的确定含义的，即所谓“以辞抒意”。他们对判断也进行了初步的分类。例如提出“尽”、“或”、“假”等几类判断。“尽”，在《经上》中说：“尽，莫不然也。”这相当于形式逻辑中的全称判断，或选言判断中的穷尽形式。“或”, 《小取》篇说：“或也者，不尽也。”这相当于形式逻辑中的特称判断，或选言判断中的不尽形式。关于“假”, 《小取》篇说：“假者，今不然也。”“今不然”是指目前还不存在的情况，也就是一种假设，相当于形式逻辑中的假言判断。

后期墨家还认为，要得到正确的判断，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正确的推理，即所谓：“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大取》）“故”是指判断的理由、原因。后期墨家认为，“故”有两类，“大故”和“小故”。《经说上》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这是说，有了这个条件，并不一定就产生那种现象，但是没有这个条件，则一定不能产生那种现象。这是说的事物或现象产生的必要条件。“大故”, 《经说上》说，“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这是说，有了这个条件，就必然产生那种现象，没有这个条件，就必定不能产生那种现象。这是讲事物或现象产生的既必要又充分的条件，或各种条件的总和。上述《大取》中讲的“以理长”，“以类行”都是作判断过程中要遵循的正确推理方法。

关于推理，后期墨家有相当细致的研究。除前面已提到的“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等原则外，他们在《小取》篇中还提出了“效”、“辟（譬）”、“侔”、“援”、“推”等几种推理方法。

“效”, 《小取》说：“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就是树立一个标准或公式（“法”），其他事物根据这个标准或公式去仿效，进行推论。例如，《经说下》说，“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物俱然”。这是说，只要是“方”的东西，不管是木还是石，都可以包括在其中。按照这种办法去推论，凡是结果符合大前提的，就叫做“中效”，这个判断就是有效的；反之，就是“不中效”，其判断则无效。这种推论方法相当于形式逻辑中“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

“辟”，就是譬喻。即用另外一个具体事物来说明这个具体事物。《小取》说：“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

“侔”, 《小取》说：“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即用两个相等的判断进行直接对比而得出结论的一种推理方法。相当于形式逻辑中的直接推理。

“援”, 《小取》说：“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这是引用对方与自己相同的论据作为前提，进行推论的方法，也有援例作论证的意思。

“推”, 《小取》说：“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他者同也，吾岂谓他者异也。”这是从已知事物推出尚未知事物的办法。“不取”是未知事物，“取”是已知事物，“予之”是进行推论。拿未知事物与已知事物进行“同”“异”的反复比较，推论出“同”或“异”的结论。这相当于用类比法进行的归纳推理。关于“推”的方法，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些学者认为是演绎法，有些则认为是演绎和归纳的综合应用等。

后期墨家还讲到，在推论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例如，有时结论是相同的，而论据则不一定相同；有时观察的是同一个事物，而得出的结论却不一定相同；有时前提和结论是一致的；有时则前提和结论是不一致的；……等等。所以，他们认为，在运用逻辑推理时，必须十分注意，防止产生离开事物或论题的本旨而转向诡辩。

但是，后期墨家虽然提出了这些注意的问题，而当他们在运用这些逻辑推理时，也还产生了许多的错误。如他们虽然批判了公孙龙“白马非马”，而他们自己却又得出了“杀盗非杀人”的错误结论。这正如荀况批评的是犯了“惑于用名而乱名”的错误，还是掉到了脱离实际的纯概念游戏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