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庄子

庄子，名周，宋国蒙人（今河南、安徽交界处），生卒年不详，约在公元前369—286年，与孟子同时而稍后。他曾做过管漆园的小官，生活贫困。现存《庄子》一书，内容复杂，是经过后人整理而成的，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其中包括庄周本人及其后学的作品。历来研究者对那些篇是庄子本人的作品，有不同看法。但传统的多数意见认为，“内篇”七篇基本上代表了庄子的思想体系。本书主要以内七篇来解剖庄子的思想。

庄子思想是继承老子的，并对老子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庄子对战国时期剧烈的政治斗争，采取批判与回避的态度。据记载，当时楚威王听说庄子很有学问，派人带了大量钱财去请他作相，但被他拒绝了。他对来请他的人说：千金、卿相确实是重利尊位，但这好比祭祀用的牛一样，养了多少年，还给它披上漂亮的衣裳，但目的是为了送入太庙当祭品。到那时虽然想做一只自由自在的小猪，也不可能了。你快走吧，不要玷污我！我宁愿像一头小猪，在污泥中自得其乐，绝不为帝王们所束缚。我一辈子也不当官，以达到我自得其乐的志愿。（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消极厌世，对人生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幻想摆脱一切外物和肉体的束缚，追求一种个人精神上绝对自由的境界。庄子认为，人所以不自由，一方面是由于外界物质条件的束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自身肉体的束缚。用庄子的话来讲就是“有待”和“有己”。

庄子在《逍遥游》中说，大鹏的飞翔要靠大风和长翅膀，走远路的人要带许多干粮，这都是有所“待”。因为，没有大风、长翅膀、干粮等条件，就飞不了，走不成。他还说，传说列子能乘着风飞行半个月之久，这比起一般人要走路来讲，是自由多了。但是列子也还是要受风的束缚，没有风他还是飞不了，所以也不能说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一切条件都不需要依靠，一切限制都没有，在无穷的天地之间自由地行动，这叫做“无待”。这是讲的要摆脱外界条件的限制和束缚。同样，受自己的肉体以至精神的限制和束缚，也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各种主观条件也要摆脱，以达到“无己”。庄子理想中的最高尚的人，都是能做到“无己”的。例如，庄子在《大宗师》中描写的“真人”的情况是：睡觉时不做梦，醒来时无忧虑，吃东西也不感到特别香甜。这种人对生不感到特别喜欢，对死也不感到特别厌恶。总之，他们是自然而生，自然而死，也就是说一切听任自然，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这就叫“无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

庄子认为，要达到这种幻想的境界，其办法是“坐忘”。所谓“坐忘”，就是彻底地忘掉一切。庄子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这就是说，不仅要忘掉外界物质世界，而且要忘掉自己的肉体、感官，排除形体、知识，使自己与整个自然混为一体。据庄子说，达到了“坐忘”的人，他们是形同槁木（干枯了的树木），心如死灰（熄灭了的炭灰），无思无虑，无生无死，精神上得到了彻底的自由，也就是完全恢复了人的所谓“天然”本性。

从这种虚无主义的人生观出发，庄子对当时统治者制定的各种制度，竭力加以反对。他认为当时的各种道德制度，是违反人的本性的，是造成当时社会争斗、混乱的原因之一。因此，他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那些宣扬仁义道德的人是专门祸害人的，而其结果是自作自受，害了自己。

庄子对提倡仁义和是非，看做是加在人身上的刑罚。他说：“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大宗师》）意思是说仁义就是一种黥刑（古代在犯人脸上刺字的刑罚），是非就是一种劓刑（古代将犯人鼻子割去的刑罚）。庄子一派对儒家仁义道德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用仁义等道德说教欺骗人民，掩盖其剥削、压迫的虚伪性。但就庄子一派来看，他们主要是追求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所以庄子理想的统治者是什么也不问不闻的人。他在《应帝王》中所推崇的统治者，如伏牺氏，就是一个睡时安安稳稳，醒时无思无虑，叫他牛也好，叫他马也好，随人怎么称呼都可以浑浑噩噩的人。他所推崇的统治方法，就是不用心思，顺应自然。

庄子虚无主义的人生观，使他根本取消客观事物的一切是非和差别，排斥人的认识的可能和必要，从而陷入了怀疑论、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

作为庄子认识论的出发点，是他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相对主义理论。庄子对老子的某些朴素辩证法思想加以夸大，发展了老子“玄同”的思想，根本取消事物的“彼”、“此”差别，得出了“齐万物而为一”的相对主义结论。

他说，事物的彼此差别都是相对的，从“道”的角度来看，此也是彼，彼也是此，没有确定的界线。举例说：“莛与楹，厉（古代传说的丑人）与西施（古代传说的美人），恢恑憰怪，道通为一。”（《齐物论》）意思是说，细小的草茎（“莛”）与粗大的屋柱子（“楹”），丑的与美的，宽大、狡诈、奇怪、妖异等等，从“道”看来，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又例如，“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这是说你从事物相异的方面看，就是肝与胆，也会像楚国与越国那样相去遥远。但如果你从它们相同的方面看，那是毫无区别的，都是一个东西。这个例子也说明，庄子认为事物的差别根本没有客观标准，也就是说，不是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而完全是由人的主观决定的，随人的观察角度不同而区别的。

庄子外篇《秋水》篇中，有一段话比较概括而充分地说明了庄子这种相对主义观点。《秋水》篇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这是说从“道”的观点来看问题，物是没有贵贱分别的，然而从“物”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总是以为自己贵而别物贱的。所以庄子说，你从事物大的方面去看它的大，那么万物没有不是大的；你从事物小的方面去看它的小，那么万物没有不是小的。同样，事物的有和无，是和非，也都决定于人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它。于是庄子得出结论说：最小的东西，像兔子身上毫毛的尖，也可以说是天下没有再比它大的东西了，而泰山反而可以说是小的了。历来传说中最短命的殇子，也可以说是最长寿的人，而传说中活了七八百岁的彭祖反而可以说是短命的了。天地是先我而有的，但也可以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是与我不同的，但也可以说“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总之，一切客观标准都不存在，一切都是随主观而转移，是相对的。

庄子认为，认识没有任何标准可以遵循。他说，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要得腰病，半身不遂，难道泥鳅也是这样吗？人爬到树梢上就发抖、害怕，难道猴子也是这样吗？那么，人、泥鳅、猴子三者，究竟谁懂得恰当的居住地方呢？又说，人吃牛羊猪肉，麋鹿吃草，蜈蚣爱吃蛇，鸱鸟和乌鸦喜欢吃老鼠，这四者究竟又是谁最懂得好的味道呢？再说，毛嫱、丽姬（都是古代传说中的美女），人都以为美，可是鱼见了赶紧游到深水中去，鸟见了赶紧高高飞走，麋鹿见了也赶紧跑掉，这四者究竟是谁懂得真正的美呢？（见《齐物论》）这就是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人究竟能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是值得怀疑的。

不仅如此，庄子认为甚至人究竟是在做梦还是醒着，人究竟是否可能有认识，也都是值得怀疑的。庄子讲了一个著名的寓言说：“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这是说，庄子做梦变为蝴蝶，飞来飞去很得意，真像一只蝴蝶，可是一醒来还是庄子自己。庄子对此发生了疑问，究竟是庄周做梦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为庄周？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法解决的，当然他也不得不承认庄周与蝴蝶是有区别的，但他说这种区别只是一种物的变化（“物化”）。实际上，梦也好，醒也好，庄周也好，蝴蝶也好，究竟是什么根本不必去追求，因为从“道”的角度看，什么都一样。这就根本否定了客观事物的标准和人的认识。

庄子说，像这样的问题是任何人永远也搞不清楚的，是非是无法判断的。因此，他的结论是不可知。他在《齐物论》中论证说：我与你两个人进行辩论，怎么能肯定你说的一定对，而我说的一定错呢？同样，也怎么能肯定我说的一定对，而你说的一定错呢？我与你是没法判定的，即使请出第三个人来，也没法判定。因为，如果他的意见相同于你我任何一方，他就没法判定谁是谁非，而如果他的意见与你我都不相同，或者都相同，那他也没法判定谁是谁非。所以说，无论谁也没法判定究竟谁是谁非，是非永远也搞不清楚。

这种否定是非的诡辩论，只不过是庄子主观上的愿望而已，现实生活中的是非斗争他是不可能完全避开的。那么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是非斗争如何对待呢？庄子提出了两个办法：一个是随声附和，别人怎么讲自己也就怎么讲，以求在复杂的斗争中保全自己；一个是调和是非，不分是非，听其自然。

最后，庄子完全否定了认识的可能和必要。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这是说，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穷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那就必然要失败。所以，你如果一定要去追求知识，搞清是非，那就是“道”的亏损，使自己陷入无穷的喜怒哀乐的烦恼中去。这也叫瞎操劳自己的精神（“劳神明”），而不知道客观事物都是相同的，根本无所谓是非区别。他还举例说：“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曰：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齐物论》）这里说，所谓“劳神明”就像一个养猴子的老人，他对猴子说，每天早晨给三个橡子，晚上给四个橡子，怎么样？猴子听了都发怒。养猴子老人就说：那么早晨给四个，晚上给三个，怎么样？猴子听了都高兴。其实这里名称内容一点也没有变，可是产生了一喜一怒。这原因就是“不知其同也”。

庄子认为，万物的“自然”本性是没有任何感觉器官，不分是非，无知无觉，无思无虑，混沌一团的。你硬要它用感官去思虑，去分是非，那反而是害了它。他又用了一个寓言来说明这一点。在《应帝王》中，他说，南海的帝叫，北海的帝叫忽，中央的帝叫混沌。有一次和忽一块儿到混沌那里聚会，混沌招待他们很好。临别之时，和忽想报答一下混沌。他们商量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呼吸，混沌独独没有，我们给他凿一下吧。于是他们两人一天凿一窍，七天以后七窍凿成，而混沌也就死了。这个寓言说明，庄子对认识问题的基本思想，那就是根本取消认识，这样才可以得“道”，保全生命，以尽天年。

庄子和老子一样，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神秘主义的精神实体“道”。就这点来讲，庄子与老子有相同之点。庄子在《知北游》中明确地讲：“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这就是说，产生物质的东西是非物质的。庄子认为，没有比“道”再根本的东西了。他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大宗师》）这就是说，“道”在天地之前，自古以来就独立自存的。它产生天地，使鬼神和上帝显示作用，它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它确实可以体会得到，但它又是无形无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始终在传递着，可是它又不能被具体接受。因此，这样神秘的“道”既不能用感性来觉察它，也无法用理性认识来把握它，而只能靠主观直觉去体会它的存在。

庄子认为，如果把世界看成是物质的，那就必然要有所区别，这样就会产生是非，引起互相竞争，辩论不休。因此，他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知？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齐物论》）意思是说，只有把世界看成从来就没有物质的，才可以说是对世界最高、最完善的认识了。庄子接着还讲到，其次的认识就是认为有物，但还没有区别；又其次的认识是认为有区别，但还不分是非；而那种斤斤计较于分清是非，是最下等的认识了，是“道”体的亏损。就这点来讲，庄周关于“道”的看法，与老子又有了区别。在老子那里，“道”是一种客观独立自存的精神实体，而在庄子这里，“道”则是主观认识上的东西了。

庄子进一步从相对主义出发，对客观世界的是否真实存在也采取了根本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他甚至认为老子“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的说法，对于客观世界也还否定得不够彻底。他说：“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齐物论》）这段近乎绕口令的话，主要意思是说，世界在时间上是推不出一个开始的，因为开始前总还有一个没有开始的阶段，推上去甚至还有没有开始的没有开始的阶段，所以你就没法知道世界是什么时候突然产生的。我们说世界有“有”，有“无”，那么在有“有”和“无”之前又是什么状况呢？应该说是没有“有”和“无”。如果再往上推，那就是连没有“有”和“无”也还没有。现在你突然之间说，世界有了“有”和“无”，那究竟是真有呢？还是真无？简单说来，庄子的意思就是：关于世界存在的问题，根本是个不可知的问题。即使像“有生于无”这样的话也不能说。你知道什么时候是“无”，什么时候又生出了“有”呢？这样，庄子就陷入了绝对的怀疑主义。

庄子用世界在时间上是无限的，来否定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我们知道，世界在时间上是无限与有限的辩证统一。作为整个宇宙来讲，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亦即无限的，而作为每一具体事物来讲，在时间上又都是有始有终，亦即有限的。客观物质世界在时间上正是这种无限和有限的辩证统一。庄子既否定了客观世界的物质性，他就不能认识每一具体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具体过程。因此，他就从世界在时间上的无限性，否定了每一具体事物在一定阶段，亦即有限时间内存在的客观实在性。

庄子用他的相对主义怀疑论不仅否定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并且也否定了作为客观精神实体的“道”的存在。因为庄子讲的“道”，往往是把它当作一个超越是非界线、泯灭一切差别的主观标准来看待的。如他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去看，才有彼此的差别（“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如果是从“道”的观点去看，那么一切都是无差别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因此，他所谓的“以道观之”，实际上就否定了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而以事物各自的主观观念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