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最精确的海疆地图

——《禹跡图》北宋元祐五年至元符三年（1090—1100年）绘制
——《禹迹图》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刻

不仅秦汉没有留下完整的行政区地图，连古代中国文化的最高峰唐代，也没留下一幅行政区地图，后人只能在历史典籍中得到一点关于古代中国版图的文字慰藉。

据文献记载，汉代曾用缣八千匹画成全国地图——《天下大图》；西晋初年，中国第一位地图大师裴秀曾在《天下大图》的基础上，以一寸折地百里的比例尺（约1:180万）缩绘成一丈见方的晋代全国地图——《地形方丈图》。据说，此图曾流传到唐代，后来又失传了。唐代杰出地图学家贾耽沿袭裴秀的制图方法，令绘工又绘了一幅唐代的全国地图——《海内华夷图》，几乎比裴秀《地形方丈图》的面积大十倍，可惜《海内华夷图》也没能保留下来。

历史把展示大型地图的机会全留给了宋朝，宋朝特别重视地图制作与管理，不仅多次组织编修全国或诸州府图经，还在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成立了九域图志局这样的中央地图管理机构。北宋时期，人们似乎总结了汉唐用纸、锦、缣制作的地图难以传世的教训，想到了以碑刻的方法制作地图。中国的碑刻按形制、铭文、作用大体可分为：墓碑、墓志、书画碑、记事碑、宗教碑、天文碑和地图碑等九类，可谓“无事不可入碑”。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禹跡图》《华夷图》《九域守令图》等石刻地图，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石刻地图，成图与上石的时间并不同步，有的是成图早，但上石时间晚，如《禹跡图》，成图于1090年左右，而上石则是1136年；有的是成图与上石同一时间，如《九域守令图》，成图与上石都是1121年。这里是依成图时间排序，所以，先来谈《禹跡图》（见图1.2）。

图1.2　《禹跡图》（局部）

此图原为石刻地图，刻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用网格法“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成图的时间下限应为1100年以前。上石时间比石版另一面所刻的《华夷图》要早6个月。左图为墨线图，右图为拓片图。图纵114厘米，横114厘米。

说《禹跡图》就要说到禹。“三皇五帝”都是传说中的人文始祖，比较接近于神又近于史的是大禹。黄河流域总发大水，总要有人领头治理吧，水治好了，要有人划界安家吧……这些都是初民的基本活动，社会生活需要禹这样的社会角色。依《尚书》而论，禹是最早实践地理之学的人，所以，后世地理著作都托禹之名，前有“禹贡”定九州之文，后有“禹跡”化为舆图之名。这里要讲到的《禹跡图》，其命名也不离此意。

长安是汉唐都城，文化之水深不可测，多少年过去，千疏万漏，仍有宝贝遗于后世，比如碑林。这个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开启的收藏汉唐石碑的传统，其血脉一直延续到民国。1987年，我初入碑林参观之时，碑林已是名扬中外、规模了得的西安旅游重地。游碑林的人，多以观石经书法为重。但我要寻找的是“林”中绝无仅有的石刻地图——此石刻为双面，一面是《禹跡图》，另一面是《华夷图》。从两面地图一正一倒的刻图，与方向不一的题刻来看，此双面石刻不是一块最终将竖立起来的石碑，而是专供拓印地图的石刻印版。我想，此印版应与碑林所藏《十三经》石经一样，含有永存正版的保护之意。

这块拓印地图的石刻印版到底是哪位高人所绘？碑上只有上石时间，没有绘图时间与绘图人的名字。根据《华夷图》一面的右下方题刻：“唐贾魏公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著闻者载之”透露的线索，此图应是在唐贾耽《海内华夷图》的基础上，重新编绘的。此外，在《禹跡图》一面，则完全采用了《海内华夷图》所用的“计里画方”法绘制。毫无疑问，宋人的《禹跡图》和《华夷图》皆承继了唐人的《海内华夷图》的成果。但具体到它的成图年代，就要更细致地考据。古代地图专家曹婉如，依据黄河在今天的河北入海，以及图中没有晚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建置的行政区名，推定此为绘图时间之上限。

说到此图的绘制时间的下限，就要提到这幅《禹跡图》在北方上石后的第6个年头（1142年），南方又有一块同名石刻地图《禹迹图》诞生。巧的是，北方的《禹跡图》藏于西安碑林，南方的《禹迹图》则藏于镇江碑林。1136年至1142年，一北一南上石的这对“姐妹图”，冥冥之中似在昭示着什么。

镇江碑林建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比西安碑林还早四十年。镇江太守钱子高从江中获得了一块《瘗鹤铭》残石，便将其与另外三块晋唐时期的石碑一起置于焦山之上，取名宝墨轩，焦山碑林由此而来。建在焦山的碑林，由摩崖石刻与碑林陈列组成。摩崖石刻环集焦山西侧峭壁，其中有“大字之祖”——晋刻《瘗鹤铭》、唐刻《金刚经偈句》、宋刻《米芾摩崖题名》《陆游踏雪观瘗鹤铭》等。此外，这里还有一块弥足珍贵的地图碑，即《禹迹图》（见图1.3）。此图纵84厘米，横79厘米，基本成正方形，较西安的《禹跡图》稍小，刻绘也粗糙一些。如今这里已辟为碑林公园，我曾到此碑林考察，还买了一件民间复刻的《禹迹图》拓片。

图1.3　《禹迹图》（局部）

此图是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由左迪功郎充镇江府府学教授俞篪刻石立于讲堂西壁。左上注“元符三年正月依长安刊本”，此为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的长安本地图的翻刻件，但海面上加绘了水波纹。左图为墨线图，右图为拓片图。图纵84厘米，横79厘米。现藏于镇江碑林。

西安《禹跡图》与镇江《禹迹图》，有“跡”与“迹”字之别，“跡”是“迹”字的异体字，两幅图实为同名。除了同名之外，两幅图还有许多相同之处：皆采用了“计里画方”的画法，均标示出“每方折地百里”的比例尺；两张图的方位，均为上北下南；两图上皆标绘了500多个地理名称；两图所表示范围，基本一致。镇江《禹迹图》的上方刻有“元符三年正月依长安本刊”，曹婉如据此推测西安《禹跡图》应是其蓝本，所以，《禹跡图》成图的时间下限应为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以前。所以，西安的《禹跡图》应是成图年代最早的全国地图。

西安《禹跡图》为正方形，长宽各1.14米，图名处刻有：“禹跡图，每方折百里，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阜昌七年四月刻石（阜昌为伪齐的年号，相当于南宋绍兴六年，即公元1136年）。”正如题记所说，此图以“计里画方”之法绘制，每方折地百里，横方七十一，竖方七十三，总共五千一百一十方。所绘行政区名三百八十个，标注名称的河流近八十条，标名的山脉有七十多座，标名的湖泊有五个。

现在我们将西安《禹跡图》和镇江《禹迹图》对比来看，两图对海疆的描述，皆为东至黄海、西至北部湾、南至海南岛、北至渤海北岸，海岸线的描绘基本完整，但两图都没有绘出中国第二大半岛——辽东半岛。东部海疆止于辽水。辽水即今天的辽河，古称大辽水，隋称辽水，辽以后称辽河。辽河有东西两条源水，二水在今昌图县汇合后称辽河。其干流经昌图、开原、铁岭、辽中等地，至营口入海。但两幅地图都标注了“辽水”。西安《禹跡图》未画出辽水水脉，但在其入海处标注“辽水”二字。镇江《禹迹图》画出了水脉及入海口，并注明了“辽水”二字。

此外，两图对海的表现略有不同。西安《禹跡图》海洋部分，留白，并在黄海留白处刻有一个“海”字，但没注明是什么海。镇江《禹迹图》海洋部分，刻有精细的水波纹，并在黄海波文处刻有一个“海”字，但也没注明是什么海。

值得一提的是，南北两图皆用了“计里画方”画法，对复杂的海岸线有了精确的描述。可以说，这对“姐妹图”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最精确描述中国海疆或海岸线的地图，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海疆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