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能忘
作为大众传媒的报刊，其任务除了传播信息、普及知识、批评监督、提供娱乐之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教育民众。为了把人民凝聚在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事业上，就要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思想标准和道德规范。这要靠培养和灌输。邓小平同志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政治思想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时代姐妹》1993年7月发表、曾获全国妇联好作品一等奖的通讯《开满白色小花的山坳》，就是一篇对人民进行教育的好文章。
这篇稿子写山区农村一位普通的母亲，在极贫寒的条件下将五位子女都培养成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写这个过程中的艰辛、意志和理想及感人的母子深情。母爱与敬老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主题，这中间蕴含着人类最善最美的东西，是思想道德教育中最基本的一环，永远启发着人们返善求真，诚实做人。问题是我们如何将这个古老的主题弹出符合时代节奏的新曲。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读来像小说一样形象生动，像诗歌一样抒情感人。它撷取了生活中一个真实的典型，并且理出了一条主线：母亲怎样爱子女？还有一条副线：子女应该怎样回报老人？
母爱就是牺牲，是无条件的不顾一切的爱。这几乎是人从动物继承来的本能。但自从人受各种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左右，而表现为不同方位、不同时代，即不同时空的人后，这种母爱也被打上不同的烙印，而显出不同的追求标准。历史上和现实中确有不少愚昧、迂腐和畸形的爱，甚至爱而使其害。文学史上的名篇《触詟说赵太后》早在战国时代就指出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当今中国社会有了两个影响家庭教育、扭曲母爱的因素。一是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独生子女的增多，再加上大部分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于是，母爱中出现了过分的溺爱。手捧明珠无处搁，俯首甘为子女牛。二是商品经济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家庭中出现了近视行为。富一点的家庭，不求深造，纵子经商，穷一点的就辍学打工，甚至有纵其乞讨、行窃、犯罪的。只求眼前蝇头利，爱子原来是爱钱。这篇文章中的母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站起来的一位英雄。她家在山区，穷得家无片瓦，男人又抱病在床。但她却抱定一个信念：要让子女成才，不能让他们落伍。她硬是靠自己喂猪、卖烟苗，把五个子女都培养成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这是何等的毅力。一个乡下妇女，也许不懂更深的大道理，但是她懂孩子不能不读书，将来翻身靠文化，决不能为眼前利益误了他们的成才大计。请看这些段落：
孩子们陆陆续续上学了，生活更加艰辛，母亲常望着五个孩子想，他们要依赖自己生存，千万不能垮掉，千万。“我要把孩子养大成人！”这几乎成了支撑她坚强生活的始终不渝的信念。她更加拼命劳作了，成了全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
从五个孩子记事时起，母亲总是最后一个吃饭，而且母亲从没和他们一起在桌上吃过饭，直到孩子们都长大了，走出了山坳。
一个秋日的清晨，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带着母亲做的玉米饼子上学去了，大儿子文海走到半路，突然想起一本书落在家里，就转身跑回家取。他跨进家门时一下愣住了，母亲正仔细地舔着他们刚用过的饭碗，旁边放着一碗米汤。“妈！”儿子呆住了，他“哇”地一声哭起来，掏出书包里的大饼子，一定要看着母亲吃下去。
……暑假里，大儿子从学校回来，看到母亲正跪在烟地里掰烟叉子，汗水把她的头发梳成一缕一缕贴在黑瘦的脸上。
儿子走过去，跪在妈妈身旁，哽咽着喊了一声：“妈，我回来了，让我干吧。”
母亲抬起头看着瘦瘦的儿子：“儿啊，你咋瘦成这样？妈给你的钱咋不花呢？”
“妈，我不想念书了，我回家干活供弟弟妹妹。”
母亲猛地站起身，强烈的太阳光使她晕眩，她晃了晃，不理儿子伸过来的手，几步走到地头，卷起旱烟叶子猛吸起来，关节突出的手抖个不停。
你看，母亲做出了多大的牺牲，这牺牲是为什么？是为了儿女成才，为了儿女超过自己，不再过自己这样困苦落后的生活，进而为了他们能跟上时代潮流，为国为民，奋发有为。爱是牺牲，但牺牲是要有价值、要有报偿的，这报偿一定要大于投入。就好比种子，投入泥土是一种牺牲，但当它在春天消失于泥土之中后，夏秋得到的是茂盛的青枝绿叶和千百倍于它的籽粒。我们现在确实也应该来理一下“母爱观”，那种急功近利，要子赚钱，不计深远的人，爱得浅薄，当然不足取；那种爱就是目的，爱就是一切，直到操劳牺牲为止的爱，爱得陈旧，爱得愚昧。这位母亲爱得高尚，爱得坚韧，爱中有深刻的内涵，每一位做父母的都应该仔细品一品这篇文章。
我们再来看另一条副线：子女怎样回报老人？
马克思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一落地遇到的第一个人际关系就是母子关系。从这一点出发才学会怎样做人处世。所以孝道历来被看作是所有社会道德中最基本的。一个对亲生父母都不敬不孝，不愿屈身奉老的人，怎么可能善待别人、贡献社会呢？他已自私到了极点，像一个浑身长满刺的刺猬，怎么可能在社会上立身呢？孝，实在是人落地迈开的第一步，是道德教育的第一课。请看在这个故事中的孩子们是怎样做的：
1980年夏天，二儿子聂文江从科大回来，一下汽车，竟看到满脸灰尘的母亲在卖烟苗。一担烟苗连泥带土有六七十斤重，才能卖二三元钱，母亲却为此要走七里多的山路。儿子心疼地哭了，执意要把母亲背回家去……母亲怎么能让儿子背着走？儿子不顾周围人好奇的目光，一路跟在母亲后面哭着回家：“妈，让儿子背你走，妈，求你了。”
…………
孩子们早早懂事了，他们总想替母亲分担一些家务。秋天来了，要备冬柴了，孩子们每人腰后拴了个草耙子，拿着书一边看一边漫山遍野地走。母亲拗不过固执的儿子们，就只好在孩子们旁边也拉起一个草耙子，每遇沟沟坎坎，母亲就停下来喊一声：“老二，老三，看脚下。”
…………
女儿文英上高一时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两年里，文英没上过一天学，但从没有一天不看书的。……1988年，她以总分五百多分、高出录取线五十多分的成绩被北工大计算机系优先录取。……邻居们都说：“聂家的孩子是天才。”殊不知他们心中有一个最原始最伟大的动力，就是他们的母亲。
子女对老人的回报有两个档次。一是从物质上、生活上的体贴关心，乌鸦反哺，不泯本性。这当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但是恰恰在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上，我们常常悲哀地发现道德的崩溃。在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中不是就有“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吗？到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的疯狂常常使一些乳臭未干的“红卫兵小将”迷失人性。进入八九十年代，家庭里那些独生的“小皇帝”，他们不知世事的艰难，体会不到父母的辛苦，仿佛对父母的依赖与索取可以永无止境。社会也宠他们，张开了一面粉红色的网，明明已到了二三十岁的年龄（这个年龄秦皇汉武已开始治国平天下，共和国的部长、将军也早走马上任）却还称他们“这个男孩，那个女孩”。社会上养了一茬“大乖乖”。当儿女在身体上已经长成而脱离母亲的怀抱时，心理上却还没有省悟到一种歉疚，没有产生对父母的回报感，这是最大的悲哀。虽然母爱并不要求偿还，但是连这样纯洁、高尚的爱都敢亵渎，或者还不理解，则人将不人。人情是最大的内债。报恩心理，其实是人填补自己内心和脚下的空洞。这样他才永远感到充实，才可能进取。一个将恩人抛在一边而不自觉惭愧的人，他脚下就踩着可怕的空洞，迟早要落入深渊。我们看在这篇文章里，几个子女是怎样撕心裂肺地感到他们对母亲有一种永远还不完的负疚之情。正是这种必须回报、急切回报的力量反过来铸就了这几个孩子高尚、美丽的情操和他们以后辉煌的学业事迹。
第二个层次是超出物质、生活的关怀，对父母希望的落实。学有所成，业有所为，对父母所作的牺牲加倍地偿还，这是对他们精神上的更大安慰。在封建道德下叫“光宗耀祖”，现在叫为国成才，为人类进步作贡献。哀莫大于心死，一个愿意不计一切牺牲盼子成才的母亲，如果她的牺牲换来的是一位如前所说的忘本的逆子，只知享受的小皇帝、小少爷，或者是一个徒耗米谷平庸一生的人，那么这位母亲所受的打击，将百倍于皮肉的折磨。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母亲是怎样欣慰地看到孩子们一个个都不负所望。读完这篇文章，我不禁想起那句流行的歌词：“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这首从中国最普通的山沟里传出的歌，讲述了一个再简单、再平常不过的农家母子的故事。但是它却这样的深刻，这样的动人。
这是一篇现代的《陋室铭》。难得有这样一位母亲，她身居陋乡，志怀高远。她所表现出的母爱有第一层次的牺牲，更有第二层次的企冀，“汗水把她的头发梳成一缕一缕贴在黑瘦的脸上”，她说：“咱家穷，妈没有什么可跟人家比的，妈唯一能跟人比的就是我的五个孩子有文化……你也给妈争口气。妈能吃苦，能供你。”这又是一篇现代的《陈情表》。难得有这样一群子女，他们的孝心也有两个层次。一是知冷知热的心疼，二是誓酬母志的决心（当然这里母亲的企愿正和着时代的节拍）。你看：“母亲每月把一角一分攒下的钱按时给儿子寄去，可他总是在假期再把省下的钱带回来。”“为了让母亲高兴，他们都想拿回第一名……1978年，他们所在的中学只考上了三名大学本科生，聂家就占了两名。”在贫穷落后的山乡，难得这样的好母亲，难得这样的好儿女。这种母爱和爱母的纯真之德便是一个人以后爱乡、爱土、爱国、爱同志、爱朋友、热爱生活、热爱事业、诚恳待人、踏实做事的基础，也是那些有志有才之人将成其功业时出发的港湾。这一粒爱的种子将发育成一株茂盛的人生大树。其实，有一部分人未必没有才，却因为在其处于“籽粒”阶段时得到的是一种扭曲的爱，所以终不成正果。甚至有的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进而发展到自私、狭隘、残忍等，岔到了道德之山的那一边。
所以，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首先要抓孝敬父母的教育，这是一个古老的但又永不会过时的主题。对人民进行教育也是我们的报纸和刊物须臾不可懈怠的责任。
（1994年10月23日）
附6 开满白色小花的山坳
送走最小的女儿，年过半百的张希玲疲惫地靠在低矮破旧的泥屋前，黄昏里的小山村显得格外宁静，那条夕阳下的山路弯弯曲曲地伸出山坳，伸向远方……
这位普通的农家妇女就那样痴痴地盯着这条熟悉的、寄托着她一生梦想的山路，她的儿女们一个个从这里走出去了：1978年，她的大儿子聂文海考上了哈尔滨电工学院，同年，二儿子聂文江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1984年，三儿子聂文波考上了长春建工学院；1985年，四儿子聂文涛考上了天津纺织工学院；1988年7月，女儿聂文英考上了北工大计算机系。
母亲就是在这条山路上，背着儿女们简单的行囊送他们远行。黄昏里的母亲默默地站着，一滴泪水从老人涩涩的眼睛里滚落下来，滴到脚下的黑土地上……
（一）
红朵沟村虽然有个美丽的名字，春天里有着满山坳的梨花、杏花，却是吉林省九台市东北角一个最贫穷的小村落。十几年前，十个工分才值一角多钱。张希玲和丈夫聂国祥在这里生养了五个儿女，聂国祥是个乡村医生，夫妻俩辛辛苦苦养育着孩子们。可天有不测风云，在最小的孩子、女儿文英不满一岁时，聂国祥突然得了一场重病。看着瘦弱的妻子和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的心都要碎了，强烈的精神负担使他又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最后长年卧床不起。
生活的担子落在了张希玲单薄的肩上。恰在这时，房东怕聂家交不上房租，赶他们搬家。那天正好是年三十，母亲只得带着全家寻找新的栖身之地。冬日里铺满积雪的乡间土路上闪着灼眼的光，三个大一点的儿子背着家什慢慢走，母亲喘息着抱着小女儿背着大包袱。4岁的小儿子文涛懂事地看着母亲：“妈，我抱妹妹吧！”
母亲摇摇头，忧郁而茫然地望着远处。北方的寒风把儿子们的小脸蛋吹得通红，四周的旷野一片萧索。
艰辛的日子开始了。母亲只能靠养猪和种烟来勉强维持生活。种烟是农村最累的地里活，近一亩的烟地，从畦苗到收烟叶，要像侍弄孩子一样精心。中期还要耥一遍、浇两遍、打四遍烟叉子。打烟叉子要等到阳光最充足的时候，烈日下跪在烟地里，汗珠渗在烟苗上。
孩子们陆陆续续上学了，生活更加艰辛，母亲常望着五个孩子想，他们要依赖自己生存，千万不能垮掉，千万。“我要把孩子们养大成人！”这几乎成了支撑她坚强生活的始终不渝的信念。她更加拼命劳作了，成了全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山坳里日照时间短，母亲多半时候要摸黑干活。
房是两间破败的泥屋，孩子们挤在炕上，在油灯下做功课，母亲则靠在炕角，或缝补着孩子们破烂的衣服，或翻着丈夫的医书，她虽一天学未上过，却悄悄认得了许多字。跳跃的油灯下，劳累的母亲一下一下点着头，最后头垂落在膝盖上，孩子们抬起头，发现母亲已坐着睡着了。天长日久，她竟养成了一个坐着睡觉的习惯。几年以后，作为优秀学生的家长，她被请到县里，当躺在宾馆的沙发床上时，她却难以入眠，最后整整坐了一个通宵。
从五个孩子记事时起，母亲总是最后一个吃饭，而且母亲从没和他们一起在桌上吃过饭，直到孩子们都长大了，走出了山坳。
一个秋日的清晨，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带着母亲做的玉米饼子上学去了，大儿子文海走到半路，突然想起一本书落在家里，就转回身跑回家取，他跨进家门时一下愣住了，母亲正仔细地舔着他们刚用过的饭碗，旁边放着一碗米汤。“妈！”儿子呆住了，他“哇”地一声哭起来，掏出书包里的大饼子，一定要看着母亲吃下去。
“妈妈，你为啥总说不饿呀？”小手攥着母亲褪色的衣襟。母亲低头瞧着儿子，怔了一刻，默默地把儿子搂在怀里，搂得很紧。
山坳里的小白花依旧开放着，刚强的母亲唯一让儿女回报的就是考试第一名。大儿子和二儿子在一个学校的同一个班，为了让母亲高兴，他们都想拿回第一名，可第一只有一个啊，于是小哥俩就暗暗较上了劲，以至在家里他们都闷头做功课，互不搭理。1978年，他们所在的中学只考上了三名大学本科生，聂家就占了两名。
两个儿子一起上学，日子就更加难熬了。母亲除了继续种烟卖烟苗外，每年还要养三头猪、几十只鸡和几十只鹅。为了弄到猪食，她每天都要拿着麻袋去采谷莠籽、草籽和椴树叶，一天两麻袋，要往返四次，风雨无阻。有时天下雨，得一棵树一棵树拽着上山，下山时，麻袋和人不知滚下来多少次。
生活中的许多指望，母亲都寄托在猪身上，因为她要把猪卖掉供儿子们上学。连聂国祥都说，老伴最亲切的声音就是叫猪声“罗罗罗，罗罗罗”。那一年，村里闹猪瘟，母亲日夜蹲在猪栏里盯着她的三头猪，心里祈祷着：“老天爷，千万别让我的猪死了，我的孩子们靠这些猪上学啊！”奇怪的是，屯里所有的猪都死了，唯有聂家的猪好好的，左邻右舍都说：“聂家的孩子们老天爷都保着。”
大儿子上大学后，每天三顿饭都吃五分钱一碟的咸菜，常常在课堂上饿得虚汗淋漓。母亲每月把一角一分攒下的钱按时给儿子寄去，可他总是在假期再把省下的钱带回来。暑假里，大儿子从学校回来，看到母亲正跪在烟地里掰烟叉子，汗水把她的头发梳成一缕一缕贴在黑瘦的脸上。
儿子走过去，跪在妈妈身边，哽咽着喊了一声：“妈，我回来了，让我干吧。”
母亲抬起头看着瘦瘦的儿子：“儿啊，你咋瘦成这样？妈给你的钱咋不花呢？”
“妈，我不想念书了，我回家干活供弟弟妹妹。”
母亲猛地站起身，强烈的太阳光使她晕眩，她晃了晃，不理儿子伸过来的手，几步走到地头，卷起旱烟叶子猛吸起来，关节突出的手抖个不停。她不说话，拼命吸烟，儿子低着头站在母亲身边。他知道母亲多么刚强，他长这么大从未看见母亲哭过，就连父亲病重亲友们哭成一团的时候，母亲说：她不能哭，她一哭五个孩子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而母亲排遣疲惫和郁闷的唯一办法就是蹲在地头大口吸烟，直到把自己抽得咳嗽不止。如今，母亲的咳声一阵紧似一阵，像鞭子一样抽着儿子的心：“妈，我错了，我一定把书读完。”母亲重重地叹了口气。那一刻，儿子真想扑到母亲的怀里，请母亲原谅自己，可他又多想告诉妈妈，自己是长子，再不忍心让母亲受累了，他要替母亲喂猪、种烟、砍柴……
夕阳下的母亲已别无所求了。她领着懂事的儿子慢慢向自己那破旧的小屋走去。
母亲啊，你虽一无所有，平凡、普通、默默无闻，然而你坚忍，你是最对得起儿女的母亲，你正一点点地奉献着自己，你养育了一群好儿郎。
1980年夏天，二儿子聂文江从科大回来，一下汽车，竟看到满脸灰尘的母亲在卖烟苗，一担烟苗连泥带土有六七十斤重，才能卖二三元钱，母亲却为此要走七里多的山路，儿子心疼地哭了，执意要把母亲背回家去……母亲怎么能让儿子背着走？儿子不顾周围人好奇的目光，一路跟在母亲后面哭着回家：“妈，让儿子背你走，妈，求你了。”
山坳里的小白花盛开着，送来淡淡的香味，母亲瘦瘦的肩膀在眼前晃来晃去，山风阵阵吹来，她灰白的头发飞扬着。如今，已博士后毕业的文江每想起那时的情景，心都像有一双手在揉搓着，揉搓着……
（二）
在聂家有五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小木箱，孩子们常把它挎在脖子上写字读书，因为没有书桌；聂家的孩子们每人都有一条鹅毛褥子，母亲养的一百七十多只鹅，每卖掉一只都把鹅毛要回来，所以孩子们上大学后，每个小行李里都有一床温暖的鹅毛褥。这一直是孩子们的骄傲。母亲从不肯因家务耽误孩子们的学习，更重要的是母亲用那宽厚的沉默关怀着儿女们，使他们在阳光下放心地生活。
按规定，家境贫困的学生，只要到村里开一张证明信就可以免交学费。但母亲为了让儿女们体面地上学读书，就是吃尽辛苦也要让孩子交上学费。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母亲搬了三次家，从山上到山下，又从山下到山上，但她却从不肯接受别人的赠予。母亲的脸更黑、更憔悴了，更频繁地蹲在地头吸烟。
两个大儿子上大学后，三儿子和四儿子都到九台一中住校，年费用一下增至一千元。校长说：你们聂家的孩子可以免费来上学。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要用那双粗糙的、关节突出的大手去供养自己的孩子们。
母亲更勤地到集市上卖烟苗，烟贩们看到这个瘦弱的老太太，常压她的价，可后来一听说她就是红朵沟的聂家妈妈时，便一齐帮忙吆喝：“快来买呀，这老太太的烟苗长得好！”
母亲虽然没有为孩子们提供衣饰、美味的快乐，但一点也不缺乏母亲竭诚奉献给孩子们的所能有的爱，那爱里有一份善良女人教给孩子们做人的准则。在孩子们的记忆里，从小到大，每到春节能穿上一套新衣服，没钱做的时候，母亲就夜夜地洗、缝、补、浆，尽管打了补丁，但兄妹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她自己四季只有一件衬衣，洗完拿出去晒上，干了马上再穿。
孩子们早早懂事了，他们总想替母亲分担一些家务。秋天来了，要备冬柴了，孩子们每人腰后拴了个草耙子，拿着书一边看一边漫山遍野地走。母亲拗不过固执的儿子们，就只好在孩子们旁边也拉起一个草耙子，每遇沟沟坎坎，母亲就停下来喊一声：“老二，老三，看脚下。”
冬去春来，山坳里的积雪融化了，漫山遍野的小白花开放了，含辛茹苦的母亲又添了几许白发。而岁月，又为这个贫寒的家庭添了许多内容。大儿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哈尔滨工学院任教，二儿子科大毕业又到长春物理所读硕士研究生。但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境遇并没有太多的改变，母亲仍然是几分钱几分钱算计着过日子，因为还有三个孩子牵着她的衣角生活。
那一年，小文涛代表学校到长春参加全国中学生数学物理竞赛。文涛拿着参赛证上下公共汽车，售票员以为是月票。文涛心里一阵欢喜，虽然那时票价才8分钱，可就是这8分钱也是母亲的血汗钱啊。
“哥。”文涛推开哥哥寝室的门兴冲冲地喊。
“小弟。”二哥搂过弟弟，看着长高了、正在变声期的弟弟。
“哥，我上公共汽车时没买票。我想用省下的这点钱给妈买几个苹果。”
哥哥看着还是少年的弟弟，心里一阵疼痛。“小弟，你别再想钱的事，哥会把省下的钱给妈，再说，妈也不会吃你用这种钱买的苹果，妈会伤心的。弟弟，你要记住，我们虽然从小就贫寒，可我们在精神上永远是贵族！”
现在想起那件事，文涛的眼睛还湿湿的。
（三）
女儿文英上高一时得了严重的肺结核，母亲跑到九台一中，替女儿办休学手续。校长说：“不要办什么手续了，孩子啥时病好了，啥时都可以上学，学校的大门永远为聂家的孩子敞开着。”母亲抬起头认出了，这就是那年文涛在长春地区获全国中学生数学物理竞赛优秀奖时为他颁奖的校长。
“谢谢你了。”母亲由衷地说。
回到山坳，母亲把给女儿买的水果递上去。多么熟悉而陌生的东西，母亲却没吃过一口，以至后来，母亲连吃那些好东西的欲望都没有了！
“孩子，”母亲骨节粗大的手抚了抚女儿柔软的黑发，“咱家穷，妈没有什么可跟人家比的，妈唯一能跟人比的就是我的五个孩子有文化，你哥哥都出息了，你也给妈争口气。妈能吃苦，能供你。”懂事的女儿扑到妈妈怀里哭了。
从此，文英开始治病，也开始自己在家复习功课，母亲更劳碌地奔忙在地里，每次到集市去卖烟苗，都要为女儿抓上药，买上女儿爱吃的东西。有时，文英在屋里看书，就能听到母亲干活的喘息声，她就想起小时候小伙伴们经常唱的那首歌儿：“杨树杨树生生不息的杨树，就像那妈妈一样，谁说赤条条无牵挂？”便有两滴泪珠悄悄落在课本上。
两年转瞬即逝。两年里，文英没上过一天学，但从没有一天不看书的，就连躺在床上打吊瓶的时候也如此。1988年，她以总分五百多分、高出录取线五十多分的成绩被北工大计算机系优先录取。本来，计算机系不太愿意招学日语的学生，怎奈文英分数太高，数理化几近满分，学校实在不肯放弃，便专门找了个英语教师教她，短短的两年，文英就过了四级水平，达到大学本科毕业的程度，如今早已过了六级。邻居们都说：“聂家的孩子是天才。”殊不知他们心中有一个最原始最伟大的动力，就是他们的母亲。
在这期间，二儿子聂文江在法国里昂大学提前一年获得博士学位，又被导师推荐到美国洛杉矶大学攻读博士后，他的导师评价他说：“聂这样刻苦，是为了他尊敬的母亲，聂的母亲很伟大！”
文江很快被柯达公司欧洲分公司优先录用，这时他不满30岁。在柯达公司短短的一年里，所提七项建议均被采用，其中一项获得世界级科技领先奖。很快便被提升为部门负责人。
大儿子读完哈工大硕士研究生，回电工学院任教。三儿子文波在吉林省公路桥梁局工作，已参加了许多公路桥梁设计，成了业务骨干。小儿子大学毕业后经过几年的奋斗，如今已是吉林省一家不大不小的保健食品厂厂长，他今年只有25岁，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小女儿文英今年就要毕业了，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先回到母亲身边，侍奉苍老的母亲。
可母亲却想在她的小山坳里生活，这是养育了她五个孩子的热土啊！这里有生生不息的杨树，有开满梨花、杏花的果树，山风吹来，她仿佛听到许许多多的声音在喊：“妈，妈妈！……”
（《时代姐妹》1993年第7期，作者：赵红梅 孟晓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