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有他陪伴，夫复何求

死亡逼人作出冷酷的决定。5年前，在我丈夫临终前那一晚，我守候在他的病房内。那时，我因恐惧而变得混混沌沌。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对这种情况已经见怪不怪了，他直率地对我说：“怀亚特夫人，我们必须谈谈你丈夫希望如何处理临终事宜。”我不由自主地望向我的丈夫，这些年来，因为有他的存在，我挺过了许多痛苦煎熬的日子。曾有一刻，我摸到丈夫的手依然温热，不禁安下心来。然而，那时的安心是如此虚幻，任何来自垂死时刻的安心都不切实际。我和医生开始商量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事情。

我的丈夫是个非常务实的人，他早在几年前就说明了自己的意愿，作出了详细的临终医疗安排，省却了我此时痛苦的权衡。他无比精确地罗列出在什么情况下，他希望不再采取维持生命的措施，主治医师可以根据他的临终安排，以他为样本，向医学院的学生和住院医师讲解如何撤掉各种维持生命的设备。我的丈夫——怀亚特医生，用他精确的临终嘱托告诉人们，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医生。

我对自己说，理查德还是一位老师，就像他喜欢教导如何享受生活一样，他也很乐意教导如何面对死亡。他可以笑着谈论死亡，并把一切都考虑周全；当然，他更愿意继续活下去，把这种教导的机会留给其他人。他手掌的温热可能是虚幻的，但对他智慧的追忆却是真真切切的。此时有他相伴，我感到宽慰与愉悦。

要签字确定终止理查德的生命是困难的，但同时又一点都不复杂。他目前的状况以及他先前作出的详尽安排，使得我虽然迟迟不愿落笔，但终究无法逃避。这是最后的，也是必要的举措。更让人痛彻心扉的选择是，我要在哪里度过这最后一个夜晚。无论是人的本能，还是爱情或友情的冲动，都告诉我应该陪他度过这最后的时刻，不论他是不是已经不省人事，也不论他是不是不会再醒来。从远古开始，相互扶持、相互安慰、相互陪伴的愿望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如果是在遇到理查德之前，在他影响我面对世界和应对忧虑的方式之前，我一定会选择整晚陪在他身边，不肯也不可能睡觉。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方式，不能共度最后一夜在我看来是离奇而可怕的。

但是，理查德给予了我不同的思考方式，我对如何度过那一夜的想法应该和理查德的想法一样，而与其他人或我以前的想法不同。我的想法是去睡觉，非常现实。“你不睡觉的代价太大了，”他在很多场合，无数次地对我说，“你熬夜熬得太晚了，这会让你躁狂发作的。吃点东西，睡觉去吧。”

理查德让我知道，治疗、爱和睡眠是让我的心智保持在控制之中的三样东西。他的爱即将消逝，至少那种我能轻易感受到的爱将不复存在。只留下我自己来照顾自己，应付曾经由他一手包办的现实问题。如果留在医院陪他，这个不眠之夜过后，我会有好几天难挨的日子，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缺乏睡眠会让我的大脑失控。我可以诅咒这个弱点，但这于事无补。我曾太多次试图抗争，但每一次都带给自己毁灭性的伤害，这次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

如果我任性而为，毫无疑问，我很快就会陷入躁狂。在心碎之后，心智也将随之崩溃。理查德会死去，我会病倒，葬礼却依然要筹备，而我不得不面对没有理查德的日子，不得不接受理查德已沉睡于地下、变得冰冷、再也无法与我相见的事实。我会失去理查德，失去清醒的头脑，以及我长期以来一直在追寻的平静。为了不让未来变得无法承受，我必须暂时离开这个让我拥有未来的男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虽说有些背叛的感觉，但它符合理查德理智的行事方式，也是为未来保存实力的方法。

我轻轻吻了一下理查德的额头。他身上连着各种监测仪器，仪器上闪烁的数字说明情况越来越糟。我离开病房，告诉护士如何联系我。我们作为夫妻的最后一晚，就这样在各自冰冷的床上分别度过了。我们相濡以沫近20年，这一晚的分离却好像把彼此隔开了千山万水。第二天，理查德就会离开人间，他的敏锐思维以及他对我的庇护都会随之而去。

天生一对

理查德自始至终都是一位医生兼科学家，他的生命中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身份了。从还是一个小孩开始，直到离开人世，他都毫无保留地热爱着科学。没有什么快乐能超越解决关于自然或大脑的难题带给他的快乐。我爱他这一点。他的热情执着、古灵精怪，以及对生活多样性的宽容态度，使得和他在一起的生活充满喜悦；即使不是时时刻刻，但肯定从不乏味。和他在一起时，我不记得自己曾感到过无聊。当然，我有几次离家出走的经历，但是无聊？真是从未觉得。

早些时候，理查德曾写信给我，说爱情对他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体验。他在很多情况下说过这种话，并觉得这是我们关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快乐和脆弱之源。一开始，我觉得这简直难以置信，因为我们相遇时，他45岁，我38岁，无论对生活，还是对浪漫的关系，我们都有所阅历。他很安静，但毫无疑问，很有魅力；他长得俊秀端正，并且浑身散发着自知和自信；他是那种让人求之不得的倾听者，总是对对方的话充满兴趣；他是那种让女人着迷的男人，就像猫薄荷对猫咪的诱惑，而他自己却对此毫无察觉。

我们简直是天生一对，拥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对自然世界充满好奇；对同事们的个性与趣事满怀兴趣；研究偏离正轨的大脑让我们如痴如醉；另外，我们都能让对方开怀欢笑，并乐观地相信每天都会有有趣的事情发生。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能从中发现乐趣。

后来我才发现，我们都有重获新生的经历：10年前，理查德得过霍奇金病，而我则饱受躁郁症的折磨，而且差点自杀成功。我们都知道，多亏了科学的神奇和医生们的帮助，我们才能继续此生，并因此觉得应该有所回报。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一次次化险为夷，或者生活应该易如反掌。我们都是历尽艰险才走到今天，但在环境和机遇方面还算幸运。

理查德从小患有阅读障碍，因此他很早就知道要努力去克服困难。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有问题。当时，老师把同学们分成几个阅读小组——海雕组、雄鹰组、猫头鹰组和知更鸟组。知更鸟组的同学经常会把书拿倒，理查德毫无疑问被分在了知更鸟组，而且是这个组里垫底的。他阅读起来非常吃力，读过的内容也几乎完全记不住；他在单词拼写方面表现得很糟糕，书写更是一塌糊涂。他开玩笑地说，自己的动作协调能力和蛤蜊有一拼。

理查德对待阅读障碍的态度，反映了他对待日后生活中各种困难和问题的态度。他很达观很冷静，并且非常努力地去应对。理查德的继父是芝加哥一位反垄断方面的律师，对天文学非常感兴趣。他鼓励理查德学习科学，并经常带他参观科学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非常适合理查德这种善于处理图像和创意而不善于处理文字的头脑，博物馆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和他的继父都没有把阅读障碍等同于智力不足，理查德按照他的阅读节奏，在当地的图书馆里一本本地慢慢阅读科学书籍。

在读大学、读医学院期间，以及在当实习医生、住院医师和进行科研工作期间，理查德每天都要比别人多工作四五个小时。但他坦然接受这一切，并对能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心怀感激。我从没听到过他对要花那么多时间来阅读或撰写科学论文有一句抱怨，也没听到过他对审阅实验室里年轻科学工作者的手稿有一句推脱之词。理查德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遗传了优秀的头脑，并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大多数时候，他会对自己常犯的拼写错误和阅读错误付之一笑。在事业取得成功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去鼓励和他一样有阅读障碍的年轻人。

理查德的聪明才智和严格自律获得了回报，他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学位，做过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科的住院医师，并成为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首席神经精神病研究员。在此过程中，理查德独立完成和与人合著了800篇学术论文以及6本书。人们经常会问他：“你真的有阅读障碍？有阅读障碍的人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多东西？”他会笑着答道：“我的确患有阅读障碍，相信我。”对理查德来说，写下每一句话都要付出十二分的努力，而且他还必须反复阅读写完的论文和文章。每次写完处方，理查德都会让病人给他读一遍，以防有错。除了奇思妙想和无穷的热情之外，其他所有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来之不易。

对理查德来说，生活就是一场冒险，其中既有有待探索的世界，也有有待解决的问题。问题越困难，他越会去钻研、去克服，越不肯放弃；他会转换不同的角度，直到发现看待问题的新方法。理查德用自律和创造性来应对问题，而我的思维却是躁动不安的，很快就会产生挫败感并放弃努力。

理查德的大脑总在不停地运转，而且是全脑动员。他的好奇心和执着在医学和科学领域获得了最大回报，他为了解和治疗精神分裂症以及其他脑部疾病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针对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理查德只是做些咨询，但他热爱临床工作，并从中收获了满足感。他对临床检查以及推荐治疗方案都兢兢业业、周到细致。我和他曾一起看过很多病人，他的友善和耐心深深打动了我；他鼓励病人问问题，说出他们心中的恐惧。

由于取得了杰出的专业成就，理查德多次获得为成年阅读障碍者设置的玛格丽特·伯德·罗森奖（Margaret Byrd Rawson Award）。在第一次获奖时，他说他把阅读障碍看作伪装起来的福气：

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面对失败，并重新振作，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不像那些能力出众的同事，他们的思维是线性的，而我的是螺旋形的。在经过很长时间，已经想了很多其他事情之后，我的思维会再次回到原来的主题上。我必须不断重新学习一个主题，这让我比别人更有机会发现易被忽略的联系。学习是长期的投资，并且需要懂得生活的哲学，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不管生活的竞赛会持续多久，理查德都会一直坚持下去，他在生活中获得了完胜。如果理查德认为一个问题值得他付出时间和努力，那么他永远都不会放弃，而我则非常幸运地成了他的这类问题。理查德的好奇和沉着使得与我相爱变得比本应该的要容易了些。从一开始他就念念不忘我那些可爱的品质，而对于我比较扰人的个性，他则尽量保持着超然的茫然不知状。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即使受环境所迫，我们也依然不离不弃。理查德本性里有喜欢看人积极一面的倾向，这对我们的关系很有帮助。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第一个圣诞节后，当时我住在伦敦，他回家后写信给我，说起我们的关系所面临的挑战，但他说的方式非常绝妙。他写道：“有两件圣诞礼物我永远都会记得。一件是我大约7岁时得到的一辆电动火车，另一件是去伦敦与凯相会。我可以把凯和电动火车相提并论吗？可以。电动火车在不脱轨的情况下能跑多快？当它真的脱轨了，我会把它捡起来，重新放回轨道上，最终它转弯时的倾斜角度会越来越陡。我对你也是一样的。”调整倾斜角度需要耐心和技术，而理查德对此特别擅长。

不完美的爱情

在性情的关键方面，我们并不相同：理查德对工作的热情胜过对人，我的情绪则强烈而多变。在我们一起生活之初，我的躁郁症引发了我们之间极大的误解与不和。在症状稳定下来之前，躁郁症让我们痛苦不堪。要不是理查德的小心呵护、过人才智，以及应对疾病和与我相处的巧妙手段，我们一定走不到今天。精神疾病能摧毁一段美好的关系，即使关系处于最稳固的阶段；它不念旧情，会让彼此心生厌倦。

起初，我们觉得维持情感关系真的很难。坏情绪具有传染性，它会从受其折磨的人那里传给其他人，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精神科临床医生也很难不受躁狂或抑郁病人的影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或卷入过深的人，几乎不可能再保持平和。情绪会暗暗地发挥作用，影响力非凡：他的绝望将引发你的绝望，他的怀疑和愤怒将导致你的疑神疑鬼和勃然大怒。既关切又不受影响的状态是唯一的救赎，但达到和保持这种状态非常困难。没有人能对挑衅和刺激无动于衷，因为这不符合人性，所以完全不要期望有人能做到。

在我和理查德相处的最初几年，我的情绪依然很不稳定。虽然不会出现未经治疗时那种极端的躁狂或抑郁发作，但轻微的躁狂和迷乱还是会反复侵袭我，然后又一路坠入短暂、危险、神经极其脆弱的抑郁期。虽然发作时间短，但抑郁的破坏力丝毫不减。格雷厄姆·格林发现，地中海的风暴可能只会持续几个小时，但在这几个小时里，它的狂暴足以倾覆一艘轮船，把一船的人都淹死。情绪也像地中海的风暴一样猛烈。我已经习惯了自己反复无常的情绪，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该承受它。

理查德不仅对爱情没有什么经验，对随之而来的日复一日的疾病也没有准备，但他对此拥有独特的力量。无论在临床上还是理论上，理查德对躁郁症都有深入的了解，知道躁郁症的遗传性，但他并不把我的躁郁症当作疾病看待。理查德天生好奇，从小养成了细心观察的习惯，并且对古怪的行为具有包容体谅的心态。即使在极恶劣的情况下，他也能让我欢笑，毫无疑问，他爱我。

有一次，我们因为一件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具体原因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当时觉得很重要。情急之下，我抓起一个精致的小瓷兔子，猛地扔向卧室的墙壁。那是姑姑送给我的礼物，我给它取名叫“雪球”。瓷兔子瞬时四分五裂，摔成了细小的白色碎片，除了带着粉色斑点的一只耳朵和一只小爪子外，其他部分都碎得面目全非。我用眼角余光看着理查德，他一脸吃惊，接着却笑了起来。为了不再刺激我，他转身用后背对着我，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继续笑。他越努力越控制不住，我都能看见他的肩膀在抖动。“锂盐用得太多了，”他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没瞄准目标。”

我本想尽量不让自己笑出来，但这完全是徒劳的，最后我们俩都倒在地板上，尽情地笑了起来。我的怒火永远敌不过理查德的风趣。第二天傍晚，理查德下班回来时带给我一个小包装盒，里面是他从园艺店买的一只白色的瓷兔子。他事先写好了一张纸条，拴在兔子的脖子上，纸条上写着：以此纪念已成碎片的“雪球”。我们给新的瓷兔子取名为“雪花”，它现在依然在我的书桌上，再没被扔过。

理查德用科学和幽默来解决我的情绪问题。他几乎对每一件能够测量的事情都做了一丝不苟的记录，比如我血液中锂盐的水平与情绪的关系、月经周期与情绪的关系、季节与锂盐的水平及情绪的关系、锂盐的剂量及甲状腺药物与我的甲状腺检查结果的关系。有一次我躁狂发作，他从早到晚地评测我的情绪，并把结果用红色、绿色和黑色的圆点记录在图表中。显然，我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项目，这不仅有利于把握我的病情，也能让他有兴趣一直参与其中。由此，他与我的情绪之间保持了足够的距离，而这有助于驯服病魔。

理查德陪我去看过几次精神科医生，他是去学习的，有时也会提出自己的观点。他很尊重医生，我从没听他提起过想修改医生的用药或治疗方案。他向我的医生寻求过建议，想知道应对我的抑郁和躁狂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理查德认为睡眠对于稳定我的情绪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因为他广泛研究并论述过睡眠的生理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切实感受过我熬夜、睡眠过少的后果。如果我到了12点还没睡，轻度的躁狂就会以一种不易觉察的方式慢慢发展，除非用药（这通常也是理查德第一步要做的），否则我高涨的情绪、激增的狂热就会升级为不得不就医的严重问题。每当我外出旅行时，比如去英格兰或苏格兰，我知道理查德迟早都会打电话问我：“你已经睡了吗？”而我一般都还没有一丝睡意，但我会说：“当然，我已经睡着了，但被你吵醒了。”“去睡觉。”他大笑着说。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他会再次打来电话，我们会变种方式进行相同的对话。这种做法既不烦人也不严厉，但它确实让我的情况越变越好。

尽管采用了种种方法，但理查德和我还是不时会觉得我的病实在太难对付了。如果可以，我宁可自己生活，也不愿意应对其他人的反应。有时，疾病的严重性让我们没法再互相打趣。

一天晚上，我们在理查德的书房里聊天，他问我抗精神病药恶性综合征（neuroleptic malignant syndrome）的症状，这是一种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后引起的罕见的、致命性的综合征。一开始，我以为他要在给精神科医生写的一本书里提起这种综合征，毕竟他研究并写过相关的论文。但我发现他的措辞有些不对劲儿，比如他问的是“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而不是“当病人遇到这种情况”。环顾书房，我发现理查德的医生包正放在角落的文件柜上。这有点奇怪，尽管我以前从未注意过。为什么他把医生包拿回家，而不是放在我们租来的办公室里？

我问他能否看看他的包里都装了些什么。他对这个提议明显有些不快，极不情愿地把包拿来递给我。包里的东西不多，有处方本、听诊器、测血压用的布袖袋以及反射锤，但翻找了一会儿后，在包的底部，医疗工具的下面，我找到了我想找的东西：一个注射器和一小瓶抗精神病的药物。不用问，这是为我准备的，以防我变得狂躁。看着这个注射器，我想起了早些年刚出现精神问题时，被强行用药的情景。我觉得被人设了圈套，更重要的是，他背叛了我。我转过身，看着理查德，他也看着我，就像他已无处可逃。理查德是我的丈夫，但也是医生，他必须尽最大努力来控制他无法确定是否会复发的疾病。这是一种恼人的疾病，我们俩都受够了。

长时间的沉默后，他用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语气说：“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药物是不完美的。”他再次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是不完美的，你也是不完美的。”他在桌旁坐下，看起来疲惫而忧伤。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俩都没说话。我们所面临的选择是冰冷残酷的，现实让我们无法挣脱。之后，他静静地说了一句：“爱情是不完美的。”这是我听到过关于应对疾病的不确定性的最真实、最令人心寒的话。理查德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我也尽力了。我们拥有的爱情是不完美的。那天晚上，对我们、对我来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不得不由衷地、毫无保留地承认，理查德的意愿是好的，他的判断也是明智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理查德和我找到了能控制我的疯狂、让我的大脑保持健康的方法。找到这些并不完善的方法费了我们很大劲儿。用理查德的话说就是，我的大脑是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一个敏感的碱性池塘。只有锂盐、爱情和睡眠的微妙组合才能保持其活性。理查德将它们比喻成“水草、蜻蜓和一两只负责清洁的蜗牛”。就像理查德非常喜欢的漫画形象史努比一样，他经常重新布置我们的思维世界，使生活变得更为有趣。

只要不会造成情绪问题，理查德会时不时地在我的“池塘”里增加新成员。有一次，在我们睡觉前，他没头没脑地说：“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往里面放一条锦鲤。”还有一次，他问我觉得加个水熊虫怎么样。也许锦鲤和水熊虫很合得来，或者锦鲤会把水熊虫吃掉，谁知道呢。我们必须考虑睡眠和药物、爱情和工作的精确配比，它们就是我大脑中的“锦鲤和蜻蜓”。理查德用科学和奇思妙想照料着这个池塘，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会让池塘太平无事、生机勃勃。

理查德对我疾病的接受程度很深，但也不是完全接受。在我发病的时候，他也曾被激怒，有时则会不知所措或冷静地保持着距离，但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妄加判断。他知道我的病是不受意志控制的，非常令人痛苦，而且我在尽力掌控它。他相信躁郁症是疾病与自我的复杂互动，除了尽量去了解它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降低它的复杂性。

“疾病或失调有它们自己的特点，”在经过了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后，理查德写信给我说，“但它们必须体现在某个人的身上，离开了这个人，它们就不能展现出特点。如果没有进入某人的肺部，那么结核杆菌就只是一种细菌。类似地，一个人的特点也体现了疾病的特点。你的情况比肺结核的形成更复杂，因为病因根植于你的基因，你生来就与之相伴，永远也摆脱不掉。基因在你的身体里交织缠绕，就像在碗里相互缠绕的一缕天使之发。没有人会爱上一个基因，但会爱上这个基因所导致的一切，这个基因所经历的一切，以及它所影响的一切。”

理查德还在信中描述了多年前他的霍奇金病的治疗情况，那是一种对身体损伤很大的放疗与化疗的结合。疾病虽然治愈了，但代价巨大。理查德写道：“我们都渴望恢复生病前那个比较完整的自我，至少我们过去认为它是完整的。疾病和治疗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了它们的痕迹或伤痕，但这些痕迹或伤痕对我们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它们已经成为你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比你更幸运，因为你不能以我爱躁郁症的方式去爱霍奇金病。”

理查德无数次为我驱散了心中的阴霾，有很多次，特别是在我们相识之初，毫无征兆的绝望会发动突然袭击，将所有的希望一扫而空，几近将我吞噬。当我还住在英国时，我写信给他说：

与你一起度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快乐时光后，我发现自己在伦敦的情况很糟糕——抑郁、沮丧、绝望。正如我所料，疾病一再来袭，令我厌倦，在经过长时间的极度抑郁后，最终都会陷入绝望。为什么要反复发作？有什么意义呢？人生来就是要死的，感觉良好不过是虚幻，它只会令生病的人感到被愚弄，感到困惑不已。有那么短暂的瞬间，我会想，我还有理查德。如果他在，他会抱紧我，与我做爱，为我沏茶，给我吃药，好让我安睡，度过这艰难的时刻。你给予的甜蜜和信任之中，总会有片刻的停歇，抑郁和绝望则会趁机扑来。在某次发作中，我完全被击败了。无论我做什么，疾病总会让我不得不服输。悲痛在我的心里越积越多，它总是伺机再次爆发，以提醒我健康的感觉来了也终会离开。

甜美回忆

陷入抑郁的那段时间特别难挨，但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一点也不沉重。相反，在认识理查德之后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很健康，情绪高涨。我们拥有的乐趣多到应接不暇。我们一起工作，为病人做咨询，合作完成了很多论文和项目。我们的心智都存在着某种混乱，但彼此不同，相互的陪伴让我们找到了宁静。

理查德经常对我说，我对他的接受与爱，为他创造了一个稳定沉静的世界，以前他从不知道有这样的世界存在。想到自己冲动多变的性情，他的话着实让我震惊。有一次，我问他是不是在说反话，他答道：“不是。”我接着说，也许是因为有不幸的婚姻或其他让人焦虑的关系做比较，所以我才显得能令他平静。他答道：“不是。”也许我说的有点对，但大部分不对。我又接着说，也许我的作用就像兴奋剂，以一种反常的方式，给他没有条理的思维引入了秩序。他说：“也不是，你为我创造了一个安静的世界。”

有一次，他写信给我说：“你的沉静是我的庇护所，你的激情极富吸引力，让我变得多愁善感。最重要的是你对我的接受与理解，这种接受具有融合的力量，让我爱上了你。”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奇怪，爱情竟能将如此不同的心灵结合在一起，安抚它们，给它们以丰沛的希望和幸福。

我们俩是非常好的互补。理查德是一个保守的人，在对同事的感情表达上比较内敛，而我们的关系让他发现了他以前不了解的表达方式。一旦他习惯了这种方式，他便喜欢上了。在情感的坚冰开始融化之初，他曾写信告诉我：“昨天我用手臂揽着实验室的同事，这是正常的不正常之举。也许这种方式一直潜伏在那里，只等着适当的刺激来释放它。”尽管他在进入更富感情的世界时踌躇不决，就如他所说：“当我发现感情的投入会带来时间的损耗时，我开始想要恢复自己以往的冷淡态度了。”但他发现，更富感情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回报，而且实验室之外也有生活。

当明白了这些之后，理查德和我尽情享受着在一起的时光。我们有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每周我们俩都会有几个晚上外出，有时是出去玩，有时是工作，还有的时候兼而有之。我们都很喜欢华盛顿这个城市，都对政治非常着迷；每到一个新城市，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前往它的动物园、自然博物馆或科学博物馆。

我们俩都是电视剧《住家外星人》（ALF）的超级粉丝，它讲的是一个来自魔马克星的外星人ALF的故事。ALF是一个橘黄色、毛茸茸的小家伙，长着8个胃。有一天，它从自己的星球跌落到一个住在郊区的小康之家的车库里。我们狂追这个节目，甚至耽误了工作，还在一次晚宴上造成了尴尬。当连续剧结束，看到ALF被军队抓获，再也回不到自己的星球时，我们伤心极了。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来为它编织不同的命运，比如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医生（那儿的一位同事很擅长为幻想自己被外星人绑架了的病人做集体治疗），做一名战地记者，或者做联合国的一名翻译。我们还为它的收养家庭和魔马克星的同伴们精心制订了计划。理查德为ALF绘制了复杂的新行星以及新的星系，在其中，我们添加了星星、星座，还有ALF最喜欢的食物——猫。虽然有更具建设性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但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笑啊、画啊，像变魔术般地创造着，好像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后来，我们还给ALF的行星添加了山脉、岛屿、内海以及美味的新品种猫咪。

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是那么有趣。我记得在洛杉矶的某个春季的一天，我们是以参观恐狼骨架开始的，而在那天结束时，我手脚并用地在床罩与床之间爬行，穿梭于绿色、粉色的塑料草丛，寻找软糖和黄色的棉花糖小鸡。理查德把床变成了逼真的放复活节彩蛋的篮子，里面不仅装着塑料草和软糖，还有各种各样大小不同的巧克力彩蛋和兔子。

那是精彩的一天，就像我们共度的很多日子一样。我们先去参观了拉布雷亚沥青坑博物馆（La Brea Tar Pits），里面有40000年前被沥青困住并保留下来的剑齿虎、恐狼以及地懒的化石。在博物馆的墙上悬挂着大约400具恐狼骨架。理查德立刻被这些化石吸引了，他着迷地看着这些骨架，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并把我叫过去，让我指出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在比较过三个之后，我就烦了，它们看起来都差不多，于是我走开去看大地懒。只要对方在旁边，我们可以和两人在一起时一样快乐地独处，并急切地盼望着在午餐时分享我们的思考和想象。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能眺望到太平洋的餐厅用餐。理查德喝完一杯酒后，拿出了两张纸，他说：“写下第一个进入你脑海的事物。”这很像精神科医生在做自由联想时会说的那种蠢话，虽然理查德是精神科医生，但这不是他的风格。然而，理查德坚持要这样做，就像他以往想到一个新主意或新计划一样一定要实施。他递给我一张纸，在纸的顶端潦草地写着“理查德”。在名字下面，他分了三类——月份、鱼和树，并用线条分隔开每一类。他说：“写下当你想到我时，你会联想到的事物，我也会写下对你的联想。”于是我们按照列表开始了。一旦理查德安排了一个游戏，想不玩是不可能的。我们边喝酒边写答案，然后查看对方写下的内容。

“我是哪个月份？”他问。

“5月初，”我说，“那我呢？”

“9月，”他毫不含糊地答道，“你是不折不扣的9月。”

理查德慢慢地品着酒，我们继续玩游戏。

“我是哪种鱼？”他问。

“虹鳟鱼。”我说。他点点头，表示赞同。

“那我是什么鱼？”我问道。我想象他的回答应该是奇异的珊瑚鱼或者逆流而上的大马哈鱼。

他坏笑着说：“凤尾鱼。”

“我讨厌凤尾鱼。”我说。他是知道这点的。

“是啊，但我爱它们。”他甜蜜地微笑着。

“这不公平，我可是把你想成虹鳟鱼的。”

他大笑着说：“但我就是虹鳟鱼啊。”

当然，他的确是虹鳟鱼。

决定是什么树非常容易：他是垂樱，优雅而温和，有着繁复的枝杈。他说我是山杨，高高的，适应力强，周期性地散发出光彩。

在美食、美酒与欢笑声中，这一切在当时都极富意义。只要想起这件事，我仍能觉得，理查德是5月初，是虹鳟鱼，是垂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