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亨利·菲尔丁（1707—1754）

马丁·普莱斯说过：“菲尔丁可以奖赏他的主人公们，因为他们没有寻求奖赏。”这话作为批评言论，符合菲尔丁的性情，而且再次告诉了我们菲尔丁创作的是怎样一类小说：一部喜剧《奥德赛》，斯摩莱特和狄更斯作品的先驱，也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先驱。我的老师弗雷德里克·W.希尔斯喜欢把《汤姆·琼斯》与《尤利西斯》相比，同时承认菲尔丁作为叙述者既不隐身，也不冷漠。菲尔丁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创造者，而这肯定是他会惹上一位像塞缪尔·约翰逊博士那样可畏的评论家做敌人的原因。约翰逊博士喜欢亚历山大·蒲柏，同时又鄙视所有小说家中最像蒲柏的这一位。约翰逊高度推崇塞缪尔·理查逊，而贬抑菲尔丁。我也赞同这一点，尽管我并不是不带偏见，因为理查逊的《克拉丽莎》在我看来仍然是英语写就的最好的小说，甚至超过奥斯丁的《爱玛》、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和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画像》。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克拉丽莎》的后代。《汤姆·琼斯》则创建了另一条路线，是与《克拉丽莎》相对立的一个传统，狄更斯和乔伊斯都包括在该传统之内，他们都是像菲尔丁一样精力旺盛的小说家，而且在形而上学和心理方面更难以捉摸。

塞缪尔·约翰逊认为菲尔丁眼光粗浅，他很明显对此感到愤恨。这种愤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约翰逊是一个伟大的道德主义者，他相信人的生命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痛苦良多、欢乐太少的境况。作为引人注目的道德主义者，约翰逊是无与伦比的，但他必然低估了菲尔丁在道德上的精明。理查逊和菲尔丁之间的实际问题在于再现方式，在于他们对模仿所持有的不同看法。理查逊和菲尔丁似乎把莎士比亚在他们之间撕裂开来。理查逊吸收了莎士比亚摹画内在的能力，而菲尔丁则继承了莎士比亚描写浪漫传奇世界时的那种奇异的挥洒自如，而这个浪漫传奇世界变得比现实还要真实。

尽管鲍斯威尔[10]表示不同意，约翰逊还是认为，“理查逊的一封信里表现出的对于心灵的了解，要多过整部《汤姆·琼斯》”。在约翰逊看来，菲尔丁的人物是“举止人物”，而理查逊的则是“人性人物”。这一区分至少是文学批评；我们会感到许多喜欢菲尔丁甚于理查逊的现代学者之所以偏爱菲尔丁，根据的是柯勒律治情绪化的评价：“多么迷人，多么健康，菲尔丁一贯如此！读过理查逊后再拿起他的书，就像从一间烧着炉子取暖的病室里出来，在五月微风轻拂的一天走进一片开阔的草坪。”这话的说服力等同于理查逊对自己为何不读《汤姆·琼斯》的解释：“有人告诉我，那是一部杂乱无章的白日梦集子，不遵循可能性的规律。”

从1747年12月至1748年12月，七卷本的《克拉丽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出版完毕；《汤姆·琼斯》在1749年出版。这两部小说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而且都非常畅销。两部小说一起创建了现代小说——一种今天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小说的兴起》（1957）的作者伊恩·瓦特作为最权威的编年史家，对菲尔丁最关键的力量和局限做出了可能是最公平的评价：

菲尔丁努力在这一新的文学体裁中融入莎士比亚的某些优点，这么一来他就远离了形式现实主义，以致无法开创一个切实可行的传统，但他的作品也永远在提醒着我们，如果这一新的文学体裁想要挑战旧的文学形式，那么它必须找到一种途径，不只是能够表达可信的印象，而且能够表达对于生活的明智评价。这种评价只能通过采取比笛福或理查逊或所有人类事务宽广得多的视角来获得。

《汤姆·琼斯》

《汤姆·琼斯》具有哪些莎士比亚式的特点？部分答案肯定在于乡绅威斯屯那粗暴的、恶魔般的、没头没脑的活力，抑或猖狂的肉体自我。马丁·普莱斯称威斯屯为福斯塔夫之后最棒的英语喜剧人物，这一论断看起来无可争议。然而这里仍然有一点疑问。福斯塔夫就像他的前辈巴斯妇一样，是一个英勇的活力论者（vitalist），和她一样将活力论抬升至谐趣的极点。如陶尔博特·唐纳森[11]所示，巴斯妇就和福斯塔夫一样，是个伟大的滑稽模仿诗文作者和对《圣经》做出危险篡改的阐释者。但威斯屯所具有的却是一种没有脑子的活力，所以他自己就成了活力论的一种逼真的滑稽模仿。不过，菲尔丁的天才使威斯屯突破了再现的局限，从小说中跳出来，进入了一个超模仿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福斯塔夫和巴斯妇加入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行列。威斯屯的简单是如此生机勃勃和充满肉欲，以至于达到了一种新的复杂，正如下面这段令人惊异的喜剧性逆转所显示的那样：

威斯屯本来早就急不可待，要听到这番会谈的结果了，所以现在正好刚刚来到门口，偷偷窃听；他听到女儿最后发表了心里的思想感情，一下憋不住了，怒气大发，咆哮如虎，冲开屋门，大声嚷道：“你这是撒谎！你这是撒弥天大谎！所有这些，都是那个该大卸八块的大混蛋顷（琼）斯闹的；她要是能抓到塔（他），她不管什么时候，都能跟着塔（他）去。”奥维资听到这儿，插嘴拦阻，脸上带出一些恼意，对那个乡绅发话道：“威斯屯先生，您这可没按照您答应我的话办哪。您不是早就说过，不动武、不用强吗？”“哟，我过去不是没动武吗？”威斯屯喊道，“不是尽量能不动就不动么？可是听着一个丫头撒这样弥天的大谎——真他妈的！她只当，她能把别伦（人）都当沙（傻）瓜玩弄了，就能连我也当沙（傻）瓜玩弄吗？玩弄不了，绝玩弄不了，我了解她比你了解得多。”“我很对不起，得跟您说，老先生，”奥维资答道，“我冲着您对您的小姐这种行动看，您好像就一点儿也不了解她。我这样说，我得请您原谅；但是我可认为，看到咱们的亲密交情，看到您自己的愿望意图，还有这阵儿的事态情势，我都应该直言不讳。她是您的女儿，威斯屯先生，我认为，她真替你们威斯屯家争光增荣。要是我是一个会犯嫉妒的人，那我应该因为您有这样一位小姐，总比不论什么别的人都嫉妒得厉害。”—“他妈的！”那位乡绅喊道，“我还是一心一意，都恨不得她就是您的闺女，那才叫好哪——我只盼着，能一下就甩掉养活她这种麻烦。”“一点儿不错，我的好朋友，”奥维资喊道，“您所有这些叫苦的麻烦都是您自己找的。只要您用这位年轻的小姐非常应该得到的信任全部信任他，那我敢决然断言，您就会是天地间最幸福的老子。”—“我信任她？”乡绅喊道，“她什么事都不照我咬（要）她的样子办，我咋能信任她？只要她听话，照着我咬（要）她那样去嫁人，那我就十二分地信任她，像您要我捏（那）样。”—“我的好街坊，您没有权利，”奥维资答道，“非要一口咬定了叫她那样答应您不可。令媛已经承认了您有否决权了，按照天理人意来说，都得说不应该再让您有更多的权利了。”“否决权！”乡绅喊道。“好啦！好啦！我就把这种否决权使出了样儿来给您瞧瞧好啦。去，去，去到你的卧房里，你这顽固倔犟的——”“您这是一点儿不错，威斯屯先生，”奥维资说，“您这是一点儿不错，待她太残暴了。我亲眼见到这种行为，实在看不下去——您必须——您一定得用更好得多的态度对待她才是。她应该受到最好的待遇。”“不错，不错，”乡绅说，“我知道她应该受什么样儿的待遇。这会儿她不在这儿啦，我给您瞧瞧她都该受什么样的待遇吧。您瞧瞧这儿吧，老先生，这是从我那位亲戚——白乐丝屯夫人那儿来的一封信，信里头她不怕麻烦，特为同（通）知我，说那个坏家伙又从狱里出来啦，她在信里嘱咐我，叫我用尽了心、费尽了力，千万要把这个死心眼的丫头看好了。真他妈的！奥维资街坊啊，您可不知道管教闺女都是什么罪孽啊。”

这位乡绅把自己怎样能干精明奉承了一番，来结束他这番话；于是奥维资来了一段词严义正的开场白后，接着把发现琼斯这个秘密的全部过程，以及他对卜利福的气愤，还有一切别的细情，都对乡绅说了：这都是在前几章里已经对读者表明了的。

脾气暴躁得过火的人，绝大部分，也同样都是脾气最容易改变的人。因此，威斯屯刚一听到奥维资打算把琼斯当作他的继承人，马上就顺着这位舅舅，衷心地夸起这位外甥的每一样好处来，同时想要把苏菲娅嫁给琼斯，情意之殷切，和原先想要把她和卜利福拴成对儿，一模一样。

他说到这儿，奥维资又一度不得不插言拦阻，把他和苏菲娅二人所谈到经过都说了一遍，说的时候，表示了一番诧异。

乡绅一时无言，只因为听了这段故事，脸上露出一片惊讶得几欲发狂的样子。待了好半晌，才到底大声喊道：“哦呵，老街坊，您说这都是什么意思吧。她本来习（喜）宛（欢）塔（他），我敢起咒，那是一点儿也不错的。——他妈的，这回可叫我猜着啦。就跟打枪一样，吧的一下，这回可打着啦。这又都是我老每（妹）子干的好事儿。这个丫头准是又看中了那个婊子养的勋爵啦。我在我那个亲戚那儿——那个白乐丝屯夫人家里，瞅见他们俩在一块儿来着。他把这个丫头闹得晕头转向的啦，准是那么回事——可就是宰了我，塔（他）也是干瞪眼儿。我架（家）里坐地窝儿也不许有勋爵这号东西，再不朝里作官为宦的，作我的门婿。”[12]

威斯屯片刻之间，一会儿诅咒发誓苏菲娅不能嫁琼斯，一会儿又诅咒发誓她必须嫁，说的时候都同样是激动暴躁。他的两种态度都让我们感到好笑，而最好笑的则是他从一种立场转向另一立场所表现出的孩子似的轻松随意，流畅无阻，毫不尴尬，毫不反思。作为一个激动暴躁的婴儿，乡绅威斯屯在纸上，或者在银幕上（在约翰·奥斯本编剧、托尼·理查逊执导的电影《汤姆·琼斯》中，乡绅威斯屯由休·格里菲斯饰演），都达到了崇高的高度；但是在纯粹的现实里，他将是个魔鬼。作为艺术再现，他是成功的，因为正如更伟大的福斯塔夫一样，他不受超我的约束。威斯屯令我们感到开心，因为他是失控了的自由，甚至不懂得搞阴谋诡计；然而他的没头没脑几乎要吓着我们。

普莱斯说过，“菲尔丁通过限制他的角色来操控他们”，这话一如既往地正确。但威斯屯却是个伟大的例外。他全盘不受操控，放纵无度，超越了所有限制。再没有哪部18世纪的小说能够容纳威斯屯，而这正是《汤姆·琼斯》魅力的另一标志。浪漫传奇文学所具有的某种原始性的东西在威斯屯这个狂野人物身上保留了下来。他几乎不属于仍推崇奥古斯都理念的后斯威夫特时代的小说。菲尔丁就跟蒲柏和斯威夫特一样，把启蒙运动意识和秩序观念与一种流动的活力感结合在一起。约翰逊和菲尔丁一样，也承袭了蒲柏和斯威夫特的传统，他可能隐约但又精确地感觉到菲尔丁就像斯威夫特，太过于放纵活力论那魔鬼般的力量。“把这类作品称作浪漫传奇喜剧并非不合适”，约翰逊这样评价菲尔丁，从而将菲尔丁归属于那片尚未被理性所净化的黑暗、神奇的领域。约翰逊或许并没想要贬低菲尔丁，而是要引导我们去领会他最令人惊异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