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治水难题
1971年5月，太阳照耀在老区福尔防卫堤运河油腻的绿色水面上，这是中世纪阿姆斯特丹中心城区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奇奇·阿姆斯贝格，一名三十二岁、穿着喇叭裤和扎染上衣的荷兰公共广播电台记者，正同自己的丈夫一起沿运河散步。他们在一栋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早期的华美四层砖石建筑前停下脚步。楼上的一间公寓正在招租。
那无疑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表露感情、张扬个性的年代，从政府到个人莫不如此。从许多方面看，那也是一个被争取自由和过度自由的斗争所深深影响着的时代——一个处于1960年代自由运动余波之中的时代。贾妮斯·乔普林[12]和吉米·亨德里克斯[13]不久前双双离世。援引信息自由原则和社会权利法则，要求了解自己政府所作所为的《纽约时报》，正要刊登记录美军越战隐秘历史的五角大楼文件。美国及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校园里，反战示威游行一浪高过一浪。
1971年的阿姆斯特丹是两座城市。它的骨骼和内脏依旧属于战前时代：一个保守、信教（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属于工人阶级、最好只顾低头闷声过你的日子的地方。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还保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原状，古老的运河屋几近废弃、无人居住。但与此同时，阿姆斯特丹受到战后年代自由狂热的独特冲击，奇奇·阿姆斯贝格被迷你裙、和平标志及反核集会所包围。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在阿姆斯特丹的希尔顿酒店举行“床上和平运动”时，该城在和平浪潮中的领军地位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巩固。列侬的“床上和平运动”如此吸引奇奇和她的丈夫，以至于他们也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床上和平运动”。意在用非暴力手段挑衅政府的普罗沃（Provo）运动（一如英文单词“provoke”，意为“激怒，挑衅”）是和平浪潮的哲学中心。运动的参与者在其创办的杂志中勾勒的“普罗沃”人群的大致构成，让我们得以一窥活跃于阿姆斯特丹的非主流文化。杂志的创刊号中宣称，它是写给“无政府主义者、普罗沃们、垮掉的一代、广场者[14]、磨剪子的人、惯犯、柱上苦行者西蒙[15]、魔术师、和平主义者、假充内行者、哲学家、病毒携带者、女王的骑兵统帅、即兴表演者、素食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妓女、纵火狂、圣诞老人、幼儿园教师以及秘密警察”的。[16]
搬进公寓后不久，奇奇·阿姆斯贝格和她的戏剧教师丈夫尼克·布林克得知，房子是在待售而非招租。他们很不高兴，因为，他们刚刚在公寓的装修上砸进不少钱：安装暖气，仿效廉租房的建筑风格把厕所改建到厨房旁边，还给阁楼添了一扇通风窗。不动产经纪人建议他们买下这个地方，可他们却对此嗤之以鼻。“我们是左派分子，”她说，“我们反对当局和财产所有权。只有‘patsers’（这个词没法很好地翻译过来，但可近似理解为‘当权的混球们’）才会购买不动产。”[17]
不过，再三考虑之后，他们认定，既然参与接管并重振该城的市中心是他们来这里的目的，那么，和这里扯上一点关系也是合情合理的。况且，那时的不动产相当便宜，甚至仅凭他们微薄的工资，贷到的钱便足以买下较大的联建住宅（town house）以及与之相连的住着另一家人的较小的后楼（achterhuis）。
奇奇在这栋建筑中度过了她的后半生。她的女儿在他们买房一年后出生。她投身反战示威，在政府计划爆破拆除大部分市中心建筑时加入抗议活动的队伍。她为建立城市绿化带而奋斗，并成功争得房前的一个小码头以及码头内沿运河放置的两个公园长椅的所有权。
作为一名记者，她的报道涵盖阿姆斯特丹自由主义演进的全过程。有“白色自行车”实验：在市内添置一批没有任何限制规定、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的公共自行车。还有“西红柿行动”（actie tomaat）：学生向正在表演戏剧的演员投掷西红柿，以这种方式号召他们编排上演一些与社会问题联系更加紧密的戏剧。奇奇开始采访美国和欧洲的妇女运动领袖（南希·弗雷迪、凯特·米利特、南希·乔多罗夫及其他妇女运动领袖），并于1982年与他人合著了一本书，一经出版便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占据荷兰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关于爱与力量的思考》。那时，这本书撼动了（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至今依然撼动着）传统社会对妇女所扮演的角色的普遍观念。但与此同时，奇奇自己对爱与力量的看法，是导致她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
随着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滚滚而去，市中心的中产阶级色彩日益浓厚。左派分子的自由主义之火渐渐熄灭，运河上随处可见一艘又一艘的私人游艇，不动产的价格也如火箭般迅速蹿升。奇奇开始出租她房子的下面两层。
2008年，当我开始为本书的写作进行调查研究时，我成为她的房客之一。当时，我正在处理与妻子的离婚协议，而且她正打算带我们的两个女儿回到美国。这使我急于寻找一处过渡性住所，一个可以让我暂时容身并静心思考的地方。因此，虽然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奇奇家二楼房间的古老木质地板上踱来踱去，但我更多的是在为自己荒谬绝伦的人生长吁短叹，而不是在思考阿姆斯特丹的历史。不过，奇奇家的房间倒是一个很适合进行上述两项活动的地方。站在房间内，可以俯瞰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在客厅的窗户边随便拍一张照片，就能做成销路不错的明信片。窗外的景象包含构成这座城市独特魅力的多个经典元素：运河中缓缓流淌的河水，系在码头上的小船，对岸一排又一排倾斜的山形屋顶建筑，还有每天都能见到的几十辆锁在拱桥栏杆上的自行车。
一天，当我开始研究一位名叫沃特·雅各布松的奥古斯丁会修道院院长时发现，他是最早用荷兰语写日记的几个人之一，而且，他在日记中记述了阿姆斯特丹伟大崛起的关键时刻。[18]这时，我突然意识到，雅各布松修士曾居住在圣阿格尼丝女修道院，而奇奇家的隔壁就是圣阿格尼丝教堂，也是那片可以追溯到1397年的宗教建筑群的仅存硕果。其实也并不完全是仅存的硕果：在其鼎盛时期，这座女修道院几乎占据了如今的整片街区，其中就包括奇奇家所在的这块土地。虽然女修道院在1578年之后被遣散，而奇奇家的房子始建于1620年，但树轮年代学的检测结果表明，她家一部分房梁所用的木材来自砍伐于16世纪初的树木，因此，它们很有可能是对女修道院建筑木料的回收再利用。[19]也就是说，我所意识到的是，雅各布松修士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就在我家隔壁。他曾经像我一样，从同一方向眺望窗外的同一条运河。奇奇曾在同一位置目睹20世纪后期自由主义运动的高潮（与低谷），而四百年前的雅各布松修士则亲历了自由主义的萌芽阶段，亲身感受了“自由主义”一词广阔而深远的含义。我租住的这个地方，是阿姆斯特丹——同时也是全世界——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的交会之处。
这位修士目睹的城市崛起始于一个不祥的开端。他见到的恐怖场面，让他以为地狱的深渊马上就要张开巨口吞噬掉整座城市。不断加剧的混乱局面迫使他拿起羽毛笔记录下周遭的一切。他的日记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那个时代极为罕见的个人著作；它让我们得以从当事人的角度体会到，身处两个足以左右历史的构造板块间是怎样一种体验。
多数情况下，这位修士只能感觉到恐惧。他不是土生土长的阿姆斯特丹人——事实上，他一个月之前才来到这里，一路上目睹了无数战争场面。五十岁的他大半生都在斯泰因的奥古斯丁会修道院里度过，附近是一座以生产奶酪而闻名的小城豪达。二十二年前，他成为该修道院的院长。长年担任院长之职以及他日记的行文风格都表明，他是一个尽职尽责且循规蹈矩的人——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有远见卓识的人，更非一个冒险家，尽管他的确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者。他的日志看起来好像属于奥古斯丁会修士日常修行的一部分，记录的是他们冥想沉思期间对外界的观察和理解。
战争——针锋相对的教派间的战争——的硝烟一个月前飘到豪达的上空。对天主教修会的成员们来说，这座小城已经不安全了，雅各布松不得不一路披荆斩棘来到阿姆斯特丹。在那儿，他得到女修道院修女们的庇护，并开始充当女修道院院长的助理。
但破坏与骚乱也跟随他来到这座城市。新家之内，躺在房间里的雅各布松修士一连数日彻夜难眠。回响在耳边的不祥之音让他心惊胆战，虽然听上去像是远方传来的战鼓声，但那其实是大炮连续射击时发出的声音。透过窗户，他看见地平线上燃烧着的火焰。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不得不开始露宿街头；而随着冬季的一步步降临，他们中不断有人冻死。一位妇女被人发现冻死在一条水沟里，而她怀里的婴儿仍在吮吸她的乳房。“满耳所闻尽是抢劫、谋杀、纵火与绞刑。”雅各布松修士写道。他相信，最后审判的日子不远了。
恐怖程度一再升级。年轻人整日混迹于各个帮派。人们被刀剑捅穿，被淹死，被砍头。抢劫者尤其喜欢对修士和修女下手：把他们剥光衣服赶到大街上，羞辱他们，折磨他们，杀掉他们。一名神父的尸体被人发现时，他的生殖器已经被强盗们割掉了。也许是在向他的天主教教友表示同情，抑或是在为他自己的哭号与尖叫辩白，修士写道：“谁又能不沦落到只得尖叫、哭泣与怒号的境地呢？”
如果我们能攀升到一个距离1572年的圣阿格尼丝女修道院又高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一群又一群蜂拥至雷胡利尔斯大门在绝望中逃离这座城市的平民，这是女修道院附近的阿姆斯特丹中世纪城门（城门的守备塔存续至今，并被一家装饰精美的商铺用于售卖蓝白相间的代尔夫特蓝陶）。若我们飞过城门来到城外，可见主路两侧的树木上悬挂的来回摇晃的尸体。更远处的田野中，四处抢劫的巡逻队让路给身着精良盔甲、排成密集队形、头戴与众不同的西班牙军队弧形头盔、肩扛长矛与火绳枪的士兵。
进一步拉远视角，无数战事徐徐浮现在你的眼前，宛若一张战争游戏的地图。这是因为，1572年的欧洲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战场。荷兰省是各方地缘政治力量竞相角逐的焦点，而作为杠杆支点的阿姆斯特丹市，最终将把整个旧时代撬往崭新的未来。
为了理解阿姆斯特丹支点作用的由来和雅各布松修士的恐惧（同时也是16世纪晚期阿姆斯特丹城内信仰天主教的居民的普遍恐惧）之原因，我们必须把时间再往前推一点。
在所有欧洲国家的首都中，阿姆斯特丹无疑是较为年轻的一个。即便撇开罗穆路斯与雷穆斯不谈，考古发现也表明，罗马城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900年在台伯河沿岸的山群中定居的牧民和农夫。雅典城惊人的悠久历史，则更是要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之前的远古时期。与之相反的是，地理位置偏远的阿姆斯特丹，不断打消人们在此定居的念头。到公元1100年左右，成功阻止海洋每年对海岸线的侵袭之后，才有几百个农民开始沿着满是沼泽的荒野边缘堆起土堤，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家园。
事实上，在迁徙漫游的过程中，早期人类的足迹踏遍我们如今称之为低地国家[20]这一地区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不从人类的角度观察，而是仅仅从地球自身的演进过程看，或许可以说，这个地区被造出来就是为了让欧洲的诸多河流有一个向海洋排水的地方，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今日的荷兰坐落在一个巨大的河流冲击三角洲上。三条欧洲北部流量最大的河流——莱茵河、默兹河（也叫马斯河）[21]以及斯海尔德河[22]——从瑞士阿尔卑斯山上汹涌而下，流经德国平原，拐进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境内的阿登森林[23]，最终全部在阿姆斯特丹汇入海洋。排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里的陆海分界线自然也就处于永无休止的挪移易变之中。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日后荷兰省所在地区的早期定居者们开始干预这一自然进程。浸过泥炭——本质上是海绵状的腐烂植物——的土地很适于耕种，只要这些泥炭能被清理干净。定居者们建起堤坝，阻挡涌入的海水，然后在泥炭沼泽中开辟沟渠，以便让其中的水汇入河流。该策略又进一步带来新的麻烦。因为，一旦泥炭丧失了其中的水分，它就会开始下沉。最终，泥炭层降到海平面以下，于是，土地又一次面临洪水的威胁，而这又需要更多的堤坝与抽水机。中世纪时期的荷兰省人——以及他们的邻居：南边的泽兰省与北边的弗里斯兰省——从此展开一场永不停息、延续至今的与大自然间的斗争。以上这些——水、水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应对威胁与挑战的勇气、荒僻的地理位置以及当地人为应对这些情况而发展出的纷繁复杂的公共组织——解释了荷兰大部分历史，同时也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荷兰作家马泰斯·范博克塞尔在一本别具一格、名为《愚痴百科全书》的著作中，阐述了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他所选择的书名清楚地表明他对荷兰人尴尬的历史境遇以及他们与水之间的斗争的定性。我并不完全认为“愚痴”是一个恰当的字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及其他荷兰作家看来，荷兰与水斗争的历史促成一种注重团结协作的文化道德准则，建起一个强大到足以迫使（这种“迫使”十分耐人寻味）政府尊重并承诺保障个人价值的社会。
不过，我不会止步于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荷兰——尤其是阿姆斯特丹——视为一面能够映射西方世界更广泛情况的镜子。我们全都在镜子中照出了自己的“愚痴”：我们竭耗资源，对环境问题应付了事、得过且过，使自己陷入一种高举个人主义大旗却又急需与他人团结协作的境地。其实，我们苦苦追求的个人自由，必须通过与他人间的携手共同努力才能获得。因此，在我们探寻自由主义的根基之际，时刻牢记这一行之有效的假设或许将大有裨益：个人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一种理想，不仅与极端的生存环境有关，更与看似同个人主义相矛盾的搭伙结伴的需要有关。
公元1200年之后的某段时间，为了控制洪水，生活在两水体交界处——一条河的河水在此汇入一个巨大的海湾，而这个海湾又连通着五十多英里外的北海——一块沼泽地上的定居者，在阿姆斯特尔河上修建了一座大坝。自此，这座大坝成为该城中心的永恒标志，并让该聚居区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阿姆斯特勒丹莫（Amstelredamme）[24]。
偏居欧陆西北一隅，经受雨打风吹，忍受潮水侵袭，让这个地方长久以来注定只能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城镇中心，只有种植大麦和黑麦并用其烹制粥饭与面包的农民以及在沼泽地的水湾里捕捉狗鱼、鳗鱼和鲤鱼的渔民在此定居，而且，他们棚屋的稻草屋顶和黏土地板全都倾斜成某一角度，以便让雨水流走而不致形成水洼。即便以其他荷兰省份的标准，这里也比一处穷乡僻壤强不到哪去。部分原因在于，连通北海与德国及中欧的河流，让其他荷兰城市长期坐享得天独厚的重要战略价值。乌得勒支是荷兰的主教辖区，东边的奈梅亨和马斯特里赫特从罗马时代起就是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区。
然而，1345年，一场奇迹般的转变突然降临到阿姆斯特丹。说它是奇迹绝对名副其实，因为，就在那年棕枝主日前的一个冰冷的星期二深夜，一件原本再寻常不过的事——一位只剩一口气的老人在家中静候死亡的降临——出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折。吃下从圣礼中领来的圣餐之后不久，老人呕吐起来。在一旁服侍照料他的女人们大惑不解地看到，圣饼被他完整地吐了出来。她们把他的呕吐物扔进火里，因为这大概是她们能想到的最不渎神的处理方式。但是，瞧啊，圣饼并未燃烧。城内的神职人员把这块不可思议的薄饼带进教堂——看起来，这块具有超自然力量的薄饼，就像天主教徒对圣餐的理解一样，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并对外宣布神迹的降临。人们在老人房子的所在之处建起一座宏伟的教堂，而且，虽然该教堂曾两度被烧为灰烬，但神奇的圣饼每次都从大火中幸存下来。“阿姆斯特丹的神迹”成为一桩非凡的中世纪奇事。[25]
摊开一张公元1400年左右的典型欧洲地图，你或许会发现，一道道让人费解的蜿蜒曲线横穿各个国家和地区。不过，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些曲线反而是地图上最容易理解的东西——因为在他们看来，朝圣路线远比纬线和经线重要（更何况那时还没有经线这东西）。他们不知道游学旅行[26]为何物，更没有参观风景名胜或者在旅行中体验异国风情的想法。他们只想寻访圣地，寻求自身苦难的解脱，恳求上帝原谅他们所犯下的罪孽。威尔士崎岖的山丘上，遍布指引路人前往什鲁斯伯里和兰德尔费尔[27]的路标。坎特伯雷大教堂内，被杀害的圣徒托马斯·贝克特的圣骨匣无疑是英国朝圣者们的目标。人们相信，按规定路线步行至耶路撒冷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28]，几乎可以免除一切罪孽。
阿姆斯特丹的神迹使该城也出现在朝圣地图上。神迹成为宗教艺术的主题。事件的所有细节——穿袍子的老人把他胃里的东西吐进一个器皿里，护理他的妇女，围拢在火堆附近的天使，熠熠放光的圣饼——被一一呈现在油画、书籍和青铜器上。据说，治好某位显贵的病，让阿姆斯特丹的知名度攀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1489年，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体弱多病的儿子，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朝圣者的身份来到圣物盒跟前并获得治愈。
成千上万人拖着病躯从欧陆各地蜂拥至此，经由一条被称为“圣路”的街道涌入这座城市。如今，这条街外围部分被称为欧弗图姆，是一条尘土飞扬、百老汇般的公路。公路两旁尽是些单调的商铺和租车行之类的建筑。不过，这条街最后一个街区依旧顶着“圣路”的头衔，尽管林立在街道两侧的建筑除了珠宝店就是名牌鞋店，毫无任何宗教神圣性可言。朝圣者们向左拐进牛犊街（它的名字保存着对曾经设立在此的牛类交易市场的记忆；如今，它是该城的中央商业步行街），然后在收藏防火圣饼的圣祠跟前停下脚步。历史总是充满奇异的波折：受现代社会否定虚幻之物风气的影响，曾是欧洲最神圣地点之一的圣饼神迹发生地，如今是一个俗套至极、名叫阿姆斯特丹地牢的吸客景点；而朝圣之路本身却在19世纪末期重新开放（1578年，阿姆斯特丹正式改宗加尔文教之后，属于天主教的圣饼朝圣之路遭到废止）。现在，每年3月，数千虔诚的荷兰天主教徒总要举行持续一整夜、环绕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宗教游行活动。
在神迹的帮助下，阿姆斯特丹不断发展壮大。为了控制处于恒久挪移易变之中的水，人们开始挖掘城内的第一条运河，把汹涌而来的水引入可供通行的航道，将威胁转变为优势。规模依旧小得可怜的阿姆斯特丹，在水坝与堤防的阻挡下，被令人生畏的海洋所束缚和包围。宗教界的专业人士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1369年，城内的一座可以追溯到1306年的原本毫不起眼的教堂，被重建为一座阔气十足、有三条甬道的哥特式风格建筑，并被命名为圣尼古拉大教堂。仅仅四十年之后，迫于持续膨胀的人口及宗教游客的压力，市中心的大坝附近建起另一座教区教堂。实事求是的荷兰人将其命名为新教堂。自此，圣尼古拉大教堂也被人们称为老教堂（如今，“老教堂”早已成为它的正式称谓）。
而这仅仅是一切的开始。在中世纪的欧洲，被确认为神迹发生地就意味着淘金热般的吸引力。形形色色的宗教界专业人士纷纷涌入阿姆斯特丹。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城内至少有十九座修道院和女修道院“挂牌营业”，城墙外的近郊还建起另外两座修道院。几位修道会的追随者立下保持沉默的誓言，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狭窄的街道——两旁林立着高耸的、山形屋顶的木制住宅——回荡着背后中伤和阴谋策划的声音。圣所——盖在神迹发生地上的圣祠——变成一个自行其是的权力中心和一个蓬勃发展的宗教饰品交易场所（城内各地都可以挖到最早可以追溯到1400年的宗教徽章，徽章上描绘了妇女们你争我抢地把圣饼从火堆里拿出来的场面或者两个在火堆上方祈祷的天使）。这招致两座教区教堂的嫉妒与愤恨。与此同时，修道院和女修道院都是微型的自治区，被高墙隔离于城市其他部分之外。它们经常为争取出手阔绰的赞助人而激烈竞争。它们的存在打破了两座教区教堂对神圣的宗教事务的垄断。于是，两教堂要求其他宗教机构必须按时向其缴纳年金，否则不允许它们提供弥撒、告解抑或在机构内开设墓地。[29]
修道院、女修道院和教堂紧挨在一起，修士、修女、神父和忏悔者是中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不同的修道会与宗教机构间不时爆发冲突，但更大的矛盾其实存在于全体宗教人士与反对教会侵占运河两岸的大片土地的普通居民之间。
如今，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部分——奇奇·阿姆斯贝格家所在的城区：人口稠密、建筑低矮、高墙环伺的阿姆斯特丹中心的中心——对一波波汹涌而来的虔诚天主教徒的记忆，主要保留在城区内的街名与路名之中（修士街，主祷文巷，一条名为“无尽祷告”的小路），但因为它们碰巧都位于红灯区之内，所以常常给人一种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感觉。此外，血街（Blood Street）中的“血”指的不是街头犯罪，而是耶稣的圣血。我相信，来此消费橱窗妓女的嫖客，基本不会意识到（或者在乎）这条名为“跛路”的小巷，其实指的是沿这条路朝圣的跛脚信徒。他们的心中充满希望、绝望与祈祷；或许可以说，他们来此追寻的是另一种超验感。
与此同时，与宗教崇拜的兴盛比肩而行的另一项产业，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同等重要的贡献，甚至可以说，与宗教信仰相比，它在阿姆斯特丹形成其当今文化的过程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总的来说，荷兰菜肴的惨淡口碑的确名副其实，但如果拜访阿姆斯特丹的游客让我说出我所能想到的品尝传统荷兰菜的最好地方，那么，我会带他或她到至今依旧相当普遍的街头小摊，品尝一种通常要加洋葱和甜味泡菜的荷兰主要物产。阿姆斯特丹的神迹出现之前，荷兰渔民来往穿梭于海岸附近的水域，捕捞肥美、油腻、口味浓烈的鲱属大西洋鲱种鱼类——也就是鲱鱼——已经有几个世纪的时间了。捕到鲱鱼后，它们被迅速拖上岸、去除内脏并用盐腌渍保存。在北欧各地，捕鲱是一项相当普遍的营生，因此，鲱鱼交易绝非荷兰一家独大，而且，荷兰人还一度是瑞典鲱鱼的忠实买家。
但大概在阿姆斯特丹防火圣饼神迹降临前后，荷兰渔民研发的一项革新，不仅将改变整个欧洲的面貌，还将在阿姆斯特丹的崛起过程中扮演尤为重要的角色。这是一项微不足道、纯属细枝末节的革新，而且，它很可能是一个意外发现。鲱鱼一类的鱼的胃部有一种类似袋子的东西被称为幽门盲囊，其中含有帮助鱼类进行消化的酶。如果不将鱼的内脏全部取出，而是将幽门盲囊及胰腺与盐水混合，可以大大增加鲱鱼的保存时间，而且还有提升风味的额外好处。
这项发现让荷兰的渔民们有能力（至少是理论上有能力）离开海岸附近的水域，驶向冰冷、风高浪急、起伏不定的北海深处。[30]北海的正中央附近，有一处名为多格浅滩的相对较浅的宽阔海域。这是一个捕鱼的好地方，因为，大群健壮结实、通体银白的鲱鱼常在此处游弋。
但要航行到这么远的地方，需要一种全新的渔船。1416年，位于阿姆斯特丹北部的霍伦城内的渔船制造商，研发出一种船身较长、两侧隆起、矮胖结实、舱室较多、非常适于远洋航行的大船。此外，这种改进后的船让渔民们得以在船上“gibbing”（掏出鲱鱼的内脏并进行腌制）。由是，双桅捕鲱渔船——本质上是一座能够在摇晃的海面上穿行的小型工厂——应运而生。与捕到鱼就必须马上返航，接着又必须在迅速处理后再次出航的近岸渔船不同，这些双桅渔船能在海上待五周甚至更长时间，不停地捕鱼，掏脏腌制，然后再捕鱼。返航时，船舱内堆满一桶又一桶马上就能拉到集市上售卖的能保存一年之久的腌制——更确切地说，是“淡腌过的”，或者用伊丽莎白时期的术语说，“soused”——鲱鱼。此外，用这种方法腌制的鱼比用旧方法腌制的鱼要好吃得多。
不出几十年，荷兰人就垄断了整个鲱鱼市场。他们将成吨的鲱鱼运往波兰、法国，还沿莱茵河而上将其运往德国，甚至远在俄罗斯的人也能买到他们的鲱鱼。荷兰艺术家在蚀刻画中描绘戴着王冠的鲱鱼，还在旁边写上一句“我们至高无上的鲱鱼”。
鲱鱼行业的格局之所以发生转变，靠的是不同人群间极不寻常的高水平合作。在阿姆斯特丹，几个世纪之久的水利管理传统，对该城鲱鱼产业的发展极为有利。修建堤坝和开凿运河都是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只有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有参与其中的意愿。只需父子二人，再加上不多的几个人的帮助，就能在岸边捕鱼，但航向深海则意味着资本的前期投入与复杂的支柱性产业的建立。渔船比过去要大得多，船上还配有数组专业工作人员：海员、负责去除内脏的工人（一组熟练的掏脏工一小时之内可以处理两千条鲱鱼）、包装工、指挥官。[31]捕鲱船队满载让人眼馋的价值连城的货物，因此，海军的防御性护航必不可少。渔船用品杂货商必须提供亚麻布、大麻、焦油、动物油、渔网、桶、盐及其他产品。
为保证上述工作的顺利进行，鲱鱼商人把当地政府也拉了进来。政府派遣战舰保护捕鲱船队，久而久之，还为捕捞、处理和销售鲱鱼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制定规章制度。这些举措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让产品保持较高的质量。当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入荷兰省的时候，省政府要求鲱鱼必须被放进规定大小、由指定经销商生产的木桶之中。桶身上的标记表明，它们不仅是来自荷兰的货品，更是著名的荷兰省鲱鱼——这也是最早同时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品牌创建。
当这项产业的发展接近顶峰的时候，荷兰省的渔民们每年要捕捞大约两亿条鲱鱼。[32]新财富也流入了阿姆斯特丹。鲱鱼产业的统治地位为其他产业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为了建造捕鲱所需的双桅渔船，阿姆斯特丹政府从德国买来上好的木材，并将其加工成厚木板。城内锯木工（以及后来的锯木风车：在离城不远的奥特海斯特，一名农民获得一项曲轴专利，该曲轴能把风车的圆周运动转化为锯片的前后运动）的生产效率非常高，以至于英国方兴未艾的造船企业也从阿姆斯特丹及其周边地区购买加工过的木材。与此同时，该城自身造船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生产大型海船以及能够在河道地区自由航行的小型驳船。相应地，城内的批发商也变成老练的国际贸易商；他们花大价钱打听发生在遥远地区、可能带来商机的重大事件，并据此调整他们的货物配比。南欧粮食歉收的时候，城内的船队就暂停鲱鱼生意，到波罗的海的但泽港大量购入黑麦和小麦，再向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饥民们售卖这些波兰谷物。同样地，船队还把法国的葡萄酒卖到波罗的海地区，购入德国啤酒供荷兰本地人消费。
一直以来，荷兰的商人们全都瞪大眼睛仔细搜寻新的商机。当他们发现油菜籽、大麻籽和钾碱——制造肥皂所需的主要原料——都能在他们需要频繁光顾的波罗的海港口很便宜地买到时，立刻把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料大量运回家乡，并据此创立另一项产业。阿姆斯特丹的运河两岸一度有二十一家肥皂制造厂，而且，品牌效应再度成为市场营销的一部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阿姆斯特丹独一无二的“绿肥皂”一直在欧洲享有盛名。据我们所知，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伊丽莎白一世都喜欢用这个牌子的肥皂。
在所谓的南尼德兰（今比利时）地区，安特卫普、根特和布吕赫等城缀满来自欧洲各地的闪闪发光的珠宝，垄断香料和珍贵织物的成品贸易，城内的杰出艺术家——从扬·范艾克到希罗尼穆斯·博斯——对文艺复兴的贡献堪比意大利艺术大师；而阿姆斯特丹开始出落成一座像样的城市，全凭其在粗加工市场的崭露头角。日后，艾河（the IJ）——阿姆斯特丹最重要的内河港口（“IJ”不是拼写错误：该荷兰音节的发音有点像“欸”）——最著名的特点，是一片片“桅杆的森林”，因为，捕鲱双桅渔船、轻快帆船[33]、博伊尔式帆船[34]、福禄特帆船[35]、弗利船[36]以及其他为大宗远洋运输提供不同选择的船只全都在城墙附近下锚停泊，征募船员、购买补给，为航向起伏不定的北海做好准备。
滚滚而至的不仅有财富，更有远道而来的海员和商人。他们预示着阿姆斯特丹未来的面貌：一个操持不同语言的不同背景之人的会聚之地。初具都市雏形的地方，总少不了豪华奢侈与富丽堂皇，少不了售卖精美货物的集市、父母对子女的娇纵乃至溺爱、寻常人家用来装饰自家墙壁的被几世纪以后的人视为人类艺术瑰宝的画作，然而，中世纪晚期的阿姆斯特丹仍旧像一间屋顶上缭绕着由开放式壁炉发出的刺鼻浓烟的木制毛坯房。
1500年前后，欧洲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米开朗琪罗正要雕刻他的大卫像，哥白尼正要认真对待天文学问题，此时的阿姆斯特丹不仅是一个繁忙活跃的航运中心，更是一座极度天主教化的欧洲城市：一处坚定不移的天主教圣所，一座遍布鱼类内脏、教堂熏香、底舱污水、焦油、粪便、窄巷、斜雨和酸啤酒，挤满骂不绝口的海员和诡计多端的修道院院长的城镇。该城的两大产业——宗教产业与捕鲱（商贸）产业——像一对欢喜冤家，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既相互冲突，又在冲突中相互促进，让这座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因汗水、纠纷和活力而不住战栗。
他是一个聪明的男孩，一个人在世上踽踽独行。他出生在阿姆斯特丹以南四十英里处的一个地方。如果有人想编造一个日后将促成天主教会的大分裂，进而左右基督教与整个西方世界历史进程的虚构人物，那么比照并借鉴这个小男孩出生与成长的情况无疑将大有裨益。小男孩的父亲是一名神父，母亲是一名当地医生的女儿。小男孩是一个私生子——一个他不得不尽力忍受的秘密与耻辱。不久，瘟疫肆虐，男孩的父母相继病逝。此后，他被送进当地的修道院，由修士们代为抚养。[37]虽然无法确知男孩在修道院内究竟遭遇过何种虐待与折磨，但经由他日后的生动描述，我们还是可以略窥一二：修士们“每天都用鞭子将一个个男孩抽打致死”，与他们营造出的恐怖堕落氛围相比，“发生在妓院内的罪孽根本不值一提”。[38]这无疑解释了他对天主教修士的终生仇恨，同时也预示了摧枯拉朽、势不可当、回荡至今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呼之欲出。
史书称他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虽然他只在鹿特丹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四年。出人意料的是，半个世纪之后，前文提到的日记作者沃特·雅各布松成为曾经抚养过伊拉斯谟的修道院的院长。不过，与雅各布松修士不同，伊拉斯谟一有机会便赶紧逃离修道院的幽闭生活，游学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成为文艺复兴教会内用拉丁语写作的伟大文体家[39]。不过，他的名望并非来自他所创建的文体，而是来自某些更实际的东西。虽然他一生都是一个恭顺的天主教徒，但他从未停止对天主教会组织结构的批判与抨击，并坚称基督教的本质既不在于圣礼仪式，也不在于梵蒂冈的权力乃至教皇本人，而是在于每一个人：在于对《圣经》文本的研读与感悟。
他所倡导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一种学术性的、坦诚的、个人的追求信仰的方式——在他的家乡引起巨大的轰动。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荷兰人都是一群讲求实际、不说废话的人——这些特质，在荷兰作家的眼中，与他们必须时常与水打交道有关，还与他们所在社会的运作方式有关：与欧洲其他地区盛行的中世纪统治模式——贵族统治下的采邑与农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荷兰，为了靠自身的力量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一种广泛的个人间的相互合作必不可少。这种务实求真、脚踏实地风格的例子在荷兰历史上俯拾即是。17世纪时，一位法国海军将领造访一位荷兰船长时吃惊地发现，后者正在打扫自己的住处。我经常在本地的超级市场里碰见阿姆斯特丹的市长——这可不是什么假惺惺的亲民作秀（荷兰市长来自直接任命而非民主选举），而是他的日常家庭购物。这种行事风格部分证明，伊拉斯谟的著作在欧洲声名鹊起之际，荷兰人对他和他的著作早已有很深的理解与体会：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观点自然能得到他们的响应与认同。伊拉斯谟对教会用“宗教仪式的迷信”钳制人民的做法深恶痛绝。[40]他谴责赎罪券交易——天主教神职人员卖给将死之人的一种保险单之类的东西，并信誓旦旦地骗他们说，有了这些，他们生前所犯下的一切罪孽都将在死后获得宽恕。他还质疑教会生活的根本架构——宗教艺术、神父的祭衣以及富丽堂皇的教区总教堂——因为，它们让教会有无数盘剥搜刮普通信众财产的借口，有无数以其意志束缚他们思想的理由。[41]
最震撼荷兰基督徒的是伊拉斯谟对个体人类理性应用的关注。荷兰人是一项新技术的最早使用者之一：书籍的印刷被证明是提升个人对人类理性关注的理想工具。伊拉斯谟著作的荷兰语版——他翻译的《新约全书》以及他撰写的《基督精兵手册》（他在书中痛斥掩盖在虔诚之下的愚昧无知，号召基督徒们在试图用自己的灵魂接近天主的同时，也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问题）——成为阿姆斯特丹、莱顿、安特卫普及其他城市书店中的抢手货，而且，荷兰学校以此为基础全面更新课程的设置与安排。
伊拉斯谟用一个特殊的术语称呼这种新的学习方式：他管它叫“通识教育”。[42]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更大的目的，只是希望将其作为修正教会内部问题的一种手段。但其他人并不这么想。1517年，德国修士马丁·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城内诸圣教堂的大门上。他所掀起的浪潮滚滚西去，迎面撞上四百多英里外阿姆斯特丹城的中世纪城墙。那是一个主教为妓院颁布商业许可（并借此收取岁入）、公开承认自己有私生子的时代，他们恬不知耻地操纵权力，让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指派一名八十岁的老人担任里斯本的主教。作为天主教信仰主要中心之一的阿姆斯特丹，也同伊拉斯谟所谴责的其他城市一样，沉浸在教会的恣意妄为与贪污腐败之中。城内“禁欲”的神父们几乎人人都拥有情妇。无论是城东的加尔都西教团[43]修道院，还是南城墙外的律修会修士们的总部，都有先“捐”够钱才准许年轻见习修士加入的规定。想攫取更大的权力就必须花钱购买更高的职位，因此，长久以来，修道院的领导职务一直被从事贸易与航海的富商巨贾之家的子弟所霸占。在攫取宗教机构内部权力的同时，一个个自带薪水的官衔也开始被他们收入囊中。身兼数职之后，数不清的政务工作必然让人分身乏术，但他们自有办法：一位宗教机构的领袖可以把自己担任的官职以较低的薪水转包给别人。
同其他欧洲人一样，阿姆斯特丹人也受够了这些肮脏的行径。如果伊拉斯谟，这位开启民智的伟大荷兰神学家，不愿一步到位，斩断与罗马教廷的联系，那么，他的德国同事十分乐意代劳。大批荷兰基督徒准备同路德一道脱离天主教会的控制。这一切全都发生在几年之内。伊拉斯谟惊恐地看到，人们抛弃教会，宣称他们不仅是路德的追随者，还是伊拉斯谟的追随者。他依然忠于自己的信仰，却难以忍受荷兰多德雷赫特市官方天主教机构对他的冷嘲热讽。该机构曾生动地将这两位神学家相提并论：“路德是一个传播瘟疫的害虫，但伊拉斯谟比他更甚，因为，路德吮吸的毒药是从伊拉斯谟的奶头里流出来的。”[44]
同伊拉斯谟一样，路德的呼吁对象也是普通的基督徒。他们无须通过教会——神父和圣礼——来理解圣言。圣言在《圣经》里，人人皆可阅读。印刷而成的书已经存在将近七十五年了，而且，它正日益成为普通民众借以表达愤怒、重新指引精神诉求的媒介。两位阿姆斯特丹印刷商，约翰尼斯·佩尔特和杜恩·彼得松，开始出版路德的作品并将《新约全书》翻译为荷兰语。[45]
教会迅速出手镇压这些挑战其权威的行为。1521年，路德被革出教门。同一年，荷兰省官方教会发布如下声明：“不准阅读、销售或以其他方式接触某位名叫路德的修士写的书，因为里面净是些宗教异端邪说。”[46]1525年11月18日，一名信使给阿姆斯特丹城的领导者带来上级的指示，要求他们烧掉当地印刷商杜恩·彼得松出版的全部书籍，尤其是“圣保罗书信之类的书”。[47]
当另一位信使出现在城里的时候，一定掀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位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人的信使趾高气扬地宣布：“合法统治这些地区的皇帝陛下下令，所有印刷商和出版社印制任何书籍之前，必须先经过城镇治安官和市长对它的检查与审批。”[48]城内的气氛与局面极不稳定，人们躁动不安，如节庆般喧闹，充满奇异的旺盛精力。一些人的朋友和邻居开始干起之前不仅没人听说过，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极不寻常、惊天动地的大事：反抗作为他们生命和社会根基的天主教信仰。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认为，发生在荷兰省的一切，必须放到其所处的历史大背景中来看待：“一个社会，以这样大的规模，从自己所处的宗教文化中抽离出来，不管是在之前还是在当时都完全没有先例。”[49]天主教会是他们道德规范的制定者，不仅如此，从怎么生小孩到怎么埋尸体，一切行为准则也都是天主教会说了算。那么，另外那些不把天主教当回事的普通阿姆斯特丹人是怎么做和怎么说的呢？
奇异的举动。听起来有些愚蠢的话。某天，一个名叫扬·胡森斯的梳毛工具制造商（生产纺织工场所需的梳毛工具的人）大声质问道：如果圣母马利亚真的有那么神圣，是不是就意味着她骑过的驴子也是一头圣驴。老教堂外举行宗教游行的时候，一个名叫雅各布·克拉松的面包师站在游行队伍面前，挡住他们的去路。一个名叫扬·艾斯布兰特松的鞋匠打断弥撒礼，在神父布道期间站起来喊道：“我要回家！我已经听够这些圣言的蛊惑了。”某个名叫希勒布兰德·范兹沃的人发表了他对圣饼的看法：不过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面包”——在天主教徒们看来，圣礼中使用的圣饼不仅代表，而且的确就是基督的血肉；日后，对圣饼的定义也成为新教与天主教的主要分歧之一。一个名叫彼得·维特亨的男人将圣母马利亚与城里的一个疯婆子伊萜相提并论。[50]
面对神圣罗马帝国下达的粉碎异见言论书籍的命令，阿姆斯特丹当局的反应表明，即便在当时，该城看待其自身的方式也已与今日的阿姆斯特丹有诸多相似之处。好的，我们当然会照你说的去办，解决掉这些宗教异端邪说，该城的市长们（当时，该城的当家人是一个由四位市长组成的领导小组）信誓旦旦地对他们的上级保证说。于是，城内的执法官（其权责等同于城镇治安官加检察官），一个名叫扬·海伯特松的人，围捕了一个由八名成员组成的参加路德派宗教仪式的团体，并判处他们：手持点燃的蜡烛走在天主教宗教游行的队伍里。其他在反抗天主教会的活动中表现得尤其出格的人则被判处一个月的监禁。一个喝醉之后说了些有关圣餐的下流话的人，被勒令爬回他说这些话的酒馆并恳求店主的宽恕。短语“轻描淡写的象征性惩罚”（slap on the wrist）被创造出来或许就是为了形容这座天主教城市的当局对新教异见者的“严厉镇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同一时间，在1523年的布鲁塞尔，两名奥古斯丁派修士因为相信路德的教导，认为教会不具有上帝才拥有的赦免罪孽的权力，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们仅仅是长长的新教殉道者名单中的头两个。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阿姆斯特丹城内傲慢无礼的路德派教徒所受的惩处甚至还比不上对这些傲慢无礼者出言过于不逊的天主教徒所受的苛罚。一个名叫玛里克·迈因奥厄的妇女对聚集在天主教礼拜仪式中的路德派教徒小题大做地哭喊道：“异教徒！异教徒！”之后，她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判处一年的监禁。
为什么阿姆斯特丹如此宽宏大量地处置这些传播外来新思想的人？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它是一座以贸易为生的城市。这意味着它不仅要习惯一切外来事物——外国人的口音、口味与信仰——更意味着该城的领导者不希望因禁止非主流思想的流入而扰乱商贸往来。但这并不是答案的全部。充斥着外国人与外来思想的欧洲贸易中心绝不止阿姆斯特丹一城，但阿姆斯特丹的异乎寻常之处在于，该城胆大妄为的市领导可以“厚颜无耻”地向上级长官做出阳奉阴违的惩处异端思想的象征性承诺，然后继续容忍街巷中发生的各式各样的非主流行为——包括直接顶撞教会和修道院权威的行为。
若想理解阿姆斯特丹的市领导为什么宁愿踏上这样一条险象环生的纵容之路，必须先对权力关系网中某些更强大的势力有所了解。当时，荷兰省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后者在其鼎盛时期几乎囊括了整个中欧地区，东至法国，西抵波兰，南及托斯卡纳。正如它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它的“血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它的终极合法性源于天主教信仰，尽管伏尔泰对此有一句几乎直中要害的著名妙语，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罗马城从来都不是其版图的一部分，而且，帝国的皇帝们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梵蒂冈发难。尽管如此，鉴于天主教会内部的诸多部门——教皇和教区主教、隐修会、孤儿院以及济贫院之类组织——拥有凌驾于从农民到王公贵族的一切人之上的巨大权力，一代又一代的帝国皇帝深知，他们自身权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源于对天主教的依附赋予他们的合法性与归属感。也就是说，皇帝是一个天主教军阀，将天主教信条作为一股帮助其掌控并扩大自身权势的力量。
长久以来，荷兰诸省一直是帝国中较为自鸣得意、目中无人的一部分。荷兰人没有国家认同感之类的观念，没有“我是荷兰人”的感觉，而是从属于他们各自的省份，把自己看作荷兰人、泽兰人或者弗里斯兰人。他们虔信宗教，努力工作；帝国为他们提供保护，作为交换，维持帝国运转所需的赋税，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上交的。
不过，从另外一种角度看，低地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让他们注定会走上一条与欧洲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差异最终将导致暴力冲突的发生和世界历史的激变动荡。自上而下的社会结构——或者叫采邑制度——是奠定中世纪欧洲形态的基本要素之一。领主看管和照料他的采邑与农民，农民在领主的土地上干活，并通过劳动或者上交农产品抵偿田租。领主为他的农民提供庇护，并充当他们的法院，因此，领主的采邑是一个完整的经济政治单位。而领主本身，则要向更高级的领主和教会宣誓效忠。[51]
一如其几乎每一个异乎寻常之处，采邑制在荷兰诸省的例外同样与水有关。这里的土地是从海洋或者沼泽的手中夺来的，因此，不管是教会还是贵族都没法宣称自己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土地是定居者们共同创造的（荷兰谚语“上帝创造大地，但荷兰人才是荷兰的创造者”正由此而来）。他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个治水委员会，负责一项复杂、永无休止的任务：维护圩田（堤围泽地）、大坝、堤坝和水车，把水挡在海湾里。时至今日，这些治水委员会依然是荷兰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荷兰的文化，尤其是使荷兰人之为荷兰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奇异结合，产生无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可以买卖自己所拥有的一块块土地。许多阿姆斯特丹人的土地就在城外，他们既可以亲自在上面耕种，也可以转租他人赚取外快。该体制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面向各个社会阶层中的所有人，有钱投资地产即可参与其中。在欧洲其他地区，土地均由贵族和/或教会所掌管，但在荷兰省，在1500年前后，只有5%的土地归贵族所有，而农民阶级则享有45%的土地。[52]
虽然难以据此推导出明显的因果结论，但这种土地分配情况或许意味着，普通荷兰人采取点头哈腰的恭顺姿态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其他地区被迫干这干那的农奴与农民。荷兰人互相交纳田租或者买卖地产，而不是向领主宣誓效忠。或许这样的措辞能再清楚不过地阐明两者间的差异：荷兰人身处的是某种原始现代社会。当然（套用鲍勃·迪伦的歌词），“人人都得为某人服务”，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很大程度上说，16世纪的荷兰人是他们自己的主人。
伊拉斯谟研究以“自由的”人道主义变革天主教信条的方式时，这种独立性或许在他的思想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而且，荷兰人能够迅速接受这一变革，并最终开启宗教改革的进程，无疑与这种独立性有关。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天主教借以进行统治的主流社会结构之外的人，有朝一日变成最渴望脱离天主教教义的人，绝不是什么巧合。
以上所有这些在阿姆斯特丹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缺乏效忠君主的历史与强调独立思考能力的神学理论共同作用于这座活跃的贸易城市——也可以说是一座靠差异性赚钱的城市——的时候，结果就是独一无二的包容文化的孕育与形成。
荷兰人的包容理念——不仅对世界历史具有无比广泛的影响，还为约翰·洛克和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的思想增光添彩——一个世纪之后才达到顶峰，但即便在此时，我们也能确切地指出包容理念中的某个不为多数人所理解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上看，阿姆斯特丹16世纪的政策，其实同今日荷兰的“gedogen”理念，或者说是对非法行为的容忍，有诸多相似之处。“gedogen”一词的最新应用不仅表明该词拥有漫长深远的历史，更表明“包容”概念的多层次性：比如，售卖大麻的“咖啡店”店主与其他商铺的店主一样，必须先申请许可，还必须缴纳赋税，即便他们售卖的是严格意义上说属于非法的产品。
因此，在阿姆斯特丹，1520年代及其后的很长时间里，“包容”一词并未被赋予20世纪才有的更为宽泛的意义。那时的它并不是“赞颂多样性”的同义词，而是与“隐忍迁就”相去不远，是一种诞生于必要性和实用性之中的概念。美国人尤其倾向于把它同某些理想主义概念联系起来——假定它们的本质中有一种哲学方面的宏大内涵：“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的确，随着宽容理念的发展，它将被更多地用在道德考量上，并在教堂布道坛上被标榜为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其根源于阿姆斯特丹的最初含义与此并不相同。
阿姆斯特丹的包容理念引来无数追寻我们如今称之为“另类生活方式”的人，而且，这种情况还将在日后的历史中反复上演。1960年代和1970年代，阿姆斯特丹成为嬉皮士、怪人、擅占空屋者、女权主义者、同性恋权益活动家以及反主流文化环境的激进分子们的港湾；与之类似的是，路德宣言发表的随后几年中——这段时间里，对基督教的自由随意重塑正在全欧洲上演，各种宗教派别纷纷登台亮相，有反对制造圣像的，有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发动战争的（并为实现这一理念而奋斗至死），有否定任何形式的教会组织的，还有宣讲人类的心灵要比《圣经》更加至高无上的——阿姆斯特丹如磁石般引来欧洲各地的宗教异见分子。后来，这些教派中的多数皆因太具异国情调或者异端裁判所的镇压而消亡。不过，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它们风光无限，而阿姆斯特丹也脱颖而出，成为16世纪反传统文化实验的中心。
该城的非官方宽容政策当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位于布鲁塞尔的神圣罗马帝国宫廷对它越来越看不顺眼，因为，它让阿姆斯特丹变成反王权与反教权思想滋生的温床。此外，随着脱离天主教的教派数量成倍攀升，城内的秩序开始分崩瓦解。阿姆斯特丹的繁荣不仅依靠与外国人之间的贸易，更依靠准许但妥善管控外来或者异乎寻常思想的表达，因此，对不仅是官员更是商人的市政领导们来说，秩序的瓦解无疑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当局态度的转变始于1534年3月的一个中午。当时，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们惊愕地看到，五个赤条条的男人一边沿着街道阔步行进，一边（全然根据他们自己的逻辑）宣称：上帝保佑城市的右半部份，诅咒城市的左半部分。治安官海伯特松以典型的“象征性惩罚”手段处理这个问题：他敲开几家人的房门，把几个人的脑袋撞在一起，然后便轻易地相信这些新出现的胡言乱语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但它们并没有消失——消失的反倒是海伯特松自己。阿姆斯特丹的天主教上主们——位于海牙的荷兰省政府以及位于布鲁塞尔的帝国权力中心——比该城元老的眼界要开阔深远得多。他们看到，伊拉斯谟与路德埋下的种子，正在以一种让人无所适从的方式增殖、蔓延并横扫整个欧洲大陆。海伯特松及其他市政官员自由放任的处事方式远远不够。海伯特松被迫辞职。找到一个合适的继任者，一个值得信赖、能够毫不留情地逮捕异见分子的人困难重重，但当他们终于敲定人选之后，新治安官科内利斯·沃特·多本松刚一上任便改弦更张，把起诉他的前任作为当务之急，指控办事不够严厉的海伯特松未能尽到该尽的责任（不过，预见到这一切的海伯特松此前已逃离这座城市）。[53]
经查，裸体游行的参与者是一个比路德派的改革热情还要高涨的新教派再洗礼派（Anabaptists）的“先头部队”。再洗礼派信仰的主要教义是，反对给不可能意识到洗礼仪式意义的婴儿施洗，因此在他们看来，成人需要被再次施洗（“再洗礼派”一词中的“ana-”前缀在希腊语里是“再一次”的意思）。再洗礼派热衷于剥去笼罩在基督教教义和繁复庞杂的宗教圣器上的层层面纱，还倾向于在举行仪式时不折不扣地剥落自己身上的每一件衣服；或许与之相关的是，他们还对一夫多妻制情有独钟。另一场“裸体表演”发生在几个月之后的1535年2月（正值隆冬时节）：一伙再洗礼派的教徒，包括数名把丈夫留在床上的女性教徒，午夜时分相聚在一起，聆听他们先知的话语。几小时过后，先知的布道抵达足够热烈的程度，需要他一件件脱下自己的衣服并将它们用力扔进火里，因为一切人造之物都应交由火焰来处理。其他人也开始效仿他的做法。之后，他们全都走进冰冷的冬夜，一边在街巷中狂奔，一边大喊：“不幸啊，上帝的怒火！”
事件对阿姆斯特丹造成极大的影响。治安官多本松逮捕了这些宗教极端分子并把他们拖进监狱，但他们仍然拒绝穿上衣服，宣称：“我们是赤裸裸的真理。”狱方发给他们食物，但他们吃饭时从来不用碗盘，因为“它们不过是些人造的装饰物”。其中的一个再洗礼派铁杆信徒吃饭前得让别人先帮他把饭菜嚼碎，因为他说他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54]
再洗礼派极大扰乱了城市的秩序，比路德派的所作所为要极端得多。此外，来自布鲁塞尔宫廷的压力正日益加剧，而多本松警长也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经过一场简短的审判，市政府依据皇帝处理宗教异见分子的规定，做出立即执行死刑的判决：男性捣乱分子被公开斩首；女性罪犯则被套进麻袋，扔进艾河刺骨的水里淹死。
警告并没有让他们就此偃旗息鼓。再洗礼派的其他分支又开始在城市里露头。一年前，一伙人一度掌控德国的明斯特城，强令城内居民接受再洗礼派的思想、一夫多妻制和全盘的财产公有制，并着手把明斯特转变成一个新的、纯粹的尘世基督教王国的中心。德国的再洗礼派分子大行其道之际（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遭到逮捕和折磨并被判处死刑，他们的尸体还会被放进囚笼，挂在教堂尖塔上进行公开展示——这些囚笼至今依然挂在那里，尽管里面早已没有了他们的尸体），阿姆斯特丹的再洗礼派决心让阿姆斯特丹成为明斯特的姊妹城市：第二个锡安[55]。他们中的四十个人决定在5月的一个傍晚展开行动——那天是节假日，据他们所知，也是城内携带十字弓的民兵们举行年度宴会的日子，而这也就意味着民兵们肯定全都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可以毫无阻拦地突袭水坝广场并占领市政厅。
但阿姆斯特丹——以及城内的领导、商人、供货人和店主们——绝对无意成为一个新的锡安。大批愤怒的市民聚集在水坝广场。一名醉汉跌跌撞撞地走到市政厅大门的跟前，宣称如果叛乱分子们想找人谈判的话，可以把他当成城市官方的谈判代表。肢体的摩擦与碰撞间，一位再洗礼派教徒捅了醉汉一刀。激烈的战斗就此展开，四位市长中的一个以及他的二十名追随者在冲突中被杀。当这些再洗礼派教徒被最终制服之后，他们均被当局用所能想到的最恐怖的方法处死：他们的胸膛被剖开，仍在跳动的心脏被掏出来扔在他们的脸上，接着，他们被砍头和分尸。
虽然这些极端分子被施以最为恐怖的刑罚，但在阿姆斯特丹及其他地区，新教徒的怒火正与日俱增，他们对天主教会的反抗、与世俗权力的结盟也只增不减。不过，另一位起身反抗天主教的教士、法国神学家让·科万（在英语中，他的名字是约翰·加尔文）很快就将对荷兰造成深远的影响。他彻底而严肃的宗教改革理念，以及他所构想的创设并运作一个新教会的清晰思路，深受荷兰穷人和工人阶层的欢迎，并为日后有组织脱离天主教会的行动铺平了道路。
但这场在随后几十年中不断积聚力量的危机——这场危机将唤起荷兰诸省居民的民族认同感，甚至可以说，是它让阿姆斯特丹一步步转变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城市——并不完全与宗教有关。政治与经济上的原因同样重要。天主教会和西欧封建制度逐渐演变为一个坚固的权力实体。荷兰诸省的商贸城市所仰仗的经济形式与它有本质上的不同，并与它格格不入。卷入这场危机的各个势力遍及整个欧洲，但危机在低地国家引发的震动格外强烈，因为此地与封建制度间的联系十分虚弱，而且，一整代人都在伊拉斯谟的影响之下长大，注重个人理性在信仰问题中的应用。但在天主教领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官员们看来，一种类似狂躁症的东西似乎正在侵入并左右荷兰人的心灵世界。再洗礼派分子占领市政厅的行动失败后，布鲁塞尔的帝国宫廷虽然满意于市政当局对异见分子的严厉惩处，但还是决定不再相信阿姆斯特丹人自己选出来的政府。他们把当地的执政者赶下台，换上一批新的“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外地人。[56]
一场宗教辩论的第一步很快就将演变成公开的战争。在这个还没有报纸的年代，政治宣传册扮演着新闻媒体的角色。它们在低地国家的民众间传来传去——人们在阿姆斯特丹的酒馆和往来于城镇间的公共客运驳船上阅读这些小册子——并且，册子上开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个焕发出新生机的古老字眼。文化修养较高、学术气息浓厚的政治宣传册作者用拉丁语将这个字眼写为“liber”。上流社会中的人发表和收到的呼吁书有时会用法语将这个字眼写为“la liberté”。绝大多数小册子则用浅白的荷兰语将这个字眼写为“vrijheid”。一如历史上的无数前车之鉴，新旧交替意味着一个无比丑陋、动荡和混乱的年代即将拉开帷幕。一份刊印的呼吁书掀起了一场在混乱中席卷整个低地国家的行动。呼吁书的作者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小伙。未来，他将成为荷兰的第一个民族英雄，接着又成为荷兰的第一个民族烈士，一个乔治·华盛顿与亚伯拉罕·林肯的结合。呼吁书敦促人们抛弃几世纪以来的浑浑噩噩状态，看一看新的现实。“醒来吧，”它呼吁道，“不要被假象所蒙蔽。睁开你的双眼。”[57]它把奇异的新魔力吹进一个古老的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