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个虚无的主题公园

我看过太多甜腻的游记，把世界上众多城市都描绘成美不胜收的地方，哪怕是一次平庸的旅行，也被渲染得格外浪漫。写作者要再透出一种傻乎乎的高兴劲，就更让人难受。好像他现在生活的地方很不幸正是这世界上最不值得生活的地方，不管跑到一个多无聊的狗屁异乡，他都会感到兴奋。有些人擅于美化自己的故乡，有些人擅于美化巴黎纽约泰国菲律宾。我相信他们这样做都有充分的理由，我也承认，阅读那些游记更能激发起我想去看看这世界的念头，他们一定是真正感受到了旅行生活的美好并且忠实记录了下来，感谢那些游记和旅游杂志，他们将海外旅行说成是有益身心、提高情操、开阔眼界的好行为。我不反对这做法，但我还是要矫情地说，一次美妙的旅行会让我更加感觉到空虚。

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在1830年代这样记述他的旅行：“我似乎是在英国结束了一次奔波，就像我曾经在雅典、耶路撒冷、孟菲斯和迦太基的残骸上做过的一样。我历经一个又一个名城，看见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毁灭，我感到某种痛苦的眩晕。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克伦威尔和纪尧姆生活的岁月今安在？这一切都结束了。高尚和平庸，恨和爱，幸福和苦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刽子手和牺牲品，国王和人民，都沉睡在同一种寂静和尘埃之中。倘若人类和天才之最活跃部分尚且如此，他们如同昔日的影子游荡在当代人中，他们已不能靠自己活着，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经活过，那么我们该是怎样一种虚无啊！”

夏多布里昂这番话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巴黎要追思那里的逝者。为什么要去蒙帕纳斯公墓看萨特？因为我年轻时看过萨特的书。为什么要找到克拉拉·哈丝姬尔的墓？因为前两天正好听过她弹奏的莫扎特。波德莱尔、圣—桑、莫泊桑、贝克特，你喜欢过哪一个就可以去找找他埋在哪儿。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入口处，兜售名人墓碑地图的老头问我：“你从哪里来？”我说：“中国。”老头儿一下很兴奋，说，墓地的围墙之外有一道巴黎公社墙，中国人都要去那里看一看。他不知道，我们文艺青年到这里是来找肖邦和普鲁斯特的。

1804年，拉雪兹神父公墓启用，十一年后才刨了两千个坑，利用效率太低，巴黎市政府知道市民喜欢有名气的大人物，一股脑将拉封丹、莫里哀等人给埋在这里，如政府所料，这地方一下子火了起来，又过十一年，刨坑总数就达到了三万三千多。又过一百多年，大批活人溜达进这个四十四公顷的陵园，他们到这里的理由和那些1817年要在这里弄一块阴宅的死人一样：都喜欢和名人有点关系。

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一个年轻人问：“莫迪利亚尼在哪儿？”按当时的环境，这话也许该翻译成：“莫迪利亚尼死哪儿去了？”这个喜欢把人的脖子画得长一点的家伙是20世纪早期巴黎艺术家生涯的典型代表：酗酒，吸毒，风流韵事不断。好多人也这样干，但有两个地方不如莫迪利亚尼：一个是才华，一个是不能在三十五岁时干脆死掉。蒙马特高地上还保留着莫迪利亚尼的一处文化遗迹——跳跳兔酒吧，他和毕加索等人曾经常光顾，现在这酒吧晚上九点开始营业，要事先预订座位，含一杯饮料，价格是十七欧元。

我记得在海明威的小说里见过跳跳兔酒吧的名字，但远不如丁香咖啡馆留下的印象深，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海明威曾经对丁香咖啡馆前面的奈伊元帅像做过几笔描写。而《流动的圣节》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本在蒙帕纳斯徒步旅行的指南，当然这本书更大的诱惑是让你一定要到巴黎转转，如果可能，就在巴黎度过青春岁月。

他们的青春岁月就像是文学的青春岁月，他们那时候贫穷、年轻、拼命写作，盘算着一个小说能不能卖出去，后来的文学青年也要经历类似的状态，就像海明威在1920年代的巴黎。不过，1944年，海明威以一种极其绚烂的姿态重回巴黎，当时，攻入欧洲大陆的盟军想绕开巴黎，因为维持这个大城市的生计要消耗掉过多的资源，延缓盟军向德国推进的速度。但是，解放巴黎几乎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军事行动自发地开始了。海明威是战地记者中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他坐着坦克重回巴黎，按照他后来的吹嘘，是他“解放”了丽兹饭店。巴黎解放当天晚上，海明威在丽兹饭店摆了第一桌，招待二十多人喝了一顿大酒，当侍者送来账单的时候，海明威发现下面还附有消费税，他说：为解放巴黎可以付账，可维希政府要收的税，一分也没有。

丁香咖啡馆如今已是一处高档餐厅，门口是为顾客泊车的侍者。旁边的田园圣母街113号是海明威居住过的地方，但现在的门牌号从111号直接跳到了115号，不过，蒙帕纳斯附近还是能找到几个和他有关的地方，威尼斯客栈——海明威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同乡菲茨杰拉德，福尔斯塔夫酒馆——贝克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人经常在此喝酒。我在这家酒馆的酒单上看见了产自欧洲的各种啤酒，点了两杯，琢磨那帮文豪到底喜欢在哪个座位喝酒。在卢森堡公园附近哪一个厕所里，菲茨杰拉德向海明威亮出“老二”，抱怨说他老婆总嫌他这家伙小？英国记者帕林著有《海明威冒险》一书，他从美国开始，沿着海明威的足迹走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非洲、加勒比海和古巴，探访海明威的活动地点。我在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看到这本书。莎士比亚书店离巴黎圣母院很近，是游览左岸的一个好起点。不过，现在这家书店和当年毕奇女士所开的那家没有任何关系。

毕奇老书店的旧址在欧德翁街12号，我在一个周日的下午找到那里去，大门紧闭，抬头仰望可以看见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莎士比亚书店旧址，1922年首次出版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海明威早期文学生涯的一个导师是略微肥胖的斯泰因女士，他在家里跟自己的老婆嘀咕，斯泰因女士的乳房估计每个重十磅，不过当着人家的面总摆出虚心好学的架势。斯泰因大概在指导文学青年这方面有特殊的癖好，不过，我怀疑这女人对海明威的文学创作并没有提出太多建设性的意见，倒是对他的第一次离婚起到了促进作用。她还对毕奇女士出版《尤利西斯》很不满，说那书内容淫秽，从此拒绝到书店来。在欧德翁街12号留影，发思古之幽情，往右一溜达，猛然看见10号的历史地位也了不起，大门上方的牌子上写道：法国大革命时期通过的《人权宣言》在此起草。猛然间我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类似于环球影城的地方，没有特技表演，却有无边往事重现，巴黎就是这样一个沉寂的主题公园。

海明威在他某个小说中有一段不常见的絮叨，夹杂着《传道书》：“人所需要的只是虚无和亮光以及干干净净和井井有条。有些人生活于其中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可是，他知道一切都是虚无的，一切都是为了虚无，虚无是你的名字，你的王国也叫虚无，你将是虚无中的虚无，因为原来就是虚无。”海明威的底色就是一种虚无，在这个背景之下，人们恋爱喝酒放纵，狂暴与寂寞，两个人之间牢固的爱情与这个世界的不可信赖，欣赏物质世界中的美丽，同时含有一种奇异的苦痛，是对绝望的短暂补偿。

但是，这个世界，如果可以，让我多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