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这是一部篇幅很长的小说，而我提笔写下的这篇前言无疑会让它变得更长，对此我很羞愧。一本书的作者也许是最不适合来给他自己的作品写文章的那个人了。关于这一点，罗杰·马丁·杜·加尔——一位杰出的法国小说家——曾讲过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故事是关于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普鲁斯特想让一家法国期刊就他那部伟大的小说发表一篇重要文章；在他看来，没有人能比他写得更好了，所以他就亲自伏案提笔。之后他请一位年轻的朋友——一个文人——给文章署名，然后呈给编辑。这个小伙子按他的要求做了，可是几天之后那个编辑差人来找他。“我必须拒登你的文章，”他说。“这篇评论对马塞尔·普鲁斯特先生的作品如此敷衍且漠然，如果我登了这样一篇文章，那他是绝不会原谅我的。”尽管作者们对于自己的作品十分在意，而且很容易对那些负面评论心生怨恨，但他们很少自我满足。他们很清楚这样一部花费了自己大量时间和心血的作品与他们的最初构想有多大的差距，每每想到这点，他们就很容易因自己未能完整表达构想而心生恼怒，反而不太可能满足于那几段可以让他们带着自得的眼光审视的文字。
对于我这部作品本身，我不打算说一个字；我将满足于让读者大致了解：一部到目前为止已相当长寿的小说——以小说的标准而言——是如何写成的；如果读者对此不感兴趣，那我只能恳请原谅。我最初提笔是在我二十三岁那年，当时在从圣托马斯医院耗时五年取得医学学位后，我动身前往塞维尔，决心成为一名作家并以此谋生。我那时的手稿保存至今，但自从我更改过打印稿之后，我就再没有看过它一眼；我非常肯定地认为，这是一部不成熟的稿子。我当时把它寄给了费希尔·昂温——他曾经出版过我的第一本书（我还是一名医科生的时候写的一本小说，叫《兰贝斯的丽莎》，取得过一点儿成功），但他拒绝支付我要求的一百英镑，随后我又将稿子寄给了其他几个出版商，他们一分钱都不肯出。这令那时的我十分沮丧，可我现在知道，我当时是幸运的；因为如果他们当中有谁接受了我的书（起初的书名叫《斯蒂芬·凯里的艺术气质》），我就会丧失一个我因为过于年轻而无法充分利用的主题。提笔时我与我描述的那些事件还没有拉开足够的距离，而且我在最终完成此书时用来丰富作品的那许多经历也是当时的我尚不具备的。另外，我那时还不懂得：写你知道的东西要比写你不知道的容易。比如说，我让我的主人公去鲁昂（我只是偶尔拜访过这座城市）学法语，而不是去海德堡（我自己就在那里待过）学德语。
遭受冷遇后，我把这部手稿收了起来。我写了其他几本小说——这些都得到了出版——然后是戏剧。我一步步地成为了一名非常成功的剧作家，于是决定将余生献给戏剧艺术。但是我忽略了我内心的一股力量，正是它让我的决心落了空。此时我很快乐，很成功，也很繁忙。我的脑袋里装满了我想要创作的剧本。我不知道究竟是成功没有满足我所有的预期，还是说这是对成功的自然反应，总之我刚刚确凿无疑地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剧作家，充斥在我脑海中的那些对于我往昔人生的回忆就又开始在我心头挥之不去了。它们如影随形地不断在我眼前重现，在睡梦里，在散步时，在排演中，在聚会上，它们成为了我身上的一个如此沉重的负担，我最终认定，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摆脱它们，那就是把它们诉诸笔端。在承受了多年戏剧界的紧张节奏之后，我渴望小说创作的无拘无束。我知道我头脑中的这本书会是一部很长的作品，我想要不受打扰，于是我回绝了热切的经理们递给我的合同，暂时退出了舞台。那年我三十七岁。
在我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如何写作，并且接受了一项令人精疲力竭的训练，试图改进我的文风。但在我开始产出剧本的同时，我放弃了这些努力；当我再次开始写作时，我的目标已截然不同。我不再寻求珠光宝气的散文体和丰富的质感，这些东西我之前徒劳地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也未能获取；相反，我寻求质朴与简单。我有如此多的内容要在合理的篇幅范围内诉说，因此我不能浪费笔墨，我的理念是：只使用清晰表达语意所必需的文字。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开始了写作。我没有修饰的空间。我在戏剧领域的经验教会了我简洁的价值。我不知道该给我的书取什么名，在找了一大圈后，我偶然看到了“灰烬之美”，这是《以赛亚书》中的一句话，在我看来非常得当；但当我得知这个书名不久前刚刚被人用过后，我不得不另觅他途。我最终选定了史宾诺莎的《伦理学》中某一卷的标题。我有一种感觉：当我发现我最初想到的那个书名不能使用时，我又一次走了运。
《人生的枷锁》不是一本自传，而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事实与虚构无法分割地夹杂在了一起；那些情感是我本人的，但讲述的事件并非与实际发生的情形全部吻合；有些事件不是从我本人的生活中，而是从那些与我关系密切的人的生活中转移到主人公身上的。这本书带给我的正是我所希望的，它流入世界的那一刻（一个在一场可怕的战争中煎熬的世界，全神贯注于其自身的痛苦与恐惧，无暇顾及一个虚构人物的历险），我感到自己从那些此前一直折磨着我的痛苦和不愉快的回忆中解脱了出来。这本书得到的评价很正面；西奥多·德莱塞为《新共和国》写了一篇长评，他在文中以智慧和同情心——这两点令他的所有文字都熠熠生辉——讨论了这部作品；不过在当时看来，这本书很可能会同绝大多数小说一样，在问世几个月后就被人遗忘。不过，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意外帮助它在美国吸引到了许多杰出作家的注意力，他们不断地在媒体上提及此书，逐渐使它为公众所知。这本书由此得来的新生正是拜这些作家所赐，在此我必须向他们表示感谢：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不断加速累积的成功。
（宋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