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正当我得知张志毅先生病重、打完慰问电话时，李智初来电告诉我，两位张先生希望我为他们即将出版的书写篇序。这部他们耕耘多年的力作，一定是沉甸甸的代表作，现在要出版了，我一阵惊喜，却又焦急地想起王伟丽转述老师的伤心话：“我不怕死，只是许多该做而且可做的事还没做，我不愿意走。”听到这话时，我一时忍不住哭了。这时，我只能默默地埋怨上苍，我们理解他，人民需要他，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他、支持他，让他多干几年呢！

《理论词典学》确实是志毅先生留给我们的丰厚的精神财富。这是他用毕生的心血浇灌出来的词汇学、语义学的花果，是他精心打磨、奉献给中国新型辞书学的奠基石，是他代表着中国学者交给世界辞书学的一份骄人的答卷。

以前听外行的领导说过，不会做研究、写论文，就编词典去吧。行内的人则说，你想惩罚他，就叫他编词典。志毅先生却不是这样看，他把编词典当成“经国济世的千秋大业”，他说，辞书理论和40多个学科理论相关，只有在先进的语言学、词汇学基础上形成了辞书的新的理念，才能演绎辞书、领跑辞书、提升辞书；而经过长期培育的大型辞书系列，则又势必促进语言研究登上高峰。“牛津系列辞书”的250年积聚就是一例。他甚至还说，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语文性和百科性两类辞书带着新思想走出两条新轨迹”（§2.5.3），把编出好辞书的意义推向了思想史的高度。他多次表达过对我国辞书现状的焦虑。在本书的第一章末尾，他又说：“我们离辞书强国还有50年左右的距离。好在，我们国运正浓，盛世鼎新。盛世修典史不绝，辞书强国梦定圆。”（§1.4）一打开此书，你就会感受到这股令人振奋不已的热气。这股热气是他从事辞书编纂数十年的辛劳中凝聚起来的。数十年间他主编、参编了十余部词典，不仅参编了《现代汉语大词典》（部分），而且主编了同义词、反义词系列辞典（如《简明同义词典》《反义词词林》《新华同义词词典》（中型本）《新华反义词词典》（中型本）等），晚年受聘为《现代汉语词典》的审定委员，并作为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主持《当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

本书用“理论”二字冠于书名是有道理的，编词典绝不是找找词条、分分义项、注注词义、搜搜例句的具体事务，而是每走出一步都可能遇到沟坎，必须找出可行的论证依据。词汇是语言的基础，不论是语言的语音结构及其音变规律、词汇的语义聚合和结构系统，还是语法的组合规则、语用的适应性变化，都集中体现在每一个语词之中。没有对语言的宏观结构和微观成分的有效研究，每编一个词条都会寸步难行。大大小小的辞书品种繁多、要求各异，都应该有符合理论和实用要求的总体设计和个体落实。作者的理论功力早为行内学者所敬佩，他的百余篇词汇学、语义学和词典学的论文可谓掷地有声，尤其是研究生教材《词汇语义学》已经再版了两次，成了经典之作。“理论”二字正指明了本书的深厚底蕴。

在第一章作为导论提出辞书人应有辞书强国的追求之后，志毅先生用了七章的过半篇幅，从历史到现状，从宏观到微观，对于推动辞书发展的种种思潮、辞书应有的理论资源（原型论、语文学、词汇学和语义学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从而为词典学定性和定位，而后又就词典学的中心内容——收词条、分义项、释词义的种种原则做了详尽的说明。为了论证这些理论原则的必要和正确，书中溯本清源，介绍了古今中外的学者都提出过什么不同的观点，有过什么争议，如何取得共识，让你知道这些原则的来龙去脉，也让你知道如何把这些原则运用到编词典中去。这几章理论原则的分析就有许多富于启发意义的闪光点。例如：

第六章关于多义词的分析：多义词的基义和陪义、共性义素和个性义素有一定的结构性（放射的、连锁的和混合的）；义位之间有主与次、中心与边沿的梯度层次，还有“语义桥”（本义和转移之间的过渡语义）。关于词类活用的分析：“活用，是言语现象，兼类，是语言现象”（§6.6），词类活用“是跟语言表达常式近似等价的言语中的修辞性的语义变体、语法变式……语言这个‘能指’世界是有限的，而语言之外这个‘所指’世界的广大、复杂是无限的，尤其是万事万物的千千万万的运动变化更是无限的，这就跟有限的动词产生了‘所指’和‘能指’的巨大矛盾。于是表示千差万别的动义，就成了古今词类活用的趋向中心”（§6.6.4）。据抽样统计，古今汉语的表动用法都占了此类活用的80%以上。第七章关于词典释义的理据原则，在比较了历来的“本质论”和“规定论”之后又介绍了古代的“实、意、名”（物、意、言）的三元论，分析了有理据和无理据的历变，肯定了词的理据也是词的内容之一，掌握了理据对理解词义、扩大词汇量的教与学以及二语习得都有促进作用。此外，还指出了探求词的理据的种种方法：结构分析法、同根比较法、造词法分析、词源考证法。

重视理论而不轻视应用，是《理论词典学》的最大特点。“描写性辞书教人理解语言，规范性辞书教人使用语言。”完整的辞书系列既是语言研究成果的最佳展示，也是语言应用的有效指导。本来，研究辞书理论就是为了指导编词典，编词典也是检验辞书理论是否正确，两方面的工作是可以形成良性循环的。

本书的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是讨论了常见的语文辞书的编纂方法。包括学习词典、同义词词典、反义词词典、新词词典和义类词典。各章除了讨论收词、义项划分和注释方法之外，还讨论了各自的特殊问题。例如学习词典强调了元语言、语料库、语境和读者本位等理念；同义词词典着重于同义词辨析的项目和方法；反义词词典着重于反义词群的划分和排列；新词词典则对已经编出的词典做了动态考察。难能可贵的是这几章并非只是方法的列举，而是常常有些十分精辟的论述。例如关于同义词，书中说：“同义词存在的基础，不是指称同一对象……不是词义的全等。”（§9.1.2.4）“同义词存在的基础，受陪义影响……到一定程度，陪义就由附带意义的地位向基义的地位逐渐转化，最后促使词义改变，这就是词义内部不同性质义素转化的一种规律。”（§9.1.2.5）“在基义上有细微差别的同义词，正是同义词的主体，也是同义词的精华。”（§9.1.3）。关于反义词，则有如下说法：“共性义素，是反义词的语义基础。个性义素，是反义词的语义特征。”“反义词的语用意义应该相对。”（§10.1.4）“音节整齐相对，是汉语反义词的形式特点。”（§10.1.6）关于网络新词：“既不能拒绝，又不能滥用，更不能乱用。有价值的，会被更多人使用，没有价值的，会逐渐被使用者遗忘，所谓‘词竞众择，适者生存’。”（§11.3.4）

本书的最后三章是对我国现代的三部大型辞书的评论。关于《国语辞典》，说它在收词、正音、定性、释义四个方面都能承前启后，创制注音符号，确认北京音，用白话文注释“简而不漏，浅而不陋”，按音节顺序排列是重大创新，“虽然有些局限性，但是仍然是历史丰碑”。关于《现代汉语词典》，指出它发扬了中国历代辞书的优良传统，学习外国词典的先进经验，“不仅耸立于中国辞书之林，而且闪耀于世界辞书银河。它是里程碑性的词典，主要的标志是：共时性、简明性、规范性、语文性”。其释义系统的“创新在于科学化、开放化、系统化”，对于所标注的词性和各种陪义也多加赞赏。关于《汉语大词典》，肯定它作为大型辞书“是挺进辞书强国的第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是文化强国的顶梁柱，是集大成的精神产品，是软实力的硬指标”。这些评价都是准确的，既肯定成就，也指出不足；既尊重历史，也能鼓励后人。关于这几部辞书的不足，我很欣赏其中的一段话：“口语词，各词典收集得不够。口语，是语言的基础，口语词典现有8本。应该从中选收较多的口语词。《现汉》口语词占总词条的1.5%。《汉大》不应该低于这个比例，那么至少应该收6000多条。”（§15.3.2.2）应该说，现代语言学有别于古代语文学，最重要的就是从书面文献转向有声口语的研究。我想，词典不应该只教人读写，听说也得管。许多口语专用词很难写进文本，大中型的词典收口语词很少，接触社会口语不多的青年学生，尤其是南方人和外国人就难免欲学无门了。

除了“重理论而不轻应用”，本书还有如下的几个“重而不轻”：重外而不轻中；重今而不轻古；重共性而不轻个性。

中国的现代语言学得益于西方语言学的启发，“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辞书理论推动着中国辞书理论不断创新”也是事实。但对于中国辞书事业的两度崛起，作者也加以热情的赞颂，民国期间出版的辞书，每年平均38部，“掩映着国学余晖和西学晨曦”；改革开放之后，迈入辞书大国阶段，平均每年出版600多部，“其中不乏耀眼的传世之作”。研究中国语言，编纂汉语辞书，还是要立足于自己的土地，面向身旁的社会生活，这是作者们都很清楚的。

同行们都知道，张志毅先生不仅是词汇学、语义学的顶级专家，对于传统的音韵、训诂、文字之学也有雄厚的修养。对于外国的语言学和辞书，不论是欧美或是俄苏，古今名家都如数家珍。语言文字伴随着人类的文明史，语言学史和文化史，源远流长。见到现今的成就和不足，都应该追思传统，“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就是我们应有的历史观。本书介绍了现代辞书日新月异的发展，也没有忘记回顾古典时期的中外名家的杰出贡献。不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是荀子、许慎，千百年来的灿烂群星让你看到了，语言的研究，辞书的编纂原来是一条波涛滚滚的不息长河。读过张志毅先生的论著都能打开广阔的眼界，得到历史寻幽的享受。

语言是人类共有的本能，也有许多共同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研究语言、编纂辞书应该有必须遵从的共性要求。然而语言文字又是不同的民族创造出来、使用开来的，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思维方式的不同，势必打上民族的烙印。研究语言、编纂辞书也就有体现个性的要求。就汉语汉字而言，就有不少个性。《尔雅》首创的义类归并和词义说解，《方言》关于通语、方言的区分和词义比较的传统，《说文》所开辟的字形结构（部首）、字义归纳和字源考证方法，《切韵》所奠定的声韵调的结构分析和反切制度，都是针对汉语汉字的固有特点而形成的中文辞书的经典做法，至今还闪烁着它的光辉。本书所提到的许多汉语的特征也是很精确的，例如：自源词多、外来词少，借词之中意译的多、音译的少；核心的单音词多，双音的合成词多，词类活用多；词汇中的因汉字不同写法的异形词，文白读、别义异读造成的异读词；缩略语的双音模式、数字缩略的模型；基义、陪义、转义以及义位聚合、组合、命名理据各方面的民族性等。

《理论词典学》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巨著。它的与众不同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面向古今中外，纵横有致；登临理论高峰，一览无余。中国语言学的这种专论真是不可多得，有一批这样的专著，我们的语言学就可以与国际接轨，中国语言学家在世界上就能有自己的话语权。

本书是张志毅先生多年来组织设计的成果，也是他领着自己的伴侣和追随他的学生们辛勤劳作的成果。两位张先生都爱生如子，精心培育后学。没有课题投标，没有项目拨款，没有领衔主编，就靠着他的辞书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靠着他们关爱青年的无私奉献精神，无意插柳柳成荫，让我们享受了这份柳荫下的清凉爽快。志毅精神是值得提倡的。他以中国语言学、词汇学、语义学、辞书学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如鲁东大海奔流不息，却没有惊涛拍岸、喧嚣一时。他不求功名利禄，埋头苦干，厚积而广发，循循善诱，诚恳待人，在同行之中，论为人他是谦谦君子，论学问他是无冕之王。

我和志毅先生只有十几年的交往，彼此都相见恨晚，一年见几次面也有谈不完的话题，我总是觉得他那里有学不完的东西。如今却戛然而止，无语而别。我只能用此文作为永恒的怀念，并希望年轻一代学者缘着这座悬梯，攀登张先生为我们指明的高峰。

李如龙

2014年小满之日于香江吐露港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