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印度是世界上最具博物学多样性的国家之一。记录并研究博物学的过程在印度持续了许多个世纪，不过到了18世纪晚期以及整个19世纪，完成这一工作的主要是那些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的人。人们使用很多方式来记载动植物及两者间的关系，其中最令人观之怡然的方式之一是绘画。在自然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有一系列这个时期丰富多彩、涉及广阔领域的印度绘画藏品。这些艺术藏品来自各种各样的渠道，有的来自独立艺术家和个人收藏家，有的源自旨在追求科学、商业和政治目的的印度博物学研究团队。大多数画作都是水彩画，其中不仅有严谨的动植物科学画，还有当地市场所贩卖的色彩斑斓的工艺品与装饰品画作。在庞大的博物藏品中有一些是鲜为人知的，甚至是极少人研究的博物学艺术珍品，它们在一幅广袤无垠的拼图中占据了一角，与那些更大型更知名的收藏品一起，为当时身在印度的英国人勾勒出了一幅纷繁的画卷。

欧洲人真正开始殖民印度是在16世纪早期，此时葡萄牙人沿着印度西部的马拉巴尔海岸和果阿邦建立了贸易“工厂”或仓库，运往欧洲的主要货物是香料，尤其是产自喀拉拉邦的黑胡椒。葡萄牙人的优势地位一直从17世纪的早期持续到中期，此时荷兰人占领了印度南部的一些岛屿和地区，而英国人在苏拉特和后来的孟买建立了据点。亚洲南部的荷兰人和英国人各自服务于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商业贸易。

到了18世纪，法国和丹麦也在印度建立了贸易据点，但是英国通过军事行动和统治者巧妙地谈判和约，将欧洲的竞争对手挤出了局占据了主导地位。英国在印度的历史过程就是通过越来越大的军事行动逐步进行地理扩张，从而最终达成行政、政治和殖民统治。

英国之所以能在印度渐渐扩张并建立属于它的帝国，取决于此处政治与经济的各种变动，其中最主要的变动是莫卧儿王朝的衰弱，以及许多地区分裂成了更小的区域领土。印度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两国间由人员以及政治、行政和经济等系统联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这些系统相互连通，有时相互依赖，每一个系统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并引领两国的关系。这种情况导致经验、实践和知识的频繁交换，对于英国人而言，使他们能够更熟悉、更深入理解印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博物学探索。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优先要务往往是贸易、商业扩张和渐渐增长的股东利润。无论如何，探索印度博物学是公司涉及的要务之一，它的发展紧随公司可掌控地域面积的不断扩大。有许多因素牵引着东印度公司涉入这一探索过程，其中包括高管在动植物学方面的个人追求，还有在政治与行政掌控下，该公司越来越认识到管理这片广袤土地并从中获益，这个过程中它自然需要其植物、动物、农业措施和林业学的知识。伴随管理自然的需求，产生了进步的思想——推动了文化与社会的进步，以及带来了经济利益。该公司和个人都信赖于当地居民的专业技术。他们可以充分利用的当地知识是一笔巨大财富，其中包括何种生物在本土能更好地生长，以及如何大范围管理土地与森林。这些知识涵盖了当地动植物及其运用，尤其是医药方面的用途；还有它们的危险性，比如那些有毒的动植物。欧洲人还信赖当地人在勘测和探险中担任向导，虽然有不少公司高管能够说甚至能写一两种印度语言，比如威廉·赛克斯（1790-1872年）和布莱恩·霍奇森（1800-1894年），但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仍然要信赖通晓动植物本土名称的当地人，翻译们就在这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对理解及发展博物学知识做出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贡献。

与印度博物学知识直接相关的，就是用以研究的植物、鸟类、昆虫和其他动物的插图。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是无价之宝，因为精确的物种描绘是对其进行鉴定分类的关键。有些艺术家是学习过制图技术的欧洲人；另一些则拥有绘画天赋，比如卢埃林·费德勒（活跃于1824-1831年），他在加入东印度公司之前是一名职业艺术家。不过，艺术家的主体仍然是印度人，他们有的由公司直接聘用，有的是由高管个人委托进行创作。

大多数东印度公司持有的画作都是由那些直接参与科学探索的人收集所得，他们当中有的从事医疗职业。有一些印度植物学的先驱是医生，比如威廉·罗克斯堡（1751-1815年）、约翰·弗莱明（1747-1829年）和纳萨尼尔·瓦立池（1786-1854年），他们受聘花费大量时间经营该公司在印度的三个植物园。对博物学的兴趣引领他们委任创作并收集大量植物画作，这些行为催生了19世纪早期关于印度植物最重要的一些视觉记录。其他的主要收藏系列是由印度民事部门人士建立的，比如布莱恩·霍顿·霍奇森，而托马斯·哈德威克（1755-1835年）和威廉·赛克斯则来自军事部门。还有一些收藏品并非直接和东印度公司相关，它们为印度的画卷提供了更个人化的视角。一个上佳的例子是奥利维亚·汤奇（1858-1949年）的收藏，她在20世纪初游历印度。另一个例子则是由萨尔瓦多雷斯（活跃于1750年）在1750年创作的安金戈（Anjengo）植物作品系列，这是一位说葡萄牙语的印度人，在作品中，他描述了所绘每一种植物的药用性能，并提供了种植管理它们的方法指南。

博物学渐成流行

18世纪，对博物学的爱好渐渐变成富有绅士的消遣。到了19世纪早期，这种兴趣蔚然成风，所有社会阶层都开始流行收集研究动植物。此时林奈分类法正当其道，人们已有一定能力理解自然界并为其总结规律。各界对研究博物学的痴迷不仅仅出于个人喜好，同时还有经济上的考量。新食物、新药用及林材用植物的开发对工业革命及世界贸易扩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东印度公司而言，经济作物的增益是至关重要的，世界各地新发现的各种植物被源源不断地引进公司位于印度、好望角和加勒比海的园林中。博物学知识通过不断扩大的出版业向外传播，造纸与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各种博物学期刊如百花齐放。

该公司众多高管对于印度历史、艺术、科学与文学的兴趣促成了1784年亚洲学会的成立，也就是后来的孟加拉亚洲学会。公司鼓励雇员参与研究博物学并发表他们的成果，许多员工在返回英国后仍然保持着对印度文化与博物学的兴趣。1823年，英国亚洲学会建立，为人们提供了发表印度博物学研究成果的另一个渠道。对古董、艺术文物及各类工艺品，还有矿石、鸟类、昆虫、动物及植物标本的收集变得如此盛行，以至于1801年公司在其位于伦敦利德贺街的总部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兼博物馆。除了亚洲学会和博物馆的成立，更重要的是英属印度地区各植物园的建立。其中最大的植物园位于希布尔，因邻近加尔各答，通常被称为加尔各答植物园，园中还有一个巨大的干燥标本库。威廉·罗克斯堡和纳萨尼尔·瓦立池是长期服务于此园的两位负责人，他们正是据此开展了委任艺术家描绘园中植物的计划。

博物插画

一张绘图往往比一个标本有更高的价值，因为它所记录的细节并不存在于一株干花、一块皮毛，或一只浸在烈酒中的动物上。对于博物学家而言，绘画是一种认识目标的重要行动。到了18世纪晚期，人们为科学绘画制定了严格的条例。在传达的目标信息中，最重要的是动植物的形态特征——结构、外形、色彩和花纹。植物画作的标准惯例也是要呈现可供鉴别的关键特征——植物雄性或雌性部分的数量和结构，它们通常会在图中放大绘出。动物插画中往往也会呈现其解剖特征，关键在于捕捉目标的运动、习性和特点，而这就需要在其存活环境中观察它。描绘活着的、移动的动物和鸟类有着相当高的难度，以至于那些画作多半是绘自死去的标本。因此，最伟大的博物艺术家往往拥有杰出的观察技巧，同时常常也是最出色的田野博物学家。植物学和动物学画作的目标都是绘出该物种的典型样貌，从而这一物种的其他个体都可以以它为参照。这意味着排除一切干扰元素，为此目标物将被单独绘于纸上，而不附加任何背景。

描绘标本的这种惯例是欧洲独有的，它符合林奈的分类法以及欧洲科学的发展进程。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以极其不同的方式描绘自然。印度艺术家受训于莫卧儿王朝的传统细密画艺术形式，并受其影响。因此，当他们受聘绘画科学标本时，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艺术风格。大多数在植物园中工作的艺术家会接受指导，学习如何以科学方式绘画，而他们的所有作品都经受着严格的监督。

传统印度艺术是极其程式化的，以艳丽的色彩和鲜明的轮廓为特征。一层又一层的厚水粉颜料（不透明色）被涂在纸上，在每次涂色后画作都会被抛光。这使得艺术家几乎是在画作上雕出细线，并在其上造出一片光亮的色层，以捕捉鸟羽和鱼鳞的虹彩。藏品中的某些画作属于这种典型风格，不过其中多数印度艺术家都采用了不那么艳丽的方式，他们使用水彩的方法类似于来自欧洲的插画书，后者被当作指导的范例。大多数画作都没有签名，即便是能被鉴别出的少数艺术家也没有留下多少信息，无论是印度的还是欧洲的。

在藏品中，我们能找到几张几乎完全相同的画作。这些拷贝要么是由一位艺术家同时绘制的，要么是之后由另一位收藏者委任其他艺术家绘制的。那些委托绘画的人常常送出或接受一些特别的动植物画作，将它们当作礼物。不仅是在印度工作的公司员工圈子里会进行这样的交换，其他驻地的员工也是如此。约翰·里夫斯是驻守于中国广州的茶叶督察，他和其他几位博物学家交换画作，其中包括印度的托马斯·哈德威克。交换物品还包括标本，因此，在个人收藏中发现原产地远至澳大利亚和南美的动植物画作，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植物学方面的收藏家和艺术家

在最早期绘制画作的印度艺术家中，有一些是由詹姆斯·克尔（1738-1782年）在1774年和1782年间委托创作的，这期间他驻守于孟加拉的达卡（如今孟加拉的首都）。克尔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外科医生，在调任孟加拉前居住于比哈尔，在那他对鸦片种植特别感兴趣，并汇报过他自己对其衰竭功效的观察结果。他的藏品中那些严谨的植物学画作是林奈风格画作的早期范例。

加尔各答城外的希布尔植物园于1787年建立，这使其他人能够效仿克尔建立的模式，雇用艺术家为当地植物及园中的引进植物系统性地复制画作。威廉·罗克斯堡医生于1793年开始担任植物园的负责人，直至1813年退休。他设立了一系列方案改进植物园，使其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引入的植物和有用植物的培植中心。他组织前往东南亚各地的采集探险，并监督植物的科学探索以及受聘艺术家群对它们的描绘。这些画作开始作为“罗克斯堡图谱”而广为人知，其中许多作品被复制以送予朋友和位于伦敦的印度博物馆。另一个收藏系列属于约翰·弗莱明，包括一千一百多张绘制精美的植物画作，据信也是由罗克斯堡的艺术家绘制的。和罗克斯堡一样，约翰·弗莱明生于苏格兰，他投身医学领域，获得了外科医生资格。同样和罗克斯堡一样，弗莱明是一位热忱的博物学家，对药用植物有着特别的兴趣。他著有初版的《印度药用植物和药物目录》（1810年）。

帕特里克·罗素医生（1727-1805年）是另一位加入东印度公司的苏格兰医师，他作为公司的植物学家驻守于南印度的卡那提克地区。在这里，他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了植物学之外，涵盖了博物学的方方面面。他出版了关于科罗曼德海岸的植物、鱼类和毒蛇的作品，这是该领域的首部著作，出版费用由公司负担。也正是罗素建议出版了《科罗曼德海岸的植物》，他和威廉·罗克斯堡一起为这部书作序，它在1795年至1820年间分12部出版。

在罗克斯堡于1813年退休后，寻找合适的继任者耗费了数年时间。到了1817年，加尔各答植物园的主管职位被提供给了纳萨尼尔·瓦立池，除了其间因健康欠佳缺席多年外，他一直担任这一职位直至1846年。瓦立池生于哥本哈根，并在那里接受了外科医生的训练。后来他前往印度，作为医生为塞兰坡的丹麦工厂工作。在英国于1808年军事管控了该地区后，他加入了东印度公司。瓦立池延续之前的工作，聘用艺术家绘制印度植物画作，而且像罗克斯堡一样，指派人手鉴定植物画作并为之提供描述。在1820年，他赞助并协助出版了罗克斯堡的《印度植物志》。

加尔各答植物园是东印度公司最大的植物园，并担负着植物培植的主要任务。公司在印度半岛第二重要的植物园位于北方邦的萨哈兰普尔，它原本是莫卧儿帝国的一座植物园，其历史可追溯至18世纪中叶。到了1818年，它被东印度公司接管，并成为北印度及喜马拉雅山区植物的研究中心，尤其是那些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1823年，约翰·福布斯·罗伊尔（1799-1858年）成为此园的负责人，并一直工作至1831年退休为止。他采用了加尔各答植物园聘请艺术家的做法，并在瓦立池离开前往英国期间借用了加尔各答植物园的艺术家团队。尽管公司大幅度限制了对植物插画提供资金，但这一工作还是在此园中持续至1850年代。

动物学方面的收藏家和艺术家

杜姆杜姆距离加尔各答约有12英里，它是东印度公司军队孟加拉炮队的大本营。托马斯·哈德威克正是在这里居住了多年。他在22岁时作为一名候补军官加入了公司，并在1819年晋升至少将。他参加了几次重要的军事战役，其中包括18世纪末的第二次与第三次迈索尔战争。当他于1823年退休时，45年的职业生涯有大半是在印度度过的。哈德威克是众多业余博物学家之一，他对动物学尤其感兴趣，并且对收集印度标本、画作、文学及信息的爱好可谓漫无止境。在没有现役任务的时候，他便将自己的时间花在研究及收集博物学标本上，因此到晚年时，他已囤积了印度博物学收藏中最大型的系列之一。

哈德威克指挥了数次探险，有些是前往喜马拉雅山区的克什米尔和西瓦利克山脉，还有的是在中央邦的贝图尔。他发现了包括树形杜鹃在内的一些新植物，撰述了自己的发现，并安排了这些地区的动植物绘制。他雇用了众多印度及欧洲艺术家为自己工作。他安排绘制的许多画作被送给或借给了他的朋友们，其中一些是他自己收藏的原作的复制。令人意外的是，他的藏品极少被出版，只有一些例外是他为约翰·格雷1830年发表的《印度动物图谱》选出的插图。哈德威克是孟加拉亚洲学会的活跃人物，并于1820年至1822年间担任其副主席。在返回英国后，他将自己的房子作为博物馆开放，以展示他的藏品。死后，他将收藏遗赠给了大英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伦敦自然博物馆。

鸟类学绘画往往是业余爱好者及专业人士最热爱的消遣之一，并且与此相关的又往往是那些运动健将及花费大量时间捕猎鸟类的人。在哈德威克的收藏中，鸟类画作占据着主导地位，布莱恩·霍顿·霍奇森的收藏也是如此。霍奇森热衷于研究并收集鸟类及鸟类画作，在他漫长的人生中，他出版了许多科学著作，对印度东北部鸟类学知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霍奇森在15岁时便加入了东印度公司的文职部门，并在公司于英国哈利伯瑞经营的学院度过了两年时光。接着他旅居印度，继续在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大学又学习了12个月。在此处，他是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学生，并因数个课题的成果而获奖。他还特别擅长印度各种语言。不良的健康状况使他从加尔各答迁至喜马拉雅山区，他在那里度过了之后40年中的大部分时光，并升任为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英国常驻公使。在1844年退休之后，他回英国短暂停留，而后居住于印度的大吉岭，最后于1858年永远地离开了印度。

在驻留于喜马拉雅山区时，霍奇森沉浸于当地文化之中，渐渐成为其语言、法律、宗教及政治的博学之士。他研究佛教经文与建筑，撰文论述不同的种族及文化群体。可以和他的文化研究相提并论的，是他对博物学，尤其是对鸟类学的爱好。在尼泊尔时，他作为一名田野博物学家，花费大量时间在加德满都河谷中观察鸟类，以及它们的行为和栖息地。除了进行学术研究外，他还收集了大量的博物学标本及手稿，后者的用语包括梵文及其他南亚语言。另外，他积存了无数画作，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他雇用的印度艺术家创作的。拉杰曼·辛格（活跃于1820-1860年）是霍奇森的首席艺术家，并随后者从加德满都迁至大吉岭。辛格是一位尼泊尔艺术家，接受的是传统风格的训练，绘制关于衣着、佛教手稿及祈祷书的宗教画作。他成为喜马拉雅山区最受欢迎的艺术家，并为许多驻留于尼泊尔及北印度的欧洲收藏家的收藏系列做出了贡献。

当霍奇森着手收集、描述并委托绘画时，关于喜马拉雅山区动物群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他描述了鸟类的许多新物种，同时，尼泊尔、西藏和大吉岭的22种新哺乳动物的发现也要归功于他。霍奇森于1858年回到英国，不过他对印度文化及博物学的爱好一直持续到他1894年逝世。

关于印度博物学，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威廉·亨利·赛克斯。他于1803年加入东印度公司的军事部门，在相当积极的工作之后，升迁至陆军中校。1824年，他就任孟买政府的统计报告官，执行在南印度德干高原的一次勘测。他受命完成一次人口普查，并进行统计学与博物学研究。赛克斯花了七年时间走遍这一地区，观察并收集标本与信息。在旅途中陪伴赛克斯的是一位来自孟买炮队的年轻士兵庞巴迪·卢埃林·费德勒，他是分配给赛克斯的制图员，并且作为一位“在色彩与线条写生方面天赋卓越”的年轻人受其指导，报告附图中许多美丽的画作都是费德勒绘制的。

赛克斯在1831年完成了他的报告，除了这一地区的动植物详细资料外，他还调查了当地农夫的农业措施。在文本间散落着少许插图，那是从他在旅途中绘制的一册画作上复制下来的。画本中的铅笔素描上覆盖着水彩，许多画作还使用了水粉颜料和阿拉伯树胶。赛克斯解释说：“这些画作都已由我自己做过必要检查并纠正了笔触和色彩，因此错误已被尽可能仔细地避免了。”所有画作的主题“都在一定程度上经过实物测量”。画中的植物又美丽又精致，重要的部分画得很详细，通常还放大了倍数以便鉴定。动物画得很精美，并且囊括了所有的种类——哺乳动物、昆虫、鸟类、鱼和爬行动物。还有不少壮美的风景图，上面除了繁茂的植被外，还描绘了地质与地理特征。不过，这一系列中最迷人、最引人注目的那些画作是关于农业工具的，画中描绘了它们复杂的结构和用途，以繁复又精确的图表呈现，几近完美。

赛克斯的信息来源是：“直接来自大众，以及对村庄或其他公开论文的个人考察或其他公开发表的论文”。他能够读写马拉地语，在他的文本和画作上都加上了描述对象的当地名称。他还聘请了几位印度人增补了梵文和印度斯坦语名称。

独立收藏家和个人艺术家

对印度博物艺术作品的收集和委托创作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些受聘于东印度公司的人。在1750年，英国在安金戈已拥有一座颇具规模的贸易要塞，也就是如今人们所知的安楚森吉（Anchuthengi），它位于印度西海岸的喀拉拉邦。当时的英国控制着这个地区的大部分领土。它原本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仍然说着葡萄牙语，并且在学术与教育著作中使用这种语言。关于这方面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萨尔瓦多雷斯早期的一部作品。他为印度药用植物创作了一份华美的手稿，其书名为《乔木、灌木、植物之通告》。这部药典发表于1750年，所描述的是安金戈原住民所使用的当地植物。除了每种植物的绘图外，书中还阐述了植物的哪些部分用于什么治疗目的，以及制备和应用的方法指南。萨尔瓦多雷斯驻留于安金戈的医院中，不过没有人知道这部作品是为哪一方创作的。

许多想建立个人收藏的欧洲人委托艺术家创作独立艺术品。尽管这一类的众多艺术品是出自私人收藏，不过它们最终还是储存在了公司博物馆或图书馆的档案馆内。易恩培女士（1749-1818年）是加尔各答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妻子，早在1770年代，她便已雇用印度艺术家描绘鸟类、动物和植物，这些画作的许多主题都来自她壮美的花园和兽笼。如今，你可以在英国各地的私人和公共档案馆中找到属于易恩培收藏系列的画作。

荷兰也是对印度和东南亚感兴趣的国家之一。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58年占领了锡兰（旧称，现今斯里兰卡），在当地一直维持统治，直至1798年英国接管了这个国家。在所有的驻锡兰荷兰总督中，1752年至1757年当任的约翰·吉迪恩·洛顿是对博物学最有兴趣的。在洛顿驻守锡兰期间，他所收藏的大部分画作都出自艺术家皮特·德·毕维尔（1722-？年）之手。德·毕维尔于1743年开始作为一名助理检验员服务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他从死去的动物和鸟类着手，将它们当作画作的模特。他还因参与创作乔治·爱德华广受欢迎的著作《鸟类志》（1743-1751年）而知名。比起哈德威克或霍奇森的收藏，洛顿的收藏系列较为朴实无华，其艺术品也并不总是那么精致成熟。然而，他的地位在于其引领的亚洲影响上，而且悉尼·帕金森在离开英国之前，发现了这些艺术品拥有可复制的价值。后者是詹姆斯·库克《奋进号航行》（1768-1771年）一书中提及的博物艺术家。

还有一些收藏系列来自拥有艺术天赋的个人，他们出于自己的喜好与个人兴趣，描绘印度生活环境中的动植物。其中有玛丽·本廷克女士（？-1843年）、玛格丽特·科伯恩（1829-1928年）、弗雷德里克·迪马特斯上校（1811-1876年）和奥利维亚·汤奇（1858-1949年）。本廷克是1817年至1835年间在任的印度总督的妻子，她于1833年绘制了六十多幅关于喜马拉雅山区鸟类的画作。科伯恩生于印度，并终生居住在这个国家，她的诸多消遣之一就是描绘周围的野生植物、鸟类及昆虫。她还收集了许多标本，它们如今已成为自然博物馆馆藏的一部分。迪马斯在1826年至1850年间服役于皇家（马德拉斯）工兵部队，他创作了为数不多的关于鸟类、爬行动物和昆虫的画作，人们认为这是他送给妻子的礼物。汤奇创作了16本可爱的写生集，里面充满了美丽的水彩和幽默的评论。画中有植物、动物、场所与物件，这些作品要么是她在1908年至1913年印度旅居时的亲眼所见，要么是她在当地市场收买的。它们反映了她自己的经历与观察结果，并在评注中展现了有趣的事实和个人记忆。

在照相机还未发明出来的年代，绘画是记录个人观察结果的重要方法之一，并能为科学研究留下自然世界的视觉记录。自然博物馆中的印度画作收藏提供了印度博物学美妙的多样性——不同地区壮美的植物群，整个国家中丰富多样的动物、鸟类和昆虫。研究这些收藏，能让我们更加理解自然科学，并更加完整丰满地领会二百五十多年前印度与英国间、科学与艺术间、文化与经济交流的多种层次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