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凯恩斯以后
一 凯恩斯革命的结果如何
（一）
凯恩斯革命主要反对哪些正统学说？尽管到1936年才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这本书，但早在1929年就出现了凯恩斯革命的萌芽，且在1931年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而1933年随着形势的严重恶化，凯恩斯革命显得更加迫在眉睫。
当时，在英国正统的思想界中，对1914年以前的世界的留恋仍占统治地位，因为那时的世界是一个常态和均衡的世界。要重新回到这一世界，首先应当恢复当时的制度和政策——按旧英镑平价维持金本位的地位，平衡预算，坚持自由贸易，采取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处理政府同企业的关系。当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提出通过公共工程支出来降低失业率（当时失业人数超过100万）时，回应他的是著名的“财政部观点”——任何时候作为投资资金的储蓄额是一定的，所以如果政府借用了其中一部分，那么留给企业的那一部分就要相应地减少。
1931年，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英国收支逆差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而当时被认为合理的（可怜的工党政府和英格兰银行都是这样认为的）补救办法就是通过削减开支来平衡预算。这就是公共政策方面的正统观点。
经济理论的正统学说也包括截然不同的两部分——原理和货币学说。原理主要讨论供需影响下的市场行为，以及商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要素”的相对收入的确定。从现在所谓的宏观理论，即整体经济运行分析来说，以上讨论的基础是：市场力量在自由运动中有能达到均衡的天然趋势。普遍失业这个词在当时就是自相矛盾的。
马歇尔狡猾地用例外的情况来安慰自己，但他采取的方式是使他的学生继续信奉他的理论。他不经意地指出，当信心不足、投资减少、市场一个一个相继收缩时，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就失效了。但马歇尔并不想打破人们对自由放任政策下的均衡所普遍抱有的信心。
货币理论则截然不同。它研究的是一般物价水平，还必须涉及像通货膨胀和商业循环等难题。这一理论认为，物价变动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变动。但奇怪的是，在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时，经济学家总是满嘴原理，而把货币理论抛诸脑后。当时（不像现在），物价下跌是经济衰退的主要特征。如果提升物价、恢复生产所需要的不过是多印一些钞票，为什么经济学家不建议政府立刻这样做呢？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货币迷信者认为：这只要一支钢笔就能做得到的，但正统经济学家认为这是错误的。正统派的观点是，没什么可做的，也没什么是应该做的，顺其自然，时机一到自会恢复到均衡的状态。
凯恩斯在早期是位货币经济学家。在写《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时，他认为自己的注意力必须严格限制在一般的物价水平上，拒绝承认他的研究课题与失业有关。但在1929年，他从理论的高度回归到实际政策上，并支持劳埃德·乔治的公共工程运动。在和赫伯特·汉德森（Hubert Henderson）合写的小册子《劳埃德·乔治能做到吗》（Can Lloyd George Do It？）中，他简要地指出：投资产生储蓄，因而预算赤字能在不引起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减少失业。
这一分析是很粗略的。R.F.卡恩（R.F.Kahn）在这一基础上用更有条理的方式提出了乘数理论，说服凯恩斯他和汉德森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刚完成《货币论》的初稿，凯恩斯就马不停蹄地承认就业问题的重要性。货币数量在利息率理论中变得明朗起来。经济活动的变化被认为是受到投资支出和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变化支配的。物价水平与银行政策无关，而是取决于货币工资率。于是旧的两分法被打破了，“货币理论”被纳入产量分析中。
与此同时，纳粹却在竭力证实劳埃德·乔治的观点。当时在德国有一个笑话，说希特勒计划雇人把“弯曲湖”搞直，把“黑森林”刷白，在“波兰走廊”铺设亚麻油毡。英国财政部认为这种错误的政策很快就会让他下台。但当时那一小群凯恩斯主义者却倍感沮丧、失意。等到我们终于弄明白了这一理论，却已为时晚矣。
（二）
不久即将出版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选集》（Collected Writ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的最新一卷描述了从《货币论》到《通论》的突变和变化过程。读者会发现，有时凯恩斯也不明白自己革的是什么命，直到《通论》出版以后在总结时，他才看到了这一点。
从理论方面来说，其革命性在于从均衡观转向历史观，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转向推测或传统基础上的决策问题。
传统教义假定“使用中的生产要素的数量是一定的，问题在于确定使用它们的方式和它们的相对报酬”。
和凯恩斯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仍像前人一样在研究这一体系——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数量是一定的，而其他相关的情况大体上也是确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体系不存在变化，或甚至不存在预期落空的失落。他们假定的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情况和预期都是确定的、可以计算的；而尽管他们也承认风险的存在，但对此并不在意，并认为风险是可以用精确的保险统计方法计算出来的。他们认为概率计算法——尽管他们没有特别强调这一方法——可以使不确定性像确定性一样可计算”。
凯恩斯明确区分了可计算的风险和因缺乏可靠信息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既然未来在根本上是不确定的，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的；大多数经济活动都建立在被接受的惯例的基础之上。
“在发现我们自己的判断没有什么价值之后，我们就会仰仗世界上其他人的判断，因为他们可能掌握更多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会努力顺从多数人或一般人的行为。由于这种每个人都努力模仿他人的社会心理，出现了我们严格意义上的常规判断。……由于基础异常脆弱，这种判断很容易突然发生剧烈的变化。沉着、冷静、信心、安全感突然瓦解。而新的恐惧和希望会毫无征兆地控制人们的行为。在幻灭之后，可能会突然出现一个新的衡量价值的常规依据。所有这些为华丽的董事会议室和秩序井然的市场准备的小技巧必定是要失效的。在任何时候，无名的恐惧和同样模糊的、无来由的希望都不会真正消失，只是隐藏了起来……
“虽然这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的行为方式，但我们用来研究这些行为方式的理论却不应屈从于市场偶像。我认为古典经济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小技巧，它在研究现实的时候忽略了我们对未来知之甚少这一事实。”
货币的存在与不确定性有关，因为如果人们对生息资产未来的价值没有疑虑，那么相比现金，人们就会更愿意要生息资产。从这个角度来看，利息的性质就清楚了。凯恩斯强调了作为金融价格的利息率和某一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之间的区别，解决了传统教义中的一个长久以来的困惑——但不幸的是，凯恩斯给这一回报率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资本的边际效率。
不确定性也是造成投资规模波动的原因。而这种波动既不是因为（1）那些决定个人从一定收入中储蓄多少钱的因素，也不是因为（2）那些有助于提高技术水平的物质条件，而后者常被认为是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主要原因。
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有时间性的，而历史是单向地从过去向未知的未来前进的，那么被喻为像钟摆来回摆动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我们需要对整个传统经济学进行重新考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都没有重新考虑旧的正统学说，就接受了凯恩斯的学说作为一种新的正统学说。现代教科书仍认为钟摆向着均衡点摆动。市场力量把既定的生产要素用作不同的用途，投资是对当前消费的牺牲，而利息率则衡量社会对未来的贴现。所有过去的口号又再次出现，一点都没有改变。
这一把戏是怎么成功的呢？首先，凯恩斯自己的解释非常简单——这在提出新理论的初期是有必要的，但人们却借此简化了凯恩斯理论的含义。凯恩斯有时在谈到充分就业下的总产量时将其视为一个简单的数量。显然，特定情况下的最大产量取决于可供劳力使用的现有厂房设备的生产能力，而生产能力则是以具体的形式存在的，能够生产特定类别的产品。“保证充分就业的投资水平”的前提是将适当比例的生产能力用于投资和消费品生产。
此外，还有一个前提是消费对投资的特定比率。但是，当总收入一定的时候的消费水平则取决于收入在消费者之间的分配，而后者又取决于财富在家庭之间的分配，利润工资比、商品的相对价格以及税收制度等。
而所有这些在大众所理解的凯恩斯理论中都被忽视了。不论任何时候，教科书都相信充分就业每年都产生一定数额的储蓄。政府只需确保有足够的投资来吸收这些储蓄就够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又回到了储蓄决定积累的老话题，旧的理论也随之复苏。但问题在于：既然每年的投资刚好够吸收当年的储蓄，那么投资所带来的新设备又该怎么办呢？当投资在吸收下一年的储蓄时，这些新设备是否正好满足当时可用的劳力？除了维持有效需求的短期投资，我们还必须考虑创造资本货物的长期投资。
没关系！没关系！伪凯恩斯主义者叫喊着。我们可以假装资本货物全是油灰做的。无需任何力气或成本，这些油灰就可以被任意捏合做成可以满足任何就业量所需的资本货物。此外也无需担心投资失误或技术变革。包括今年的新油灰在内，所有的油灰都可以捏成你想要的样子，以便在出现任何变化后立即恢复均衡。
这个油灰问题引起了诸多令人疲惫的争论。伪凯恩斯主义者试图证明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测量资本”的问题。但是，它和测量还是资本都无关，而是和时间的废止有关。如果一个世界始终处于均衡状态，将来与过去也就没有区别，不存在历史，也不需要凯恩斯。
（三）
凯恩斯革命也承认，工业化经济中的物价水平主要受到货币工资率的影响。
让我们抛开细节，先来看凯恩斯关于一定工资率下价格行为的理论。首先，他接受了竞争性市场价格的概念。我和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都没能使凯恩斯对“边际收益”感兴趣。所以，在销售量低于充分利用生产能力所生产的产量时，价格并没有立即降到平均直接成本水平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不得不给出一个解释。而他的解释是“使用者成本”。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将毛利的增加视为直接成本的增加的观点更符合凯恩斯的解释。其次，受到马歇尔“边际成本”概念的影响，凯恩斯想当然地认为当货币工资率不变时，物价会由于经济活动的上升或衰退而有所起伏。但这是基于经验的事实，在理论方面并没有特殊的逻辑意义。这一观点使人们对“非自愿失业”的理解出现了不必要的混乱，也使人们认为就业上升通常会降低实际工资水平，而凯恩斯所强调的这个观点，同实际工资下降会增加就业的观点根本是南辕北辙。再次，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指出，利润会随着有效需求的增加而发生变化。他在《通论》中对此并没有否认，但只是一般性地研究了收入增加的问题而没有更多地强调分配问题。
这些跟用货币表示的物价水平反映了货币工资率水平这一主要论点比起来，显得无足轻重。
对各种均衡观念而言，这一论点甚至比有效需求受变化的预期支配这一观点更有杀伤力。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货币工资水平或多或少都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并受到最近劳动力市场雇主和工会之间角力事件的影响。
因此，货币的均衡价值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这对正统观念是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几乎所有本想拥护凯恩斯对失业的解释的人都不想接受他的解释，一直到情况变得实在忍无可忍了。
我认为，近年来货币数量学说的复兴（现在甚至比过去更为空洞），是因为人们渴望有某种理论能用货币的价值来抵制这样一种可怕的想法，即如果放任私营企业不管，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趋向均衡。
还有人试图解释凯恩斯的物价理论，将其纳入机械类推——即新近被人哀悼的菲利普斯曲线的轨道。显然，如果近期就业增加而不是降低，那么工资更有可能上升。如果近期就业增加，工会的谈判力量也会增强，利润和生活费用也往往增加。在牛市中，雇主们不愿因罢工而耽误生产，而且如果他们不得不同意提高工资，他们也有信心能够通过提价来拿回成本。但是，如果经济严重不景气，失业居高不下，同时在职工人的实际工资因初级产品价格的降低而近来有所上升，那么工资率则很少出现增长，有时甚至还会降低。
如果我们粗略浏览那些反映这一历史经验的统计资料，我们就能找出失业率（而非失业率的变化）与工资率变化之间的关系的经济计量学规律。据此我们可以找出同物价的某一常态水平有关的失业量，然后根据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制定政策。
简单地相信经济计量学家的魔幻数字和对根据这些数字提出的建议的嘲讽一样。
也许，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宣扬使其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工会自然要努力证明，那种认为当部分工会成员失业时，工会就会失去争取较高工资的能力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论如何，所谓“报酬”显然是用来骗人的。当经济衰退，充分就业结束，通货膨胀也可能不会有任何的缓解。
凯恩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指出，在连续接近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工资谈判将带来极为棘手的政治问题。现在没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但这并没有使政治问题变得更容易解决。
（四）
《通论》对现实情况有哪些影响呢?
有些头脑简单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厌恶凯恩斯，因为他们认为是凯恩斯把资本主义从另一次大萧条中拯救了出来。他们往往以此为借口拒绝理解有效需求理论，尽管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从马克思的假设中也巧妙地引申出了几乎同凯恩斯一样的分析体系。而且这也说明，资本家愚蠢到如果不是凯恩斯指出来，他们都不会根据他们在战争时期的经验发现政府支出是为了维持利润。
然而，《通论》的政治倾向又是什么呢?凯恩斯本人认为这本书是“温和、保守的”，但这显然是自相矛盾，因为这本书全书都是对现有观念的批判。凯恩斯自己的态度也左右不定。他在某些方面是厌恶资本主义的，但更不喜欢斯大林主义。当然凯恩斯在晚年的时候更偏右。当我拿他获得勋爵爵位一事跟他开玩笑时，他说，过了花甲之年，一个人也应当变得值得令人尊敬。但是他的基本人生观是关于美学的，而不是政治的。他厌恶失业是因为失业显得愚蠢；而他厌恶贫困是因为贫困显得丑陋。他讨厌现代的商业主义（诚然他也很喜欢为学院和自己赚钱，但前提是赚钱不会占据他很多时间）。在他幻想中的世界，经济学不再重要，我们的后代得以开始过上文明的生活。
在写《通论》这本书的时候，凯恩斯预测经济萧条未来仍将继续，因此提出：如果没有战争，且人口停止增长，那么，经过30年充分就业水平的投资，我们就不再需要积累了（他当时比较片面，没有考虑第三世界）。阿尔文·汉森根据这一观点塑造了一个可怕的场面。随着北美拓疆行为的结束，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储蓄将没有足够的投资去向，因而经济将出现长期停滞。但凯恩斯并不这样认为。他希望靠房地产和投资生活的人自然而然地消亡。但他也担心如果利息率降得不够快，那么这一前景就有可能无法实现。这一观点在《通论》中并没有被清楚地表述。这本书似乎涵盖了一大堆未经消化的被凯恩斯称之为古典派理论的东西。长期来看，“资本的边际效率”对企业来说代表预期的利润，而对社会而言则代表投资的实际效益。凯恩斯并没有说这两者并不总是一回事，他只是认为，如果私有企业制度不能解决潜在富裕的问题，我们就对其进行改革。的确，凯恩斯在《通论》的最后一章试图说明这种转变可能易如反掌，但他没有像汉森那样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和富裕不可兼得，那就应该牺牲富裕保全资本主义。
当然，这一切都已证明是空想。战后的25年经济没有发生严重的衰退，被称为凯恩斯时代，但这和凯恩斯的想象相去甚远，而更像卡莱茨基所嘲讽的政治性商业循环。
失业是对一个民主政府的谴责。当失业率居高不下时，政府就要采取措施。此外，失业总是伴随着低利润。但是如果就业率太高，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所以，政策始终是走走停停，不是合理地利用资源，而是创造就业机会，或者说是避免大量失业，而这就是政策本身的目的。
在反对平衡预算和财政部的观点时，我们主张任何支出都聊胜于无。比如，在地上挖坑再填平，把“黑森林”刷成白色；如果花钱雇人没有有意义的事让他们做，那就让他们去干蠢事吧。
凯恩斯说：“从储蓄中拿出钱来‘在地上挖坑’，不但会增加就业，而且还会增加实际的国民所得，即增加有用的商品和服务。不过，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哪些因素会影响有效需求，而仍满足于用这种碰运气、常常得不偿失的办法来减少失业，那就不合情理了。”
结果证明，这种提高就业率的权宜之计愚蠢至极。在美国，那些自诩为凯恩斯主义者的人吹嘘自己战胜了平衡预算，结果是造成了军备赤字支出，延长了冷战，助长了世界各地的热战。
现在，伪凯恩斯主义者的时代似乎即将结束，他们的幻想也即将破灭。和大萧条中旧的均衡学说破产时相比，经济学家也说不出更多东西了。在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中，仍要进行凯恩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