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早期教会与教育（终）

——加洛林文化复兴前的修道院学校

我们在上一讲里看到，如果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已是繁花似锦，那么它的种子又曾是怎样的。作为我们教育生活的最初萌芽，那些学校正是在教堂和修道院的庭院中开设起来的。种子已经以初级的形式，在自身中蕴含了日后将从中孕育出的生命体的典型特征；同样，在我们的教育体系的最初种子中，我们也已经看到了某些标志其日后发展的特征的起源。实际上，由于这些学校诞生在教会里，由于它们是教会的事工，所以也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它们从一开始就在根本上具有宗教的本性，渗透着宗教的精神。但与此同时，由于它们已经在自身中蕴含了某种凡俗的成分，尤其是教会从异教文明那里借鉴来的那些东西，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们从创办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力图去除自己的教会特征，变得越来越具有世俗性。实际上，从这一刻开始，它们身上蕴含的世俗原则就已经表现出发展的趋向了。早期教会需要从异教文化那里为自己的教育体系借取素材，也就是说，教会需要吸纳那些与自己的教义相矛盾的观念与情感。只有认识到这种需要，才能理解这种发展。

不仅如此，对这种早期教育体系进行考察，还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今日组织的特征之一，因为我们对它习以为常，所以通常会忽视它，但是，它却很值得考察。

在古代，不管是希腊还是罗马，学生都是从不同的导师那里接受对自己的指导的，而这些导师彼此之间毫无关联。学生的每一位老师都是在各自家里、以各自的方式传授学业的。即使说学生通过这种方式学到的各种东西最终会在自己脑子里汇合到一起，这些东西也是由那些根本没有考虑到彼此存在的教师独立地教授出来的，没有什么共同的动机或目标可言。每位教师各做各的事情，一个教阅读，另一个教如何正确发音，还有一位教音乐，再有一位教如何像有学问的人那样谈吐。但这些活动都是各行其是。这与最初的基督教学校一经创立后的情况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基督教学校一经出现，就宣称有能力教给孩子他那个年龄需要了解的一切。它接管了孩子的整个人。孩子会在学校里找到自己所需的一切。他甚至无须为了满足其他物质需求而不得不离开学校。他就在那里度尽一生。他在那里饮食起居，他在那里投身于自己的宗教职责。其实，这就是最早的一种寄宿学校（也就是会所）的独特之处。所以说，在早期的极度分散之后，出现的又是一种极度集中。主宰这种学校的是单一的一种压倒性影响，即基督教信仰的种种理念，因此，孩子们一生中时时刻刻都会发现自己处在这种单一的影响下。

教育的组织方面本身出现的这种创新，来源于一种新颖的教育观与教学观。

在古代，心智教育的宗旨，在于将一定数量的专门才能传授给孩子。这些才能或者被认为是某种增益，有利于提高个人的审美价值；或者像在罗马一样，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被认为是人们发挥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所需的工具。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的关键都是要把特定的一些知识内容和行为模式灌输给孩子。这些特定的知识内容与行为模式，是可以从彼此几乎毫不相干的教师那里获取的，并无不便之处。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对人格中能够赋予人格基本一致性的那个部分施加影响，而是从某种意义上用一套外在的盔甲来装备这个人格，这套盔甲的各个部分基本可以完全独立地打造出来，以至每个工匠也都可以独立地操作。与此相反，基督教很快便发展出这样一种自觉意识：在我们每个人的理智与情感的特定属性之下，都潜藏着一种更为深层的属性，是这种属性规定了其他属性，使其他属性统一为一个整体。如果我们真想履行自己作为教育者的职责，并产生能够长久留存下来的效果，我们就必须把握这种更为深层的属性。基督教清楚地意识到，要塑造一个人，关键不在于用某些特定的观念装备他的心智，也不在于让他养成某些特别的习惯，而在于在他身上创造出一种具有一般倾向的心智与意志，让他用一种特定的眼光来普遍地看待一切。

至于基督教是如何形成这种洞见的，倒很容易理解。我们已经指出，这是因为，要想成为一名基督徒，不能只是学会这样或那样的东西，能够通过某些特定的仪式或做出某些特定的表白，熟悉某些传统的信念。基督教根本上在于灵魂的某种特定态度，在于我们的道德存在的某种特定习性（habitus）。所以，在孩子身上培育出这样一种态度，从此便成了教育的根本目标。这一点可以拿来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皈依的观念，在古代世界闻所未闻，相反却在基督教世界里发挥了重大作用。所谓皈依，照基督教的理解，其实关键不在于恪守特定的一套信念和具体的信条。真正的皈依是要使整个灵魂转向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以此让整个灵魂改变它的立场、它的姿态，从而改变灵魂对世界的整体观照，最终激起一种深层的转向。这种转向与获取特定数量的真实信念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也可能是瞬间见效的事情。当头棒喝之下，灵魂的基础即刻会发生动摇，从而产生这种皈依的转向，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取向。用神学的话来讲，这便是灵魂在一瞬之间被神恩所触动。那一刻，这种所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使得灵魂发现自己在一眨眼的工夫后，面前气象一新；不曾料想的现实，不曾听闻的世界，那一刻都在它面前显露。它去看，去了解这些片刻之前还全然不知的东西。但通过逐步渐进、不易察觉的压力，也能缓慢地造成同一种视角转移。教育的结果便是这样。但不管怎么说，要想对灵魂的至深至隐之处产生如此强有力的作用，最根本的，显然在于不能放任孩子所受到的不同影响以不同的方向分散开去，而是要强有力地汇聚在同一个目标上。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唯一的途径就是让孩子们生活在同一个道德环境当中，让这个环境持续不断地呈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彻底地沐浴其中，无法摆脱它的影响。基督教开始负责学校教育的组织之后，整个儿童教育的集中，其实是孩子整个生活的集中，都可以用这一点来说明。

甚至到今天，除此之外，我们也再无其他的教育观。在我们看来，首要的目标同样不是要给孩子多少可以说是大量的知识内容，而是要在他身上灌输一种深刻的、内在的心智状况，一种能够给灵魂指出明确方向的灵魂取向，而且不仅仅是在儿童时期，还要终其一生。当然，我们不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生产基督徒，因为我们已经抛却了有关忏悔的目标，但我们依然认为教育的目标在于生产人。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就必须养成一种基督徒式的思考方式和情感方式；无独有偶，要成为一个人，只是拥有一副装备了特定数量的观念的头脑是不够的，还必须首先养成一种真正符合人的标准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式。我们对目标的理解已经世俗化了，因此，所采用的手段也必须同时改变。但教育过程的概貌还是原样，其中的关键仍然是要深入触及灵魂的至深至隐之处，而古代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这也说明了我们现在对学校的理解。因为我们相信，学校不该像旅馆那样，素不相识的不同老师来到这里，把一大堆类型各异的指导教给学生，而这些学生也只是偶尔一聚，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我们还相信，不管是哪一级的学校，都应该提供一个道德上颇具凝聚力的环境，紧密围绕在孩子们的周围，对他的整个本性施加影响。我们把学校比作一种社会共同体，我们常说所谓学校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群体，具有自身的统一性、自身的构造、自身的组织，和成年人的社会并无不同。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它的构成不再简单地像古代那样，只是有那么一群学生，在相当物质性的意义上，在一个单独的处所里集合。把学校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道德环境，这样的观念我们现在已经是非常熟悉了，以至我们很难再去相信，它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存在的。然而，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它只是一种比较晚近的发展，在历史的某个特定环节之前，它并未出现，也不可能出现。它是和特定的文明状况分不开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了。正如我们所知，学校要想出现，只有同时出现了一群特殊的人，在这些人看来，人类文化的精髓不在于获取某些特殊的心智能力或习性，而在于心智与意志的一种一般趋向。简言之，是要发展到这样一个环节，人们的观念论已经发展得很充分了。因此，教育的目标根本上在于给孩子一种必要的推动力，让他能以正确的方向开始人生之旅。所以，教育的目标必然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加以组织，使其有能力产生符合该目标要求的深刻而持久的效应。

这条见解有一项很重要的推论。当我们把中世纪描述成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上承罗马帝国之衰亡，下启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显然就是把中世纪仅仅理解成一个过渡时代，中世纪的唯一功能就是将古希腊罗马时期与现代串接起来，将古代文明耗尽活力的那个环节与它再获新生、重上征程的那个环节串接起来。表面看来，仿佛除了在某种间隙期坚守岗位、占据舞台，它就再没有什么别的历史功能了。但是，这种中世纪观真可谓大谬至极，所以我们给这个时代所命的名也是最不适当的。它远不只是什么具有辉煌创造成果的文明之间的过渡时期，完全没有属于自身的创新性，而是全新文明的良种的孕育期。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证据可以到这段教育史和教育理论史里去寻找。像我们在中世纪之初找到的这种学校，其实真正构成了一种重大的创新。它的那些独到之处，对于古代人同样称作学校的一切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当然，我们也已经说过，它从异教文化那里借取了所教授的基本内容，但这种基本内容却是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来阐发的，这种阐发又导致了一些很新的东西，这也是我刚才已经指出了的。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只是在这段时期里，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才开始出现。这是因为，学校不只是老师教学的一个场所，它有属于它自身的道德生活，道德环境，渗透着特定的信念与情感，而这种环境也紧密围绕在教师周围，其程度不逊于学生。这在古代可是闻所未闻。古代的确是有教师，但并没有真正的学校。所以，中世纪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可以说是一个创新的时期。至于这种说法的充分意义，我们以后便会看到。

到这里，我们已经在一般的意义上概括了基督教学校的诞生的特征，现在，我们必须尝试追溯它在我们自己国度里的历史。

高卢地区在被罗马征服后，也就此接触到了古典拉丁文学。但这种转型当然不是被征服后一夜之间发生的。高卢从它的征服者那里最先学到的，就是如何改良它的土壤，改善其市镇的物质面貌。它修造，耕种，逐步走向富足。但是到了4世纪，它已经比较成熟，为获取一种思想文化做好了准备，并且也的确实现了这一点。市镇吸引来许多教师，学校也建立起来了，其中有许多光彩照人，包括马赛（Marseille）、波尔多（Bordeaux）、欧坦（d’Autun）、特里尔（Trevès）等地的学校。高卢地区的许多基督教主教都是从这些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在这些学校里养成了对古典文学的挚爱之心，所以努力想要将这种对文学的崇拜与新信仰的要求调和在一起。甚至在野蛮民族最初一轮的入侵之后，这种光彩还延续了下来。其中有些民族，比如哥特人和勃艮第人，不管怎么说都已经是基督徒了，很快开始对高卢成熟精致的生活方式产生了艳羡之情，将自己引入文学、科学和艺术的殿堂。我们看到图卢兹的提奥多里克学习修辞学和罗马法；勃艮第国王贡德博德则在学习希腊语，还招来一些罗马学者，委以高位。最初无疑是一段充满争战和混乱的时期，但很快，我们就看到学校又相继开办，生活又重新回到了正轨。

而当轮到法兰克人越过莱茵河，散布到高卢全界的时候，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他们像一股狂野的激流，淹没了在这个国度里相继定居下来的那些民族，包括罗马人、高卢人、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所过之处，皆成废墟。《法国文学史》的作者们说：“高卢地区这些新来的定居者，有着令人生畏的性情，由此导致的种种悲惨的后果，可谓不胜枚举。”如果说我们对所有这些灾难的细情一无所知，那是因为这些黑暗的时代没有历史：“再没有人继续写了，因为再没有人知道如何去写了。”图尔的圣格列高利慨叹道：“哀哉吾民，文学品味夫复何寻。”（Vae diebus nostris，quia periit studium litterarum a nobis）其实，同样是这个图尔的格列高利，尽管在他那个时代被视作博学善辩之士，却坦承自己不通文墨（nullam litterarum scientiam）。无论是修辞还是文法他都从来没有学过（Sum sine litteris retoricis et arte grammatica）。这一切可怕的破坏以难以想象的迅疾之势到处蔓延。图尔的格列高利和阿波利奈尔（卒于489年），两人之间相隔只有50年。而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此前和此后两个时期创造出的成果，就会发现正如人们所言，它们似乎“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

在那个时候，假如教会也不曾存在，那么人类的文化将就此被扼杀，你也大可以试问，文明本身又会有怎样的遭际。不过话说回来，法兰克征服者一旦在高卢站稳了脚跟，就皈依了新的信仰，而教会也就成了形成中的新国家的一种统治力量。所以，它所荫护的所有东西，它能够提供庇护的一切过去的痕迹，都分享了它所享有的保护，得益于业已为它创造出的特殊优待的处境。我们已经指出，如果全盘抛弃古典文献，教会是无法勉力支持下去的，哪怕只是为了有能力去说、去理解那种此后成为膜拜语言的语言，它也不能这样。因此，古代的一些东西就由教会来挽救了。4世纪初以来让高卢地区熠熠闪光的所有那些市镇学校，到这时候已经是荡然无存，被入侵的激流彻底扫除了。只有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还在维持。它们是公共教育的唯一机构，是为思想活动提供庇护的唯一场所；亏得有了它们，持续不断的人类进步才不至于彻底中止，不至于产生无法弥合的断裂。

但是，对于成功地留存下来的文化生活，我们也绝不能夸大它的重要性。我们已经看到，即便教会不得不重新求助于古希腊罗马时期，也不是心甘情愿的：我们已经解释了教会为什么要以犹疑的眼光看待世俗性的研究。而且，野蛮民族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也觉得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处在这种双重的漠视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处在这种双重的敌视之中，这些研究的命运也就不难设想了。对于所有这些凡俗的学问，教会本能地产生了极度的反感，而野蛮民族也体验到同样强烈的极度反感，两相激荡之下，从此再无限度。教会还继续教授一点儿拉丁文，以及一些零碎的基本知识，但总是尽可能少地教些东西。通过教育养成人的心智的各种努力，而今已被缩减到如此可怜的地步，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超出绝对必需的限度的任何东西都会受到严格禁止，甚至稍微往深一点儿研究语法，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奢侈之举，该当罪咎。教皇大格列高利的头脑，算是7世纪最杰出的一个了，不过，当他得知维恩（Vienne）大主教迪迪埃，在这座曾经是高卢地区最具文化气息的城市里，通过自学语法开始接受学术化的研究时，便写信给迪迪埃：“有一事着实令我们感到羞愧，但我不得不在此重提此事，你的兄弟们在教某些人文法，并以此为己任。”无论高卢地区在那时陷入的黑暗是多么深重，也依然能够有些光亮之点在这里或那里汇聚起来：这就是那些在修道院和主教座堂里留存下来的简陋的学校。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些弱不禁风的微光，是怎样一步步地恢复自身的活力，一点点地增强自身的力量与光芒的；然后，它们不再散居各处，彼此隔绝，而是逐渐走到一起，抱成一团，而这种集中的结果便是相互的支撑，最终它们成了学院和大学，成为强大的光明的中心。我们习惯于把“文艺复兴”这个词留来专指16世纪时产生的思想重建与道德重建的伟大运动。但实际情况是，思想史与教育史完全体现为一系列连绵不绝的复兴。在目前这项研究的一开始，我们就会碰到一次复兴。

高卢的文明曾经陷入了如此的低谷，以至如果任其自便，它或许就只能以卓绝的艰辛，重新爬出深渊。在使我们的国度重新恢复生机的那些力量当中，有一股就是从外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多亏种种情势巧合，在笼罩于一片黑暗之中的高卢周边，还有两个重要的文化中心靠自己的力量确立并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在意大利南部，另一个在爱尔兰北部。正是从它们那里发出的光芒照进了法国，导致了或者至少是准备好了最初的复兴，也就是我们的学术组织所走过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罗马文明在意大利的土壤上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入侵者要想拔除它，始终得多费许多周折。而且，即便他们确实拔除了它，也始终是远不如在欧洲其他国度那样干净彻底。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古代思想生活的有些东西，也和古代的物质遗迹一起留存了下来，代代相传。有些记忆是永远也不会彻底消失的，始终准备着重新浮现出来。所以说，对于文学的品味要在那里恢复活力，也始终比其他地方容易得多。正因为这一点，不止一次的教育革命，最初的推动力常常都是来自意大利；正因为这一显著的原因，从6世纪以来，那里就创立起一种修会，对学术研究恢复活力可以说是居功至伟。这就是本笃会，创建者是圣本尼狄克。

我们不敢肯定，圣本尼狄克是不是有意筹划要捍卫文学与思想文化的事业。作为一名正统的天主教徒，在他眼里，所有的凡俗兴趣，不管是什么，一概从属于信仰的兴趣。但是，由于情势所迫，他开始在隐修生活中为研究留出了一块重要的位置。为了不让他的僧侣们闲散无事，他让他们忙碌于繁重的体力活，但在白天总会有些时候（随四时更替而各有不同）无法从事这类劳作，就用来阅读。诚然，在理论上，僧侣只能读些宗教经籍。“众弟兄须定时劳作，定时诵经”。（Certis temporibus occupari debent fratres in labore manuum,ceteris iterum horis in lectione divina）不过，在宗教经籍当中，除了《新约》与《旧约》，也必然包括最负盛名的那些早期教父做出的所有评注与阐释（et expositiones earum quae a nominatissimis doctoribus orthodoxis et catholicis paribus factae sunt）。可是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打开研究与思考的大门。因为谁又能确切地指出，在那一长串最为正统、最负盛名的早期教父名录上，究竟是从哪一位开始算起呢？因此，为了理解他们的评注与争论，就必须了解他们在讨论的和被他们拒斥的各种学说。凡俗的文献就这样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修道院。

如果本笃会修士们确实已经完全服膺于他们修会的精神，如果他们日后的发展依然完全遵循自己最初的内在原则，那么，进步就很可能会极其缓慢。但有一项外在的原因似乎刺激了他们在文学和教育方面的活动，迫使他们更新自己，接受新的观念和兴趣。这个原因就是他们碰上了爱尔兰的僧侣与教会。各种影响相互激荡，对基督教僧侣的思想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基督教比较早就传入了爱尔兰。尽管我们不太清楚确切的方式，但可以肯定它来自欧洲东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爱尔兰教会在许多方面更接近于东部教会而不是罗马教会。因此，最初的爱尔兰基督徒身上都带着希腊文化的成分，而对这些东西，西欧已经多少有些一无所知了。另一方面，当欧洲大陆遭受一次次入侵的洗劫时，外岛却享受着和平，从而也使这些文明的种子得以发展壮大。整个地区迅速出现了一大批修道院，它们一方面依然践行着严格的苦行，但也同时对智识教育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天文、辩证法、诗律，这些都在教授之列；除了拉丁文，还研究希腊语。就这样，人们从各地跑来参访这片“圣贤之岛”。

话说回来，如果爱尔兰教会始终固守于外岛的范围，那么，纵使它声名日盛，也可能从来不会对欧洲大陆的精神生活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但中世纪的僧侣根本上就是个行游者。而这一特点也并不是僧侣所专有。在骑士身上，在最初的大学教师身上，我们也能发现同样的性情。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中世纪的一种独特性格，需要我们日后再做深入的探讨。这就可以说明，爱尔兰的僧侣们如何能够甚至在欧洲大陆也建立定居点。而本笃会修士们被同样的趋向所驱使，也把自己的传教士派往英格兰。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遇上了爱尔兰人。推动这两个隐修组织的原则非常不一样。本笃会全身心地致力于罗马教廷的事业，它所体现的原则就是整个天主教教会的原则，要维护宗座的至上性。与此相反，爱尔兰修士们有着非常明显的个人倾向；他们有特别的仪礼，对于凭自己之力已经实现的一切，对于他们在并无外助的情况下已经达成的实质效果，也都有着清楚的意识。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主感，并由此导致了一场争斗，其间不乏暴力。在争斗当中占了上风的是本笃会，它的组织更活跃、更强大。但是，尽管本笃会凯旋得胜，却也对落败一方的精神渗入自身之中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实际上，为了取得胜利，它不得不效仿自己的对手，借用对手的武器，从而为自己期望征服的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教育，不再像欧洲大陆上的教育那么贫乏无味。盎格鲁—撒克逊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并且在整个天主教会体系里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特性。它的独特之处，就是最为偏爱思想之类的东西，并充当了场所和渠道，使学术研究的水平得以提升。而由于它不断地向欧洲其他地区派遣传教士，也就同时带去了这种新的精神。因此，欧洲大陆的隐修制度本身也感到需要在自己的学校里更加重视世俗的研究。

在爱尔兰僧侣们榜样的激励下，本笃会的修士们为欧洲的思想更生铺平了道路。不过，他们也仅限于此。他们自己并没有实现思想更生这一任务。在使人们从思想的愚钝中惊醒方面，他们并未起到多大作用。依靠他们的宣传，确实有更多一些的教学内容能够被更广泛地传授了。但真正深刻的转型可不能单凭这样的手段来完成。最重要的是，在他们眼里，教育并不具有内在的价值，而只不过是一种斗争的武器，是一种扩张自身影响范围、赢取民众思想的手段。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所能够做的一切，就只是随着四处漫游而传播这种教学内容，悄无声息地播种下去，一点一滴地扩散开来。他们早已挖就了通往异教世界的战壕，而今又不屈不挠地奋力拓展；他们一座又一座修道院、一所又一所学校地扩展开去，结果，曾经照亮笼罩着高卢的黑暗的那些屈指可数的亮点，既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为明亮，同时在数量上也变得越来越多。

但是，就这样持续不停地漫向整个欧洲，并不能形成大型教学机构。而当时缺少的正是这种机构。要想为它们的出现创造条件，就必须把一个国家里的所有思想力量都汇合起来，集中到少数几个场所里，以便能够相互增强。要想形成一个稍微有点重要性的文化中心，就只能靠充满活力的集中运动。因此，要想在学术和教育的进步道路上有可能迈出重要的一步，关键就在于新的社会安排能够使教导显得更为必要，能够使人们更清晰地感受到需要教导。不仅如此，至关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人物，把散布各处的思想资源统统拧成一团。这就是查理大帝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我们不会在此耗费太多的时间，但确实很有必要理解查理大帝所做的事情，因为这开启了另一场甚至更为强劲的集中运动，进而导致了以后一段时间中出现的大学和学院，后者已经是具备所有能够延续到相当晚近的基本特征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了。无论加洛林文化复兴显得多么遥远，有一点很清楚，通过对它的考察，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一直通向我们现代教育组织形式的演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