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村庄未来

自工业文明兴起之日起，人类社会便开始朝着城镇化方向变迁。所谓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口向城镇的聚集而居现象，更重要的是以职业分工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及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变迁过程；而村庄却是“一个传统的地方，这包括一个所谓的‘自然村’，简言之就是一个仪式上的和有历史的单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大转型，对传统村庄构成了不可逆的冲击和影响，正如费孝通所说：“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那么，对于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与文化传统的中国而言，众多的村庄将何去何从？这是学界诸多学科领域都在关注的大课题。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考察这一问题，是为了检视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洗礼，后乡土中国的村庄究竟还保存着怎样的状态？面对城市化的大趋势，中国村庄的未来命运将会如何？

一、村庄的前景问题

关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的境遇和前途问题，孟德拉斯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农民的终结”。这个命题隐喻了一个大胆的预言，即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的推进，小农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将最终消失和走向终结。这种预测当然是以欧洲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为基础而提出的，那么，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是否也预示着乡村及村庄也将走向终结呢？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理解后乡土中国。

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梦寐以求地赶超西方的工业化，似乎觉得只要我们的生产能力赶上西方，也就能赶超西方。所以有近代的洋务运动和当代的“大跃进”运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梦想如今可谓实现了，因为中国目前已真正成为世界最大的“工厂”，西方工业化国家中的商店里的大量产品，虽不是中国的品牌，但很多都标上了“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工业化赶超了西方国家，然而似乎与西方世界在发展上依然存在差距。

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要城市化的工业化，这一战略计划是通过举全国之力来发展民族工业，因而出现工业化集中在城市进行，“三农”为工业化提供食物和劳动的支持。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市与乡村二元分割的社会经济结构，这就意味着工业化、现代化并未对村庄产生冲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虽然以往限制乡村人进城的户籍制度安排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更新，但市场的开放和城市的快速扩张已经对村庄构成了两大冲击：一是村庄的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和工厂；二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占用村庄的土地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

面对工业化、城市化的这两个方面的巨大冲击，中国村庄的境况究竟如何呢？未来将会有怎样的命运？是走向终结还是出现新乡村？

关于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村庄或村落的未来走向问题，目前学界流行着三种观点：一是终结论，二是过疏论，三是空心论。

李培林在对珠江三角洲城乡结合部的“羊城村”或者说“城中村”现象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村落的终结”论，即认为城市化的扩张不可避免地让很多村落消失，而“城中村”现象则反映出“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刘梦琴同样在对几个城市的“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村庄终结的观点。田毅鹏等根据一般经验和日本城市化经验，提出中国村落有走向终结的趋势。村庄终结论主要是基于现代城市与传统村庄直接较量中，即城市扩张过程中城市消灭村庄的现象，这一现象不过是一种社会结构变迁的形态，如果将其视为一种大趋势，那么前提就是城市的扩张力是无限的。而事实上城市的张力是否真的无限呢？

“村庄过疏论”或许是受黄宗智的“乡村过密化”理论启发而提出的一种观点。乡村“过疏论”认为：“作为一场历史性的大转变，城乡均衡发展和一体化绝非可以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转换过程。尤其是在城市过密化发展浪潮的冲击下，乡村不可避免地走向过疏化和空心化，对城乡统筹及城乡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制约。”乡村过疏化论揭示了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一种客观现实，即乡村人口及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迁移流动的事实。村庄的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减少，是否造成乡村“过疏化”呢？这可能需要对“过疏”或“过密”的边界有个明确的界定。

目前，乡村“空心化”论的观点在媒体上较为流行，如《人民日报》刊发的“乡村空心化：困局如何破解”的文章，介绍了江西省基层政府如何治理“空心村”的经验。也有一些调查报告将目前乡村社会劳动力外流和大量儿童留守乡村的现象视为“乡村空心化”趋势。某种意义上说，乡村空心化论带有问题取向或价值取向，似乎认为乡村劳动力的外流及乡村留守儿童现象就是一个大问题。其实，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乡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动以及乡村留守现象，流动和留守既给乡村带来一些消极问题，但同时也给乡村留下了新的期待。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既离开了乡村，同时依然把希望留在乡村。大流动虽不可避免带来村庄的平常生活的空落，但并不意味着村庄走向了空心化。

无论是村落终结论，还是乡村过疏论或乡村空心论，都在一定层面上揭示和反映了当前中国乡村发展中的某种现象及问题。那么，应该如何从宏观层面去理解和判断城市化背景下中国村庄的未来呢？笔者以为，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上要有所创新。目前的乡村研究包括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大多以村落民族志方法和一般乡村调研方法为主，因而研究结论也就多以个案经验和直觉经验为基础。如果仅凭村庄个案经验和一般直觉经验去预测乡村发展的未来走势，无法避免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以偏概全”的误区。所以，农村社会学研究不宜停留在村庄个案研究和一般经验研究之上，而需要有方法论的超越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要引入实证的经验研究方法。所谓实证经验，主要是指抽样调查经验。抽样调查所获得的经验事实虽较简单，但作为样本经验在推论总体方面则是有效的。村庄个案研究或社区研究难以很好回答美国学者利奇曾对早期中国社区学派的质疑，即如何从个案去认识中国乡村总体状况和特征。而一般的乡村调查，其获得的经验既不系统，更缺乏信度。当然，这并不是倡导所有的乡村社会学研究都要用抽样调查方法，也不是主张抽样调查方法是一个研究趋势，而是主张在研究中国乡村总体状况、特征、问题和趋势等领域，需要运用科学的抽样方法；同时主张乡村社会学需要多一点这类的研究。

要从宏观层面理解和判断城市化进程中村庄的未来走向，首先必须科学地去把握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村庄目前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再根据现状去判断和预测村庄的未来发展。在这里，我们将通过对2012“千人百村”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揭示中国村庄的基本现状及建设与发展趋势，基于此对村庄未来走向作出判断。“千人百村”调查的一百个村庄样本是按照分层抽样原理随机抽取的。首先按照东、中、西部区域划分原则分别在东部、中部、西部各抽取3个省份，东部3个省是福建省、山东省和辽宁省，中部3省为湖北省、河南省和河北省，西部3省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然后再从9个省份里分别随机10个村委会，共计90个村委会，此外根据相关权威机构评选出的中国10大名村作为自代表样本或先进村样本，总共100个村委会样本。此处所用的数据来自社区问卷调查，该调查数据是通过对村委会中的一名成员进行访谈而获得的，调查内容主要涉及村庄的基本情况。调查在2012年7月和8月间进行，最终获得95个有效村庄样本。

二、村庄的自然及社会状况

（一）村庄的地理类型

村庄的地理分布及其生态环境既是村庄存在的自然条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村庄的未来发展。调查村庄的地理类型分布，其意义在于可以从宏观层面系统把握和了解村庄存在的自然基础。

传统村庄的形成，通常是人们在一个聚落位置上聚居的结果，表明村落的自然条件，无论是平原，还是高原、山区或是丘陵，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满足村落居民生存、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但是，不同的地理类型及自然条件，对村落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人类学的文化生态圈理论看来，文化类型与生态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生活在不同生态圈的人，他们的生计方式受生态特征的制约和决定，不同的生计方式又会影响和决定着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特点。地处不同地理类型的村庄，它们在生态特征等自然条件上的差别，可能并不会像文化生态圈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地理条件是影响村庄社会经济及文化的重要因素。

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之后，目前中国的村庄坐落的地理类型分布究竟呈现怎样的特征呢？据表4-1显示：一、西部地区乡村，近80%的村庄地处于山地和丘陵山区，仅有13.8%的村庄位于平原地带，6.9%的村庄在高原。二、中部地区乡村，村庄的地理类型以平原为主，丘陵和山区约占一半。三、东部地区乡村，村庄的地理类型分布较为均衡，丘陵、山区和平原地带的村庄比例相当。四、发展较快的先进村在平原、高原、山区和丘陵地带都有。

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目前30.1%的村庄分别处于丘陵地区和山区，35.5%的村庄位于平原地带，4.3%的村庄在高原地带。调查数据揭示和反映了当前中国村庄的一种自然形态，这种形态有着东亚大陆的乡村特色，即村庄的存在有着天然的基础，且村庄具有显著的多样性。无论欧美传统乡村，还是日本、韩国的乡村，都不具备这样的自然条件。所以工业化、城市化对中国的村庄的影响也会是多样的，难以形成统一的趋势。

（二）村庄与城市的距离

城镇是与村庄呈现鲜明对照的人类居住和生活空间。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过程对村庄的发展构成巨大的影响，因为任何一个城市或城镇的兴起和扩张，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改变着村庄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察村庄与城镇的距离，可以由此判断和推测城镇化会对不同村庄将有多大冲击力。

从抽样调查的情况来看（见表4-2），在9个省份和十大名村的样本中，离最近集镇平均距离最小的是十大名村（先进村），平均为1.3公里，平均距离最远的为辽宁省，村庄离最近集镇平均距离为10.6公里。如从省际比较来看，离集镇平均距离最短的为河北省，平均为3.6公里。就村庄的总体情况而言，离最近集镇的平均距离为5.1公里。

调查结果还显示，村庄离县城或最近城市的距离总体上平均水平为28.5公里，平均偏离24.7公里，较多的村庄离最近城市的距离为30公里，中间水平为20公里。从比较的角度看，依然是十大名村平均离城市的距离最近，为9.6公里，比总体平均数缩短约2/3。相对于具体省份，河北省的村庄离城市平均距离最短，平均为12.4公里；重庆市的村庄离城市平均距离最远，为46.6公里。

通过对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村庄与最近集镇和城市平均距离的分析可以看出（见图4-1），在离最近集镇平均距离方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在此方面的差别并不大。在离最近城市平均距离方面，先进村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村庄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即先进村平均距离最短，东部比中部、中部比西部都明显短，而且彼此相差的距离较大。

村庄离集镇的距离，既有地理上的意义，又有社会学的意义。就地理意义而言，离集镇的距离表明的是村庄的位置状况及地理特征。距离集镇越近则意味着村庄地理分布及交通更为密集和发达；就社会学意义而言，集镇及其周围依托该集镇的村庄是构成乡村“基层市场社区”或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因而离中心集镇的距离反映的是乡村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半径和范围。

村庄与城市的距离，既反映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客观地理位置距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村庄所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化可能对村庄造成的冲击。距离城市越近，即意味着被城市化或走向终结的可能性越大。先进村离集镇和城市的距离都是最短的，也是受城市化影响最大的，这些村庄保留着村庄的名义和编制，实质上已经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

从调查结果中，我们或许可以领会到这样的寓意：尽管工业化、城市化在迅速扩张，但依然有众多的村庄与城市还有一定距离，即便那些离城市很近的“城中村”或先进村，它们依然留存着村庄的某种属性，这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村庄的终结并非易事。

（三）村庄的居民

传统村庄通常居住着有着一定血缘联系的家庭，在这里，家族和亲属制度是重要的社会构成。家族也是传统乡村社会“地方自治的基础和前提，国家与农民的必经中介”。那么经历了现代化的冲击以及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乡村是否出现了像有些学者所说的“家族势力复兴”呢？当前中国村庄的居民的社会构成呈现出何种特征？

村庄的人口姓氏结构是反映乡村家庭间血缘关系的重要指标，姓氏构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村庄家族形成的社会基础。抽样调查显示，只有12.9%的村庄没有大姓氏的存在，50.6%的村庄有1—3个大姓氏，36.5%的村庄有4个以上的大姓氏。

如果再考察村庄内最大姓氏在村庄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见表4-3），可以进一步发现目前村庄最大姓氏人口的平均比例为41.6%，反映了村庄居民的血缘联系相对较为密切，这也就意味着血缘联系或家族力量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费孝通所说乡土社会中的家族实际是一种“社群的社群”，意指家族在乡村属于社会性的群体组织，其存在是依托于一定社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家庭及家庭的扩大，或有一定血缘关系构成的家庭网络。

血缘和家族关系反映的是村庄居民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和事实，也代表了一种社群的力量，因而我们不宜用带有价值判断的眼光去看待这一现象，要么视其为封建落后势力，要么褒扬其积极功能，而是要将其视为一种既存的现实。

传统意义的村庄，那里居住的是一个个小农家庭，村民都以农业为基本的生计模式。那么经历现代化、城市化洗礼之后，村庄居民的生计模式有哪些变迁呢？表4-4的调查数据或许揭示了村庄的一个重要变迁。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乡村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总劳力中所占比例平均为48.6%，不到一半。这意味着目前多数村庄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而是转移到农业外谋生。有4.4%的村庄已经没有农业劳动力了，农业劳动力过半的村庄仅占40.7%。

在城市化、市场化的大潮中，乡村进入了一个大流动的时代，大量村庄成为“流动的村庄”，大批农民处于向外流动和不确定性之中。那么留守在村庄和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是否以妇女为主了呢？调查显示，目前乡村78.4%的村庄女性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例低于50%，即大多数村庄从事农业劳动的女性并没有超过男性。女性在农业劳动力中比例超过3/4的仅为4.5%，超过半数的占21.6%。由此表明乡村妇女的留守问题及农业生产靠女性的问题目前在乡村是存在的，不过范围仅为1/5左右。

既然村庄劳动力流动或外出打工已成为一种现实，那么流动究竟处在什么样的水平之上呢？调查显示，除了6.5%的村庄之外，其余村庄都有不同比例的劳动力向外流动。其中外出流动的劳动力占1%—25%的村庄有29.3%，有40.2%的村庄外流劳动力比例为26%—50%，外流劳动力比例为51%—75%的村庄占17.4%，仅有6.5%的村庄外流劳动力比例超过75%。多数村庄（76.1%）劳动力外出流动水平在50%以下，这就意味着目前乡村多数劳动力依然居住和生活在村庄，劳动力外出流动超过半数的村庄不超过1/4，表明部分村庄已经主要依靠非农业或向外流动来维持经济生活。

村庄的流动性增强乃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一种影响和趋势，如二元经济论所提出的，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是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的。然而劳动力的外流是否意味着村庄的空心化和村庄的终结呢？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结合不同村庄的实际情况去理解和认识，对于村庄来说，流动增强了他们的活力和生命力；而对有些村庄来说，则可能意味着走向衰落和凋敝，因而不宜一概而论。

（四）村庄的经济

土地是村庄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也是了解和认识村庄性质的重要角度。从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来看（见表4-5），目前村庄人均耕地面积为1.3亩，有3.2%的村庄人均耕地为0，即已经没有耕地了，46.8%的村庄人均耕地面积在1亩以下，接近半数；38.3%的村庄人均耕地面积在1—2亩，人均耕地面积在3亩以上的仅占6.4%。

从目前乡村人均耕地面积情况可以认识到，大多数村庄之所以依然维持着小农生产状态，以及农民为何要外出打工。对于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一亩以及两亩以下的农户来说，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来发展现代农业，其实不是理想的选择。如果按平均水平即人均耕地面积1.3亩来计算，再按乡村家庭的人口平均规模3.9人和2.8个整半劳动力来测算，那么乡村平均每户的耕地面积为5.07亩，平均每个整半劳动力只需耕种1.8亩的土地。如果按照多数农户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来推算，每亩耕地每年比较理想的产出量为1500斤左右，每户每年的总产量在7600斤左右。如果按照2012年主产区小麦、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玉米、大豆的平均收购价的平均水平1.4元/斤来计算，每个农户的主要农业毛收入在10600元左右，人均农业毛收入为2700元左右。根据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北方粮油生产成本与纯收入的比值为1∶1.23。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测算，那么种植粮油作物的农户农业纯收入为毛收入的55.2%。这样，农户人均农业纯收入就只有1500元（2700×55.2%）。所以，目前较多的乡村家庭不选择在有限的耕地上进行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而是选择小农生产和外出兼业的生计模式，实际是基于现实的理性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村庄劳动力外出流动和兼业就不是抽空“三农”，而是对“三农”的有力补充。这一点在村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得到充分体现。

此次关于村庄居民人均年收入情况的调查结果，从数据来看，66.7%的村庄人均年收入在6977元即官方统计的全国平均水平以下，25.3%的村庄居民人均年收入在6977元至1.5万元之间，村民人均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上的村庄达到8%。由此表明至少有1/3的村庄农民的收入水平已达到相对较为理想的水平，因为对于人均收入在7000元以上的乡村居民来说，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可以得到较大的改善。

如果进一步从纵向比较的角度看，1990年至2011年的21年间，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从686元增长到6977元，增长了9.2倍，2000年至2011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310%，年均增长28.2%。

所有这些数据都反映出，目前村庄居民的生活是朝着不断改善的方向发展的，乡村改革不仅带来了村庄的变迁，同时也改善了村民的生活。

传统的村庄主要靠小农生产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但也需要基层市场体系来供给自己所不能生产的物资。今日之村庄，此种结构特征正在变迁，这一变迁既可能动摇了村庄的结构基础，同时也可能是更新村庄的结构基础。总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加速，已经导致村庄的结构变迁，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变迁的结果是否意味着村庄的终结，目前的现实还不足以支撑这种推断。

三、村庄的现代化建设

2006年中央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新时期乡村工作的战略任务，此后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多种政策措施，由此掀起了乡村建设的高潮。那么，通过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村庄面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新农村建设对推动村庄现代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一）村庄设施

村庄的基础设施为乡村生活提供物质基础，新农村建设在村庄层面主要加大了公共设施的建设。从当前村庄的设施建设状况看，村庄的公共性和现代化趋势较为明显，具有现代设施的村庄已达到一定比例，而那种封闭、设施匮乏的村庄所占比例很小（见表4-7）。

表4-7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村庄的公共服务设施能够较好地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例如，94.7%的村庄都有便利商店、91.5%的村庄设有卫生诊所，这样，村民大多数日常用品及常见病治疗基本上可以在村庄之内得以解决。

如果从村庄生活方式的城镇化角度看，目前的发展程度并不高。所谓乡村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是指农民在生活方式上，趋于与城镇居民拥有相似或相近的条件，即越来越发挥市场和公共服务在生活中的作用。目前拥有银行、超市、百货商场、农贸市场和公园的村庄不多，基本在30%以下。

在乡村文化服务方面，调查结果所显示的较为理想。有69.6%的村庄设有图书室，50%的村庄有体育健身场所，39.1%的村庄有老年活动室。因此，从公共建设的角度来看，乡村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并没有像一些学者所作的判断，认为乡村文化的“公共性消解”在加剧。仅仅凭直觉或对个别村庄的走访而轻易作出对全国乡村现状的判断，存在较大误解和误判的风险。抽样调查所反映的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并不是如此悲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所发生的变化，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乃至基层组织关注乡村文化建设和农民文化生活的结果，由此我们并没有发现公共性在远离乡村文化，恰恰相反，公共性是在不断加强，因为由国家力量推动的新农村建设就包含了乡村文化建设。

调查所反映的乡村义务教育服务并不是理想。一般情况下，乡村每个行政村基本上都有一所小学。然而调查显示只有57%的村庄设有小学。或许，正因为乡村小学减少，导致近年来乡村小学生的交通问题的出现。一些乡镇政府为了缩减教育支出，对村庄小学进行了大量合并。乡村小学的并校现象是对这一较低比例的现实解释，随着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化，村庄学龄儿童的数量逐年减少，加上外出打工子女在迁入地就学人数增多，由此出现村庄小学招生规模逐年下降。于是在基层教育主管部门看来，将招生规模极小的小学合并到中心小学，既能发挥乡镇中心小学的优势资源，也能节省办学成本。乡村小学并校之风就像村庄合并之风在一些地方盛行一样，这些现象都显现出行政力量对乡村发展的巨大影响。

此外，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我们还能发现乡村的养老服务条件也不够理想。仅有12.5%的村庄设有养老院，当然这一事实也较为符合乡村的实际和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乡村居民的观念和生活习惯里，绝大多数老年人都要依靠家庭养老。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乡村老年人问题可能更为突出和严重，因为目前乡村有大量的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在村庄的老年人其生活和扶助面临诸多困难，家庭养老将难以满足乡村老人需求，而公共养老服务又处于严重缺位状态。

调查结果反映出了公共力量在乡村建设方面所产生的变化，但同时依然可以看到村庄与城市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尤其在教育、医疗和养老服务等方面，不仅在数量上有差距，而且质量上的差距也现实地存在着。

（二）村庄组织

传统村庄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自在性、自治性和分散性，村庄里小农家庭的联系通常是内生的、非正式的；组织化则是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在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村庄社会结构是否转型了呢？目前一些村庄研究提出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论断，即根据当前村庄的私人生活领域及道德坐标的考察，推断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出现了“个体化”的趋势。这样的论断不仅在方法论上受到质疑，而且就当前乡村发展的现实而言也难以让人置信。

从对村庄组织发展的调查中（见表4-8），我们可以发现，8%的村庄有物业管理公司，5.7%的村庄有业主委员会等现代的管理机构或组织；29.5%的村庄有了村民志愿者组织，37.1%的村庄有农业协会之类的合作组织，48.9%的村庄成立了村民文体组织。

有组织的村庄的比例虽然并不是很高，但这一数字至少反映出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社会并非走向个体化和分散化，而是走向更加有组织化，这一点在乡村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得以集中体现。

村庄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从图4-2的调查结果来看，90%以上的村庄的自治组织建设正常地推进，他们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三年举行一次换届选举。因此2009年以后举行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就属于正常情况。调查结果显示91%的村庄是在2009年以后举行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的，有5%的村庄是在2009年以前举行最近一次选举的，仅4%的村庄报告本村未曾举行过村委会选举。

村委会选举何以能常规化的推进呢？如果乡村已经“个体化”或“原子化”了，那么农民为何还会选举基层组织呢？目前，乡村基层组织的角色正在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在去组织化。所以，乡村个体化的观点与乡村社会现实不符。

四、村庄的未来预测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预言能预见中国村庄的未来吗？根据随机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所提供的信息，可尝试对中国村庄未来前景作出以下两个预测：

（一）村庄会维续下去

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尽管现代化、城镇化进程在加速，但村庄将会维续着而不会走向终结，即便是小农家庭与小农生产也不会走向终结。这一预测并不是出于对村庄的怀旧情结而作出的，而是基于调查事实及以下理由作出的判断：

首先，中国村庄的分布呈多样的形态，而城市化的逻辑是单一的，城市化的力量可能会“消灭”部分村庄，但无法让所有村庄走向终结。城市化倾向于选择土地有升值空间的村庄，而不会主动顾及那些偏远山区的村庄，而中国却有大量的村庄分布在偏远丘陵和山区。

其次，目前村庄离最近城市的距离依然较远，平均为24.7公里，城市化的张力在一段时期内达不到吞噬大多数村庄的水平，即便是目前距离城市最近的先进村或“超级村庄”，距离城市平均为9.6公里，从它们的存在就可以理解城市化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用城市取代村庄那么简单。城市化会改变村庄的结构和形态，但要彻底终结村庄将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过程。

再次，村庄的悠久历史寓意着村庄不仅是农民的居住地，而是一种自然、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连续统，要使这种连续统中断通常要有“裂变性”的能量才可能达到，如村庄自然条件发生彻底变化（沙漠化），或现代大型公共建设等力量，才会在短期内使村庄走向终结。现实中，这样的“裂变性”能量是有限的而非普遍的。

此外，村庄的流动是有限的。尽管工业化和城市化对村庄劳动力构成巨大引力，村庄劳动力的大流动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流动会导致村庄的消失或终结。当流动达到一定程度时，村庄的人口也会达到某种均衡，这种均衡将更加有利于村庄的存续，因为村庄毕竟是适宜人类居住生活的天然空间，只要这种空间没有发生“裂变”，就会有人在这里生产和生活。而且目前村庄的人口流动处于“流出”与“回乡”并存的状态，而非从村庄到城市的单向迁移，村民的流动是为了更好地回乡。

最后，小农家庭的生产方式也不会终结。孟德拉斯关于“农民的终结”虽主要指向小农生产，但在中国，这一预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会实现。即便工业化及现代农业会不断发展，那也只会改变乡村的经济结构，而不足以让小农走向终结。因为中国的乡村是多样的，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适宜现代农业，小农生产在部分村庄有着天然的优势。农民终结论的前提是效率决定一切，然而，中国乡村社会存在与发展，并非完全由效率所决定。即便小农生产在效率上比现代农业低，但小农生产具有综合性的功能，所以即便效率不是最优，但小农生产与乡村社会是有机统一体。只要乡村社会存在，就会有小农生产。

（二）城市化与乡村发展并行

村庄不会终结并不代表村庄没有变迁，也不代表城市化、工业化对村庄没有影响。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村庄不可能独善其身维持不变。现代社会转型也带动乡土社会向“后乡土社会”的转型，所以村庄的结构和存在形态都在发生着变迁。然而，村庄的变迁与发展并不只有一个终极目标——城市化。

城市化主要是现代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推动城市的扩张与发展，城市化将吸引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以便在城市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城市的繁荣和发展既需要乡村劳动力的补充，同时也给乡村劳动力提供了获得更高收入的市场机会。

乡村是中国社会系统中的固有部分，而且是重要的构成部分。在城市快速发展的时代，乡村社会也会出现结构和形态的变迁，如村庄的劳动力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在发生巨大变迁，村庄的面貌和村民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迁可以理解为新时期乡村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也就是说，城市化实际上也给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会，乡村也可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以新型结构和形态存续和发展着。这样，推进城市化与乡村社会发展其实是并行不悖的关系，所以城市化的推进并不必然导致村庄的终结，发展城市化也替代不了乡村的发展。

五、村庄不会终结

从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抽样调查结果来看，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的乡村，虽在结构和形态上有了较大变迁，但大量的村庄仍以多样性的形式存续并发展着。这表明村庄与城市化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城市化不会导致中国的村庄走向终结，也不会使小农走向终结。

中国的村庄承载着自然、历史、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厚重内涵，也是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形式，仅仅凭借城市化的力量，难以终结其未来发展。恰恰相反，很多村庄则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发展的新动力。即便现代技术的日新月异推动着社会转型的加速，也难以终结中国的小农，因为有些村庄的存在为小农生产提供天然条件。

既然村庄不会终结，那么就需要面对现实，探索现代化、城市化背景下村庄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并予以积极应对。

城市化和乡村发展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两个方面，两者虽有着密切联系，但如果把城市化视为能替代乡村发展或自动带动乡村发展的发展模式，那将给城市化和乡村发展都会带来人为的扭曲。

对村庄的抽样调查，目的在于科学、系统、宏观地了解和把握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现实状态，避免根据个案研究而对乡村发展宏观状态及趋势的误判。在乡村研究方面，较多的研究偏重于个案研究，研究者更加相信田野工作方法，以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越来越依赖于田野工作甚至是短暂的乡村调研，而对抽样调查和定量方法加以排斥。然而在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中，则大量涉及“三农”的宏观发展问题。很显然，仅仅根据对一个或几个村庄的走访，然后对宏观的“三农”问题作出判断，这种认识方法存在较大的风险。深入的田野工作确实对理解地方性的乡土文化和农民的观念世界是非常有效的，但根据田野中所观察到的特殊问题而去判断乡村社会全局，那就是以偏概全。所以，当前中国乡村研究需要有研究范式的超越，而不能始终停留在村庄民族志研究范式之上，泛泛地探讨各种“三农”问题。“三农”研究要引入科学的、系统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social survey），以增强对当前乡村发展宏观状态的认识能力、解释力和预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