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语方言调查

中国学者的汉语方言调查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1924年，北京大学成立“方言研究会”，次年制定了方言字母，开始调查记录方言。1928年，清华大学出版了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而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了江西、湖南、湖北和关中的方言调查。1935年之后又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进行了四川、云南的方言调查。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高教部组织了每县一个点的全国方言普查，获得了大量方言材料，也培养了一批方言调查人才。在开头的半个世纪中，汉语方言的调查就表现出两个鲜明的优点：一是引进了欧洲所创造的国际音标，用来记录方音；二是继承了中国传统音韵学关于汉语语音的声韵调分析法。这表明了汉语方言学一开始就走上了中西结合的正确的道路。之所以能奠定这样的基础，应该感谢瑞典的汉学家高本汉，他正是用国际音标记录方言并用来分析声韵调的；也应该肯定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三位先生在翻译高本汉的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时，把高本汉用的音标和记音方法系统化、中国化。然而，这开头半个世纪的方言调查也有明显的缺陷，这就是偏重于语音调查，多用方音材料来说明音韵学问题。早期的方言学著作如《现代吴语的研究》《厦门音系》《临川音系》莫不如此。20世纪60年代的方言普查也是在记录字音之后，停留于寻求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对应规律。由于对方言词汇、语法调查不够重视，积累的材料不多，不少学者还得出了“汉语方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上”的不当结论。

然而，随着汉语研究和方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李荣创办《方言》杂志，1981年发起成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接着还组织了41部方言词典的编撰，主持《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制作，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到了新旧世纪之交，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全国调查过的方言点数以千计，编写的方言词典和方言志应有数百上千种，不少区域性的方言调查报告和方言地图集以及方言研究专著也大量出版，汉语方言学成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领域最有成绩的部门。方言语音的深入分析，为音韵学研究解决了不少难题；方言词本字的考证，为训诂学和词汇史提供了不少证据；方言语法的调查则提出了许多汉语语法研究的新课题。在汉藏语研究者和古音史学者、方言学者联手之后，汉藏语言学的研究也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和长足的进展。此外，大量方言调查成果还为许多相关学科，如历史地理学、地名学、民俗学、文献学等提供了可贵的参考。

改革开放固然促进了人文科学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以更大的规模和势力冲击着传统的封闭社会。经济的繁荣、交通的发展、商业的流通造成了南北地域及城乡人口的大流动。现代化步伐加快之后，文化、教育也迅速发展，共同语的普及锐不可当，外国语的学习也热浪滚滚。青年人已大多不喜欢使用父辈的“殊方异语”了，因为外地人听不懂，新的意识也不便表达；留守在穷乡僻壤的老人和儿童也很难坚守方言的阵地，因为广播、电视普及，学校也用普通话读书识字。在这种情况下，方言面临着逐渐萎缩的趋势，有些只在小范围通行的方言已经难免于濒危和消亡的命运了。

近些年来，不论在学界还是在社会上，汉语方言又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关注。从社会上说，老年人说惯了熟悉的方言，总觉得很有韵味，对儿孙不说，也听不懂本地话很不满意。方言戏剧和曲艺的听众越来越少，从业人员后继乏人，这是普遍现象。方言研究者则为丰富多彩的方言词语正在失传而忧心忡忡，有些地方已经喊出“保卫方言”的口号。这不禁使人想起，早在三十多年前，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时，当时的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吕叔湘先生就在贺信里发出了“抢救方言”的号召，真是英明的远见。

现代汉语方言多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这是一笔丰富、厚重的文化遗产，它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有着重大的价值。例如，孙武的祖上原是春秋齐国的田完家族，当时“陈、田”同音，本是一家，古籍里“田完”也写作“陈完”；现今的福建莆田话“田、陈”还都读为tεŋ2，是为明证。汉语的方言，正如李荣所说：“有统一和分歧两个方面，东南各省汉语方言差别很大……官话方言的一致性很高，通话没有困难。”（李荣，1987）官话方言的大面积一致，有它的历史原因；东南部的方言，有的一县之内就有多种不能通话的小方言，许多方言区的边界以及散布于区外的方言岛，还常常混合着不同方言或民族语言的特点，例如湘粤桂交界处数十个县的“土话”。离那里不远的湘西“瓦乡话”则至今还性质难定。方言的形成无非是由于社会的分裂、人民的迁徙、民族的融合、地理的阻隔以及时代的变迁等。对现代方言的歧异和分布进行周密的考察，往往可以跟社会史和民族史的研究相互论证。

早在先秦时期，由于文化的繁荣，汉语就有了被称为“雅言”的通语。汉唐之后，方言口语与书面的文言逐渐分离，不同时期的书面通语借助政治和文化的力量，都会影响方言的变异。从现代方言可以看到历代通语的投影，也可以找到接触民族语言的痕迹。晚清以来，研究音韵、训诂的学者就已经开始运用方言材料来论证古代汉语的语音和词汇问题了。最近几十年间，不论是研究汉语的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或是研究汉藏系诸语言的学者，都把汉语方言调查的成果视如珍宝。上文所说的“陈、田”同音，是上古音“舌上归舌头”（tʂ-、tʂh-归入t-、th-）的特点。上古音还有“轻唇归重唇”（f-归入p-、ph-）的现象，也能在方言里找到论证：广东“番禺”的“番”读为phun1；厦门把“香”说成“芳”，读为phaŋ1；北京平谷“好像”说成“仿佛”（音paŋ2pur2）。广东潮州、海康的闽语管桌子叫“床”，太原晋语管小凳子叫“床床”，可证唐诗“床前明月光”里的“床”，原来指的是不高的“几”，并不是卧具。“画眉深浅入时无”“寒梅著花未”的疑问句式，“落花若有意，来去逐船流”中表“相邀”的“来去”的说法，现今的许多闽语都还这么说。正如孔子所说，“礼之失而求诸野”，发掘汉语方言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对于研究汉语史和汉藏语言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越是反映地方特色的就越具有国际意义，在语言学上也正是如此。一百多年来的西方语言学主要是建立在对印欧语分析的基础上的，而汉语、汉藏语和印欧语的类型有很大的差别，认真地发掘汉语的通语和方言的事实，不论是进行结构的分析、演变规律的探讨或语言接触的考察，对于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建设都一定可以做出应有的贡献。例如，汉语单字音的声韵调立体结构和连读音变的种种规律，就已经引起许多西方学者的注意，并为非线性音系学提供过鲜活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