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于四地的现代汉语及其对比研究

第一节台港澳语言与早期现代汉语

一、 问题的提出 

许多有关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现代汉语对比研究的论著，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内地与台港澳地区看作有较大差异的两方，来进行对比性的考察和分析，或者说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人们经常会把台港澳地区作为一个有更多共性的整体，所以像“港澳”“港台”“港澳台”“台港澳”等都是比较常用的词语，并且经常是与“大陆”“内地”等对举。

这一认识和做法当然是有理由的，而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理由是：

第一，语言发展过程不同。内地与台港澳地区语言之所以会有整体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它们经历过分化，而在分化后又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关于这个问题，应该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从而形成完整的认识，遗憾的是，这个工作至今还没有人来做。^[1]

正是由于人们对国语分化的起始时间和过程缺乏必要的了解，所以现在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是上述差异始于1949年。以下的表述就比较有代表性：“1949年以后台湾与大陆隔绝三十年，那三十年间彼此不相往来，语言各自发展，唯一往来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厦门前线每天向金门喊话。”（邵朝阳，2008）

现在通过别人以及我们自己的研究，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刁晏斌（2007a）对此有以下一段表述：“最初的‘国语’（我们指的是早期的现代汉语，时间大致从1919年‘五四’前后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分化为后来两岸三地的不同社区变体，这种分化肇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时期，到1949年以后日益明显和加剧，最终形成了两岸三地语言及语言运用多方面的差异。其他学者也有与我们持基本相同观点的，比如郭熙（2004a：109—118）。”

这里我们所说的“三地”没有包括澳门，如果加上澳门，就是本项研究所说的四地了。^[2]

第二，社会环境不同。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社会形态、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变化都会对语言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的总体精神以及发展取向等。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台港澳则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内地严重封闭，与外部世界很少接触和互动，因而语言也处于一个严重封闭的环境中；台港澳则高度依存外部世界，相互之间也是联系密切、互动频繁，所以语言也呈开放状态，并且同步或基本同步地发展。

以上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紧密联系、甚至交织在一起的，正是在它们的共同规定和影响下，内地与台港澳地区在与早期现代汉语的关系上处于不相等的两个点上，而这正是造成二者诸多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当今四地现代汉语的诸多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与早期现代汉语关系的远近所决定的，各种差异的背后，往往都有这方面的原因。

然而，对这个问题，不少研究者还没有认识到，或者还有不正确的认识，由此就直接影响到对许多其他相关问题的了解和认识。

一是导致某些认识模糊不清。比如，当前人们对“华语”问题比较关注，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但是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关于华语的内涵及其定义问题，就远未能形成一致意见。关于这一点，我们仅从此词英译的差异就能看到：有人把华语译为HUAYU或Huayu，这显然是着眼于一个新概念而造的新词；而更多的人却沿用了旧有的称名，如Mandarin、global Mandarin、Chinese、Chinese  language等。

二是易于导致某些不正确的认识。有人曾经讨论过香港汉语书面语语法的三个特点，即关联词语的使用（包括标准汉语中成对出现的关联词语的单独出现和超常应用）、零形回指用法对标准汉语中存在的制约条件的突破、指称标记的使用（主要包括指称标记的缺省和用法扩大），并且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特点来自英语的影响和其他方面的创新（石定栩、王冬梅，2006）。而在我们看来，香港书面汉语这些语法上的特点，源自对传统国语的继承，而不是对“标准汉语”（即标准普通话）的迁移；上述形式可能与英语等的影响有关，但未必是香港人的发明创造。（刁晏斌，2007a）

三是导致对某些现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很多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提及台港澳地区语言更多地使用古词或文词，因而更具文言色彩，比如有人说：“在港澳写作人和阅读人心目中，几乎形成一个共识或风气：半文半白的作品或兼用文言词语的作品常被认为具有古雅的风格，表明此类文章的作者是念过书、有文化的人。”（黄翊，2007：176）但是，却鲜有人指出其原因，其实在我们看来，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和沿袭了早期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

所以，我们认为，要对内地与台港澳语言进行对比研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认清后者的“基础”（我们在后边的表述中有时也称之为“底本”），而这个基础就是最初的国语，我们一般称之为“早期现代汉语”。

以下我们主要以香港书面语言为例，来对此进行讨论。

二、 关于早期现代汉语

“早期现代汉语”这一指称形式在一些学术论著中偶能见到，人们一般用它来指早期阶段的现代汉语，但是没有特别明确的时间界限。在我们提出的“现代汉语史”中，按现代汉语的形成以及发展变化过程，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由“五四”时期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我们称之为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刁晏斌，2000a），有时我们也用“早/初期现代汉语”来指称这一阶段。

关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般状况，现在已有一些初步的研究，主要散见于相关的论著中，比较成系统的研究，较早的一部著作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主要讨论了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晚些时候的有刁晏斌《初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初版，辽海出版社2007年修订再版），如书名所示，本书只涉及语法一个方面。此外，刁晏斌《现代汉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对本阶段诸多语音、词汇、语法以及修辞等现象也进行了一些考察和分析。

我们对早期现代汉语的认识，就是通过上述论著及研究而获得的，而这些也是下文我们与台港澳语言进行比较的基础。

此期语言及其使用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纷纭复杂、陌生化程度高，而这当然与它的“早期性”密切相关。上述特点在早期现代汉语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得比较充分。就以语法来说，比如句子成分的位置就与后来有不少差异，像状语就经常与其所修饰的中心语隔离，显性关系与隐性关系不一致的情况比后来更加普遍；某些句子成分的构成也表现出很大的复杂性，比如能做述语的，就有及物动词以及部分不及物动词、述宾词组、形容词以至于名词等，并且它们还大都比较常见。述语的情况如此，其他各成分大抵也是这样。在句子形式方面，各种“欧化句”大量使用，“古句”与“准古句”以及“非今非古句”大量存在（刁晏斌，2006a：34—35）。这些都是构成此时期语法复杂性的具体表现。

三、 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致性

谈到香港的书面汉语，“港式中文”大概是绕不开的一个概念。这是近年来研究香港书面语言及其与内地差异时经常用到的一个称名，但是人们对它的内涵及所指对象等的认识却并不一致，甚至差异很大。比如有人说：“所谓港式中文是以粤方言为基本框架，加上若干惯用的书面语字句及英语单词混杂而成”（黄坤尧，2000），而有人则把它定位为“具有香港地区特色的汉语书面语”，定义为“以标准中文为主体，带有部分文言色彩，并且深受粤语和英语的影响，在词汇系统、词义理解、结构组合、句式特点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跟标准中文有所不同，主要在香港地区普遍使用的汉语书面语。”（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6）

我们认为，后一定位和定义更为准确、客观，并且是迄今为止对港式中文最为全面、最为完整的表述。但是，这一定义仍有不足，这就是对“标准中文”尚未作准确的界定，由此可能会造成认识上的模糊以及具体操作中的某些问题。

港式中文“实际上形成于20世纪70到80年代，并且在90年代开始趋于成熟”（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13），而作为它的“底本”的标准中文，如上所述，则是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亦即我们所说的早期现代汉语。

我们对港式中文总体面貌和具体特点的了解，主要依据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编著，香港教育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出版的《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比较》（以下简称《港》）。本书主要从词语、句法和语用三个方面，比较全面、细致地罗列和讨论了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诸多差异。除此之外，部分语言事实还来自本书作者自己的感知和积累。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接触过香港地区的各类语料，也有多次赴港从事学术和教学等活动的经历，因此对香港的语言及其使用情况并不特别陌生。

对《港》中列出的诸多词汇、语法现象（也就是与内地普通话不同的现象），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并且最终都能在各类早期现代汉语作品中找到相对应的用例。这就说明，二者之间确实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关于这一点，汪惠迪（2007）有以下一段解释和说明：“在改革开放前的大约30年间，境外华人社区基本上是各自沿着中文固有的轨迹发展的，因而在字、词、句的使用上显得十分传统。表现之一是，在大陆，50年代初就退出人们语用生活的词语，港澳台地区至今还在使用；在大陆，已经退出规范汉语甚至已被认为是病句的某些格式，港澳台地区也还在使用。‘港式中文’中一些语法现象，与内地相比，显得‘独特’，其原因或许就在乎此。”

本部分中，我们就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来举例说明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上述一致性，港式中文的例子主要从《港》中选取。

先看词汇方面。

构成港式中文词汇方面特色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早期现代汉语中既已存在和使用而在内地普通话中却已消失或趋于消失的词语；二是粤语词语；三是后起词语（相对于早期现代汉语而言，包括外来词语以及其他新生词语等）。三者之中，可以直接证明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一致性的，当然首先是第一类了，所以我们先就这类词语进行考察和说明。

早期现代汉语中既已存在和使用的词语中，有一些音译外来词，内地普通话逐渐改用意译，而港式中文依旧保留原有的音译形式。这样的词有一大批，如“盘尼西林（青霉素）、维他命（维生素）、摩登（时髦）、莱塞（激光）、开麦拉（摄影机）、菲林（胶卷）、卡通（动画）”等。

早期现代汉语中既已存在和使用的词语中，还有一些同素倒序词。语素顺序不固定是词汇“早期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所以此期同素倒序词比较多见（刁晏斌，2006a：134—136）。后来的情况是，内地普通话完全或基本上选择了一个，而港式中文则选择了另一个，由此形成差异。比如表示“固有的品质或性质”义，早期有“素质”和“质素”两种形式，以下各举一例：

（1）罗马在鼎盛时代，文艺的发达登峰造极，书牍的素质也因之提高。（朱光潜《艺文杂谈·欧洲书牍示例》）

（2）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中，实含有很多缺点。概括讲来，就是浅薄，没有真爱真美的质素。（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

后来内地普通话选择的是前一个，而港式中文则选择了后一个。

以下港式中文里的词都属于此类：

找寻、替代、妒忌、宵夜、齐整、爽直、紧要、菜蔬、私隐、经已、取录、怪责、劳烦、帖服、配搭、挤拥、秘奥、人客。

除上述两类词外，还有大量共用的常用词，也反映了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词汇的一致性。

《港》的某些考察就涉及这方面的情况，比如该书75—76页谈到，港式中文“开幕”的开始义搭配对象远多于标准中文，店铺、场馆的开业在香港都可以称之为“开幕”，而早在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1928年）中，就有“生活开幕”的形式；香港20世纪20年代的《工商日报》中，也有“书院开幕”“店铺开幕”的搭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香港沿用了‘开幕’过去的用法，内地则缩小了使用范围，所以产生了差异。”

以下再举几个类似的例子。

认真

“在港式中文里除了这一用法（按：指‘严肃对待、不马虎’义）外，还是个副词，只能够做状语，不能做谓语和补语，表示‘确实、的确’的意思，这是典型的粤语用法。”（《港》65页）

其实，此义并非粤语独有，早在元代，“认真”就有了这样的意义和用法。《汉语大词典》义项三为“确实、真的”，所举书证从元杂剧到早期现代汉语都有，后者的用例是：

（3） 左嘉是再三再四要求回后方的，等到认真要回后方的时候，对于敌后的游击生活，仿佛就要离开自己的亲人似的，他倒反而有些留恋，有些舍不得了。（沙汀《闯关》）

由此可见，今天港式中文里“认真”的这一意义和用法，是对早期现代汉语的沿用。

意图

“‘意图’在港式中文里还可以做动词用，有‘试图、打算’或者‘企图’的意思。”（《港》67页）

此义的用例在早期现代汉语中也常见，例如：

（4） 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鲁迅《华盖集·北京通信》）

发达

“标准中文指‘事业兴旺、发展’，例如：‘这个地区化学工业特别发达。’港式中文指‘个人发财或走运’，例如：‘你的运气好，今年肯定会发达。’”（《港》78页）

此义在早期现代汉语中也很常用，例如：

（5） 只要你肯动一动你的腿，你不会不发达的。（曹禺《北京人》）

这种沿用早期现代汉语中意义和用法的港式中文词语有很多，再如“工友、主持人、裁判、大班、行礼、检讨、揭发、身家、戏院”等。

再看语法方面。

相对于词汇来说，港式中文在语法方面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致性更高，这主要是因为语法的稳固性比词汇更强，变化相对较小，因而对语言发展的反映不像词汇那样迅速而又突出。比如，港式中文复句所使用的关联词语经常可以不配对出现，而这正是早期现代汉语的常态。以下是“即使……也”中“也”不出现的用例：

（6） 田北俊认为，即使暂停卖地一段时间，日后的楼价（也）不会大幅上升，因为其间仍有补地价的楼盘推出。（《明报》2002年9月27日，A17版）

（7） 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也）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港》用了两编的篇幅讨论港式中文语法方面的特点，所涉及的大多数现象，都能在早期现代汉语中找到相同的用例，以下词法、句法各举二例。

指示代词“这”在港式中文里经常不借助数词或量词而直接与名词组合，如“这女士、这集团、这改变”等，而这样的形式正是早期现代汉语“这”的常态用法之一，例如：

（8） 这时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一线曙光，已经是摇摇欲灭的了。（《冰心文集》第一卷）

港式中文里，连词“和”经常连接两个动词性词组，如“买楼和卖楼”“只拍电影和拍广告”等，而这也是早期现代汉语“和”的常见用法，例如：

（9） 他自己底父亲就在他家作活和赶叫驴。（许地山《春桃》）

港式中文里，表“不幸”义的被动句较少使用“被”字，而是代之以“遭”，这也是沿用了早期现代汉语的常见形式，例如：

（10） 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鲁迅《野草》题辞）

港式中文表示前项强于后项的差比句，经常采用“N1形容词+过N2”的形式，如“港环保柴油贵过日本”。而早期现代汉语中，同样也有这样的形式：

（11） 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总之，在现代汉语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只有第一阶段即早期现代汉语与港式中文相似程度最高，因而关系最为密切，而究其原因，则是如前所述，前者是后者的“底本”。

四、 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的差异性

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一致性反映了前者与后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另一方面，二者之间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由此则反映了前者在后者基础上的发展变化。语言总是要发展变化的，并且时时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而香港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和语言环境，自然使得此地通行的汉语书面语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点与个性。

本小节的重点是讨论并明确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继承关系，对于前者在后者基础上的发展变化不作进一步的展开，这里只是简单地结合港式中文的特点（其实也就是一些形式或用法的主要来源及产生原因），来对二者之间的差异略作说明。

如前所述，港式中文形成于20世纪70到80年代，90年代趋于成熟，在此期间及以后产生的形式和用法，自然是早期现代汉语所没有的。就是再往前推，一直推到早期现代汉语阶段，内地与香港地区的书面汉语也还是会有一定差异的，而这些差异主要就是由香港语言的特点决定的。

港式中文的特点之一是有浓厚的粤方言色彩，主要表现为较多地使用粤语的常用词语，同时也有一些掺杂或结合粤语语法成分的现象。

前者如郑定欧《香港粤语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收了很多由粤语而进入港式中文的词语，比如“私家”，义为“私人拥有的”，由此构成的词语有“私家车、私家路、私家地方、私家侦探”等。《港》第51页谈到，“纸”在粤语中经常特指纸币，由此产生了“港纸（港币）、散纸（零钱）、阴司纸（纸钱）”等；此外，“纸”还用于指纸质的单据或证明，由此又有“落货纸（卸货单）、出水纸（提货单）、出生纸（出生证明）、医生纸（病假条）、宣誓纸（证明文件）、沙纸（证书）”等词语。以上是成“族”的词语，至于直接用于港式中文的单个粤语词语，那就更多了。

后者如《香港粤语词典》收“试过”一词，词性标注为副词，释义为“表示从前有过某种行为或情况（多用于否定式）”，举例有“香港从来未试过有地震”等。《港》第29页也谈到“曾经”义的“试过”，所举用例如“在正常情况下，阿富汗中部和北部的冬季会在十一月底降临，但也试过提早到来”，书中说“这显然也是受到粤语的影响”。

另外，“他特别多话题”“书展太多人”这样的“特别多”“太多”等直接带宾语的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常见的粤语用法。（《港》184页）

港式中文特点之二是中英混杂现象比较普遍，而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成为语言生活的一种习惯”（《港》358页），有人称这样的形式为“鸡尾语言”，称这样的文体为“鸡尾文体”。（陈耀南，1994）

在汉字串中夹杂英文词语及其变化形式（比如截取一部分）早已屡见不鲜了，以下只举一组句法方面的例子：

（12） 相信银行调高按息，楼价泡沫将会爆破，现在是时候沽货了。

（13） 汲取日本核爆教训 是时候检讨核政策

《港》认为，这样的句子明显可以看出是仿照英语“it is time to do something”这一句型而造出来的汉语句子。（307页）

港式中文特点之三是保留很多文言成分。途径有二：一是沿用早期现代汉语，二是使用粤方言中保留的文言词语。前者体现了它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致性，后者则可以归因于上述第一个特点。这两个方面前边均已说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五、 明确二者关系的意义和价值

如前所述，本小节所说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指前者对后者的继承，所以本部分我们也主要立足于此来讨论明确这一关系的意义和价值。

1. 有助于纠正某些不正确的认识

当今语言观及语言研究的重要进步之一，就是共时与历时的真正结合，但是这一点在四地语言差异及其融合的研究中似乎体现得还不够充分，而有一些研究所得的结论不够准确、正确，有时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前述的（2007a）刁晏斌所谈内容即为一例，以下再就“高买”一词举例说明。

李宇明主编《全球华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收“高买”，释义为“〔动〕指在商店偷窃商品”，所举用例为“本商店将严拿～”，“他在超市～被发现”，在“使用地区”项下标为“港澳”。《港》44页说：“有时候，如果不太了解香港社会的具体情况，对这些社区词就有可能发生误解。例如‘高买’，有人以为就是‘三只手’的小偷，其实不然。这是专门指在商店里偷商品的小偷，因为如果抓住就要罚几倍于商品价格的钱款，所以美其名为‘高（价购）买’。而一般的‘小偷’则叫‘小手’，以示区别。”

想起了20年前读过至今印象依然深刻的一部中篇小说《高买》，作者是天津作家林希，刊于《中国作家》1991年第1期。小说多次获奖，曾被改编为评书，还与作者的另外两部小说《丑末寅初》《相士无非子》一起联合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草根王》，曾经热播一时。

小说中有以下两段关于“高买”的文字：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偷东西的不上梁了，于是便有了更高雅的称谓：高买。

真是一个雅号，这“高买”二字简直就是中华古老文化的结晶，洋人无论如何也组合不出这个词来。洋文讲词根、词尾，高就是高，买就是买，是高高兴兴地买，还是高高雅雅地买，一定要含义确切。中国文字则不然，高买就是高买，既不是高兴地买，也不是高雅地买，是买东西不付款，不掏钱。买东西不给钱，高不高？高！真是高，这就叫高买。

作家当然不是语言学家（其实作家林希还做了不少整理天津方言的工作），而文学作品也不是语言学著作，所以或许我们还不能仅凭上述两段话就得出什么结论来。

然而，如果能够找到工具书以及实际使用情况的支持，那结果就不一样了。曲彦斌《俚语隐语行话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收有此词，共列二义，其一为“清末以来京津等地江湖诸行指专门偷窃珠宝店、绸缎店的小偷”，其二是“旧时北方偷窃团伙指伪装富豪进商店乘机盗窃”。另唐钰明（1994）曾引徐世荣《谈“高买”》（香港《词库建设通讯》1993年总第1期）说，“‘高买’一词，在三十年代（我当时正在北京师大读书）北京的报端常见，但口头不太说”。唐氏最终的结论是：“隐语通用化并非个别现象，‘高买’成为京、港方言词，也不过是这股语汇支流中的一片小浪花而已”。

结合历史以及现实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

第一，港式中文里“高买”一词与很多由早期现代汉语乃至于古代、近代汉语继承而来的词语有着相同的发展路径，它不是一个“新词”，而是一个“旧词”。此词的发展过程大致是：由京津地区隐语进而实现通用化，然后保留、沿用在港式中文里（在其他一些华语社区中也有使用）。

第二，结合上引词典释义以及现实的用例，此词并非只有动词一个词性，而应当是动、名兼类（前引用例中“严拿高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汉语有“动名同形”的习惯，某些词既可指动作行为，又指有此动作行为的人，古代的如“医、屠”，当代的如“导游、策划”。“高买”也是如此。

第三，此词在当代汉语中也并非完全绝迹，特别是随着电视连续剧《草根王》的热播，也不时有人用到或提到此词，甚至还出现了“高买行（háng）”这样的复合形式，只不过似乎是作为“历史词”使用的。

2. 可以由港式中文反观早期现代汉语

既然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有明确的继承关系（如果用“语言化石”来比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妨把前者看作后者的“化石”），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由前者反观后者，从而又找到了另一个了解和认识早期现代汉语面貌与样态的途径，这当然有利于现代汉语史的研究。

前边第二小节所列举的一致性用例，都可以支持这一论断，具体说来，大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可以作为线索或向导，就某一现象入手，追寻它们在早期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及一般特点等，比如前边对“高买”的考察，就是一例；

第二，可以作为支持或证明早期某一或某些现象存在或具有某一特点的依据之一；

第三，可以在二者之间进行某些方面的比较，从而更好地发掘其在早期使用中的某些特点和规律。

我们经常强调，进行现代汉语史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就是有更多的“亲历性”语料可以利用。如果加上港式中文，这一语料范围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在我们设计的现代汉语史研究方法中，有文献调查法、工具书查考法等。这些方法的目的是借由过往编纂出版的各类文献来了解较早时期现代汉语中某些有时代特色的形式和用法，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看来，不妨再加上一个“港式中文反观法”，相信也会取得一定的效果。

3.可以推而广之，用于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的研究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如前所述，人们经常把港澳或台港澳或港澳台看作一方，来与内地汉语进行整体对比，考察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与融合。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述两地或三地书面语言的高度一致性。对于造成这种一致性的原因，很多研究者都已论及，但多集中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方面，比如汪惠迪（2007）说：“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港澳台地区自成一个语用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大陆跟这些地区的社会制度不同，各自的价值观、语用观也不同；二是大陆同胞跟港澳台同胞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基本上不来往。因此，虽然大家都说汉语，写汉字，但是语言文字碰撞的机会少之又少，交融与吸收也就微乎其微。”

至于语言自身方面的原因，讨论得显然还不够充分。如前所述，造成两地或三地语言一致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大致都与早期现代汉语有相同的继承关系。澳门与香港联系最为紧密，语言的相似度最高，在这方面的一致性也最强；至于台湾地区国语的这一特点，也是同样明显的。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不少人谈及，比如周志远（1992）说：“台湾所谓的国语，是在四十年代北方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与大陆便失去了联系，因而台湾国语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周质平（2004）说，“所有台湾语文上的特色，可以一言以蔽之曰‘饶富古意’，台湾呈现的是中国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的语文现象，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一仍旧贯’。”曹铭宗（1993：4）说：“国语‘唐山过台湾’，四十多年来，在台湾落地生根，自行发展，已逐渐与海峡对岸的‘大陆普通话’有些不同，形成了‘台湾国语’——一些外国语言学家所称的Taiwan Mandarin。”

这样的叙述是比较客观的，对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作过一些论证。（刁晏斌，2000b）

所以，无论研究港式中文、葡式中文，还是台湾地区国语，我们都可以而且应该增加早期现代汉语这一视角，从而对一些问题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察和分析，甚至于纠正某些不太准确或不正确的看法。就后者来说，比如有人的文章讨论了海峡两岸“因词义演变产生同形异义现象”，其中的第一点是“因词义扩大产生同形异义现象”，第一项是“大陆不变，台湾扩大”，所举例词有几十个（苏金智，1995），其中有一些就是台湾沿用早期现代汉语而内地义有所转或缩小了范围。比如“开幕”，前边对港式中文中的使用情况已作说明，而在台湾同样也是如此。其他的再如“商场、摆平、生理、黄牛”等，大致也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