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希腊罗马美学是奴隶制度的产物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奴隶制度是古希腊罗马科学和艺术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很明显，只有奴隶制度才使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大规模分工成为可能，使生产力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只有奴隶制度才使一部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为精神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只有奴隶制度才使本来很简单的社会交往复杂化了，从而把哲学、美学和其他科学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所以，奴隶制度本身尽管是昏暗的，但却是整个人类文明最初的发祥地。

不过，对于美学来讲，问题不仅仅在于有一个奴隶制度，还在于有一个怎样的奴隶制度。许多奴隶制国家有发达的宗教，有完善的法制，有精湛的军事艺术，但是没有美学，古希腊城邦中的斯巴达就是如此。我们讲的古希腊美学，其实是以雅典城邦为主要代表的美学。这些城邦所以能够成为美学的摇篮，固然与它们有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奴隶制度分不开，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奴隶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广大的既不脱离劳动又有足够闲暇的自由民阶层；建立了当时最先进最民主的政治体制；并创造了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物质与精神文明。

雅典等希腊城邦自由民阶层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由于海上贸易与殖民事业的发展，手工业、商业、航海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从事手工业、商业及航海业的人数超过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这些人依靠自己的特殊技术和才能保持了自由民的身份。第二，大量使用廉价的外籍奴隶。从荷马时代开始，对战俘已经由役使代替了屠杀。公元前6世纪以后，贩运奴隶随殖民事业一块兴起，于是外籍奴隶与日俱增。据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讲，当时雅典每个公民平均拥有四个奴隶，连最穷的穷人也有一个奴隶为他操持管理家务。这样就减缓了雅典人内部的阶级分化。第三，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制止了土地过分集中和平民外流，同时吸引大批外籍手工艺者移居雅典。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几乎成了一个国际性城市，许多外籍人在雅典定居下来。这一点色诺芬在他的《雅典经济》中做过生动描述。

自由民也属于奴隶主阶级，但他们与上层贵族不同，仍然从事一定的生产劳动，而且生活比较清苦，有的与奴隶并不相上下。他们平素的饭食，除了少量粮食之外，只有几颗橄榄、几块洋葱和几条干鱼；住房也很狭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露天之下；衣着不过是一块七八尺长、五六尺宽的大布。当然，他们的社会地位比奴隶高得多，他们不需要拼死拼活地干，劳动之余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各种政治的、宗教的、文娱或体育的活动。由于上述具体处境，他们在精神上总是富于幻想和进取的，同时又是比较克制和谨慎的。一般贵族和富有者那种志得意满、骄横恣肆，或者奴隶们那种自暴自弃、懒散消沉，都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的。能够集中代表他们精神特征的正是得尔斐阿波罗神庙前镌刻的三个字：“勿过度。”自由民阶层是古希腊城邦的社会中坚，雅典等城邦的兴盛与衰落与他们的命运是紧密相关的。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早已看出，他曾说，“一个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存在，总应该尽可能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所组成（由是既属同邦，更加互相友好），这里中产阶级就比任何其他阶级（部分）较适合于这种组成了”，“照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他还说，第一流立法家，如梭伦、莱科勾等都是出自中产阶级。当然不仅于此，大多数哲学家、艺术家也都出自中产阶级。

雅典等城邦的民主制政体正是以广大自由民为支柱建立起来的，所谓民主，主要是就自由民讲的，奴隶无所谓民主，贵族与富有者也无所谓民主。德国艺术史家文克尔曼说：古希腊艺术的繁荣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气候，一个是政治体制，“就希腊的政治体制和机构来说，古希腊艺术的卓越成就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自由。在希腊，自由随时都有它的宝座。”古希腊雅典等城邦实行的是公民大会制度，公民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除了奴隶、妇女及外籍人外，人人有出席会议和进行表决的权利。公民大会一般10天左右举行一次，内容是听取政治家们的演说和辩论，讨论决定内政外交的重大事宜，选举或罢免执政官、法官，甚至祭司。自由民充当城邦官吏起初要受到财产的限制，后来这种限制基本上取消了。只要不需薪俸而能维持生计，连最高军事指挥官也可以担任。城邦对于危害公众利益与国家安全的人，也采取民主的“贝壳放逐法”，由公民将准备放逐的人的名字写在贝壳上，计数通过，放逐国外，期限为10年。这种民主制度无疑代表了自由民这个阶层的利益。雅典人之所以那么关心城邦的建设，那么热心于公众事业，那么富有进取心和创造力，与雅典的民主制度是分不开的。

雅典等城邦创造了与生产力水平及民主制度相适应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古希腊现实中没有君临一切的专制君主，在宗教信仰上也没有代表最高道义的主宰。神和人一样生活在充满纷争的社会里。宙斯、阿波罗、雅典娜、阿佛洛狄忒等尽管是神，却有着人的形体和性格，而且同样有时干些不够光彩的勾当。古希腊是个不宁静的世界，战争的乌云经常笼罩在各城邦上空。为了应付战争，各城邦发展了各自的陆军和海军，形成了一整套军事教育、训练和奖惩的制度。雅典人从12岁起，就要进入体育学校，练习赛跑、跳跃、角力、掷铁饼、掷铅球五项运动。斯巴达人则一满7岁就被送进与外界隔绝的教育机关，而且从20岁到30岁完全过着军营式的生活。当时的战争是异常残酷的，战败的城邦不仅要被夷为平地，它的人民还要沦为奴隶。所以对战胜者的奖赏也是慷慨的、热烈的。一切体魄健全、孔武善战的人都受到特别的尊重。古希腊有较自由的学术空气，尤其在民主制鼎盛时期，公开的政治与学术辩论在雅典等城邦十分昌盛，许多著名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就是在辩论中闻名于世的。同时，这种风气吸引了小亚细亚、波斯与埃及等地的学者，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一个时期之内，哲学、伦理学、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数学等等都有了飞跃的发展。此外，古希腊盛行的4年一度的雅典娜大节，1年两度的狄奥尼苏斯酒神节，奥林匹亚、得尔斐、尼密阿、科林斯等地的竞技活动，既是全民性的宗教与体育盛会，也是文艺观摩和评奖盛会，戏剧家要上演新排练出来的悲剧，雕塑家要为优胜者树立塑像，诗人要为听众朗诵荷马或赫西俄德的诗篇。雅典等城邦还为戏剧演出修建了容纳1万多人的巨大的半圆形露天剧场，定期发给公民一定的看戏津贴，这就大大促进了艺术的繁荣发展。

美学需要一个对美感兴趣的阶层，需要有能够激发这个阶层的热情的社会环境，需要有美的事物层出不穷地创造和成长，这些在古希腊无疑都是具备了的。马克思曾说，古希腊是人类“最美好的童年”，它像一个正常的儿童一样和周围环境保持着素朴的、幻梦一样的关系。环绕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小小城邦，引人入胜的山谷与海上生涯，命运攸关的战争，出没无常的盗匪，公民大会上慷慨激昂的演说，公众场所发人深思的哲学辩论，祭坛前神秘的乩语，竞技场上剧烈的争夺，酒神节时狂热的游行，园剧场下恐惧与哀怜的情思……，所有这些对于希腊人都是新鲜而富有诗意的，正是这种物质与精神的环境启迪着他们的美的睿思，促使他们怀着童年时代特有的天真，去追寻潜藏在大千世界的美。

古罗马和古希腊一同被马克思称作“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历史发展’最高的国家”。不过，古罗马是建立在对土地和奴隶大规模占有的基础上的，中小地产及手工业作坊即或存在也已失去了以往的经济地位。这时从事精神生产的不再是自由民，而是依附于宫廷贵族的新的知识阶层。这些人大半也拥有土地和奴隶（著名诗人和美学家贺拉斯在罗马附近的萨比尼山下就有一处大庄园），同时在政府中担任一定官职，因此政治上比较优越，经济上比较优裕，与广大下层人民有不小的心理距离。这些人当然有充足的时间钻研各种学术，并且在法津与军事方面获得了重要成就，但是在艺术上却没有创造出与之相应的辉煌作品。我们今天看到的古罗马时期的雕塑、戏剧等，大部分是古希腊的仿制品，这种模仿的风气不能不影响到美学，当然美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有它自身的规律和逐步积累的过程，无论如何，古罗马美学比古希腊美学仍然深化了一步，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