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长刘劲松

中国愿与各国一同推进工业化进程

时间：2015年5月18日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称《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点工作。

“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是什么样的关系？当下中国如何开展经济外交？政府能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哪些支持？针对这些问题，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长刘劲松认为，中国有信心也愿意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提供“公共产品”，分享经验，共谋发展。他强调，当前中国经济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

作为丝路基金的董事之一，刘劲松认为，亚洲基础设施资金缺口极大，仅靠一个基金、一个银行都填不了这个缺口，各金融机构优势和侧重点不同，可以各尽所能。他还指出，中国企业家走出去难免要交学费，但最好少交学费。企业家需要有胆气到海外投资，但需要先做好家庭作业，采取各种措施甄别、防范并规避投资风险。

企业要弘义融利，不能见利忘义

王琳：国务院刚发布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和《中国制造2025》，从经济外交的角度，您怎么看待“一带一路”以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装备制造业走出去之间的关系？

刘劲松：在《愿景与行动》中提到了八个领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第一位的，还有贸易、投资、能源资源、生态环境保护、海洋、人文、金融。“要想富，先修路”，基础设施是古今丝绸之路畅通的基础。去年（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特别指出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把“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一对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血脉经络。

今天的“一带一路”与古代的丝绸之路不太一样。那时是驼队和商船带着货物来往商贸，今天不光是做生意，还要搞投资、办工厂。亚洲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中国也还要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只是比其他邻国快一些。中国领导人很有远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就下定决心搞工业化，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这样才能避免仰人鼻息，才能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是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很多装备、技术在全球已经领先，经验和人才也很丰富。

在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的情况下，中国既要努力实现自身工业的转型升级，又要考虑工业化的国际合作。历史上，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受益面相对有限，前几次工业革命是区域性的，仅仅实现了十多亿人口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亚洲需要联手推进自己的工业化进程，让欧亚大陆40多亿人口在区域合作进程中大体同步推进工业化。中国有这样的信心，也愿意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中国搞产业园区、特区方面经验非常丰富，周边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刚刚起步，缺少相关人才和经验，热切期待中国的帮助。

王琳：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中国在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将这些问题传导给其他国家？

刘劲松：中国的工业化的确是一个高度浓缩的进程。从来没有国家用三十几年的时间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成绩是第一位的，当然这也带来一些问题，但这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其他工业大国也出现过。

我们确实已经意识到问题，所以强调“新型工业化道路”，一定要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尽量提质增效，减少污染，尽量保存农村里的乡愁。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也是学习型的大国。其他国家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有的国家坚持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有的国家小微金融和私人银行做得不错，有的国家职业教育和专门技术挺有特色。中国的工业化要博采众长，保持谦虚学习的态度。这样的话，自己进步会更快，别人也会更尊重你、主动与你合作。中国的国际产能合作还要体现正确的义利观，企业要挣钱，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企业要尽社会责任，要弘义融利，决不能见利忘义。

经济外交实实在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

王琳：外交部开展经济外交，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侧重点在哪些方面？

刘劲松：经济外交是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中国一直在做经济外交，包括打破西方的制裁封锁，跟南北国家做生意，也包括援外工作和各种区域经济合作倡议。《邓小平文选》中有一句话：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儿合作，做点儿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外交的重要性凸显，经济和外交更加不可分割，国内经济发展对外交的需求更多更重，将国内经济资源有效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压力也在不断增长。

现在很多国家政要来中国，当然因为中国政治地位、外交作用的上升，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能给他们带来更多发展红利，希望一道做项目办实业。中国领导人也说，欢迎大家搭中国发展的快车。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举措，要有各类项目的支撑。比如说，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需要投入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在境外做项目，丝路基金已经启动了巴基斯坦的一个水电项目。所以，中国经济外交现在是一个红火的时代，外交部责无旁贷要积极主动作为，为国家民族担当，体现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实践外交为民。前不久，外交部与河北省举办了以产能国际合作为主题的“蓝厅论坛”，用王毅部长的话讲，外交部现在就是要为各个省市“站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我前两天去了杭州，就是鼓励、支持浙江的民营企业走出去。他们做得很好，但有时缺乏一些信息，缺乏对境外风险和机遇的了解，对一些已出台的政策还不是很了解。

在这方面外交部与其他部门各有优势。外交部是国家经济外交的牵头部门，比较了解宏观的国家对外政策，我们在国外还有230多个驻外使领馆，他们在一线更掌握情况、了解信息，服务企业更直接。中国企业出去以后应该多到中国使领馆走走坐坐，与大使、领事、商务参赞见面、咨询，不要出了事才找使馆。我听到浙江企业反映说，使馆“门好进、脸好看、事能办”，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外交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让老百姓觉得外交官就在身边，看得见、摸得着、能办事。

现在外交部设立了领事保护12308应急求助电话，使用率很高，效果很好，这只是创新之一。外交部和使领馆要为企业牵线搭桥，提供信息，更重要的是把双边关系做好做实，加强领事保护，为企业保驾护航，努力提升中国企业和公民在外的安全系数。再有就是搭台，帮助企业登台唱戏。通过组织各种会议，让中国企业家与外国政府主管官员、使领馆官员见面，直接交换意见和建议，找到更多商机，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还主张和支持将国内的一些论坛、博览会等“台子”办到境外去，让中国企业家在大型国际会议上锻炼胆气，培植人脉，打品牌、定规则。

提倡“银团贷款”和“组团出海”

王琳：中国目前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以及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之间，还有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如何分工合作？是否会出现对某一项目都看好、都参与的情况？

刘劲松：亚洲基建资金缺口极大，据说每年有六七千亿美元的缺口，要办的项目也很多，哪一个基金、银行都填不了这个缺口，所以必须大家一起做才行。我认为各个机构的侧重领域是不一样的，长处短处都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顾名思义侧重亚洲的基础设施领域，丝路基金的投资范畴包括丝路沿线国家与股权投资，亚洲开发银行更侧重扶贫。

如果出现大家都看重一个项目，那就取决于业主的态度。同时也可以考虑国际上大型项目的经验，就是搞银团贷款，组成联营体。中国海外投资最近一些项目采用了联合竞标和联营体的形式。比如巴西油气项目就是好几个中国企业一起竞标和操作，成功了。我们鼓励中国银行、企业包括咨询企业、制造企业、基建企业形成合力，组成一个竞标集团，竞标以后也可以搞成一个上中下游产业链的衔接，搞中国产业园区，利益共享、优势互补、风险共担。中外企业也完全可以优势互补，有钱一起赚。

所以我认为最好不要大家争一个项目，真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见得争得头破血流，完全可以互利合作，皆大欢喜。

企业走出去既要有胆气，也要有风险意识

王琳：关于中国资本在“一带一路”带动下出海，企业比较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资金安全问题，二是资金的有效使用。对于这两点，是否有提前的防范？

刘劲松：无论境内还是境外，投资总是有风险的。不可能存在没有风险的投资。即使是一些政府支持的大项目，企业家也需要按市场规则操作，自主决策，承担自己的风险。还要看到，发达国家企业走出去初级阶段都要交学费，日本一些大企业早期在海外投资的成功率也不高。大家都需要交学费，关键是尽可能少交，不要重复交。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晋升世界主要投资国行列，成功案例很多，得到东道国与国际社会很多关注与赞誉。这说明中国人认真、勤奋、肯干，中国企业有跨国经营的能力，也说明中国政府在帮助企业走出去上是下了功夫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办的项目往往都是“硬骨头”，“走出去”的地方往往也比较艰苦，要么交通条件不好，要么有战乱，基础设施、法律政策不尽完善，风险自然比较高。

所以，中国的企业家首先要把握机遇，有胆气去做，另外需要采取各种措施甄别风险、防范风险、规避风险。首先要保障人身安全。有些风险通过前期调查是可以规避的。企业应该请一些国际知名机构或者当地合格的伙伴帮助做一些调研，国际上一般这笔资金占总投资的5%左右。舍得花小钱，才能赚大钱。

王琳：对于“一带一路”加“一洲”非洲的观点，您怎么看，特别是从国际产能合作的角度去看？

刘劲松：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过，中国张开双臂欢迎五大洲的朋友参与“一带一路”。欧亚大陆及其附近海域是“一带一路”的主要地理立足点，非洲、拉美国家完全可以用合适的方式“共商、共建、共享”，南太平洋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路的自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