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有关学程的第二个问题是修业的期限。大学修业期限一向是有一定的，而且各学院大体上是一致的。一般说来是一百三四十个学分，分四年修毕，每学期规定了必须修足的学分数额。这种从形式上求得的一致性和实际需要并不相合，除非大学的目的并不在训练具体实用的人材。譬如只以传递基本文化程度为目的的小学教育就不妨在年限上加以规定。如果要养成能做一定工作的人材，那就得看所做的工作本身需要多少准备了。大学的任务既在造成学而能用的人材，修业期限的一致性必然不能维持。在过去最显著的例子是医学院，医师的训练常常要超过四年。再譬如律师和法官的训练也常不能在四年里完成。但是在过去，大学修业期却并没有低于四年的，因为一般认为低于四年就不合大学资格，所以用了专科来称这种因实际需要而规定了较短修业期的学校。大学和专科的主要分别有时竟单在修业期的差别上。

把大学修业期作一致性的规定对学力不同的学生，对内容不同的学科都是勉强的。如果我们放弃形式主义来看这问题，我们觉得大学修业期的规定在原则上应当考虑下列诸点：一，当时一般中学毕业生的程度；二，个别学生学习的能力；三，大学应当维持文化教育的程度；四，大学各部门所训练业务教育的内容；五，社会需要人材的缓急。我们不妨依以上诸点略作说明。

大学是中学的延长，也是普通学校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用工厂来作譬喻，它是在半制成品上加工，依着定货单交出买客所规定的成品。如果半制成品合于标准，品质上没有缺点，加工的手续也容易预先规定；如果半制成品并不合标准，而且程度不齐，加工手续也必然费劲，不能不多做许多修补工作。当前大学不免就有这种困难。现在进入大学的学生正是抗战时间所长成的一代。在社会经验、政治觉悟上有他们的长处，但是基本文化课程上却吃亏很大。文字、算术和理化各方面比了抗战以前的水准都降低了，外国语的程度降落得更显著。这是说大学着手加工的原料品质降落了一寸，而大学的修业期限却依旧受着四年的限制。这里不免发生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迁就现实把大学毕业的程度也跟着降低，就是不再坚持成品的品质；一是抽出时间来补足中学课程然后再在余下时间里把大学四年课程在二三年中完成。第一种结果的弊病是很显然的，货色不好，出品不良；第二种结果的弊病是损害学生的康健，增加淘汰率。一般说来，文法学院多少已发生了第一种结果的弊病，工农学院多少已发生了第二种结果的弊病。

再逼近事实一看，中学程度一般固然是降低了，但是这只是从平均而言，个别情形却极不平衡。过去十多年各地社会情形相差极大。东北、沿海沦陷区、西南内地、新旧解放区，各地中等教育的内容都不同，于是造下了现在大学学生学业程度的不平衡性。在这种不平衡的基础上强加施行一致的学程当然不会圆满的。举一个例子：有许多中英文程度已经具有阅读写作能力的学生还得必修大一国文和英文；另一方面文字上还缺乏表达能力的学生却拖着学习文艺欣赏。像大一国文和英文一类基本的文化课程，在极不平衡的学生程度上进行教学必然会困难丛生。因之解放之后课程改革的讨论中大一国文英文是否要必修的问题曾引起过很复杂的争辩。这里的基本症结是在：太注重教学进度及程度形式的一致性。学生程度的不平衡如果是事实，就没有理由不予以承认，而应当在否定形式的一致性上去谋问题的解决。

在学生程度一般降低，修业期又受形式的限制的矛盾下，富有业务训练的工学院所感到困难最为严重。现代工业技术的发达规定了一个工程人材必需的业务知识。这些知识不但要有充分和健全的理化和算术的基础训练，而且在大学里各项课程的衔接性也比较密切。因之在现有情况中，工学院的学生课业确实已过分繁重。修业期既然不能延长，于是有一种倾向就是想减轻和业务关系较疏的文化课程以资调剂。在这里又引起另一个大学教育的基本问题：就是大学是否应维持一个较中学为高的一般文化水准？换一句话说，大学所造就的干部将来在社会上工作时是否需要较广和较深的文化水准？如果大学专门在业务上加工是否会影响将来在社会负领导责任的高级干部的品质？以最简单的例子说，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干部所需文字上的表达能力是否在中学里已经养成，在大学里无需再加学习了？这一类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这一类问题并不应当抽象讨论，最好是很具体的把当前所需大学生产的人材本身加以分析。如果中国工业已经发达，社会分工已很精细，每一个职业都只需要一两项专门技术，而大学的任务只在生产这种人材，我们尽可把学程内容定得很专门。再如果中国社会上文化事业很发达，一个公民在校外有着充分机会依他个人的志愿去提高他文化的水准，大学里学程的专门化也不会对学生知识的发展有重大的妨碍。但是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存在，一个在社会上负责较大的干部必须随时应付各种各式四面八方的具体问题，他不能不具有足够的和多方面的知识，大学里不给他充分的准备是否会影响他服务的能力呢？

因之，以形式上的一致性来规定修业期的长短实在不如依训练对象的需要内容加以决定来得合理了。譬如医学院要生产医师就不妨拉长修业时期。但是这里又发生了另一个问题：一个大学生要训练到什么程度才算“学成毕业”呢？就以医学院作例，怎样才算是一个可以出校服务的医师？以往中国的大学并不根据实际社会情况来决定这个标准的，大部分是采取了外国的标准。“学无止境”原是一个事实，没有人能反对中国能多些专门的医师，学校方面力求出品精良也不能认为是不对的。但是资本有限，如果只注重了品质而忽略了数量，就不能适合社会的需要。过去大学教育所自定的标准很犯了主观主义的弊病。

大学修业期限的硬性规定如果能打破，就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规定各种不同标准的学程了。有些业务不必一定要拖长到四年才毕业的就可以在较短时期内予以结束，有些不是四年可以修完的也不必勉强挤成四年。一个大学里更不妨有各种长短不同的学程。这样就容易适合社会需要人材的缓急。如果要维持特别精良的标准也可以在较长学程中去加工制造。以往那种专科、大学、研究院一类形式上的等级界限都可以不必定得这样整齐划一。至于个人在多少年里修毕一种学程更无需严格的规定，使现有不平衡的学生程度不致影响全班学习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