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现代世界
翻开张志扬的大作《偶在论谱系》，[1]我们看到第五章的标题是“‘通天塔’：目的的虚幻与手段的落实”，专论“‘是什么’——希腊理性的‘善’、‘技艺’与现代科技的逻辑根源”。志扬特意加上的“附释”——《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令我瞩目，不由起意要跟他一道来读读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于是，从书架上取出《海德格尔选集》，[2]发现孙周兴在第五编（“技术的追问”）选编了海德格尔的四篇演讲论文：1.《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1935/36年）、2.《世界图象的时代》（1938年）、3.《技术的追问》（1950年）和4.《科学与沉思》（1953年）。
一
参照前面所提及周兴选编的四篇海德格尔论文，我注意到志扬的《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一文集中讨论的是论文（2）和（3），还加上了海德格尔的另外两篇论文，即《艺术作品的本源》（1935/1936年）和《“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1966年）。[3]现在问：志扬为何作此选择？答曰：因为他认为“可以从这几篇演讲论文中看出一条有关这个‘技术化世界’的思路”：
人是在大地上建立世界的，因而建立的世界可看作人的制作物，但制作物事实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着使用的叫“工具性器具”，一类是为着映照的叫“艺术性作品”，后者更具“真理性”，因它不在使用中消逝，而在使用中保存并发挥，当然还有一类虽为人所制却应视为神物的作品如“神殿”，它开阔的时空宁可叫“命运”；
“工具性器具”愈来愈成为“主导”，从而使世界“图象化”了，“图象”（Bilde）意味着世界的制造过程在直观的想象中“一目了然”；
“工具性器具”愈来愈成为“主宰”，从而使世界“座架化”了，“座架”（Gestell）意味着世界的制造过程已从直观的想象中直接进入现实地“摆置”、“架构”、“定型”，即世界只能如此这般地“安排”；
在技术全球化的“手段王国”中，人除了“诗性”地提醒，恐怕最后只能相信“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4]
志扬所撰《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一文正是按照这里提示的思路铺展开来的，关键在于阐明“工具性器具”是如何一步步使世界图象化和座架化的。也许可以这样说：海德格尔所揭示的“科学”、“机械技术”、“美学”、“文化”、“弃神”这五种根本现象显示出现代世界确乎是“世界图象时代”。诚然，这里所谓“机械技术”作为一种实践变换，而且所谓“科学”因其本质寓于“研究”、“实验”和“企业活动”三大对应范畴中，已然暗含“图象”与“座架”之间的关联，但是，循着海德格尔的内在思路，志扬强调：
显然，以上所述的侧重点仍在“表象”的科学性研究中，尽管目的在于“座架”世界。现在完全进入操作的技术时代，即“技术”优先于“科学”，所以，自然“座架”优先于“图象”。
现在（1950年），海德格尔已经不把“技术”当“工具”看待了（像雅斯贝尔斯），而是看作“道路”本身。所以他说“追问技术”的“追问”，就是“构筑一条道路”，技术的“本质”已然“在道路上”了。
这样，“技术”本身就是“存在”的一种“本质形态”，即存在的“一种解蔽方式”，毫无疑问的是“真理的一种显露”。换句话说，“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άλήθεια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海德格尔选集》第932页）[5]
所谓“世界图象时代”，可分两头说：先说何谓“世界图象”，再说为何它可用于刻画现代之本质。依海德格尔的提示，“世界”（Welt）一词既表示存在者整体的名称，又含有“世界根据”之义。[6]而“世界根据”必与“存在之意义”相关，就像海德格尔本人在注释中所说：“正如我在《存在与时间》中所阐发的那样，世界概念只有在‘此之在’（Da-sein）的问题的视界内才能得到理解；而‘此在’的问题又始终被嵌入存在之意义（而非存在者之意义）的基本问题之中了。”[7]
同样依照海德格尔的提示，“图象”（Bilde）一词的本质内涵包括“共处”（Zusammenstand）和“体系”（System）。[8]“图象在这里并不是指某个摹本，而是指我们在‘我们对某物了如指掌’这个习语中可以听出的东西。这个习语要说的是：事情本身就像它为我们所了解的情形那样站立在我们面前。‘去了解某物’意味着：把存在者本身如其所处情形那样摆在自身面前来，并持久地在自身面前具有如此这般被摆置的存在者。”[9]这里所谓“我们对某物了如指掌”（wir sind über etwas im Bilde）可按字面直译为“我们在关于某物的图象中”，而“去了解某物”（sich über etwas ins Blid setzen）亦可按字面直译为“把自身置入关于某物的图象中”——此即图象乃共处之义。[10]再看图象乃体系之义：“体系并不是指对被给予之物的人工的、外在的编分和编排，而是在被表象之物本身中的结构统一体，一个出于对存在者之对象性的筹划而自行展开的结构统一性。”[11]
好，现在可以来看为什么现代世界会成为图象了：
至此，我们应该明白志扬所说《世界图象的时代》一文“所述的侧重点仍在‘表象’的科学性研究中，尽管目的在于‘座架’世界”的意思了。确实，以上用重点号标明的“摆置”、“制造”等用语已然暗示“世界图象”与“座架”之间的关系，于是也显示出《世界图象的时代》与《技术的追问》两文的内在关联。正是在《技术的追问》中，海德格尔提出了“现代技术之本质居于座架之中”和“座架归属于解蔽之命运” [13]的论断。“在图象中”（Im Bilde sein），这个短语有了“了解某事、准备好了、对某事作了准备”等意思。在世界成为图象之处，存在者整体被确定为那种东西，人对这种东西作了准备，相应地，人因此把这种东西带到自身面前并在自身面前拥有这种东西，从而在一种决定性意义上要把它摆到自身面前来。所以，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象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象，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象了。这时，存在者整体便以下述方式被看待，即：唯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在出现世界图象的地方，实现着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本质性决断。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Vorgestelltheit）中被寻求和发现的。
然而，只要存在者没有在上述意义上得到解释，那么，世界就不能进入图象中，也不可能有世界图象。存在者在被表象状态中成为存在着的，这一事实使存在者进入其中的时代成为与前面的时代相区别的一个新时代。“现代之世界图象”（Weltbild der Neuzeit）和“现代世界图象”（neuzeitliches Weltbild）这两个说法讲的是同一回事，它们假定了某种以前绝不可能有的东西，亦即一种中世纪的世界图象和一个古代的世界图象。世界图象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象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象；毋宁说，［在］根本上世界成为图象，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
有一处，海德格尔说得简洁明了：“我们以‘座架’（Ge-stell）一词来命名那种促逼着的要求，这种要求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14]为省篇幅，也为通俗易懂起见，在此不必字斟句酌地予以解说，只需看看海德格尔本人举出的一个浅显例子即可：
在树林中丈量木材并且看起来就像其祖辈那样以同样步态行走在相同的林中路上的护林人，在今天已为木材应用工业所订造——不论护林人是否知道此点。护林人已被订造到纤维素的可订造性中去了，纤维素被纸张的需求所促逼，纸张则被送交给报纸和画刊，而报纸和画刊摆置着公众意见，使之去挥霍印刷品，以便能够为一种被订造的意见安排所订造。但是，恰恰由于人比自然能量更原始地受到促逼，也即被促逼到订造中，因而人才从未成为一个纯粹的持存物。人通过从事技术而参与作为一种解蔽方式的订造。不过，订造得以在其中展开自己的那种无蔽状态从来不是人的制品，同样也不是作为主体的人与某个客体发生关系时随时穿行于其中的那个领域。[15]
在我看来，只要细读这个例子，便可明了两件事情：其一关乎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提示：
技术之本质在一最高意义上是两义的。这种两义性指示着一切解蔽亦即真理的秘密。
一方面，座架促逼入那种订造的疯狂中，此种订造伪装着每一种对解蔽之居有事件（Ereignis）的洞识，并因而从根本上危害着与真理之本质的关联。
另一方面，座架自行发生于允诺者中，此允诺者让人持存于其中，使人成为被使用者，用于真理之本质的守护（Wahrnis）——这一点迄今为止尚未得经验，但也许将来可得更多的经验。如此，便显现出救渡之升起。[16]
上述例子看来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志扬对这段海氏宣言两方面（“危害”和“救渡”）所做的评说。关于所谓“危害”，志扬根据海德格尔本人的论述，[17]概括为三点：座架使世界和人均被持存物化了，人就因此走到了“悬崖的最边缘”；当座架本身成为命运时，持存物的揭示与订造成为唯一的解蔽方式，于是解蔽成为双重遮蔽，因为它排除了任何其他解蔽的可能性；座架把一切都摆置于持存物中，以至于上帝也丧失了神圣性、崇高性和神秘性。[18]
至于所谓“救渡”，志扬结合海德格尔曾说技术时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根本无关乎技术的本质，而救渡或许将在技术本身中升起，他那直言不讳的尖锐质疑悄然透出临界思想家的气质：
这里倒用得着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一句话，在洞穴中被捆绑的人是不可能看清楚洞穴的，只有少数人出离洞穴见到“至善之光”再返回洞穴才有可能。施特劳斯补充说，技术科学的“自然之光”表明，出离洞穴不是出到洞穴之外，反而下到“第二洞穴”，陷入更深的束缚——“座架”。
如何不下到“第二洞穴”，如何返回“第一洞穴”，如何出离“第一洞穴”见到比“自然理性”更高的“光”？是否还是那个被海德格尔叫做“只有一个上帝”的“上帝”？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犹太教的上帝”？抑或它们不过是“诸神”而已，那上帝还在它们之上？
海德格尔回答不了，施特劳斯也回答不了。[19]
二
就在《技术的追问》中，海德格尔指出：“现代物理学的自然理论并不只是技术的开路先锋，而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开路先锋。因为那种进入到订造着的解蔽之中的促逼着的聚集早已在物理学中起支配作用了。但它在其中还没有专门显露出来。现代物理学乃是在其来源方面尚属未知的座架之先驱。”“如果说现代物理学必须日益屈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表象领域始终是不可直观的，那么，这种屈从态度并不是受无论哪一个研究者委员会操纵的。它受座架的支配作用所促逼，后者要求着作为持存物的自然的可订造性。”[20]以此作为问题背景，便可把《现代科学、形而上学与数学》一文看成是海德格尔对现代自然科学何以成为座架之先驱的进一步追溯了。
众所周知，现代科学肇始于17世纪那场著名的科学革命。柯瓦雷（A.Koyré）曾把这场科学革命的标志性特征归结为密切相关的两点：“（a）cosmos的瓦解，以及基于这个概念的所有想法——即使实际上不全是，至少原则上也是如此——都随之从科学中消失；（b）空间的几何化，也就是用均匀的、抽象的——无论我们现在认为它是多么真实——用欧几里得几何刻画的度量空间，来取代前伽利略物理学与天文学所采用的具体的、处处有别的位置连续区。”“事实上，这种特征的赋予几乎等同于把自然数学化（几何化），因而也几乎等同于把科学数学化（几何化）。”[21]自然和科学的数学化（几何化），可称为“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22]联系到这一点，便可理解海德格尔批评，通常“三种对现代科学的特性的刻画——即所谓现代科学是事实科学，是实验科学，是测量科学——我们并没有涉及现代的认识态度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特征必定在于根本上决定性地支配和规定着科学本身的基本运动的东西之中：这就是与物的交道方式和对物之物性的形而上学筹划（Entwurf）。”而“当我们说：现代的认识要求是数学的认识要求，这当儿，我们便获得了我们所寻求的现代的认识态度的基本特性。”[23]于是，我们容易发现，在柯瓦雷对自然和科学的数学化的分析与海德格尔对数学筹划本质的阐发之间，在他们两人各自对古今“运动”概念差异的揭示之间，在他们两人分别对惯性定律所作的思想史的梳理之间，甚至在他们两人对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等科学革命的开启性人物的自然观念和哲学思想的论述之间，均存在着奇特的相似之处。
与柯瓦雷说现代科学的标志性特征是自然的数学化和科学的数学化相似，海德格尔断言：“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是数学因素”。[24]而且，由此引发海德格尔凭借其独特的词源学分梳方法，揭示出数学因素特有的“可学”式“与物交道”的含义[25]后说：
我们的术语“数学因素”始终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它是指以我们上面所指示的方式并且唯以此方式可学的东西；其次，它是指学和行为本身的方式。数学因素乃是物的可敞开领域（das Offenbare），我们总是已经活动于其中了，据此我们才根本上经验物，把物当作其本身来经验。数学因素是那种对物的基本态度，以这种基本态度，我们才按物已经给予我们的东西，必须和终将给予我们的东西来对待物。因此，数学因素是关于物的知识的基本前提。[26]
前面已经提及海德格尔把“科学”和“机械技术”都看成现代的根本现象。他是这样说的：“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但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27]其实，正如韦斯特福尔（Richard S.Westfall）所说：
事实上，由牛顿最终完成的伟大综合正是以 形而上学的方式消除了自然和科学的数学化传统与机械论传统之间的冲突。两个主题统治着17世纪的科学革命——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和机械论哲学。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以几何关系来看待自然界，确信宇宙是按照数学秩序原理建构的；机械论哲学则确信自然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并寻求解释现象后面隐藏着的机制。
这两个思想运动追求不同的目的，导致相互冲突，而且显然不只是数学科学受到了影响。由于它们提出了冲突的科学理想和不同的程序方法，［以致那些］远离毕达哥拉斯几何化传统的科学，如化学和生命科学，都受到了这种冲突的影响。对机械因果关系的阐释常常站在与通向精确描述之路相反的路途上，科学革命的充分完成要求消除这两个主导倾向之间的张力。[28]
为什么说牛顿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来消除冲突的？为什么海德格尔说“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呢？在此，有必要看看海德格尔所阐发的“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本质性因素”：（i）“人之为人的方式和样式，亦即人之为其自身的方式和样式”；（ii）“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解释”；（iii）“对真理的本质筹划”；（iv）“人据以在有些地方成为尺度的那种意义”。[29]当然，还需注意，“上述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诸本质要素中，无论哪一个要素都不能与其他要素分离开来得到理解。每一个要素都已经表明某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整体。”[30]据此来反观科学革命，似乎可以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来看一种新型形而上学之产生：
看来，确如海德格尔所说，“现代自然科学、现代数学和现代形而上学都源出于广义上的数学因素这个同一根源。” [32]即便是机械论的因果机制概念，最终也被统摄于数学筹划的精确性要求之中了，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即是明证。由于作为公理筹划的数学因素把自身设定为知识的决定性原则，故这种设定，作为“我思”的思想，即自我律，也就被设立起来了。“我思”意味着：我避免矛盾，我遵循矛盾律。
自我律和矛盾律源出于思想之本质本身，而且是这样，即，人们仅只专注于“我思”之本质和在“我思”中且只有在“我思”中包涵的东西。“我思”是理性，是理性的基本行为。纯然从“我思”中抽取的东西是纯然从理性本身中获得的东西。这样理解的理性纯粹是它本身，是纯粹理性。
这些根据思想的数学特征纯然从理性中产生出来的原理成了真正的知识的原理，也即第一性意义上的哲学的原理，形而上学原理。[31]
三
前面提到，韦斯特福尔把自然和科学的数学化称为“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而且，柯瓦雷也把自然和科学的数学化倾向看成是由“柏拉图的数学结构的理念”所引发的。[33]与此相似，海德格尔也特别提到柏拉图对数学因素的重视：
更有甚者，海德格尔还在《科学与沉思》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作为欧洲科学的现代科学在此期间已经全球化了，但它的本质仍然建立在那个自柏拉图以来便叫做哲学的希腊人之思的基础上。” [36]柏拉图在其学院入口处书有箴言：Ageometretos tretos medeis eisito！（不晓数学因素者不得入内！）。[34]此箴言并不是说，一个人必须接受唯一的学科即“几何学”的教育，而是说，他要理解，真正的能知和知识的基本条件是认识到一切知识的基本前提和一切知识所包含的态度。一种不以知识方式建立其基础同时限定其范围的知识都不是知识，而只是意见。就其是对人们已经认识的东西的认识这一根本意义上讲，数学因素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因此，这一关于学院的箴言所包含的意义无非是一种艰苦的研究条件和一种清晰的研究界限。这两者导致一个结果，即：在两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还没有完成这种学院研究，而且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自己，它也就永无完成之日。[35]
看来，追问科学、技术与现代世界的关系，须将回返步伐探入古希腊深处。由此，志扬的《偶在论谱系》第五章便显出了特殊的意义。志扬快刀斩乱麻，开宗明义地给出了一个显示西方哲学史运思历程的比喻：以形而上学本体论式的人义论取代基于《圣经》的神义论，却又钟情于《圣经·旧约·创世记》所描绘的建造“通天塔”这一辉煌工程。其建造程序被志扬简述如下：
可以说，《偶在论谱系》全书的宗旨就是以西方哲学史为线索，步步深入地揭露这一“通天塔”建造程序是如何陷入以“显明”遮蔽“阴影”，同时也遮蔽“显明”本身的双重遮蔽，进而展示出显/隐 临界性的偶在论风采。（1） 用虚构的“奠基”掩盖地裂——所谓形而上学本体。
（2） 宣称目的是建造“通天塔”——所谓形而上学体系。
（3） 完善手段即建构逻辑以实施——所谓形而上学方法。
（4） 结果，“通天塔”倒掉了，没有不倒掉的。
（5） 但是，毕竟获得了建造一定程度实用塔的理论与方法。[37]
这个比喻对于我们追问技术有何助益呢？请看志扬本人的阐发：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志扬要用“目的的虚幻与手段的落实”来作为《偶在论谱系》第五章的标题了。这个比喻说明，在“通天塔”的建造与毁坏中，实际的技术能力获得了积累与增长，它不断地实践着“知识即力量”（手段）以完成着“知识即功利”（目的）。也就是说，实际过程中，“人义论”的“强力意志”愈来愈成为功利目的的主宰。
应该注意其中的分离：没有通天塔的终极指引，方法论的完善化追求则不可能实行——这是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天职；而实际上坐收渔人之利的是政治家，对于他们来说，“终极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赢得过程目的才是一切”，换句话说，“唯一的”并不重要，“最强的”才是一切。西方“真理观”及其“方法论”在世俗化完成的意义上，建立的只是政治家的“手段王国”，它最终反过来钳制着哲学家和科学家使其不能自拔。或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类已经嵌入了“技术”这没有主体的主体的“座架”。
如何不被技术座架这没有主体的主体所支配，西方的形而上学被证明是无能的，因为后者本身就是前者的原因。[38]
为什么说“如何不被技术座架这没有主体的主体所支配，西方的形而上学被证明是无能的，因为后者本身就是前者的原因”呢？在志扬看来，症结在于希腊理性的“善”和“技艺”本身就具有看重好坏、优劣、利害的功能主义倾向，从而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呈现为“希腊理性—启蒙理性—技术理性”之路。本来，希腊理性中关于“知识”与“意见”的区分藏匿着神与人、智慧与智能、德性与实利、存在与存在者的实质性区别。但是，随着神义论被人义论所取代，“知无知”被“知无限”所取代，“逻各斯”被逻辑所取代，存在被存在者所取代，一条技术理性的不归路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目前：“知识即德性（古代）——知识即力量（近代）——知识即功利（现代）。”[39]就古希腊而言，亚里士多德在上述转折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以至于海德格尔说正是亚里士多德导致了“存在”（Sein）之遗忘，而志扬说正是亚里士多德开启了对“是什么”运思方式的范畴逻辑化。看来这就是最终导致现代世界受制于座架，被促逼着日复一日地订造持存物的“本质起源”。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古希腊早期的所思（Gedachtes）和所诗（Gedichtetes）在今天仍然是当下的，它们是如此地当下，以至于它们所具有的那些对其自身也遮蔽的本质处处都在等待着我们并向我们走来。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它们出现得最多，即在现代技术的主宰中，现代技术对古代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它的本质起源却仍然是在古代。”[40]
海德格尔对“是什么”运思方式的责问已为世人所知，但志扬的进一步追问自有其独特的关怀——他将眼光聚焦于“人”。且看志扬本人揭晓的入思关口吧：“‘是什么’既是逻辑式，又是表达式。逻辑式呈现的是逻辑自身，主体就是逻辑。表达式呢？主词或主体是谁？当然，即便不是显然的当然，也是隐含的当然，主体是问‘是什么’的人。记住这一点很重要。”[41]志扬本人正是在记住这一点的基础上，条分缕析地对“人”的各种典型定义和提问方式展开追问，得出的结论是：
西方引导人类始终遵循“丛林原则”（即“主奴关系”）。技术科学已经有力量做它想做的，也能把世界引到它所想去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的一切思想与论证都会自圆其说。但这决不意味着，人就是如此，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换句话说，人，与科学论证的“人”，有更远为深刻的差异，须知，“科学是人的属性”，与“人成为科学的属性”，两者南辕北辙。[42]
“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荷尔德林诗句）。确实，生活于世界图象的时代，身处技术座架之中，面对现代性危机，我们并非别无选择。至少我们可以提及三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由海德格尔提议的：“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荷尔德林诗句），返璞归真，以沉思（Sinnen）唤醒的应合（Enteprechen）之鼓励，泰然处之地临界于“可问之物”，因为“沉思的本质与科学意识以及科学知识的本质不同，也与教育（Bildung）的本质不同。”[43]何以见得？请看海德格尔本人的对比性阐发：
正是基于这种对比，海德格尔宣称：“只有沉思才能带我们通向外面滞留场所的道路。”“教育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并非因为无教育者登上了统治地位，而是因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已经清晰可见，在这个时代中，可问之物重又打开了通向所有事物和所有命运之本质的大门。” [46]教育需要一个事先确定的范型和一个全面稳固的立足点。一个教育理想的制作和这个理想的统治预设了一个无疑的、在任何方向上都已确定的人之状况的前提。这个前提必定建立在一种对一个不变理性及其原则所具有的不可抗拒力量的信念之中。[44]
沉思的本质在于：探讨意义（Sinn）。这意味着比单纯意识到某物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有意识，那么我们还没有在沉思。沉思比这更多。它是对可问之物的泰然处之（Gelassenheit）。
通过如此理解的沉思，我们尤其可以达到那个我们未曾知晓、未曾看透，却长期滞留的地方。在沉思中，我们走向一个场所，从这里出发，一个贯穿在我们各种所作所为之中的空间才得以开启。[45]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这就是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提出的另一种选择。施特劳斯本人指出，“现代性的危机表现或者说存在于这样一宗事实中：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寥寥几代之前，人们还是普遍确信人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够知道什么是正义的（just），或者好的（good），或者最好的（best）社会秩序——一言以蔽之，人们普遍确信政治哲学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在我们的时代，这个信念已经回天乏力了。”[47]尽管这里主要是想对“现代性危机”进行诊断，但在对比性的论述中已然透露出施特劳斯本人的倾向性选择，这就是回归以古典自然正义和德性为根基的政治哲学。在此应该强调，当施特劳斯尽力守护知识与意见、理性与启示、哲人与城邦之类“哲学基本问题”的永恒性时，明显地相似于海德格尔提倡的对“可问之物”采取泰然处之式沉思的临界姿态。
看来志扬并不孤独，因为他基于偶在论所昭示的选择正是临界式的，而且他本人对此是十分自觉的。他曾说：“其实，海德格尔的思想，不妨以‘知其是，守其在’描述之。我这样做，显然应了老子的‘式’——‘知其白，守其黑’。或许，我们早就应该听到海德格尔在向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回归的路上它们相互默许的呼应。”[48]至此，我明白了，《偶在论谱系》第五章结尾处列出的几项东西方对比的不同视界正是志扬所领悟的那“呼应”。[49]
（在2012年6月1—3日于同济大学举行的“存在哲学与中国当代思想”学术研讨会暨张志扬教授从教五十周年庆祝会上，我发言的题目是“临界的意义——从《偶在论谱系》看张志扬的问题意识和入思方式”。现在我愿说，写完此文，我真正认识到临界立场对于反省哲学之思，应对现代性危机的重要意义了，尽管我并不认同志扬对形而上学和分析哲学所做的一些批评。借此机会，谨向志扬表达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1] 张志扬：《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2]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3] 两文均见《海德格尔选集》。
[4] 张志扬：《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中的“阴影之谷”》，前揭，第136页。
[5] 张志扬：《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中的“阴影之谷”》，前揭，第139页。
[6] 参看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前揭，第898页。
[7] 同上书，第910页。
[8] 参看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前揭，第910页。
[9] 同上书，第898页，重点号为引用者所加。
[10] 参看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前揭，第898页。——译注
[11] 同上书，第910页。
[12] 参看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前揭，第899页，除“没有”一处外，其余重点号为引用者所加，方括号及以内文字补充亦然。
[13] 同上书，第943页。
[14] 参看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前揭，第937页。孙周兴所加的“译注”有助于我们理解海德格尔独特的构词类比与追问技术之间的巧妙关系，值得在此引用：在此上下文中，海氏利用构字上的类比，强调德语前缀Ge-的“聚集”之义。把“群山”（Berge）聚集起来，有“山脉”（Gebirg）；把“情绪”（Mut）聚集起来，有“性情”（Gemüt）；把“摆置”（Stellen）聚集起来，有“座架”（Ge-stell）。“座架”（Ge-stell）一词是海氏对德语中Gestell（框架、底座、骨架）一词的特定用法，以此来思技术的本质。英译者译之为Enframing。
[15] 同上书，第936页，重点号为引用者所加。
[16] 参看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前揭，第951页，重点号为引用者所加。
[17] 参看同上书，第944—945页。
[18] 参看张志扬：《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中的“阴影之谷”》，前揭，第139—140页。
[19] 参看张志扬：《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中的“阴影之谷”》，前揭，第141页。
[20]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前揭，第940页。
[21] 亚历山大·柯瓦雷：《牛顿研究》，张卜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所谓“cosmos”指的是17世纪以前西方居于主导地位的存在者整体，相当于广义的“自然”、“宇宙”、“世界”等。参比海德格尔的论述：“在西方，直到17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自然（‘世界’）观是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所规定的；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在他关于物理和宇宙的讲课中提出的、并且为中世纪经院哲学所继承的基本观念、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制约着概念的—科学的思维。”（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前揭，第860页）
[22] 参看理查德·S. 韦斯特福尔：《近代科学的建构：机械论与力学》，彭万华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3]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49页。
[24]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前揭，第856页。
[25] 同上书，第850—855页。
[26] 同上书，第856页。
[27] 同上书，第885页。
[28] 理查德·S. 韦斯特福尔：《近代科学的建构：机械论与力学》，彭万华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方括号里的字为引用者所加。
[29]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前揭，第914页。
[30] 同上书，第914页。
[31]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前揭，第884页。
[32] 同上书，第875页。
[33] 参看亚历山大·柯瓦雷：《牛顿研究》，张卜天译，前揭，第7页。
[34]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前揭，第856页，译注：此句通译为“不晓几何者不得入内！”
[35] 同上书，第856页。
[36] 同上书，第957页。
[37] 张志扬：《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中的“阴影之谷”》，前揭，第121页。
[38] 张志扬：《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中的“阴影之谷”》，前揭，第121—122页。
[39] 同上书，第124页。
[40]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前揭，第957页。
[41] 张志扬：《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中的“阴影之谷”》，前揭，第126页。
[42] 同上书，第135页。
[43]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前揭，第976—977页。
[44] 同上书，第977页。
[45] 同上书，第976页。
[46] 同上书，第977页。
[47] 利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载《现代性读本》，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48] 张志扬：《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中的“阴影之谷”》，前揭，第378页。
[49] 参看同上书，第134—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