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沉思

在现时代，科学被当作理性的典范。人们不假思索地认为，并不是理性规定了什么是科学，而是科学规定了什么是理性。于是，当一种严肃而清醒的思考不符合当下科学范式时，就算它也能以清晰的方式得到表达，它还是经常被斥为非理性的思想。很不幸，海德格尔的理性思考就经常遭受这样的非理性歧视。

“把思想带回其基础中去的这样一种努力能被叫做‘非理性主义’吗？”^[2]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这样问道。的确，一种努力将理性自身带回到其发源地的思考，应当被视为符合理性思考本性的表现。但是，从科学的立场来看，这样的一种思考却恰恰是理性的反面——非理性主义，^[3]因为它是非科学的。这种仅以科学性来规定理性的偏见在现代社会成为一种流行的意见。在这种背景下，就有必要对理性和科学进行现象学的反思。

在某种程度上说，胡塞尔的术语“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严格的科学”，就它必须满足哲学的要求来说，这种表达隐含了对现代科学范式（即对存在者进行经验的—数学的处理方式）的强烈批评；另一方面，哲学既然被称为“科学”，且被认作所有科学中最严格最本己的科学，就仍然保留着将科学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这一现代偏见，尽管在现时代，科学已经放弃了对理性的真实目的和理想的兴趣与诉求。理性或者对理念的追求，从雅典的哲人们开始，就已经是西方思想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动力。在胡塞尔的“Kaiso”报告中，胡塞尔将现代的病症诊断为“毫无理想的实在主义”，^[4]并将它与“软弱的悲观主义”相提并论。在这里，他表达了对实证科学的失望与批评。

海德格尔关于现代科学的反思继承了这一批评，并且走得更远。海德格尔批评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其批评的深度和广度，更重要的是其反思方法的彻底转换，也就是说，将对科学的理性反思转换为对科学的沉思（Besinnung）。^[5]如果说科学的危机源于现代理性概念自身的本质缺陷，那么对科学进行有效的反思就必须走另外一条道路，而不是不明智地继续诉诸科学式的理性反思。但这绝不意味着海德格尔对科学的反思走入了“非理性主义”，恰恰相反，就它作为对科学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ty）的存在论奠基来说，它将被证明是对“理性的”（rational）科学的更“合理的”（reasonable）解释。

一、 准备性的反思：逻辑问题与哲学发问的差异

在弗赖堡大学1937—1938年冬季学期讲座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讲座的进行与《哲学论稿》的写作是同步的，因此，其讲稿自然就被当作“理解《哲学论稿》最重要且最相宜的准备”^[6] ——海德格尔对哲学发问（Fragen）与逻辑问题（Problem）作了本质区分。这一区分在《哲学论稿》中也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得到继续讨论。譬如，海德格尔曾说道：“在一个发问完全匮乏的时代，各种问题堆积起来并且大行其道。”^[7]这个区分清楚地表明了海德格尔的如下努力：他试图使运思的原始方式（哲学发问）从“板结的”和“歪曲的”思考模式（逻辑问题）中得到复苏。

1. 沉思作为对理性的奠基

海德格尔运思的原始方式“力图超越‘问题’，超越板结的发问，同样也超越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学（这门学科已经堕落为经院式哲学学术的一个分支），而前进到根本地深入到地基的哲学发问”。^[8]显然，这不仅仅是对逻辑理性进行否定性的批评，而是为它奠基。寻找根据是理性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逻辑理性自身从一开始（柏拉图学园）直到其当代的代表（近代科学）就保持为无根据状态。海德格尔为理性存在论的奠基既非理性的也非非理性的。说它不是理性的，是因为它并不将自身限定于逻辑的范围内；说它不是非理性的，是因为它为理性奠基。海德格尔把这种非逻辑式的对理性的奠基叫做“沉思”（Besinnung）。

作为为理性奠基的沉思也是对真理的探究。这一探究从对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即命题或表象与客体的符合）的分析开始，从而指明真理之敞开（openness）或“αληθεια”（无蔽）的这一原始意义。敞开并不神秘（它反倒平淡无奇），它不过是知觉—计算的理性运作的场所，不过是理性在其中嬉戏的游戏—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敞开构成了理性运作的地基。而对这一奠基意义的思考就是沉思。沉思原始地为理性奠基，这意味着,奠基的进行并不需要推理（reasoning）。推理或计算，逻辑式的论辩或断言，所有这些论证或寻找根据的活动之所以能进行下去，在存在论上都有赖于沉思对逻辑理性所作的存在论奠基。

存在论意义上的沉思乃是哲学式的发问，而不是合乎逻辑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符合论已成为真理的标准且大行其道——由此它应该为现代性岌岌可危的处境负责——之际，存在论沉思促动的第一个哲学式的发问便要问入真理的本质之中。对真理的发问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实践或行动，它把关于“逻辑问题”与“哲学发问”之区分的意义凸显出来。通过这一区分，海德格尔呼吁一种思考模式的转换，即从理性式的思考转换到沉思式的思考，既然事情本身（subject matter）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真理——紧密相关。通过这一转换，真理就被思为敞开而非符合，同时，对存在论真理的沉思也就成为对符合论意义上的逻辑真理的奠基。“自古以来，真理就是一个逻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9]——这一状况理应在西方思想从第一个开端向另一个开端的过渡中得到扭转。如果说理性从属于第一个开端（也就是从属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及现代科学），那么沉思就应该是从第一个开端向另一个开端过渡（Uebergang）时代的思想方式。但是，另一个开端并不是对第一个开端的拒斥，而是对它的超越与更新；同样，沉思也并非理性的对立面，而是理性的基础形态和原本模式。

2. 对敞开的沉思作为对认识的奠基，以及在这种沉思中的“实践理性”

作为“逻辑问题”，真理被当作表象与被表象之物的符合，但是，“在表象性陈述的符合中有一种四重敞开起着支配作用：（1）物的敞开；（2）物与人之间地带的敞开；（3）在对物关系中，人自身的敞开；（4）人与其他人关系的敞开。”^[10]这一“独一无二的四重敞开”构成了任何表象性认识的存在论基础。“敞开并不由表象性的符合产生，毋宁恰恰相反，敞开作为向来早已起支配作用的东西不过是被取代了。”^[11]

由于海德格尔在谈及物的敞开及物与人之间地带的敞开时，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物（客体）好像起着与人（主体）一样的作用，并且，在为认识过程进行存在论奠基的四重整体（敞开）中，物甚至在认识论的领域内也显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实践理性的特征——而认识论一般被置于“理论理性”的领域内，这尤其体现在康德的批判（即划界）哲学里，所以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一说法显得有些奇怪。自从古希腊词“logos”和“nous”被译作意为“比例”和“计算”的拉丁词“ratio”，计算性的理性概念就在无论是“理论理性”领域还是“实践理性”领域起到了主导性的地位。从此，“实践理性”——即“理论理性”在实践领域中的运用——这一近代观念就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φρουησις”和西塞罗的“prudentia”（明智审慎），这两者在古典语境中意为根据具体的情境进行合理行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并不能化约为推理和计算。而现在，在海德格尔为理性认识奠基的工作中，我们读出了某种实践理性的意味。这种实践理性不能在理性概念的计算意义上得到理解。通过实践理性这一说法，我们强调的是“φρουησις”和 “prudentia”早已丧失的古典含义。这一存在—实践的（onto practical）^[12]奠基就被称为沉思。因此，这样一种对认识过程的奠基就是对科学的沉思。

一方面，敞开为知觉的—计算的理性提供存在论奠基；另一方面，作为知觉的—计算的理性之典范的近代科学倾向于遗忘作为其存在论根据的敞开，尽管它由此才被奠基。这一被遗忘状况已经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危险，让人们生存于一个机巧（Machenschaft）世界中，它以控制、大量性统治（reign of massiveness）^[13]、虚无主义、全民动员等这些技术的—政治的方式来展现其无所不在的暴力。如果我们要去应对这一仍在持续的危机，我们就必须严肃地沉思现代科学，而不是仅仅对它进行批评。只要作为对存在进行操作化处理（macinational processing）的科学是一种“存在弃让”（Seinsverlassenheit）^[14]的结果，现代科学及其危机就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存在—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相应地，对存在弃让的思考也就必然是一种存在论的沉思。

二、 存在论的反思：对科学的沉思作为对存在之回响的倾听

对科学进行反思是《哲学论稿》展开其原发性思考所必须实施的一步，因而也是这部论稿推进其存在论计划的一个环节。就对科学进行反思这一任务来说，并非对科学理性进行理性式的反思，而是对科学进行存在论的沉思才是恰当的思考方式。存在—历史地考察现代科学理性就会发现，它并不是自足的，而是在存在—历史境遇（onto historical condition）中有其根源，并且它本身就是这种境遇的体现。既然科学源自“存在弃让”，并因此而活动于被遮蔽的敞开性地基之上，并且，既然这一被遮蔽的地基本质上只能通过存在论沉思而得到重新敞开，那么，对科学的沉思本身就是科学之存在论本性的要求，而且，它的展开也就是科学理性的自我反思。

对科学的沉思在这部论稿的第一个“赋格”（Fuge）“回响”中得到集中的讨论，这其实是出于对存在—历史结构之整体计划的考虑而作的一个精心安排。这部论稿由八个部分组成：开端的“前瞻”（Vorblick），末尾的“存在”（Das Seyn），以及中间的六个“赋格”。这六个“赋格”分别是：回响（Der Anklang）、传送（Das Zuspiel）、跳跃（Der Sprung）、建基（Die Gruedung ）、未来者（Die Zu Kuenftigen）、最后的神（Der Letzte Gott）。关于这六个赋格的联接关系，海德格尔在前瞻中曾有如下说明：

能形诸言辞者，将只能是在第一个开端与另一开端的相互“戏达”中被问及和被思及者，此一“戏达”乃出于存在在其遭受遗忘的急迫困境中的存有的“回响”，“回响”又是为了“跳跃”，“跳跃”则发生于朝向其真理之“建基”的存有中，以作为“最后之神”的“未来者”的准备。^[15]

“存在弃让之急迫（Not）中存在的回响”，这一表达标明了“回响”在存在论计划之赋格结构中的位置。这一表达表明“回响”这一赋格要素扮演着揭示现代人面临的各种存在论问题的角色。它描述了一种存在—历史的处境，只有在这一处境中，接下来的几个环节——传送和建基地跳跃至未来者或最后的神——才显得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响”在存在论言说的所有赋格结构中是一个预备性的要素。如果说《哲学论稿》是一部面向将来的书，那么“回响”就是着眼于将来而对过去和现在的回想。存在之“回响”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过去的形而上学与现代的科学，作为源初思考被败坏了的模式，不过是存在弃让的结果；另一方面，它们终究还是存在的“回响”，而且是存在真正的“回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科学的反思被实施为对存在之回响的倾听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对科学的沉思构成“回响”部分的本质环节，而对科学进行沉思的重要性又源自真理问题的重要性。去蔽意义上的真理变质为表象符合意义上的真理，这一过程与现代科学及其研究机构的发展有内在的关联。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法则与计算意义上的理性法则体现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种控制力量中。但是，“哪里有危险，哪里就生出拯救”。只有作为真理之典范的科学通过存在论的沉思而被“敞开”奠基，作为无蔽的真理才会重新恢复其统治地位，现代性的诸多问题才有彻底解决的可能。因此，不管从存在论上还是从政治意义上说，对科学进行沉思在对存在之回响的倾听中以及向另一开端的过渡中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如果要想指明作为存在之回响意义上的存在弃让，对现代科学及其在机巧中有其根源这一事实的沉思就是必不可少的。”“对如此形成的科学之沉思仍旧只有以哲学的方式才是可能的，即使哲学正在进入到向另一个开端的过渡之中。”^[16]

三、 政治的反思：对科学的沉思作为对现代理性概念的政治批判

存在弃让、理性降格为计算、真理被遮蔽而成为表象的符合，这是同一个存在—历史事件的不同表现。这意味着，对理性的探究和对真理的追问不仅在存在论上相互关联，而且在历史与政治上也是息息相关的。以存在—历史的眼光来看，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处境莫不隐藏着与之相应的政治内涵。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理性或者ratio，nous^[17]是什么？如果我们对此进行形而上学的而不是心理学的思考（这一点在此是必要的），我们就会明白，理性就是对存在者的无需中介的觉知。将同样的定义模式用在人身上就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关于人的定义：人就是觉知存在者的存在。”^[18]不同的认识论隐含着对人之定义及其本质的不同规定，与此相应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政治。从柏拉图到福柯，有关真理和知识的政治反思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传统之一。海德格尔对理性、知觉和真理的沉思，以及对人之本质的思索也应沿着这一方向去把握。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在这个方面，海德格尔才是福柯的先行者，尽管他是存在—历史性地运思着，而福柯并未继承这条道路。

海德格尔在这部论稿中对科学的沉思并非是与政治不沾边的思辨，而反倒是有关政治的深思熟虑，甚至可以说是面向现代人类之政治局势的急迫行动。海德格尔把数量的统治（rule of quantum）视为现代性的决定性维度。^[19]这一统治法则体现在现代性的三个主要特征之中：计算（calculation）、加速（acceleration）和大量性（massiveness）；它也更具体地体现在下列事物中：科学的量化、大学的堕落、产品的批量涌现、虚无主义的盛行，等等。其中，大学的堕落表现为大学的企业化，以及把人文科学变为报纸科学（Zeitungswissenschaf），^[20]把自然科学变成机械科学（Maschinenwissenschaft）。虚无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则是全民动员（total mobilization）。所有这些构成了现代性之基本要素的问题，都必须在“回响”部分通过对科学进行存在—历史的沉思而得到清理。

数量的统治是存在者被存在弃让的存在—历史结果。存在弃让存在者而让存在者仅仅是存在者，在此状态中，存在遮蔽自身并且让自身被遗忘，这可算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概念的晚期版本。正是从这一存在论差异的消极方面才涌现出存在者的复多性（the plurality of beings）。当然，这里也有积极的一面，即它同时也指示了存在的超越性，而只有依赖这种指示，在对存在者进行科学处理的过程中，对科学的存在论沉思才有可能被实现为对存在之微弱回响的倾听。当那独一无二且朴实无华的存在遮蔽了自身并且被遗弃在诸存在者之中时，一个“数量的时代”的到来将是不可避免的了。数量统治的首要的和决定性的方面表现在现代科学中，表现在现代科学以确定性、精确性和彻底的量化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科学已经成为唯一的真理，因而在现代社会中，数量统治的其他方面的表现几乎都是奠基于数学在现代科学中的统治地位之上，并且深受数学统治的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恰恰是对科学进行的存在论沉思而非那些显得更为“政治性的”批评才是对现代性的最为重要的政治批判。

更重要的是，数量的统治隐含着对存在者的漠然处置态度。从这种态度出发，必然要求对现代科学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来进行反思，也就是说，必须具备一种客观主义的和“价值无涉”（valueindifference）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毋宁说恰恰是一种无精神的精神。一般说来，尽管现代科学宣称无涉任何价值判断，但它们却促成了现代性最严重的危机，并且自身就是这一危机的体现。更糟糕的是，由于它们具有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这一特性，它们自身就成为虚无主义的起源之一和促进虚无主义的因素之一。现代科学贡献给虚无主义的东西是“急迫意识的缺乏”（Notlosigkeit）或“全然的厌倦状态”（the state of total boredom）。“急迫意识的缺乏”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进展得很好，而是它本身恰恰构成了现代社会最大的急迫性。现代科学的这一虚无主义本质隐含了许多政治性的后果。

现代科学的虚无主义本质体现在很多方面，譬如说体现在美国的、布尔什维克的和“国家的”（这里显然是指“国家社会主义的”）科学组织之间的同质性上。在这里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在走出他与纳粹政治的失败卷入之后，并没有陷入到另外两种意识形态陷阱之中，即并未陷入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之中。他对国家社会主义有这样的批评：“只有彻底现代的（亦即‘自由的’）科学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科学’。”“科学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与‘美国的’科学组织运行于同一个轨道之上。”^[21]

四、 “科学的”反思：对科学的沉思作为“科学哲学”

在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奠基工作和他的科学沉思工作进行了一番政治哲学的解读之后，我们就可以切入这一沉思更为细致的方面，即对现代科学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尽管在《哲学论稿》自身的赋格结构中，上述三个方面并非以一种线性顺序而是以一种赋格的方式相交接。我们希望此处的这种重新安排，有助于突出如下这层意思：海德格尔对科学的具体分析，无论是否“符合”所谓的“客观实际”，都必须在为理性进行存在论奠基和对现代性进行政治批判的语境中得到理解。我们的读解如果想要保持为一种贴切的理解，并且不会冲淡甚至谬解海德格尔的原发性沉思的话，也只有基于这一点才是可能的。

在论稿的第76节中，海德格尔给出了24个“关于科学的命题”。这些命题中的“科学”都被加上了引号，通过此举他试图表明，这里所说的科学特别的涉及“επιστημη”的降格形式，即现代科学。通过使用“命题”（Sätze）这一看上去特别科学性的术语，海德格尔反讽出对科学的沉思也是可以满足科学对精确性和秩序性的要求的。由于存在论真理并不涉及命题的正确性，因而存在论的沉思也不应采用命题的方式，所以对“科学命题”这一术语的使用就是一种修辞，通过它，理性和沉思之间的“亲密区分”或“友爱的争执”（der liebende Streit）关系就被暗示出来。就像海德格尔自己所指出的那样，通过“这些命题”，“这一沉思以归属于科学本质的努力（Strebungen）来把握现代科学的本质。作为沉思，它并非是对当前状况的单纯描述，而是对一个过程的展示，既然这一过程趋向（zustreiben）有关真理的决断。这一沉思保持在与第一个沉思（die erste）相同的尺度上得到引导，并且仅仅作为它的反面”。^[22]

这些命题关系到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方方面面，比如科学的“实证”（positive）特性或“（学科）区域”（regional）特性^[23]、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离与统一、机巧（Machenschaft）与体验（Erlebnis）、精确性与实验之间的关系等等。下面我们将分两个部分对它们进行讨论。

1. 机巧与体验

在24个“关于科学的命题”的开始，海德格尔就指出：“‘科学’必须总是在现代意义上得到理解。”^[24]这一“必须”意味着将“科学”与“现代”关联起来并非只是为了论述的展开而设立的一个前提，也不是对科学这个论题从年代上做出的划分，而是对科学的处境进行存在—历史的定位。从历史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在其现代意义上来反思科学，既然它在本质上已经不同于“中世纪的‘信条’和古希腊的‘知识’”^[25]；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在其现代意义上来沉思（besinnen）科学，既然科学本来就是出于存在者被存在弃让的这一存在论后果。现代科学的这一存在—历史处境决定了其“实证的”本性：

“科学上”可知之物总是由“真理”预先给出的“科学的”东西。科学自身永远把握不了这个关于已知存在者之区域的“真理”。存在者作为区域（als Gebiet）陈列于科学面前；它是一个positum［位置］，于是每种科学自在地就是“实证的”（positive）科学（数学亦然）。^[26]

进而，存在者的复多性（plurality）（这源于存在者为存在所弃让）及区域的边界化（territorializion）（这用来对存在者进行专业的处置），必然隐含着现代科学的多样化及专业化：

因此，无论何处都绝无“唯一”科学，^[27]就像在“艺术”和“哲学”中的情形：如果它们是历史性的话，那么它们就会本质地和完全地是其所是。“科学”只是一个形式性的称号。这一称号的本质性理解，要求科学被理解为一些从属于科学的、各从其类地分崩离析为单个学科设置的各门科学。于是，正如每门科学都是“实证的”，它也必然是“单科”科学（“Einzel”-wissenschaft）。^[28]

实证的和分化为专业的各门学科：现代科学的这两个存在—历史性的特征解释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内在的同质性，尽管它们表面上是对立的。海德格尔通过这一对概念——机巧与体验——来挑明这种关系。

简言之，“机巧（Machenschaft）就是对制作及什么被制作的控制”。^[29]而机巧作为自然科学的本质属于西方思想的第一个开端。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说，它是“αληθεια”的结果；从历史性的角度来说，它源于古希腊的“τεχνη”与“基督教—圣经式地（Christian biblical）将存在者理解为被造物（ens creatum）”的结合，而这一结合又被笛卡尔决定性地并入到其现代理性形式中，通过这一过程，真理就被改造成符合论和确定性。“自此以后，自然科学就成了机械（machine）科学”。

正是在机巧与自然科学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动辄诉诸体验或鲜活经验（Erlebnis，livedexperience）的诉求才得以兴起。作为与机巧相对而出现的东西，体验享有与机巧共同的存在—历史地基，就像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那里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尽管整合了新康德主义者的“生命”（Leben）或“体验”（Erlebnis）的概念，“历史”这一与实验科学相对立的学科依旧被证明不过是“报纸科学”乃至“印刷/出版工业”。这就意味着，所谓的人文科学的生活体验也变成了“学术产品”的制作，就像自然科学生产出“诸多真理”一样。并且，只要生活体验还与表象（它构成机巧过程的本质性因素）相关联，人文科学的机巧化（macinationalization）甚至会促进生活体验的普及，反过来又把生活体验变成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

“报纸科学”和“机械科学”本质上是极端客观化（在现代性中，客观化已趋于完成）的主宰性方式。这种客观化通过吸光存在者的具体性，并从而把存在者仅仅作为体验的案例材料而向前发展。^[30]

机巧与体验的相互依存又隐含着这样一个结论：现代性作为一个生产的世界，它同时也是一个消费的世界。有多少生产就会有多少消费，反过来亦然，有多少消费就会有多少生产。生产的统治意味着消费的统治，同样，消费的统治就是生产的统治。存在者被存在弃让给计算性的机械制作，正如它被贬低为体验的“快乐”。的确，出于科学技术的批量机械化生产的本性，自然科学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极大丰富了人类的体验，但这种丰富，无论物质产品的丰富还是“精神”体验的丰富，以及从根本上来说对象领域即科学门类的丰富，都是这个科学时代极端贫乏状况的表现。这种什么都不缺的贫乏恰好与前面提及的存在—历史的处境相应，这个处境便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急迫问题正在于缺乏急迫。由此，通过对机巧和体验之关系的“方法论”反思，对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存在论沉思作为对现代理性概念的批评，就显示了其“急迫”的政治意义。

2. 精确性与实验

如果说存在者区域划分的复多性导致了现代科学门类的复多性，正如我们在上节所指出的那样，那么现代性的数量统治在现代科学中的表现就是对精确性的追求。从给出科学命题的第76节到“回响”这一“赋格”的结尾，海德格尔集中讨论了精确性问题与实验的本质。这些论述构成了他关于科学“方法论”反思的重要一环。

只要所谓“科学的方法”意味着以计算的方式来处置存在者，“只要‘精确’（exact）意味着存在者以数据的方式被界定、被测量和被计算”，^[31]那么，精确性就不仅仅是严格科学的一个方法论特征，而毋宁说它就是“科学方法本身”的特征。由此，并不是一门科学满足了精确性这一要求它才是严格的科学，相反，“一种科学可以是精确的，仅因为它必须是严格的”。^[32]而且，并不是一门科学以数量的方式去测量计算，它才成为精确的，而毋宁是，“只要一种科学的专业领域是预先被规定为仅通过数量的测量和计算才是能够达到的、并由此才能保证其结果的范围（此即近代“自然”概念），这种科学就必须是精确的（以便保持严格，即保持其为科学）”。^[33]这就意味着，这一“方法论上”对精确性的要求是被这样一种存在论处境所决定的：存在者已经被存在弃让，并且已被抛到客体领域之中，接受客体领域的划界，以及在各自领域中受到相应的量化处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对精确性的沉思才是一种对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存在论奠基的尝试。

除了精确性，科学方法的另一个本质要素就是实验。从伽利略开始，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就意味着对置身于预先设定的领域之中的特定对象进行数学—实验式的量化探究。^[34]与精确性一样，实验也理应得到存在论奠基，也就是说，必须得到沉思（besinnen）的考察。通过这样一种沉思，海德格尔揭示了现代科学为什么必需实验的存在论地基：

作为实证的和单科的科学，每一门科学在其严格性中都有赖于对其专门领域的认取和考察，有赖于最广泛意义上的“εμπειρια”和“experimentum”（实验）。^[35]

既然现代科学的“实证性”和“单科性”是存在者被存在弃让的产物，那么实验方法的兴起、流行和它在现代科学中的统治地位的建立就是一个存在—历史的事件，所以，实验方法的本质便只有通过深思熟虑的存在论沉思才能得到本源的把握。

出于同样的存在论上的原因，实验之于精确性的关系就如同精确性之于严格性的关系：并不是有了实验，科学才是精确的，而是“‘实验’是精确性的必然本质后果，而绝不是因为实验而使得一门科学成为精确的”。^[36]

单纯的实验并不能让科学成为精确的，这一事实隐含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区分，即现代科学实验与实验的古典形态完全不同。海德格尔用experiri这个词来指称古代科学的实验。古典实验是诉诸“自然之光”（lumen naturale）以反对“圣言”（verbum divinum），而现代实验“不仅反对纯粹的言说与论辩（sermones et scripta，argumentum ex verbo），也反对随意的、仅仅出于好奇而对于一个粗疏地被表象出来的领域的探究”。^[37]在这里，实验与精确性的内在关联，以及它们共同的存在论地基又跃入我们的眼帘。古典实验在一个粗疏地被表现出来的领域中进行探究，而现代实验则在一个预先得到精确规定的领域中运作。在这个领域中，对象被进一步得到细化的界定，以便对存在者进行更精密的计算性处置，也就是说，以便对存在者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化处理。因此，作为一种理性化的—数学的实验，现代科学实验走到了其古典形式的反面：“现代实验不仅反对纯粹的言说、论辩与思辨，它也反对所有纯粹的实验。”^[38]既然科学的方法或道路已被如此极端地现代化和理性化，那么，对科学之道的沉思或存在论奠基也就成为现代世界最急迫的和最不可回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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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作者在2007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首届“现象学大师班”上做的英文报告，原题作“Reason and Besinnung：Heidegger's Reflections on Science in the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现由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黄晶译出。

[2] 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s，ed.by David Farrell Krell，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p.195.

[3] “非理性主义”是一个矛盾的术语，与任何一种理性思考一样，它必须论证其自身的合法性且保持某种一致性。一般来说，任何“主义”（ism）都是理性的，“非理性主义”也不例外。

[4] 参见Edmund Husserl, “Erneuerung.Ihr Problem und ihre Methode”，in Aufsaetze und Vortraege （1922-1937），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p.4。

[5] Besinnung这个用语几乎不可翻译，英文一般译作“mindfulness”或“mindful deliberation”。此处从孙周兴译，参看孙周兴：《海德格尔〈哲学论稿〉译名讨论》，载《世界哲学》，2009年第四期。

[6] F.-W.von Herrmann's “Nachwort des Herausgebers”，in Martin Heidegger Gesamtausgabe Bd.65：Beitrae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89.S.513.（《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德文本，后面简称GA 65）

[7] GA 65，p.123.

[8] Martin Heidegger Basic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tr.by Richard Rojcewicz and Andre Schuwer，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p.9.

[9] Martin Heidegger Basic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tr.by Richard Rojcewicz and Andre Schuwer，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p.18f.

[10] Martin Heidegger Basic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tr.by Richard Rojcewicz and Andre Schuwer，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p.18f.

[11] Ibid.,p.19.

[12] 此处的存在—实践的（onto-ptactical）与传统用法有别。此处的“存在论”不应被当作由理论理性处置的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同样，“实践的”也应与作为“理论的”的对立面的这一现代意义区分开来。

[13] 中译按：这个词很难确切地译为中文。它既包含着经济学意义上的批量生产、大众消费，又意指政治领域的大众民主、多数统治，乃至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大众社会和庸众文化等多方面的含义。

[14] “Seinverlassenheit”一方面是存在对存在者的遗弃，同时另一方面又是让存在去存在。所以弃和让两个意思缺一不可。

[15] GA65,p.7。这段话几不可译。谨附原文于此：Was gesagt wird，ist gefragt und gedacht im ”Zuspiel“ des ersten und des anderen Anfangs zueinander aus dem” Anklang“ des Seyns in der Not der Seinsverlassenheit für den ”Sprung“ in das Seyn zur ”Gründung“ seiner Wahrheit als Vorbereitung der ”Zukünftigen“ ”des letzten Gottes“.

[16] GA65,p.141.

[17] ratio与nous分别为拉丁词与希腊词，一般译作“理性”。

[18] Martin Heidegger Basic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tr.by Richard Rojcewicz and Andre Schuwer，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 p.20.

[19] 海德格尔用“quantum”这一拉丁词似乎是为了突出它与另一拉丁词“ratio”的关联，从而计算意义上的理性含义也隐含在其中。

[20] 海德格尔的意思是指发表论文成为人文科学的主要学术追求。

[21] GA65，p.148f.

[22]GA65，p.144. 此处的“第一个沉思”牵涉上下文。这一节（即第74节）的标题是：关于科学的沉思。此节开始，海德格尔就说，“有两条且仅有两条对科学进行沉思的道路”。而所谓的“第一条道路”（der eine Weg）就是“并非把科学把握为现在现成的机构，而是把握为展开（Entfaltung）之达到规定的可能性和一种知（Wissen）之结构得到规定的可能性”。这一知之本质自身在存在之真理（Wahrheit des seyns）的原始奠基中才得到生根”。这就是第一个沉思。

[23] 海德格尔通过追溯到positive的拉丁词源，指出现代科学的实证性源于其学科领域的划分特性。下详。

[24] GA65，p.145.

[25] 同上。

[26] Ibid.，p.145.海德格尔在这里运用了positum和positive之间的词根联系，暗示：科学的实证性与其研究领域的专业区划有着本质的联系。此句或可意译为：因为它（存在者）是一个“科”，所以每种科学自在地就是“科”学。（本文所引海德格尔德文全集第65卷中译文及译注，皆由柯小刚译出并注。）

[27] “唯一”科学，原文只是通过“die”Wissenschaft之引号着重冠词“die”所传达出来的含义，权且译为“唯一”科学，庶几近之。

[28] GA65,p.145.

[29] Ibid.，p.131.

[30] GA65,p.158.

[31] GA65,p.150.

[32] GA65,P.150.

[33] GA65,P.150.

[34] 正如前面已经说明过的那样，根据海德格尔的科学思想，科学领域的预先设定性正是科学实证性要求的来源。

[35] GA65，p.150.

[36] GA65,P.150.

[37] Ibid.，p.163.

[38] GA65，p.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