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原型诗人

骆一禾的整个诗歌书写，仿佛一种内涵无比丰富的关于生命仪式的持久表达。我曾为骆一禾的诗歌存在如此献诗：“粗粝的燃烧/在天地间/噼啪作响/天风辽烈/性命盛大绽放//第一对恋人/或者说最后一对恋人/（每一对真正的恋人/都是第一对恋人/也都是最后一对恋人）/满怀热爱和恐惧/以及无解的痛苦/落户人间/他们用目光/在钴蓝的天空镌刻/生命纯净的必然和真实//当蓝天一次次深邃/远方抵近/他们起来/向大地问好/然后循着梦想/穿过子夜/迎着渐近的白昼/寻找新的家园//那是心的最后居所/也是临界的秘密/天风辽烈/生命美丽/此去他们领取/生命存在的/最高仪式”。不消说，这里面已经整体描述了我对骆一禾诗歌的表现主题乃至诗风的看法。现在，让我们用理性话语来提问：骆一禾那天风辽烈的诗语场的根本主题到底是什么呢？通过这些主题，诗人自身生命的最深存在又是如何得到吹息放射的呢？在这一问题界面，我敢说，与所有伟大的诗人一样，骆一禾也是一位“原型诗人”；他的诗语场也有一种“原型的质地”。他们之间不同的只是各自独特的诗歌心象表现，而各自不同的语言风格及意象体系也在于那各自独特的诗歌心象。换一种角度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在每一位伟大的诗人那里，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语言：它本身为创造性的语言，是复活的人类精神母题及主体的独特感悟随身携来的语言。在伟大的诗人那里，伟大的主题与富于独创性的语言几乎总是同步的。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所说：“精神的力量仅同其外化一样伟大。”骆一禾独特的诗歌心象体系所表达的，其实是每一位伟大的诗人的诗语场都会放射出来的“同样的追问、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恐惧以及同样的幻想”；他的诗歌陈述，与每一个灵性生命所有的虔心思索，所有“超越自我、追蹑美神、灵魂还乡”的精神活动，乃是一种共时性的内在生命历练。诗人自己说到，把自我注入万物，“使它们天生地呈现原型——这就是诗”（《美神》）。

骆一禾在自己的诗论中曾多次使用到“原型”这一概念，并认为，原型是诗歌的灵魂，“有原型，诗中的意象序列才有整体的律动，它与玩弄意象拼贴的诗歌，有截然的高下”（《美神》）。原型到底是指什么？从现代语境的意义上说，它本是荣格等人心理学叙事的一个关键词。不过，据荣格的陈述，“‘原型’远非是一个现代术语，它早在圣奥古斯丁时代之前就已为人所用了，与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同义。”后来，这一概念又发生了复杂的语义裂变（就像思想史上很多其他的概念后来的情况）。在荣格的语境里，主要是指原始神话的形态及其象征和隐喻，它们深深地蛰伏于历代的文学艺术世界。那么，这一概念在骆一禾的诗语场指的又是什么呢？

骆一禾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其意指对那本来的心理学语境显然有所游离。他在《美神》中说，“人之无常”感所带来的那种“核心的恐惧”，“和我们最基本的情感、我们整个基本状态，形成共同的原型”。可以说，就是这个原型，以及由这个原型所衍生的各种鲜活而痛楚、自明而晦暗、苦难而美丽、脆弱而强大的本真生命感觉，构成了骆一禾诗歌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而说到底，这一切集中凝聚为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既直接又深切的关注，一如诗人自己所陈：“诗歌是这样构成世界的一种背景的，它作为世界的构成因素而关心着世界、意义和人生。如果一定要这么说的话，我们难道还能有比它更伟大的关注吗？”（《火光》）是的，我们如果对自身的生命存在足够真诚的话，肯定会承认，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关注了。

我想进一步说，骆一禾所言的“共同的原型”，实乃人类最基本的精神母题。我常暗自思忖，究竟是什么使一个人走向了那“唯一的古老的诗歌”和“唯一的古老的哲学”呢？或者说，究竟是什么使一个人走向了诗、宗教和哲学呢？这答案其实无须向外寻找，它就在我们自己生命感觉的最深处。也就是说，原因只能是内在的：就是出于对爱和美及生命意义的问题的精神性敏感。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被人类最基本的精神母题所深深抓住了。补充一下：从表现形式的意义上说，谁更多地走向了诗，则还出于对诗歌心象——富于独创性的内心经验与意象之间的象征体系——的超敏感；若是更多地走向了哲学，盖因主体更多地被一种基于经验感知基础上的纯粹思维的力量抓住了。

对“我们最基本的情感、我们整个基本状态”的这种关注，实际上就是我们最本真的生命关怀意识。不难觉知，骆一禾的抒情场及其宏阔的诗语场，就是由一种最浓烈的生命关怀意识所放射、所浇铸的。那是诗人根本生命经验和体验的意象表达，是“体验诗歌”，是“诗歌向我的显现”（《火光》）。那语言的炼金术源于内心的锻酿。我想再提一下海德格尔的一段话：“每个伟大的诗人作诗都出自于唯一的一首诗。衡量其伟大的标准在于，这位诗人对这唯一的一首诗是否足够信赖，以至于它能够将它的诗意纯粹地保持在这首诗的范围之内。”这段话说得很到位。借此我想说，骆一禾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高度的纯一性。他一生所写的其实就是“唯一的一首诗”；而那“唯一的一首诗”所体现的，则就是一场主体融注了全部生命的大诗歌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那首“唯一的诗”体现出一种深切的“无历史性”，它所具有的时代文化气息其实是不强的——虽然它也在不少时候借道时代主题表达诗人的自我，因为它道说的实乃人之为人的根本命运。读完《骆一禾诗全编》，我真切地感到了独属骆一禾的那首“唯一的诗”的根本内质：深入人的生命体验和对世界存在的精神感验的至深处，在心灵的基点诗意地道说生命与存在。围绕着生命，诗人的诗思深深地触及到以下几个层面：诗与宿命，人同时作为自然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的内在矛盾，痛苦和受难在当下的绝对无解性，生命的终极绝望与希望等。在存在的层面上，诗人则抱着一种宗教情怀和宗教诉求意识，主观而且向着纵深地抵达并抚触了自然实体和宇宙本体，并最终返回自我之内的梦愿。而笼罩着这“唯一的一首诗”的，则自始至终是一种激情与理性内在统一的感恩、隐忍、修远的灵氛。

再说“核心的恐惧”。那实为人的心灵因生命情怀而起的终极关怀意识的一次次沛然绽放。恐惧是人与生俱来的情绪体验。恐惧究竟是什么？我认同克尔凯郭尔的看似很抽象的一个说法：恐惧就是“对恐惧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这个命题，猛一看好像什么也没说，其实不然。它正说明：恐惧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甚至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以致只能用这样一个过于直白的同义词反复来定义它。从根本上说，恐惧应该是一种主观体验，但似乎又总让人觉得一种外在异力的在场，它不为人所见，所承认，甚至也不可能存在，但却肆无忌惮地统治着我们觉醒的自我意识。克尔凯郭尔还认为，“恐惧是自由的晕眩”，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的精神要给世界以设定，而自由对着其自身的可能性看下去，看到的却可能是没有根据的虚无的深渊，就像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如果他的眼睛对着一个张开豁口的深渊看下去，他就会变得晕眩”。克尔凯郭尔也指出，恐惧不同于畏惧和其他类似的概念，后者是指向某种特定的东西，而恐惧则指向乌有；人的精神性与恐惧是相伴生的，恐惧是精神的标志，精神越多恐惧就越多，精神越少恐惧就越少。人有恐惧正说明人是精神性的存在。正是莫名的恐惧使人“具有自由和成为精神的内在可能性”。不难感知，精神王子们常处于恐惧的心理深渊——这反过来也成全了他们的精神生态。对他们来说，大自然永恒的自在存在本身令人恐惧；感性经验中没有终极支撑的生命存在——找不到信仰支柱——更令生命自身恐惧。在这一点上，精神王子们可谓禀有过人的敏感。

实际上，现实意义上的自由生命，恰恰是诗歌王子们通过思想和艺术想寻找并实际拥有的东西。追求艺术和生命本身之艺术感的全部秘密正在于美与自由。或者说，人生艺术的深层魅力就在于其中的审美体验和精神的自由体验。而美感体验又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审美的心灵受美的理想的驱使，则必然有一种向往自由的热烈天性，它不可能拥抱平庸、恶俗、僵化的生存模式，它必须不断呼吸清新的自由空气。一如兰波写给亲友的信中所说：“我起誓，永远崇拜这两位女神：缪斯和自由……我疯狂地迷恋着自由的自由。”也一如尼采在“‘自由之鸟’王子之歌”组诗之一《给西北风的一支舞曲》中所唱：“像快乐歌舞的吟唱诗人、昂首阔步的圣徒，让我们四处游走。”然而，此处我更要指明的是，他们心灵的眼睛最终却又总是目击到彻底的自由感所带来的恐惧的深渊。这与我们上面所陈的事实不矛盾吗？不矛盾。给他们带来恐惧的深渊感的其实是形而上意义上的自由，是精神的无家可归感。诗歌王子们那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自由精神长旅，其实始终伴随着其灵魂渴望最终的皈依的更为深邃更为内在的生命诉求。也就是说，这里有两重意义上的自由，它们对王子们的作用是不大一样的。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可以去干什么？”（《和平神祇》）“我为何来到了这般异乡？”（《诗人之梦：人类的祭祀》）“这是什么样的血液？谁的血？”（《世界的血》）“命运是什么？它会怎样继续呢？”（《大海》第十三章）……骆一禾在自己的诗中不停地发出这样的“天问”。诗人从自我意识深处发出的这些追问，与海子在《源头和鸟》中所发出的这一追问——“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往何处去？我们是谁？”——应该有着同样的内涵。类似这样的话语表达在西方语境中相当凸显。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如此说道：“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安置到世界上来的，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我自己又是什么……正像我不知道我从何而来，我同样也不知道我往何处去。”高更曾把自己的一幅画就题名为：“人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康德在《逻辑学讲义》导言中，把人类理性的一切关切（包括思辨的关切和实践的关切）归结为如下四个问题（有时被称为康德的“四大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做什么？3．我可希望什么？4．人是什么？他还解释道：“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说来，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这实际上也意在告诉人们，哲学的任务终归就是想回答：人到底是什么。其实早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门柱上就刻上了这样一句铭文：“认识你自己。”西方思想核心观念的转变从苏格拉底开始，基本标志是生存论、存在论思想——很大程度上统领西方人文思想的“认识自己”的观念——开始凸显。随后，经由基督教神学语境的强化，认识自己成了西方人文语境中的一条精神之轴。两希文明的一大精神特性就是，每个时代最伟大最深刻的人文思想怎么也不能不回答“人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意识，当是人类最大的精神宿命之一。而两希文明中的精神人和灵魂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强烈。

这样的追问无疑表征了人类心中最大也最古老的困惑。这道人类精神母题其实也是关涉苦难的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人类心灵表征。透过文明的历史似乎可以感知，人类的心灵受难史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并且随着人类对自身和世界认识的不断加深，人类对苦难的心灵体验不但没有淡化，而且还越来越深切（物质文明的表面繁盛似乎并不能从正面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当然，这样说不是要贬看人类的苦难意识。我反倒认为，受难是伟大的宇宙精神赋予人类的根本命运，我们应该勇敢地承当。苦难意识和生命悲剧意识应该是人类的基本良知，因为这种意识所散发出来的“冷光”使人类在精神上超拔于任何存在，人类由此可以在大地的祭坛上真诚地总结自己，在精神的升华中接近永恒，并反过来为大地和生命培植意义，为人间秩序编织痛苦而不朽的花环。总之，苦难意识是一种高贵深远的人类自我意识，它是使人类毅然决然告别行尸走肉的生活，追求精神升华的心灵基点之一。但不管怎么说，也正是对这一追问的执着，给人类的内心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和恐惧。这痛苦几乎是某种带有神性内涵的痛苦；而这恐惧里面，不但藏有人面对宇宙自然力时所感到的那种“动物般的恐惧”，更表征了一种精神恐惧。人的精神恐惧主要源于人对自身生命存在的虚无感——“人之无常”感。我们说，“人之无常”的最大现实表征就是人的有死性，对死亡的恐惧是人最大的恐惧。但对于精神性的人来说，怕死并不完全意味着惧怕死亡这一事实本身。死亡事实带给他们的真正可怕的东西，是由对这一事实的感知所衍射的人的生命存在的虚无嫌疑（说嫌疑是因为，人并不能确认，人越过死亡界面就意味着彻底不在了）。如果人能确知自己越过死亡界面将得永生，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游历，死将带人还乡，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有死亡恐惧。

不难感知到，各种各样的恐惧体验可谓渗透了骆一禾的抒情场。“出于恐惧我们干了一切”，这句在骆一禾的诗中屡有闪现的陈述，可谓道说了人的内在生命自由表现的一个最深的秘密。是的，似乎正是出于恐惧，我们有意无意地不停地转移着视线：我们到人间深处拼命地工作，到一些特殊的氛围中麻醉自己，到爱中寻求庇护，到艺术和宗教里避难……而自我意识和内在灵性深度觉醒、精神反应高度敏感的诗人，比谁都深切地意识到，人可以不期然地到那恐惧的中心战栗一阵，但如果他只是一味沉浸于那难以言说的痛苦和恐惧中而不可自拔，如果他完全屈服于这种心理氛围，他就会时刻处在崩溃的边缘。人如果要在这一精神界面实施自救，他只有寻求挣脱这种氛围的力量或在它面前永远得胜的力量。诗人那旷日持久的诗歌劳作的一个基本目的，其实就是沿诗与思的层面道说那恐惧，并试图内在地触及平衡它的力量或在它面前永远得胜的力量。

对恐惧体验的道说在骆一禾的诗语场中有着大量的呈现，尤其是在融汇了其每一条诗歌细流、之前所有的表现主题也都在此获得了进一步升腾的鸿篇巨制《大海》里。人对世界万象的观感体认是这部作品的经线，人作为一种不可思议的特殊存在者置身于世界中时对自我的思考是其纬线，整部作品当是由此编织起来的一个“球体”。可能诗人一生的诗歌劳作就是为创制出这样一部超长诗作。但永远无以弥补的是，由于诗人的突然早逝，我们未能看到它令人极其期待的完形。就目前的状貌来看，整部《大海》真正在表达的东西，就是诗人这个主体是如何径直进入痛苦和恐惧体验的中心去熔炼自己的心的。

那恐惧首先是对宇宙自然力及其自在存在的恐惧。仿佛受一个超越神和魔的不可思议的“存在的巨灵”的主宰，人之外的一切都完全无视人的主观意志而自在存在着。在诗人的认识和感知中，那诸般受制于宇宙自然力的自在存在的法相是恐怖的：

在黑暗的笼罩中清澈见底是多么恐怖

在白闪闪的水面上下沉

在自己的光明中下沉

一直到老、至水底

——《世界的血·黑暗》

那黑潮间滚动的不是海水

在黑潮隆起，一派透彻的固体炫目

黑潮隆起的地方滚动着无穷无尽的斧头

——《大海》第十五歌

但大海还是变得更深

加重了我因空虚而起的恐惧

……大海变得更深

那不停地深邃着的渊薮

使我好像看到四处都是天涯

——《大海》第十三歌

世界之存在不可理解，无法言喻，人的心灵在此面前绝对受难。而很多时候，与人的精神和心灵存在形成致命反差的自在存在，却又是完全漠视人的心灵之受难的。

诗人的另一重更大的恐惧，就是对在自我心智的深层涌动的生命虚无意识的恐惧。生命虚无意识是最令人恐惧也最令人精神虚脱的人自己的心理魔障。随着科学理性主义对人的心智的主宰，随着人对世界以及人自身认识的不断加深，人关于自身只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的恐怖意识对人的心灵的威胁好像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还越来越猖獗。精神王子们对此当然又是最敏感的。骆一禾在自己的诗歌中反复表达过这方面的疑惧，例如：

我们来到这里，丑陋而聪明的地灵

甘心的火焰

驾驭刀子和欢乐的人

煤层里的先知

神明的泥炭纪，空中花园

来到这里

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时间

——《世界的血·日和夜》

与此同时，作为宇宙自然力的最高象征的死神，却在一如既往地不停地夺走他的人类奴隶的生命。不管人类在大地上留下了什么，好像都终将化为虚无的一部分。精神王子那“一堆无用的激情”所招致的，当然也会是同样的命运：

我以尘沙覆盖梦幻

我以无用讽刺爱情

我以石灰清扫你们的高潮

清扫你们星火如烛的坟场

——《大海》第十五歌

诗人那强烈的形上认知冲动——人类求真意志的最高表现，也自然是由这样的恐惧和疑虑而来。正因为恐惧生命的短暂，就想知道存在的真理到底在哪里，想知道永恒到底是什么，想知道人是否以及如何能成为永恒。诗人的形上认知冲动的真正诉求，就在于想使自己的生命存在与永恒本身形成一种内在关联，进而依这种关联实现对自身的有限性的超越。这种形上认知冲动绝非科学意义上的，因为它实为诗人自我认知的一个体现层面。诗人的自我认知和形上认知冲动，这两者看似相距遥远，实则密不可分。最真诚最深刻的自我认知最关心的，肯定是自身生命存在的实质，而这一实质，虽然主要以人的当下生命体验为根本表征，但它必定与人的来源和归宿相关。这样认定绝不是出于某种权宜之计，而是由于对那种关联的深刻直觉是发生在人的自我意识深处的真实。人在世界之中，所以，人的存在的“合目的性”应该是以世界本体的“合目的性”为条件的；或者说，生命的意义离不开存在本身的意义。那么，人类认识自己绝对离不开认识世界，甚至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而对世界的认识归根结底是想把握存在的终极本质。诗人的形上认知冲动实为其心智活动之主宰，就像奥古斯丁执迷于自己的“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那样，他们对神、本体、上帝、世界以及人的生命存在的最高意义上的真实的挂心，也可谓是他们终生的执迷。

我们说，这种认知冲动无疑也是某种自由精神使然，或者说是人的内在自由精神在认知意义上的体现。自由不仅在于人的内在和外在生命的自由表现，也在于“对必然性的自由认知”（黑格尔语）。诚如荷尔德林1795年4月13日致兄弟的信所言：“人心中有一种通往无限的追求，一种行为，它断然不让任何持久的限制，任何静止状态在人身上成为可能，而是永远率意远思，更广阔，更自由，更独立。”自由认知意味着不去无条件接受任何成规，而是任何观念都必须经过主体自身的内在经验的勘定。这也意味着诗人对那种纯粹客观的知识并无真正的兴趣。说到底这得解释为，其认知的目的是为融入或成为经由其感悟认知而认同的永恒本身，一如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所深深地道说的：“想要深而又深的永恒！”

所以说，诗人那强烈的认知冲动所表征的认知，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认知，尤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认知。它其实只是一种理解和解释。那种理解和解释既源于客观世界，也源于或者说更深地源于不可思议的主观的灵感。或可以总结说，诗人的那种“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实为一种特异的形而上学与宗教情绪的结合体。首先，它是形而上学的，虽然它对主体发生作用需经由一个被主体经验内在化的过程；其次，它也表征为一种宗教情绪，虽然其理念内涵完全是一种形而上质。它是思辨理性与心灵感性的矛盾统一。

骆一禾的诗歌弥漫着执着的形上思考。这种思考是一种在精神的白热时空中的纯粹的心智熔炼。它们直指世界、生命、上帝等的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的终极实在。诗人做这样的思考，既不是为了思考本身，也不是为获得一个客观结果，而是为亮出自己的深度自我怀疑，进而穿越那怀疑的雾障来到光明的境地。我们说，在这样的思考中，界限是已然存在的。其实诗人自己深知，他富于超越意义的创造力实际上并不触及存在本身，因为他借以创造的工具只是想象力，一如康德所认为的：“诗人敢于把不可见的存在物的理性理念，如天国、地狱、永生、创世等等感性化；或者也把虽然在经验中找到实例的东西如死亡、罪恶，以及爱等等，超出经验的限制之外，借助于尽最大努力仿效理性的预演的某种想象力，而在某种完整性中使之成为可感的，这些在自然界中是找不到任何实例的；而这真正说来就是审美力能够以其全部程度表现于其中的那种诗艺。但这种能力就其本身单独来看本来就只是一种想象力的才能。”对世界的终极意义乃至人的生命存在本身的理解似乎都超出了人的心智能力，人类即使“后面失真，前面用尽”，似乎也无法知晓怎么才能踏上通往永恒之途。《对话》中这样追问道：

看见上帝了吗

看见了

上帝是什么样子

被人们追问的、这个失踪了很久的人

没有回答

看见了 看见了

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诗人这样追问的同时，其实无异于已经在内心承认：“什么也看不见。”《大海》第十五歌写道：

那是不是我的声音？

是什么从天空划过：“真理在哪儿？

真理是什么？”

天空是一阵狂笑

——“你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我使真理分裂，使你退入神圣的死角

我是此外的一切折合与胜算

你执圣言与凡言

我使你两者自相放逐

为我所获

你是什么，我也是”

“真理在哪儿？”“真理是什么？”这既是此时此地诗人的声音，也是古老人类心底的声音。它们亘古不变地“从天空划过”。每一颗执着于生命意义的心灵，都会在自己的灵魂深处不断发出这样的“天问”。但人类得到过回答吗？人类始终看到和感知到的，一个是存在本身的自明，一个是意义本身的缺失；或者说，世界之存在要么没有意义——除非我们把那意义界定为存在本身，要么世界的意义是“在世界之外”。在诗人自己的感知中，这种问答给他带来的心理结果是：“万念俱灰而空余天良未泯。”一方面，世界本身的魔法，使他不可能参透存在的秘密，使他的形上认知冲动注定把他自己带入“神圣的死角”；另一方面，其内心深处的良知却始终醒着（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后记中曾说，在人的心中有两样东西最神圣，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的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意识。在诗人心中，且不说前者是否神圣，后者的确是神圣的）。

我们还可以觉知，正是那种由生命虚无意识所带来的恐惧，使得诗人的诗作内部常常张斥着超人的紧张。这种紧张一方面来自恐惧本身，另一方面也来自怀疑主义和不可知主义的毒素给诗人带来的精神绝望的歇斯底里。人的生命存在之灵性不愿屈服于纯粹的宇宙自然力和大自然那自在的存在性状。但是，如果一时没有充分意识到，终极意义的问题是必须循着内省的思路在灵魂深处加以解决的，主体便有可能会被那认知冲动裹挟着走向歇斯底里的精神复仇冲动。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骆一禾的诗语场“长涌”着某种形上复仇意识的“黑潮”，尽管这并不是其诗歌的“大海”的主潮。这种复仇意识的精神表现首先是诅咒存在本身，高歌毁灭。而由于诗人也清醒地知道，存在本身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天空的目的就是使人渺小”，人听到的始终“只是自己的声音”，死神永远“在山脉上观海，等待着又一位角斗奴隶”，于是，这场复仇行动的结局，反而会是那复仇的精神利刃致命地刺向复仇者本人。《黑豹》如此宣称：

我们无辜的平安，没有根据

是黑豹，是真空里的

煤矿，是凛冽，是背上插满寒光

是四只爪子留在地上

绕着黑豹的影子 然后影子

绕着影子

天空是一座苦役场

四个方向

里，我撞入雷霆

写于海子自杀前后的《灿烂平息》开笔和结尾也反复歌道：“这一年春天的雷霆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诗人一方面意识到，“现在没有将来/明天没有过去/但是他绝对真实/如果你是人，这就是你的人性”（《人歌》）；另一方面，却又深为这“无辜的平安”，这没有理由的生命存在所伤害（“这浑然不觉的日子像天使的尸体”）。

再者，形上认知冲动的严重受挫，还使得诗人的内心世界常常笼罩着无以消解的“黑暗”意识：

随着境界的深远

身体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并且可以有许多事后的理由：既然

连天国也只是

一片黑暗

——《身体：生存之祭》

光明和黑暗从不对称

从不过早结束，旷日持久

从不饶恕，只是偶然错过

从不互相规避，只是单方面的穷尽

——《世界的血·黑暗》

我说：真黑呵，我的造物

你真黑呵

这就是我给你的命名

——《大海》第七歌

确实，在人类的灵性自我意识中，人的有死性所导致的心理“黑暗”，是难以形容的。我们只能说，我们自身的存在，不可思议地“黑”。我们只能说，这种“黑暗”意识，或许有着某种神性的渊源；而任何神性的东西，则都是超出人类的智慧的。关于诗人内心世界的“黑暗”意识的深层实质，我将在第四章进行详尽的阐释，此处就简单带过了。

当然，“形成共同的原型”的，并非仅只是恐惧体验，还包括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及“整个基本状态”。生命是一种整体状态，里面蕴含着极其丰富复杂的非定性因素，而这其中的很多经验和体验元素，如生命意志、爱和美、信念和信仰等等，都在强力折射着各种整合的力量，它们往往能使一个虔诚的生命最终找到某种内在的生命感觉的创造性综合。也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活在某种“相对性”中，诗人也不例外。他不可能使自己的内心一味地沉浸于难以言说的痛苦和恐惧中，他也在一直“抗拒那些病态的哲学”（《海滩（三）》），孜孜寻求着救助的力量。

寻求平衡痛苦和恐惧的力量，在骆一禾的诗语场首先表现为发自内心地进到人类的“屋宇”中去体验生存本身；而这生存的内质实际上也足够美好，因为生命体验的根底是欢乐的，因为生命体验中的爱和美的元素使诗人百般眷恋。也因为这辽阔美丽的自然和土地，这地上的人民，这美丽的家园，这火热的人间深处宏大壮美的事业，使诗人忍不住歌唱着飞行，飞行着歌唱。这一切的一切，年深日远地温暖着感动着诗人的深心，有力地平衡了诗人内心难以形容的恐惧和苦难。

这种平衡的力量首先来自对爱和美的刻骨铭心的感知和体验。骆一禾的诗语场为我们描绘和铺展了深邃的爱和辽阔的美。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实现的爱脱出恐惧”。这对诗人来说的确是一种自我精神解救的隐秘诉求路径。对青春、爱和美的感知与歌唱，及基于对本真生命感觉中的这些美好情愫的心灵守护，而走向对一种以“无因之爱”为根本表征的大生命境界的诉求意识，是骆一禾前期诗歌的根本主题之一（这一层面的论述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展开）。

第二重力量来自对自然、土地、祖国、人民、家园以及人类在大地上的事业的爱与同情。对这些自然和人文事物的讴歌则是骆一禾中期诗歌的基本主题之一。诗人所感悟的那“伟大的青春”，也使他同时“感到生灵和万物”。那大美的天地人伦，那万物内在的欢腾，不时提起诗人自我的“整个深渊”，使他心灵的眼睛里“光明倾注”（《闪电（三）》）。在一首名为《恐惧》的诗的附言中，诗人说道：“无论如何，诗歌应当如千条火焰照亮人类的爱。”这一时期，诗人高擎诗歌的火炬走进人间深处，一路照亮每一张会心的脸孔，并遍洒自己深挚的关爱和朴素的祝福：

我背起善良人深夜的歌曲

玉米和盐

还有一壶水

——《生为弱者》

祖国是一片片平原

一座座高原和涌向天空的山

她是一片深厚的石头

和更深厚的土

她的大青树

和她没有多少话语的女儿们

已经晒过很久的太阳了

直到她们倒下

身子还像高粱一样红

她古井里满满的酒液

是如此神秘

摇曳着长长的短歌子

让世界像诗一样地沉醉

——《祖国》

人民。在黄河与光明之间手扶着手，在光明

与暗地之间手扶着手

生土的气味从河心升起，人民

行走在黄河上方

——《黄河》

长诗《世界的血》可谓这个主题的大集结。血是生命的内在运力。“世界的血”一方面象征世界生气灌注的内在运力，另一方面也象征人在世界之中的独特存在，象征存在的某种隐秘元素“化身为人”后在天地间播撒的精神性活动。这里，诗人以一种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深入自然人文事物的内蕴，诸般真实由此以一种独特的主观方式达到它们“清晰的顶峰”。长诗从“飞行”的辽阔诗歌心象开始。诗人在一种驾着意识和感觉飞翔的超拔的想象力的翅翼下，以一重俯瞰大千世界的心灵的眼睛，“大块飞行”，遍掠这辽阔美丽的土地，遍拂这苦难而珍贵的人间。诗篇中经对青春生命的纪念（《春天，绿眼睛的纪念》、《北方的海》、《大黄昏》等），对生命存在最本质的孤独和恐惧的抚触（《黑暗的中心》、《日和夜》、《梦幻》等），“沿途洒下稀寥的屋宇”，最后使自己的诗思之翅止憩于压轴之作《屋宇——给人的儿子和女儿（穹顶）》。“屋宇”这一意象在《世界的血》中有数十次闪现，并在《屋宇》中凝聚为一个闪闪发光的恒点。“这屋宇究竟是什么呢？”，“屋宇”其实是一个象征。它既是一个整体意义上的象征——人类的整体存在状态、全部本质意义上的生存内容、文明和人性在人间所流布的一切，也是这一整体内部所有具体内容的象征——人在大地上本真的劳作、栖居、生活、斗争及各种伟大的思想、精神和艺术创造活动，等等。灵魂极其痛苦的诗人对这“屋宇”给予了深情歌唱：

真理只能生存百年

一代人过去，一代人又来

激荡在我们奔腾的大限

只有在屋宇的筑造当中

巨大的日轮在我们的光里呈现

这才是我们获得的：今天

这人类所产生的都会消逝

那产生了的 儿女们仍要一一经历

那大地上流布的屋宇盛纳

那屋宇苏醒时大地也在苏醒

烈火于鸟背站立 今天一再一再

锤炼于我的屋宇

……

今天一再，它独自不朽

深入梦境

诗人“以黑暗在活生生的屋宇前久久地静霎”，为人类苦难而美丽的生命存在而不断心生大感动，并于诗篇的最后，在一派极其宏大的诗歌心象氛围中，使自己的心怀达至一个称颂性的精神顶点：

我梦见望穿时空的气象

越过屋宇

闪电内部有一头狮子拖曳金书和谜底

身上长满岩浆

适逢晴朗时光辉闪耀的海洋

我所创立的屋宇和艺术

头顶有朝霞穿过狮子 过海而来

不惧死亡者

必为生命所战胜

“狮子”的意象在这里显然是一种力量或强力意志的象征。这个意象的使用，首先表明诗人意在试图触及某种蕴含于人的生存本身的品质和意志，某种自在般的自为质地。在这首长诗中，诗人用“心”抚触了人类悠久的生存之地。这里不停地演绎着生和死。这里充满着艰辛与苦难。总之，生存是不容易的。然而，生存本身却又总是顽强地延续着它自己的本质。这大地上的创造也在天地间熠熠闪光。而且，仿佛有一种更为强大的光，始终如一地普照着这大地上的一切。可以说，正是诗人那浓得化不开的人间情愫，使得他并未简单屈服于人的有死性这一阴沉的事实，并不愿因为意识到死的必然性就彻底悲观于人的当下生命存在。

然而，寻求在“无常”面前永远得胜的力量，最终还是会体现为寻求人的生命存在与永恒的关联——仅出于对人间事物的爱恋终归还是无法给诗人的内心带来根本性的安慰。当诗人的感触一次次遍历自己爱恋的人间后，他还是会在与自己最内在的自我为伴时一遍遍考问自己“我是谁”，还是不能祛除不可知的未来给自己的心智带来的浓重阴影，还是会时刻清晰地谛视到“蓝宝石的死神注视马头”（《眺望，深入平原》）。随着诗人心路历程的延伸，其诗歌一以贯之的根本主题，在表现重心和精神气场上，其实也不断发生着位移。大致路径是，由具象走向抽象，由实体走向本体，由形而下层面走向形而上维度。这最终说明了，诗人是“在一条天路上”走着。这条“天路”的起点是在人间，终点是他的终极“心愿之乡”。一种浓郁的“内在性”不停地挖掘、撕裂、瓦解着诗人的生存感觉，但这种“内在性”自始至终所包含的强烈的“超验性”，也在不遗余力地试图整合诗人的生命感知，使他不断向着一种内在统一性趋归。

这种内在诉求归根结底体现为一种永恒回归意识。永恒回归意识的心理实质无疑就在于，人出于对自身当下生命存在的有限性的深度觉醒，而去诉求一种超越这一有限性的存在范式。诗人对人的生命存在的短暂性更是格外敏感。他常常在自己的内心因自身生命存在的有限性而深感痛苦、焦虑、恐惧和绝望。他深知，只有永恒和不朽的信念才能使人真正坚强地在世界上存活，否则的话，人不免会时时感到某种内在的虚脱。

是不是每一位自我意识深度觉醒的个体都有着强烈的永恒诉求意识呢？似乎也不尽然。我们多少可以觉察到，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者，虽然一般也都认同死亡给人带来的恐惧，并且认为使人信仰来世的主要是对死亡的恐惧，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去信靠了某种宗教。他们往往基于人的自由理性及某种自然视角，给出一些其他的处理方法。例如罗素就说过：“觉得世界是意外结果的假设，是痛苦较少，也更加可信的假设。”他认为，人对付死亡，应依靠大无畏的观点和自由的思想，譬如人为了正义的事业和信念视死如归的精神——如战士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他甚至说：“决没有人会为几百万年后行将发生的事情担忧。即使他们自称确实非常忧虑，也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他们忧心忡忡地关心的是更现实的东西，或者仅仅是消化不良；但是，不会有人因为想到亿万年后世界发生的事而悲哀。因此，尽管一切生命都将灭绝的观点肯定是令人不快的——至少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尽管我有时沉思默想着人们活着所做的一切，这种观点反倒是一种安慰——它毕竟还不会使生活苦不堪言。它只是让人们去注意另外一些事情。”再如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认为，对于死的恐惧，“不过是人自己空虚的幻想，这些幻想，只要人们对这件必然的事如实进行观察，便要立刻归于消失。……如果生命是一件好事，如果爱生命是必然的，那么，与生命离别也未尝不是同样必然；而理性应当让我们学会顺从命运的意旨。……让我们把死从这层层的空虚的幻想中剥出来吧，我们就会看到，它只不过是生命的睡眠；这睡眠不会为任何不愉快的梦所打扰，而且在它以后永远也不会恼人地醒了过来。……自然曾使我们出自它的怀抱，而与使我们降生的那些法则同样必然的法则，又使我们回到那个自然的怀抱中去，从而把我们以某个新的形态再生出来。认识这个新的形态，对我们却是没有用处的。……自然让我们听从一个法则的支配，这个法则，凡它所包容的万物概莫能外，我们也不要埋怨它的冷酷心肠吧。所以，只要自然允许你，你就安安静静地活着吧；如果你的精神是被理性照耀着的，你就毫无恐惧地死去吧。”诸如此类的“唯物主义”观点，以及其他各种各样达观的观点，其实也被很多人接受。连太阳都会有熄灭的一天，人为什么就不能自然而然地接受有死的天命？那些获具了对抗死亡的心性力量的唯物主义勇士，有理由赢得人们对他的称赞。不过，看起来这样的观点对于诗人心灵的安抚效果就非常有限。在这样的问题界面上，说到底也还是个气质性的问题，看他到底是更注重人的自然理性及其生命存在的自然性，还是更注重人的自由理性及其生命存在的精神性和灵魂性。一个人可能由对“爱生命是必然的”的感觉，走向对“与生命离别也未尝不是同样必然”的认同；而另一个人，则可能恰恰出于对生命的爱，而无法接受生命只是一缕过眼烟云，并由此走向对永恒的生命的虔心诉求。

永恒回归意识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不移的东西。古代的先知们于神灵的启示中领取了这神圣不安的精神命运，而一代又一代的精神圣徒则成为这命运传承它自己的载体。一代又一代的精神圣徒们，痛苦而虔诚地背负着这伟大而奇异的命运，孤独地走在他们自己也不知所终的茫茫朝圣路上。然而，从集体祭司到王子的转化要求一种巨大的承担，因为个体生命自我意识的空前觉醒引来了认知的魔怪，他们须得无比艰难地自“气象万千”中辨出“真理唯一”。海子在《太阳·弥赛亚》中写有这样的诗句：“先是气象万千，后是真理唯一。”

但是，永恒到底在哪里？随着诗人精神性掘进的不断深入，他越来越觉得，对于永恒的抽象空洞的认知到头来只会给人带来心智上的绝望。执着的形上思考与追问是宗教诉求的认知心理基础。而且，精神天才也必将沿着这一心智路径走向宗教。由于“天路”上的事物终将“使后人失真前人用尽”（《天路》），人的形上认知冲动最终必定陷入智性的迷惘。他要么徘徊于这迷惘，要么经由对理性的自我革命走向对更高的心灵感性的捍卫。后一种选择实际上是在实施一种心智活动由哲学向宗教的转换。精神天才在自己的精神性掘进的至深处几乎都会发生这样一场内在转化。当然，这场转换的精神指向并非是单一的，有的走向了一种宗教光亮，打开了一种宗教情怀，有的则走向了甚至与某种阴郁的宗教意识决绝的分裂意识。是的，不愿在黑暗中沉没，就得透过黑暗寻找光明。骆一禾的取向明显是后者。骆一禾的诗歌行动，其实也是一场独特的宗教劳作，他的很多诗作都可以当作一种宗教性启示文本来读。

另一方面，诗人自己活生生的生命感觉，也渐渐使得他对于永恒已不愿仅做一种理念性的纯粹思维意义上的认同。对他来说，即便永恒本身存在，如果与人的生命不再有什么关联，那这种永恒对人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故他对自然宗教意义上的永恒丝毫不亲和。他很快就告别形而上学式的还乡，而于内心的愿望和祈祷中直接诉求于生命本身的永恒。归根结底，对诗人来说，是生命之爱的力量在使其梦愿生长。最明显的体现是诗人对富于宗教意涵的大生命的始终不渝的追求。大生命洋溢着善良的光辉。善良意志是爱最深的基质，是大爱的种子，是一种来自神性本源般的力量。骆一禾的抒情场深深包藏着一颗善良的灵魂。他在生命实践中是一位像耶稣一样的“弱者”，因为他的内心被对生命的大爱和悲悯情怀彻底渗透。爱和信仰也由此成为他最深的生命诉求。记得西川曾说过，骆一禾生前常常说到“义人”和“义人之路”。“义人”一词在其诗歌中也有过多次出现，如《遥忆彩云南》：

这是一条义人的道路

当脚步证实心脏的时候

这是一种心声

一条博大的道路

再如《素朴：语言和海》：

假道于义人的道路：头顶着羔羊的

我的道路

素朴加于其间

再如《大海》第十五歌：

于是我听见牧羊义人的呼喊

以及黑夜王子的呼喊

我们知道，“义人”是典型的基督教色彩的话语（《圣经》中俯拾即是），也是基督教义教导人努力的目标。因信称义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之一。加尔文说：“人在神面前称义的含义是：神将人视为义并因这义悦纳他。……我们对称义的解释是我们在神面前被悦纳为义人。”不用说，矢志不渝的上帝信仰和善举，是“义人”的根本精神表征。我们当然不能基于此就把基督徒的名号加给骆一禾——虽然他浓烈的宗教情怀的确深蕴着基督教的内质。但我们知道，他一直走着一条由善良意志和大生命诉求意识铺就的“义人的道路”。

骆一禾的诗思虔心地寻绎、歌唱和守护着人的生命存在的真理。而且，它们歌唱的主题高度不断地攀升；它们在世界之中，在体验的至深处，在梦的边缘，汹涌生命最深的感动和“人类最蓬勃的梦想”。诗人“以一生作为离去”，完成了自己的“性格”，纯粹地实践了自己的精神命运注定要其完成的事业。也正是出于对整一的大生命的执着，那与其精神和理念内涵谐振的诗歌外在表现，才表征出同样的崇高和辉煌。骆一禾的代表性诗篇，每一篇都仿佛一场美丽而宏大的心灵生命仪式。在这一场场仪式中，天地来参加，星宿来参加，现实来参加，梦幻来参加。这仪式的基调有时是高亢的，有时是沉郁的；情感内质有时是刚性的，有时是柔性的，仿佛始终迂曲地应和着某种迷惘而坚韧的神性光亮的通程照射。

骆一禾的诗歌存在终归是一种独特的精神命运的象征。它们所表征的精神生命仪式其实也是一场漫长的、独属于诗人自己的“人子”受难仪式。当然，受难绝不意味着绝望；它同时也孕育着希望。孜孜探求世界以及人的生命存在的终极真理的诗人的灵魂，真的也正待穿越心灵周围无边的黑暗而触及终极的大希望大光明。

不难觉知，诗人的诗语场交互渗透着智性的绝望和心灵的希望。浓密的黑暗意识也始终并未把他的灵感真的彻底掠去：

偏于死亡和黑暗的说法

但无论对于黑暗，或是对于死亡

从心里都并不真正相信：

迷恋于自己的尸骨

并不自抉其心

——《大海》第三歌

诗人有时的确深陷绝望，但绝望至终也不能把他彻底征服。当绝望沿智性的层面达到顶点的时候，那是一种成熟的痛苦和绝望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某种空前强大的心性力量反而会使一个精神性和灵魂性的人获具一种内在的平静：

没有失望

没有绝望

也没有希望

有的只是平静，岿然的平静

——《大海》第七歌

此时，绝望和希望一样，都是可疑的，也都是可以成立的，一如鲁迅先生在《野草·希望》中所表达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也就是说，不要只认为希望是虚妄的，绝望亦如此！当然，对于一个宗教性的诗人来说，这毕竟还只是其灵魂路线行进到特定阶段时所出现的一种短暂的智性策略。他不可能持留于此。他的灵魂会继续前进。他的心灵不会真的买纯粹理性的账，不会认同理性引向的“更为深湛的苍茫和黑暗”，而是会祈求“在灵魂里完成”。灵魂此时坚决唱出了它自己最终的不适应感：“我为什么来到这般异乡。”（《诗人之梦：人类的祭祀》）“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是的，在茫茫黑暗中，诗人的灵魂越来越祈求回到自己真正应该归宿的故乡，并像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一样喊出那神秘而悲伤的话语：

于是我听见牧羊义人的呼喊

以及黑夜王子的呼喊

“神呵、神呵”

你为什么抛弃我？

——《大海》第十五歌

的确，“宗教也是诗人自己苦难的历程”（《航海纪：俄底修斯与珀涅罗珀》）。这不是谁强加给他的。这是他“含泪看见了尽头的智慧”，是他在自己苦难体验的顶点，于自己的灵魂深处自觉而突然发动的一场自我革命：

就这样

突然之间，穿过午夜

我看见了那本不该在这里看见的太阳

是的，是在突然之间

——《大海》第七歌

是的，“天路漫长”，“天路艰难”，但诗人那更加强大的心灵愿望使他义无反顾地走在这茫茫朝圣路上，“走在神的心里”（《大海》第十九歌），正如荷尔德林在《Patmos》一诗中所道说：“But where danger threatens / That which saves from it also grows”（“危险所在/拯救者也生长”）。痛苦和受难体验的绝对无解性和同样强势的、根本不可能泯灭的心灵愿望是这场革命的火把。心智绝望其实是纯粹理性主义的一个恶果。宗教转换是心灵感性对纯粹理性的本质超越。在通往真理的路上，理性和启示到底谁是主导者？应该说，人的真理之旅离不开两者的护卫。信仰选择本身也当是一种理性行为，一种理性的迷狂表现。作为精神性的人，其高度的精神化恰恰是由其高度的理性化来表征的——非理性的诉求指向的往往是自然性而非精神性。然而，理性与理性主义却是两码事。信仰与理性并不冲突，但与理性主义颇有点同途殊归之别：信仰其实是在一种自我意识彻底清醒的状态下对某种内在真实的情感迷狂，是对某种心灵感性的理性捍卫，而理性主义所捍卫的则始终是理性本身。理性主义的捍卫往往是一种姿态，一种“抉心自食”的、狂妄而又绝望的表演。纯粹理性主义的固执其实不但难以给人的心灵带来根本的安慰，而且它自身本来也没有什么好狂妄的，因为它在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上终归是苍白无力的，真正的奥秘在它面前并没有丝毫显露。事情的根本好在有一点是这样的：“人的生命就是希望，而现实将它耗干，奥秘是它再生的场所。”（《八月：奥秘的祭祀》附言）不愿“自抉其心”的诗人于是选择了信仰诉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诗人的心灵却超出那黑暗接受了那“光”。诗人总结得好：

美的人：消灭的人

概被光明，或被黑暗

所垂直打中

——《大海》第十九歌

而诗人自己，作为特殊的“美的人”、“消灭的人”、“神明的代言人”、“及时隐遁”者，先是被黑暗，然后同时被光明和黑暗，最后被光明，“所垂直打中”。

尽管透过骆一禾诗歌的精神质地触知的，更多地还只是某种宗教情态的反应或某种宗教意志的表达，而非一种沉实的信仰状态，但这里无疑诞生了一种独属于精神天才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更为真诚的宗教精神图式——在骆一禾这里是一种与基督教诉求有着内在契合的图式。这一图式具有双重的象征意义（诗歌则是这一双重精神象征的象征性表达）：它既是精神苦难的象征，也是希望的象征。具体点说，走在“天路”上的诗人，既体验着最深切的精神苦难，也经验到无法泯灭的心灵愿望；而也正是那百折不挠的心灵愿望，使诗人绝望的心理深渊上空升起希望的彩虹。当然，走在“天路”上的诗人也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与有些“正宗”的宗教徒可能还不大一样），信仰就是信仰本身，人不可能要求信仰诉求的对象当下就来到人面前就其自身的存在做出说明，人甚至不可能当下知道自己的信仰诉求是否真的会对应一个未来的真实；而信仰诉求仅意味着，人关于生命终极意义问题的一种彻底理性的反应经由心灵感性的施洗后，朝向伟大的“神之灵”的默默祈祷——祈祷我们最高的心灵愿望（“不再有死”的永恒新生命）对应于一个未来的真实。于是诗人才会如是说：“语言的复出是为祈祷”（《葵花》）。进一步说，也正是信仰之舟——虔心的祈祷加隐隐而坚定的相信——把诗人由黑暗的心理王国摆渡进永恒的光亮世界。苦难与救赎是诗人的总结之作《大海》的根本主题，这与此前的另一部长诗《世界的血》的主题表现之间有承继，也有明显的不同。这部鸿篇巨制在一遍遍抚触苦难的根本内涵之际，也于苦难的深渊上空看到了救赎的曙光。

“大海”本是骆一禾诗语场的核心意象之一。就像百川归海一样，这一意象对骆一禾诗语场的涵盖力也无与伦比。而总结之作更是直接以其为题，并使该长诗的整个诗语场都围绕着此意象向外放射——也可以形容为灵魂在实在界和想象界的茫茫游历。“大海”既意指辽阔的生存之域，又意指无边的存在之域。它当是象征诗人感知中的世界综合，包括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内在世界就是指人的内心世界，包括潜意识、前意识（骆一禾在《美神》中认为，诗语就是“辽阔土地上的实体流和内心前意识的流动”互相映射互相燃动形成的“语流”，并作为生命感觉的最高整体“开放出它们的原型”）、意识及其多重覆盖层（意志、态度、愿望等各种复杂的心理反应）；外在世界指向人的生存之地、自然、宇宙这样的客观实在界，也即人“在之中”的这个客观世界。这两重世界，在诗人对世界和生命的感知中，极其复杂地、晦暗地交流在一起。总之，“大海”既是令人恐惧的自在存在之荒海，也是更加可怖的人类心理之黑海。深入地抚触骆一禾这一片幽深的诗语海洋的基调及其所涌流所潮动所澎湃的精神内涵，我有一个推测，这个意象及其某些内涵，似乎是借自波德莱尔。诗人在感知这个海时的精神实存似乎也早被波德莱尔浓缩进了他自己的《人与海》这首诗里——这大概反射了人与物之间奇特的象征关系在天才诗人那里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普遍性。这首诗的第一段如下：“自由的人，你将永把大海爱恋！/海是你的镜子，你在波涛无尽、/奔涌无限之中静观你的灵魂，/你的精神是同样痛苦的深渊。”诗人驾着脆弱的生命之舟，在这恐怖的荒海里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触到了自己心灵的家园。——他终于看到“在深海里下满了大雪”：

雪下了。雪

就在深海里下了，雪来临 大雪

在深海里下满

在血泊上大雪升高

深海里下满了一场大雪

……

雪呵 在深深的海洋

我听不到你来到时丝光的响声

雪就白茫茫的了

雪。在深深的海洋

你不再是扑簌簌地下着

雪，就白皑皑的了

——《大海》第十九歌

可以发觉，《大海》第十九歌“在深海里下满了大雪”，与海子的《太阳·弥赛亚》的结尾有异曲同工之感：“这一夜/天堂在下雪/整整一夜天堂在下雪/相当于我们一个世纪天堂在下雪……//而天堂降下了比雨水还温暖的大雪/天梯上也积满了白雪/那是幸福的大雪/天堂的大雪//天堂的大雪纷纷/充满了节日气氛/这是诞生的日子/天堂有谁在诞生”。我们说，它们都是在表达一种有着永恒欢乐和光明内涵的宗教天国幻念。不难推断，“雪”在这里是希望和永恒慰藉的象征，是天国幻念的回馈的象征。借用荷尔德林的一个诗语表达式说就是：“在所有以往的一切之后，这最后的场面是天国的。”这飞过最深绝望的最后希望竟是那样不可阻挡；这终极意义上的安慰是那样温暖人心；而且，与这天国幻念相随的是怎样欢乐和光明的生命气象啊！

我们说，这是一种“非辩证性思维”，也是某种“心灵辩证法”的演绎。这是在以某种“心灵辩证法”对抗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心灵辩证法”是依心灵体验能够成立的一种主观逻辑。大意是说，心灵体验的现实性并不是实际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可能性。其很多诉求，诸如希望、盼望、梦愿、信仰等的指向，很多都是当下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正因为那些诉求是当下无法证伪的，故那些所诉求的东西就不会完全是不可能的。“心灵辩证法”捍卫这样的主观逻辑：心灵体验的真实尽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客观真实，但那同样是真实——其实同样表征了某种客观品质；或者说，主观意义上的真实同样是真实，否则它就不会绝对真实地在内心发生。从根本上说，“心灵辩证法”是非辩证性的。它往往会基于人的心灵感性而抵达某个逻辑实证全然失效的界面。非辩证性思维其实又是一种神话思维，其基本特征表征为自然逻辑和历史逻辑的中断（福柯的《词与物》的结尾部分所陈，也是在一种“非辩证性思维”模式下给出的思想架构，其思维路径在文中的详细展示可供我们参考）。它将某种对现在来说不可能的可能性打开，给人带来形而上的安慰。我相信，骆一禾的那颗深邃的诗心最终会被这种安慰庇护。

此时我还想顺便指出的一点是，骆一禾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充满了光的诗人”，盖因他的诗歌在大痛苦的质地上洋溢着一种肯定的色彩。他对痛苦和受难都有着一种内在的感恩情怀。我认为在这背后真正起支撑作用的其实也正是他那种深邃的“爱的根性”及博大的宗教情怀。这种根性和情怀，使他把人的生命本身，尤其是这生命对自我深处爱和美元素的神性般的体验能力，认同为一种恩惠。海子自杀后，骆一禾多次表达了对自杀的反对。美国著名诗人普拉斯曾说：“死亡/是一种艺术，就像其他一切事物。/我做得很好。”而且，普拉斯的这一倡导似乎还赢得了不少诗人的响应。骆一禾则认为，“以死亡作为技巧，只是另一种庸人”（《生存之地》）。质言之，骆一禾走的是一条默默地在自己内心绵延的“义人的道路”；他在骨子里是个“义人”。加尔文认为，“那不喜乐等候死亡和复活之日的人，对基督教的了解非常有限”。我们不但要渴望救主的降临，“也应当将之视为最令我们快乐的事而叹息渴慕之”。相信每一个骨子里的“义人”，都在默默守护这样一种生命感觉：死不再可怕，生更没有什么可怕的；距离是忠诚的反衬，对永恒喜乐的新生命的寻找和追求的过程本身也通过内在关联着那永恒的喜乐，灵性的生命此在也是值得拥有甚至在一个特定时段必须拥有的。再者，在这个寻找和追求的过程中，其虔心的诗思之道说也深度折射了人的生命的某种伟大的担当情怀。那种超越的思想和意识当是人的心智最为高贵深远的灵感。世界以及人的生命存在必定有其终极本质。人的生命存在的最高意义当是对这一本质的契合。对本质的意识和趋归诉求之表达无疑是最高最终的思想。所以，这最高最终的思想和意识具有特定的命运性。试想，如果人完全与本质融合了，将不会再有任何针对分裂感的思想甚至意识。与本质的分裂本身才导致了对本质的意识及对自身存在状态的反思。人类最高最终的思想实为对这种颇具形而上色彩的命运的伟大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