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终于等到他接受采访
刘晓东忙。林鸣，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部总经理、总工程师，更忙。
他在上马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之前就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中国在港珠澳大桥之前非常成功地建造了“润扬大桥”“南京长江大桥3桥”，两桥都有他的智慧和指挥。“中国交建”，过去不打交道不知道，这回一打交道才知道，“牛啊”——“交融天下、建者无疆”——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路桥、疏浚、集装箱起重机、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的设计和建设公司，港珠澳大桥70%的工程由这家国企承建，其中“岛隧工程”又是整个大桥最难啃的骨头。
就是他，对，在“最终接头”的时候，“众人皆醉我独醒”地坚持要返工重来。后来听说经过几次、十几次的提上来、放下去，提上来、再放下去，一点一点地精调，“最终接头”的安装才达到了他的标准，达到让世界瞩目的精度。
有人背地里为林鸣竖起大拇指，说他是“神人”，也有人说他是“魔鬼”。7年施工，他几乎每到关键和危险的时刻，都会像“钉子”一样几小时、十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地盯在工地。
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能不采访呢？要采访，而且时间越早越好。
但是采访预约了好几天，林总总是说：“哎，你们多报道报道别人吧，一线的英雄。”
我知道他忙，如此“推”，一是忙，二是躲。但“躲”可不行。
林鸣属鸡，1957年出生，不是那种嗷嗷大叫的斗鸡，是咬住对手不撒嘴的那种，颇有鳖性。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先有岛后有隧，两座人工岛，最多时几千号人马，设计者、施工者、生产者、管理者、后勤保障，人人对他爱、信、服、恨，“大拇指”和“魔鬼”混杂于一处。这其中人们“爱他”，是因为这老头对港珠澳大桥的付出，有一条命搭上一条，有十条会搭上十条；“信他”是经过无数次的惊涛骇浪，他带领团队一次次闯过激流险滩，都是“有惊无险”；“服他”那是佩服林总对设计和施工工程有一种神人般的直觉，哪条桩、哪个台阶，不直，歪了，他的眼睛就是“尺子”，仿佛这个人天生就是上帝派给港珠澳大桥这个海上工程的；至于最后的“恨他”，这位老板爱骂人，施工7年来，除了出差，他几乎每一天都要上岛，进隧道，看着哪儿不合适了开口就骂，骂身边的高管、各工区的大小经理、项目负责人，但是就是不骂工人，什么时候对工人都笑呵呵，满腹柔肠，问寒问暖，从不说硬话。
嘿，这个人！
2017年11月22日，港珠澳大桥东人工岛，已经建好了的最高平台上，一场还差40天、无论如何都要确保大桥到年底要“具备通车条件”的动员大会就要在这里举行，我们摄制组那几天正在每天盯着林总的时间好让他坐下来接受我的采访，此时听说他要来参加大会，还要在大会上讲话，就赶紧扛起摄像机，先开车22.9公里，再乘坐电瓶车穿过6.7公里的海底隧道，然后到了东岛，想拍个林总同期声的“现行”——
到会场，我看到工人师傅们正搬了蓝色的高脚塑料凳整齐地坐下，会场前面有一排简易桌椅，那是给林总和其他与会领导准备的。但一会儿林总沿着一百多个漂亮的高台阶走上来了，他一到会场就让工作人员赶快把简易桌椅都撤掉，为什么？林总说：“我站着，不坐，不然坐在我对面后排的工人师傅们就看不到我了，所以我不坐。”——就这样，林总和跟着他出席大会的七八位中层领导就在海风中整整站了一个多小时，而且林总是最后一个发言：
“同志们：近七年来，我们怀揣梦想，坚守目标，随着隧道‘最终接头’的成功安装，我们的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林总高高的个子，身穿和工人一样的白色冬装工作服，头戴和工人一样的白色安全帽，他们的头顶，那天是难得的蓝天白云，身边是干净到透亮的蓝色的大海——
“从5月开始，我们一天当三天用，100天干了大半年的工程。通过3000位建设者两百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劳动，目前，我们一条最美隧道和两座人工岛雏形已经呈现在伶仃洋上！
“现在，‘七尺男儿，一诺千金’，为了确保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我提出4点要求……”
……
终于有一天，其余的人都采访得差不多了，林总突然告诉编导，说：好，今天就给你们一个下午，我来接受长江的采访。
这个下午我们摄制组一行五人都来到了林总的办公室，架好双机，别好胸麦，这是《新闻调查》的标配。编导站一旁，我是记者，和林总面对面地坐下。
林总的办公室，和一般的工程老板的办公室没什么两样，很大的办公桌、沙发、茶几，唯一让我感觉有些不同的是他的办公室里面竖着一块很大的“白板”。又不是课堂，放这干吗？而且那“白板”上面并没有能让人写字的地方，都贴满了4A大小的纸片，一层摞一层，上面密密麻麻。记事？备忘？方案探讨？分析研究？看样子什么都有。虽然，现在老板们办公，电脑已经非常普及，但林总还是习惯用这种“又老又笨”的办法，及时提醒自己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办完、正在办，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
好，我说，谢谢您终于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落座之后我先道谢，其实心里觉得这场采访安排得有点晚了。
上来我就问：“林总，40天动员大会那一天我听您上来就说：‘尊敬的一线工友同志们’，而不是通常领导讲话：‘尊敬的某某领导’或‘某某女士、先生’，您平时开会也是这样吗？”
林总笑笑：“平时？平时我们很少开‘这样的’大会。”
哦，我反应过来：“港珠澳大桥，大海上的工程，要开大会，没有场地啊？！”
嗨，真是“教条主义”，不好意思！
“好，那我就问一个从您这里最想得到证实的事实：听说您在工地经常骂人？而且一点都不给人留情面。是不是确有其事？”
林总点点头，没有回避，说：“是，我是老爱骂人，有时骂得还很难听。最厉害的，我会说：‘你，给我从工地上消失！’呵呵，不过骂完了，知道自己不对了，我也会去哄人家，呵呵，会哄人。”
“但您不骂工人，是吗？为什么？”
林总说：“自己情绪低落时，就会到工地上去找工人聊天，交流交流，一说一聊，我的状态就会调整回来，就觉得有这样的一支队伍，我什么坎都能过去，所以我很感激工人。”
林总说话，声不高语不惊，但不少话直抵人心。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你们干了7年，现在终于要接近尾声了，我那天听您在大会上说：‘七尺男儿，一诺千金’，您这7年来，对自己的‘承诺’是什么？”我收住笑问，有点严肃，因为这是我笔记本上第一个设计好的正式问题——
“对自己的承诺？”林总一顿，但反应很快，“我对自己的承诺？就是33节沉管，每一节的安装我都要亲自来，我是起重机班班长出身，往大海里安放沉管，然后放进海槽，对准放稳，这是最关键的环节，我都要自己来，这就是我对自己的承诺。”
啊？
我不知道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林鸣这个“岛隧工程”的最高指挥为什么没有说出7年来他对自己的承诺是“人在阵地在”，是“一定要确保港珠澳大桥按国家要求按时建设成功”等等？他对自己的承诺竟是“亲手安放沉管”？这么具体，又这么容易做得到？
但，真的容易吗？
“不容易，国外有沉管沉放时就掉到海里面去的案例，这不是开玩笑。”林总说。我知道他也许就是指厄勒海峡的那一次“意外”。
20年前，林鸣正当壮年，他已经来到珠海，参加高考、读了“工程”之后在珠海建造三座大桥——珠海大桥、淇澳大桥和伶仃洋大桥（项目）。“港珠澳大桥”是他在珠海要参与建设的第四座桥。在他的心里，珠江口、伶仃洋，与他仿佛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熟悉和缘分。他知道大海的脾性，懂得自己的斤两，像一个老舵手、老渔民。
我对他说：“7年前，当您来到港珠澳大桥的‘岛隧项目’总项目部时，您对自己有信心能把这个大桥建好吗？”
林总说：“当然有，不然我就不来了。”
好，自信！
“那对后来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您都想到过，有思想准备吗？”我又问。
这下林总不说话了，至少是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我知道他心里五味杂陈，那困难、煎熬——欲披星，不见星，想戴月，月不明，多少个不眠不休的日夜啊，霜雨冷风自横行！
港珠澳大桥开工7年，如果算上前期规划设计已有十几年。在这漫长的建设过程中，国家，也包括香港、澳门、珠海三地政府都给予了最好的财力、协调、组织等方面的支持，1100个亿的投资，目前在世界也是投资额最大的，更放开政策让中标单位可以在全球寻找最合适的合作伙伴。但十几年前，外国人看不起中国啊，多少次，为了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林鸣面对世界桥梁界的外国企业、外国专家，品尝了足够的自卑、无奈。谁让中国过去穷、落后，这局面非要赶快改变不可！
7年前，林总告诉记者，他曾经带着随行人员多次去与一家外国公司商谈技术合作，谋求建设指导，这家公司开出的咨询费高达1.5亿欧元，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15亿元。最后一次商谈，林总交代谈判人员中方的出资底线最多就是：“只能出3亿人民币，你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对方很委婉但又很决绝地回答：“给你们唱一首祈祷歌吧。”当时的翻译都不明白，都不知道该怎么翻。
这件事、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林鸣的心。用他的话说：“外国公司的技术保护、技术壁垒与技术歧视，更激发了我自主创新的决心。在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放开手脚，勇于创新，诞生的新技术多达64项，包括深埋沉管、快速成岛、隧道基础、工厂法预制沉管、外海深槽沉管安装等一系列的工程难题，中国人从追在别人的后面跟跑，到并列跑，到最后，没想到我们现在还能很快成为领跑者，为世界海底隧道工程提供了新知识、新技术与新样本！这些都是被逼的，心被逼得有时要流泪加流血……”
为了建好港珠澳大桥，林鸣心里经常念叨：国家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了我，这种特大型的工程全世界几乎都没有，如果干砸了，丢的是全体中国人的脸，所以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每天夜晚，熟悉他的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林总总是睡得很少，清晨还要坚持长跑，这习惯无论在珠海、在国内出差，还是在海外，他都从不放弃，一跑就是7年，每一次出发，目标都是10公里。
这怎么可能呢？您不累吗？采访中我挺不理解地问他。但林总的回答让我更加如堕五里雾中：“不这样，我这7年根本就坚持不下来。”
什么逻辑？
“很多思考都是在晨跑中完善的，跑着跑着，主意就出来了，10公里的路也就不知不觉地跑出来了。”林鸣说。
这是个怎样的人？胆识过人？毅力过人？体力也过人？
2016年夏天，《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赵忆宁采访了林鸣，林总告诉她：“桥的价值在于承载，人的价值在于担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需要大国工匠向世界输出精湛的中国制造商品，同样更需要大国工程师，将中国复兴的历史像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一样镌刻在中国的大地！
说得多好啊，林总作为一项超级工程的工程负责人，文采还如此了得！
可是有一天，我在港珠澳大桥工程的人工岛东岛，看到人们正在完成最后的岛面铺装，工人的身后有一条大横幅，写着：担“责”不推，担“难”不怯，担“险”不畏。当时我真不知道工地上所有的口号几乎都是林总想出来的。这些口号包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千人走钢丝”，“毫米级标准”，也包括“劳动者最光荣”，“每一次都是第一次”，“不安全，我不干”——当时我心说这些口号怎么都是大白话，一点也不艺术、不高大上啊？
采访中我问林总，林总告诉我，这些口号很多都是他儿子提醒他的。比如“不安全，我不干”，儿子说“能把你的想法从自己的心里挪到别人的脑袋里去”这是学问，得实事求是，说实话。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连续施工7年，没有出现过一起与质量和安全有关的事故，几千人啊，茫茫大海之上，最开始施工的时候海上根本就没有岛，没有陆地上的简易工棚，人们都吃住在船上，一条船差不多要挤下两百人，睡集装箱。这种条件下的生活和工作，“不安全，我不干”就直接发挥了作用。这句话把工人的生命与工作紧紧地拴在了一起，而不是“安全第一”“坚决杜绝事故”那样的大口号，那些口号高度是有了，但工人视而不见，会觉得与我无关。
看来，作为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的掌舵人，林鸣在管理上还真有他独特的一套。
“我们这一代工程师赶上了国家的好时候，历史赋予了我们特殊的使命，使命怎么完成？一要靠勇气，二要靠对科学的百分百敬畏。”林总一时间很郑重地说。
敬畏？好，林总你终于说到“科学”了。这是一个天然的“气口”，谈话的“气口”，我不会放过，于是我觉得我可以重提“最终接头”了。对，还记得吗？“最终接头”。
“那我可不可以问问，”我话接得很快，“当‘最终接头’安装的时候，17厘米的偏差出现了，大多数人都反对推倒重来，可为什么就您一个人要坚持、要‘精调’、要不留遗憾？在这件事上您没有模糊了‘自信’和‘任性’的边界吧？”这句话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脱口而出”的。
林总笑笑，没在意我的咄咄逼人，还是波澜不惊地说：“那一刻，从我的内心来讲，四年多的研究，这么好的一个设计方案，我是有可能把它做回来的。只不过逆向操作（把沉管放入海底再提起）没有做过，这条路是个新路。”
我说：“听说推倒重来风险之大，可能会毁了整条隧道？你们当时在现场的有一位副总工程师高纪兵，他曾经向我解释过：拖开就有可能造成整个沉管、这个顶推系统出现意外，那样就可能再安不回去。而且很可能永远地也接不上了。这个风险您考虑过吗？”
林总说：“对，有这个可能，但是真的就那样放弃了，就这么认了，我觉得特别不甘心。”
林总告诉我：“当时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真让我泄气。我那时就问（身边）那个管液压的外国专家，非常好的一个法国人，我问他该不该，不是该不该，而是你能不能做，能不能够配合我，液压要配合，这个很重要。”
我问：“他怎么回答？”
林总说：“他说他们研究了一下，然后就告诉我‘液压能行’，不过我说，‘行，怎么行？你要告诉我如何操作，为什么行？’我是这样才最后下的‘精调’的决心。”
哦，是吗？我愿意理解林总，知道他责任在身，分寸必须仔细拿捏。
但“最终接头”到底经历了什么？最后几次“险情”后来我听说差点让林总“功败垂成”。有这事吗？如果有，那我们找机会还得再接着谈！
林总笑笑，没有看透我的心思是不可能的，但他不怕，这条汉子什么都不怕那是名声在外的，这一点我已经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