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书名《大英博物馆日记》（外二种），意思是在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大英博物馆日记》之外，增加了《克里特游记》及《欧游散记》。多次欧游，当然还有其他零散文字，但公开发表过的，就这些了。

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旅行家，只是喜欢旅游的读书人，偶尔写点游记，在我并非驰骋才华，而是立此存照。当然，以学者的眼光“阅读欧洲”并撰写随笔，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我曾提及《大英博物馆日记》:“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努力打破博物馆的封闭性，引入另外两个参照系—作为游览者的我，不仅与博物馆里的万千展品对话，还与此前诸多描述这座博物馆的先贤以及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对话。因此，每则日记的‘附记’部分，并非可有可无。”（参见《如何阅读〈大英博物馆日记〉—答台湾〈野葡萄〉文学杂志社问》, [台北]《野葡萄》第18期，2005年2月）

并非博物馆学家，对英国历史也缺乏深入的了解，我之游览大英博物馆，纯属业余爱好。按理说，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在公众面前指手画脚的。可意想不到的是，我斗胆写出的这册小书，出版后竟大获好评，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还专门制作了长达半小时的专题片《陈平原带您游大英博物馆》。选择这么一个蹩脚的“导游”，当然不是看中其并不丰厚的学识，而是公众比较容易借助此非专业的视角进入这片知识的海洋。2006年首都博物馆举办《世界文明珍宝—大英博物馆之250年藏品展》，邀请我做专题演讲，效果据说很好—想必也是因为贴近大众的阅读水平与观赏趣味吧。

“欧游散记”一辑乃集合之作，并非成于一时。八文均单独发表过，曾收入不再刊行的《走马观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书不再重印了，但当初的自序值得引录：“因缘际会，有了旅途中的小憩，于是，顺手采撷点花草，给自己保留记忆，给朋友提供娱乐。不用说，这些都是‘表面文章’。但在讥笑其‘浮浅’的同时，请体味文章背后的‘得意’—在我看来，对于旅行者来说，这种‘喜气洋洋’的心情格外值得珍惜。”

伦敦之行，我得到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贺麦晓（Michel Hockx）教授的鼎力相助。除了邀我赴英，曾在北大进修过的贺麦晓教授，日后还主持翻译了拙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Touches of History:An Entry into‘May Fourth'China, translated by Michel Hockx, LEIDEN·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这份厚谊更是应当深谢。

整本书中，写作时间最早的实属1996年成文的《小城果然故事多》。除了来去匆匆的瑞典之行（1993年），这是我认真观察欧洲的起点。荷兰莱顿大学会议的组织者还是贺麦晓教授，接下来邀我顺访海德堡大学的是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Wagner）教授。日后，我与瓦格纳教授有许多学术合作的机会，也曾应其邀请到海德堡大学讲学（2000年10—12月）。

撰于1998年的《无法回避的“1968”》，是我所有游记中最满意的。此文可谓“寄托遥深”，但无论史实、见识与情感，均在可控范围内，故显得游刃有余。此次布拉格之行，得益于曾先后任职于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布拉格查理大学的米琳娜（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教授的精心安排。苏军入侵后远走他乡、两年前才回来出任查理大学访问教授的米琳娜，选择这个时间点开会，既表达了自己对于世事变迁的感叹，也希望我们亲身感受“布拉格之春”的永久魅力。此后我们常有学术交流，甚至合作编书（《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012年10月米琳娜教授不幸去世，我曾在《文汇报》上撰文纪念。

希腊克里特岛之行，其实是我2004年春夏在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讲学的插曲。那次巴黎讲学之得以实施，全靠何碧玉（Isabelle Rabut）教授的邀请、安排。除了享受巴黎的春光，观察变化中的欧洲，寻找若干研究资料，再就是顺手写了八则短文。那次讲学的部分文稿，日后由何碧玉教授及其丈夫（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安必诺教授）合作翻译成法文（Sept leçons sur le roman et la culture modernes en Chine, Edited by An-gel Pino and Isabelle Rabut, LEIDEN·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5），这更是此行意料不到的惊喜。

作为学者，我没有能力更多地沉思翰藻，实在很遗憾。在兴高采烈地游览之余，顺便舞弄一下文墨，如此“业余写作”，自然不敢有太多的奢望。当然，若有幸入哪位方家之眼，我会很高兴的。

2016年2月2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