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知识与剑桥故事

2001年8月16日，星期四，晴

下午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还书，顺道转大英博物馆侧门，这样进去方便多了。继续看中国和南亚馆，妻子饶有兴致，说是上回没看够。

印度和南亚部分，此前的知识储备太少，对其宗教精神与艺术风格，只是一知半解。边读说明文字，边欣赏展品，不是好办法，思路不连贯不说，审美趣味也老被考证眼光阻断。记得胡适曾提及其阅读《水浒传》的感受：正看得起劲，忽然历史考据癖打断了文章欣赏（《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在胡先生是因为背景知识太强，很容易被引诱得旁枝逸出；在我则是背景知识不够，想多一些了解，故导致目光分散。看来进博物馆还真有讲究，太熟没有新鲜感，太生则不知所云。

按照这个标准衡量，还是中国的东西“好看”“耐看”。那公元4—7世纪西北一带生产的陶俑，大有以西洋将士为原型者；至于这尊唐三彩，表现卷发黑人儿童的憨态，更是引人注目。读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不难了解开元前后长安胡化之风的盛行；而美国学者谢弗（E. H. Schafer）《唐代的外来文明》（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更提醒我们，唐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此相适应的是，诗人、画家、小说家等也都在其作品中描绘纷至沓来的外国人。虽有若干书面知识，一旦与“黑孩”觌面相逢，还是颇受震撼。遥想当年长安的“国际化程度”，以及唐人的胸襟与气魄，真的无愧“盛唐气象”四字。

眼前这套唐代的玉带，共九块，雕有不同式样的乐师形象，或舞或笙，或锣或鼓，或笛子或筚篥，玲珑剔透，煞是可爱。手头没有“中国音乐史图录”之类著述可供对照，不知此玉带造型是否曾入集。利用青铜器、玉器、石刻、陶瓷、木雕等器物上的人物造型，来帮助考证甚至复原古代生活场景，是一个有趣且有效的方法。可造型艺术的表现题材及风格，大概也像文学一样，很大程度受制于“遗传基因”—再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也都不可能从天而降。如此说来，单从题材或造型来论唐宋、辨明清，有时很危险。这也正是专家眼光与我辈门外汉的最大区别。

那件明代北方所产矢壶，人物及花草均逸笔草草，近乎文人画，不像一般工匠所为。说明文字介绍了投壶游戏的规则。可说实话，我怀疑外国人看了如此简要的叙述，能否明白投壶古礼在古代中国的重要性。宴会上，宾主依次用矢投向壶心，以决胜负，负者受罚饮酒。如果只是一般的游戏倒也罢了，问题在于，“投壶视诸戏最为古雅”（谢肇淛《五杂俎》），历来被赋予太多礼乐教化的意味。一说到“投壶”，中国读书人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礼记·投壶》里郑玄的注：“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此等投壶古礼，到了民国年间，早已名存实亡。1926年，盘踞东南五省的军阀孙传芳，为了“发扬文化”“修明礼乐”，在南京大张旗鼓地提倡“投壶新仪”。此举明显是对着五四新文化而来，难怪鲁迅对其师章太炎出面主持“投壶”很不以为然。我最初是读鲁迅的《趋时和复古》，方才注意到此“投壶新仪”的。翻阅各种考古及美术图册，可大致了解这“古已有之”的器物；但真正让我明白其游戏规则的，却是明人王圻、王思义编集的《三才图会》。其中的“投壶式图”告诉我们，从“有初”到“败壶”共二十式，各有各的说法。一如今天的打麻将或行酒令，输赢固然要讲，但“说法”似乎更重要，因趣味之高低正系于此。

墙上所挂大幅木雕，远远望去，一口咬定是来自潮州；别的不敢说，潮州木雕中的镂空雕刻，配上五彩饰金，自信还是能够辨认的。小时候曾多次参观工艺美术展览（那是学校组织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们对家乡的热爱），长大后又耳濡目染，对潮州的木雕、刺绣、陶瓷等工艺品，略有感觉。妻子不太相信我的眼力，还嘲笑此乃“谁不夸俺家乡好”。走上前去，读说明文字，可惜语焉不详：此木雕18世纪末19世纪初来自广东。如此娴熟的通雕手法，加上老幼皆知的薛仁贵故事，应该就是我们家乡的。可妻子说，中国的瓷器、石刻、木雕等取材戏曲故事的，比比皆是，你以为就你们潮州人知道薛仁贵？末后还来个激将法：回家好好补补课，下回逛博物馆见到潮州的宝贝，才能更加理直气壮。此件木雕是从剑桥大学美术馆借来的，恰好明天我们要去剑桥大学，也算有缘。

在这么多先秦或唐宋的器物中间，夹杂一张当代作品，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仔细想想，设计者或许是为了强调中华文明从古至今一脉相承，不可能像介绍埃及或亚述那样中间打住。可即便希望兼及当代中国人的民间习俗与宗教信仰，似乎也不该以如此“搞笑”性质的冥币为代表。冥币的制作与使用，20世纪50年代后在大陆基本绝迹；可近年“死灰复燃”，私下里的印刷与销售，颇为兴盛。之所以说这张1985年入藏的冥币有点不伦不类，是因其面额五千美金，且由“地狱银行”负责发行；冥币正面图案是带有民族风格的大屋顶建筑，右边写着“行长 玉皇”，左边则是“副行长 阎罗”。我怀疑此乃伦敦或纽约“中国城”里哪位先生的“杰作”，因如果在大陆“流通”，没必要弄成美金，那样兑换起来很麻烦。当然，也有可能是香港或台湾的产品，那里的民众对美金更熟悉，也更欣赏。

夜读萧乾《负笈剑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和《徐志摩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算是为明天的访问做准备。拜读二位作家对于剑桥的介绍，第一印象是：徐给我想象的空间，萧给我必要的常识。

许多中国人之所以喜欢就读或访问剑桥大学，我相信，很大程度上是受徐志摩诗文的诱惑：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如此《再别康桥》，不知迷倒过多少有浪漫情怀的读书人。可作为“旅行指南”，只讲“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实在不合适。徐君此前所撰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倒是提供了若干有用的信息，比如康河各段的特点，沿河两岸四季常青的草坪，几个蜚声世界的学院的建筑，还有康河上划船的经验，等等。当然，最感人的，还是诗人“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的自我表白：

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静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适情更适性的消遣吗？

 

我承认，如此读书，很适性，也很抒情，可不一定非在剑桥不可。诗人敏感到剑桥自然的美，可忽略了大学主要乃获取知识的场所。一年半时间里，诗人很少听课或泡图书馆，对于这所著名学府不太浪漫的一面（比如对于知识的艰苦探寻），徐君明显缺乏必要的了解与同情。

萧乾的长文《负笈剑桥》初刊于1984年5月的《文汇月刊》，后收入三联书店1987年版《负笈剑桥》，是其四十年后重返剑桥时所撰随笔。作者当过多年记者，知道怎么写才有信息量，文中抒情笔墨不多，夹叙夹议，在追忆自家留学生涯的同时，着意介绍这所大学的历史、建制、风景、学术特点以及学生的课外活动等。正因其隐含着为国内大学提供借鉴这一写作目的，谈及剑桥有个好传统，“对来旁听的学生总是敞开大门”时，加了个括号，说明“有如民国初年的北大”；提到剑桥有大学评议会，但实权分别掌握在各学院手中时，又补充一句：“在这一点上，也许还近似抗战时期我们的西南联大。”没有照抄旅游指南或大学简史，而是在叙述自家经历或表达感想时，不失时机地穿插相关资料。对于渴望了解剑桥大学风貌的读者来说，《负笈剑桥》虽没有徐文洒脱，却比徐文更有用。毕竟是在图书馆里泡了整两年，积极准备撰写关于英国小说的学位论文，萧乾对大学学制等方面的了解，明显在徐志摩之上。

事前事后，拜读过不少关于剑桥大学的文字，其中不乏精彩者；但如果让我推荐，最合适的，还是徐、萧二文。我敢担保，徐、萧二文能让读者在最短时间里对这所大学有大致的印象；只是还得补充一句，阅读时二文不可偏废。

有趣的是，徐、萧二文都提到康河划船。萧称自己不会游泳，只试了一回，“船身摇摆得难以控制，几乎跌下去，就再也不敢来了”；徐则屡败屡战，“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来悠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捣乱了”。这正是诗人可爱之处，毫不理会旁人的讥讽以及“不出声的绉眉”，只顾沉醉在自己空灵而温馨的“康桥世界”里。

附记：

 

曾朴《孽海花》第二十回写众人为李纯客贺寿，其中有涉及投壶者，引录于此，可见清末京城文人对此雅戏的态度：

 

说话未了，忽从微风中吹来一阵笑语声，一个说：“我投了个双骁，比你的贯耳高得多哩！”一个道：“让我再投个双贯耳你看。”小燕道：“咦，谁在那里投壶？”筱亭道：“除了剑云，谁高兴干那个！”扈桥就飞步抢上去道：“我倒没玩过这个，且去看来。”……

廊底下，果然见姜剑云卷起双袖，叉着手半靠在栏杆上，看着一个十五六岁的活泼少年，手执一枝竹箭，离着个有耳的铜瓶五步地，直躬敛容的立着，正要投哩。恰好扈桥喘吁吁地跑来喊道：“好呀，你们做这样雅戏，也不叫我玩玩！”说着，就在那少年手里夺了竹箭，顺手一掷，早抛出五六丈之外。

此时纯客及众人已进来，见了哄然大笑。纯客道：“蠢儿！这个把戏，那里是粗心浮气弄得来的！”

 

2002年3月2日《北京日报》上有一则报道，题为《清明未至，50吨冥币进京城》，文章意在强调“加强进京道路的检查力度，争取把冥币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堵在京城外面”的必要性，可同时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冥币在当代中国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也凸显了一个难题，冥币作为很能体现中国人趣味的民俗资料，确实有资格进入博物馆；可博物馆里的精彩展品，若在现实生活中复活，则麻烦多多。如何区分“知识传授”与“价值评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