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破除改革预设，迎接变革时代
——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问[20]
一、顶层设计与改革挑战
《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2012年“两会”主题定在改革方法论上，“改革”将是贯穿整个“两会”报道的一个主线。改革共识，是我们想重点请教您的一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现在对改革还没有达成共识，即使你有政策、有文件也执行不下去。据此要问，改革共识来自什么地方？如何达成？高层怎么在利益分化很厉害的情况下达成共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顶层设计，是否应该给大家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比如说，这几年在经济领域里面哪些目标有希望达成，过几年、十几年，政治改革要达成哪些目标，执政党是否应该给大家一个清晰的预期？
任剑涛：我首先把改革共识问题做一个正反两面的处理。正面处理是，达成改革共识的极端重要性，已经变成了一个面对改革的共识了。其积极意义在于，它是一个象征：大家都意识到必须改革，现状是令人不满的。左派不满现状，是因为改革不符合他们所期待的社会主义理念；右派不满现状，是觉得改革不符合他们期待的市场经济范式。实际上，产生这样的分裂，既来自左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辨认不够，也来自右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性”不足表示不满。今天，中国社会要达成改革共识，肯定只能是分裂性的共识。
所谓分裂性共识，就是大家都赞同必须改革，但改革的目标取向不同。其实，这是改革以来共识的基本态势。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讲到，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重要文件，就是分裂性共识的体现。在启动市场经济时，就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重要决策者陈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辨认就不同，陈云辨认出的主要是社会主义，而邓小平辨认出的主要是市场经济。就此而言，中国的改革成就主要印证的是社会主义改革落定在市场经济上的成功。
分裂性共识，似乎是一个悖谬的说法。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不是因为大家对这一经济形态有共识在先，而是大家暂时放下刚性的价值主张，达成并不吻合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妥协。可见，达成共识，是个妥协的结果，而这个妥协的结果，需要以“不争论”来维持；一旦争论，这个共识是无法维持的。
重建改革共识，需要在左右两派，尤其是极左、极右的两端之间，以中左和中右为基准，以严格的中间派——没有多大立场的技术官僚派为接受尺度，确立起基本共识。这样的共识，一定需要找到一个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有涵盖力的总体概念、总体制度。这样的理念，在目前还没有凸显出来。正因为没有凸显，便需要将共识付诸争辩，一者共同肯定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二者寻求可以共同接受的改革议题。
需要指出的是，左右各派都已经很难回到长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识上去了。那个共识，通过三十几年的发展，已经耗尽了它的共识资源：左派似乎看不到这一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内涵，而右派似乎瞧不出这一经济形态的市场取向。可以说那个共识，已经解决了它要解决的问题，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它的命题逻辑内涵已经穷尽了，制度开发已经终结了。因此，像有些学者那样主张回到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的政治决议上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左派要回到他们的社会主义，右派要回到他们的市场经济，但两者的起点逻辑、运行状态与终点指向，都大相径庭。
追忆起来，邓小平这样的改革领袖能够把两个互相矛盾的东西统纳起来，促成一个妥协性共识，让有各种价值偏好的人共同认可他的立场，是了不起的。而今天，我们得坦率承认，颠覆这个共识的，不是哪个理论流派，而是我们的时代处境。
当前官、学双方都在热烈推崇共识论，这实际上是个有待推敲的命题。因为，在中国如何推进深度改革的命题下，一切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比如棘手的产权问题，都已经是政治问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不断的颠簸中，既以持续的GDP增长证明了它的实用性，也以政治与经济的含混取向耗尽了各家各派的认同感。正是这样的经济社会运行态势，让政治问题凸显出来。但谁都知道，政治上达成共识的难度非常之大。中左、中右，极左、极右，技术骑墙派，各自的价值偏好、制度选择，从来都聚讼不下。在没有经过实践推进与理论和平争辩的情况下，就想有共识，实在想得过于简单了。
基于左、右两派之间难以调和的分歧，我们必须假设，共识问题是一个有待推敲的命题。以之为出发点，可以处理在分裂的价值偏好下如何改革的问题。这个命题凸显出来以后，人们必须正视三大挑战：
第一，很难达成价值的统一立场，而在全民的核心价值还含混不清的情况下，各自陈述自己的价值偏好和愿望，便是一种难以改变的思想状况。这个时候，人们只能在多元的价值偏好下，寻求具体做法上的突破。虽然权力可以强行达成共识，但这种共识一定会遭遇人们内心的抗拒。在当下，我们不应再缅怀20世纪80年代那种所谓的改革共识。尽管邓小平当时施加的权力化改革共识，是改革的必要动力，甚至是决定性条件，但那种共识已经时过境迁。
《21世纪》：但是好多学者都希望权威人物能够凝聚这样的共识。
任剑涛：中国的部分学者对多元社会的到来缺乏真正的心理准备，缺乏价值上的自觉意识。因此，他们对一个分裂的共识基础上展开的改革，缺乏理念储备不说，甚至不愿正视这样的共识处境。这对官方、对学者、对民间都是重大的挑战。面对一个多元社会，人们怎么去正当地行动？这是人们内心必须自我给出答案的重大问题，而不是一个权威人物可以给定我们一个现成答案的问题。
第二个挑战是，我们要批评性地思考“顶层设计”问题。对“顶层设计”，必须避免两大误会：其一，所谓“顶层设计”，不是国家顶层领导的设计而是关乎整个改革的总体性设计。其二，所谓“顶层设计”，不是某一个人拿出来，大家都认同、欢呼的改革方案，而是各自都提出自己的、有价值偏好的顶层设计，然后在竞争当中逐渐凸显引导改革走向的优势。
《21世纪》：各自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好像不太现实。
任剑涛：其实，各方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中左、中右，极左、极右各方，早就提出了他们的方案。不是各方没有提出方案，而是说各自提出的方案是否有效，需要通过竞争来检验。这才是关键问题。
《21世纪》：竞争由谁来拍板呢？
任剑涛：不用谁来拍板。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由实践有效性来显示某种方案的效用就可以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经济学家们提供了种种方案。积极财政政策、消极财政政策，量化宽松、量化紧张，银根紧缩、银根宽松等方案，纷纷出台。这些方案，最后没有一个绝对胜出，都在经济政策的选择性过程中，在某一方面发挥其作用。但不同的竞争性方案，对中国走出危机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可见，培育一个思想市场，对形成健全的经济政策多么重要。
在政治上，也早就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诸如党代表常任制、镇委书记直选制、县委书记竞选制等，一人一票制、一人两票制也在实践中尝试过。人们一定要相信，只要改革需要，各种富有竞争力的改革方案，总会顺势而出的。
《21世纪》：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对这个事情有类似的评价——现在地方上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创新行为，不过现在的创新行为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创新行为可以拷贝到很多地方去，现在是没法拷贝，而且别的地方不愿意接受你的拷贝。
任剑涛：对，这就是多元时代的改革状态。人们拒绝将一个典范施加给全国的做派。只要落实因地制宜、区域自治，各地自然会发现最适应本地区需要的改革方案。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仅凭中央的统一意志是无法得到很好治理的。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权力一贯到底，这造成了中央地方关系的“猫捉老鼠”态势，地方总是跟中央玩捉迷藏的游戏，以保护地方利益。为了让中央地方权限有效划分，中国一定要借鉴联邦制的有效做法，促使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寻求适合自己地区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各省、各市尤其是具有独立立法权的省市，都有权力根据本地的特殊性，制定和执行适合本地需要的地方法规，并且在此基础上，按照自己地方的特殊情况制定相关政策。这样的政策，即使具有示范性，也是无法拷贝的。因为适用于一个地方的政策，一旦超出地方范围，就部分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即使想仿照这一政策来改进另一个地方的发展状态，也需要对准备拷贝的政策进行大幅度的再创制。幅员辽阔的中国，各地的条件和背景相差太大，发展水平太悬殊，基于国内具体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地缘文化都不一样，因此，需要把顶层设计定位为多元竞争性的设计，以此呈现各自的优势。整个三十多年改革的重大误区，是把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登高一呼的改革、中央的统一意志与单一制，作为改革的预设。这是今天中国改革应该反思的进路。而一些理论家似乎走不出这一误区，一谈改革，便将之奉为圭臬。
《21世纪》：他们是因为站在那个年代成功的先例上来看待这种路径的。
任剑涛：可以这么说。一批影响不小的60后学者，包括郑永年等，都将英雄式的改革视为中国改革的预设。我也曾经承诺这种预设。但是，随着中国改革深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思想世界已经浮现在人们面前，这对中国筹划下一步的改革具有挑战性。在这样的思想局面中，改革的顶层设计，将不再是一元化的建构，而是一种多元竞争的促动。
《21世纪》：但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是还该继承下来？
任剑涛：基本的东西早就沉淀为改革的精神。这些东西，不来自顶层设计，而来自自然浮现。譬如，市场竞争浮现出的竞争意识、价格机制，就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经济推行的过程中，由人们的行为习惯变迁自然成就的。人人皆知，20世纪80年代过价格关的时候，涨价、跌价，多么挑激人心；但在今天，涨价、跌价，大家不会再像那个年代那样惊慌失措。
《21世纪》：但是资源价格的定价还在政府手里。
任剑涛：资源价格定价权确实是在国家手里，这也许是资源的战略性注定的。但实际上，政府必须让渡资源价格的社会市场交易权。譬如，民间为什么就不能经营资源、能源呢？这就有点跟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这种做法，政府必须突破。但这不需要顶层设计，是要从具体问题上突破。一个拒绝竞争、垄断价格的机制，就是扰乱市场的机制，这样的市场经济搞不下去。这个道理再浅显不过了。
中国今天的改革，已经深入社会领域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犹如启动市场经济时期凸显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一样，变得重要起来。不必经过什么论证，人们诉诸常识就会知道，国家必须给社会组织、公益组织依法登记的权利，按社会的逻辑使之有效运转起来。如果国家总是强制性地管理社会，社会迟早会因为长期的紧张而崩溃。执政党唯有将统治权改变为治理权，才能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并夯实政治基础。
至于社会文化领域，国家必须接受多元化文化的现实。在依宪执政的情况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有了保障，多元化文化局面的出现，属于必然。在这个情况下，人们理性地向宪法负责就行了。所谓宪法爱国主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执政党必须承诺密尔阐述自由时提出的伤害原则：以不伤害别人的原则确定自由的精神，自然，这一原则让别人也无权伤害你。密尔原则，实际上既是一个捍卫自由的底线原则，又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组织原则。
《21世纪》：其实您说的顶层设计内涵一个基本原则。
任剑涛：对，说到底，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要凸显宪制政体的基本制度地位，这是中国的改革要努力实现的基本政治目标。所谓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处理的问题就是权力要不要规范。国家权力要不要规范的问题，就是一个从王立军事件到薄熙来事件避免得了还是避免不了的问题，就是一个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擅权与腐败的问题会不会重复出现的问题。在一个不依规范运作的权力体制中，那些具有政治运作能力的人，因不能以合理的规则胜出，便只有以“强出头”的方式追名逐利——其能力越强，自尊心就越强，自主性也就越强，最后只好以“野心家”的面貌来呈现争权夺利的姿态。这就使政治运转呈现出一种混乱不堪的状态。因此，设定一种保障秩序的宪制秩序，让人们在规则内自由地表现政治上的个性、政治上的技巧，反而有利于化解权力挑战和颠覆秩序的威胁。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顶层设计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21世纪》：第三个挑战是什么？
第三个挑战，是社会秩序的重建。当下的人们缺乏心理准备的，是对权力本身的威胁性和对日常生活秩序的威胁性交叠出现。对整个社会发展来讲，改革总是具有风险的。这种风险的低端表现，在经济领域是价格波动等可抗形式；在公民基本权利领域显现为尊不尊重公民财产权，并以之解决拆迁问题；在社会领域里则体现为自由流动与向上流动是否尽如人意等；在文化领域里体现为国家如何满足个人的偏好，譬如让喜欢流行音乐、西洋美声的人各得其所。
改革风险的高端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在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价值动荡、秩序动荡，人们因此可能对深度改革心怀畏惧。这样的畏惧心理，不单官方有，民间也有。人们生怕具有风险的改革断送了已经习以为常的小康生活。实际上，现代生活的风险性特点本是常识，只不过人们心理上不太情愿接受。对当下中国来讲，民众一定要搞清楚，三十多年经济的持续增长已经难以为继，进入经济困难状态甚或遭受严寒打击，恐怕都不会是意外。单纯的进步主义幻想，让普通公民心里对周期性发展的准备显得严重不足。须知，繁荣——停滞——危机——复苏始终轮回的社会发展状态，是人们必须承受的发展常态。
二、改革的周期、代价与突破
《21世纪》：您的意思是说中国将会遭遇不可避免的经济社会发展周期？
任剑涛：不可避免！
《21世纪》：但是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周其仁等都在说，如果改革能够推进下去的话，再有二三十年的繁荣是可以预期的。
任剑涛：经济学家的乐观有时候显得很可爱。我觉得，林毅夫、周其仁的乐观判断，值得商榷。经济学家们常常不太考虑经济发展的政治牵绊。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严重缺乏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兴趣，对法律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很低，他们几乎只是通过一些表面数据就开始断言经济发展前景。他们没有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那种政治学功夫，因此很多预测显得有些不靠谱。
《21世纪》：这批学者从他们的教育背景来看的话，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局限。
任剑涛：他们的教育背景与他们的经济研究结论恰相反对，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留学运动一直存在的一个悖谬现象。我的《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一书，就专门分析了英、美、德、法、日、俄六国的中国留学生在现代知识与现代建国上的悖谬反应。他们留学的国家，除了俄、日，都基本确立了宪政体制，学校的政治思维下降了，流行的是技术思维。这样的教育体制，让留学生无法很好掌握现代建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无法准确理解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因此，很容易欣赏日、俄那种迅速崛起的国家建构进路，从而在中国倡导一种至上的国家权力主导的发展模式，以为只要国家权力方面下定决心，一切发展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落到经济发展本身的人性局限、制度局限与行动局限上必然体现出来的经济周期，完全不在他们的关注视野之内。强国家似乎就是经济不间断发展的唯一保证。这样的结论，其可靠性自然是令人怀疑的。
《21世纪》：中国进入一个经济周期的缓进阶段，舆论导向确实重要，实在需要促使公众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
任剑涛：官民双方都需要做好应对经济周期的心理准备。与此同时，在推进中国改革的进程中，还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关系。经济发展总是处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畸形状态，固然是不正常的；但超越经济发展的阶段，一个劲儿推高福利待遇，也是相当成问题的。从自由与平等两个现代基本价值的角度看，人们当然有理由同时要求落实自由权利与福利待遇。但其中实际能够落实的，或者说当下中国最紧缺的，是基本的自由和底线的福利，中国还没有资格成为福利国家。这倒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放纵国家权力，忽视福利、蔑视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循序推进的国家建构中，稳步坐实公民自由权与福利权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经验，堪值借鉴。西方的福利国家建构，是在1945年才全面铺开的。英国人先行一步，1601年就制定了《济贫法》，但主要是强制接受济贫的人从事繁重劳动。直到20世纪，英国人才真正实施社会保险基础上的济贫。这就是为贫困者兜底的福利性救济了。真正实行高福利的社会，是北欧几个国家，那是建立在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上，以经济高度发达、税收无比高企才构筑起来的高福利社会。似乎在北欧那种社会民主主义政体之外的国家，很难实行同样的福利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行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走向共同富裕”的政策。不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看起来特别艰难。因为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治穷，是相对容易做到的事情；但在社会总财富量不大的情况下，要做到共同富裕，谈何容易——要么国家必须以极其高昂的税收，实行再次分配；要么先富者慷慨解囊，赈济贫弱。这两种方式都很难推展开来。如果说后者是个社会领域的相互救济的话，前者乃是国家权力作为的方式。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是很难做到自觉自愿地救穷扶困的，虽然公平的口号一直叫得很响。
《21世纪》：这也是一种打左灯向右转。
任剑涛：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存在。给农民一个城市身份，便将他们的土地权利剥夺掉了。城市居民的权利也不太受尊重，强行拆迁所获得的补贴，完全不足以补偿因动拆造成的损失。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人总是以一些左的大词，将这些右的做法包装起来，以至于人们无法准确辨认公民的自由权利到底有没有受到尊重。这造成左右两派人士的一时失语：左派没办法搞懂，社会主义的福利寄托在何处；右派无法明白，公民权利依托于什么。
《21世纪》：其实，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希望对现实进行符合自己立场的解释。
任剑涛：对。在中国改革的胶着期，即进退失据的特殊时期，向左的回流与向右的前行，都变得十分困难。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优劣之争，就很好地显示出中国改革进入一个困难时期的窘迫境况。左派不出意料地将重庆模式赞许为共同富裕的模式，而将广东模式视为糟糕的资本主义道路。与之相反，右派对重庆模式嗤之以鼻，以为那是典型的毛式“文化大革命”做派，反过来对广东模式颇多赞赏，以为广东挺住困难，进行改革，必将走向现代纵深境地。其实，两者都是过渡体制，都无法将之明确归入规范的现代体系。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各方达成高度一致的改革共识，可能只是一种幻想。中国的深度改革，确实存在上述三种挑战。此外，应对挑战，可能会付出不低的代价。基于此，我想指出，在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积极筹划的同时，还需要做好一些必要的消极准备工作。
《21世纪》：做好消极的准备工作？对一个国家来讲，承受改革代价，会有一个承受幅度或者说底线。如果按照中国度过发展周期的理想设计，是不是超过了中国目前能承受的代价？
任剑涛：“代价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下一步改革面临的第四个挑战。什么叫改革的代价？就是在改革中失大于得的付出。严格说来，中国的改革还没有付出过高昂代价。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国的得失相较，得远远大过失。但如果我们拒绝推进改革，现阶段已经开始显现的起码三个代价将更加醒目地呈现出来。
第一是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的社会崩溃的代价。这个代价，大家都有所体验，不过体验深浅不同。因为社会是个分散空间，分散个体的体会自然有很大差异。但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已经出现加速崩溃的迹象。对此，只有通过社会的偶发性事件来认识，三聚氰胺事件、苏丹红事件、小悦悦事件等，都是分散事件，大家会把它当个案来处理。但总归起来看，便可以让人得出一个像孙立平那样的结论，中国社会越来越缺乏共识、缺乏共同价值信念、缺乏道德感。
第二是正式制度体系应对能力的弱化甚至失效。王立军、薄熙来等一系列事件不得不引起人们思考，制度轨道里再出现相关的黑幕或者灰幕，我们现有的制度体系如何来应对？改革开放催生了政治利益的多元化以及竞争性状态，但既定正式制度体系缺少变化和改革，因此其政治整合功能明显下降，非正式规则开始支配正式制度体系，危机就变得很近。
第三是价值世界崩溃的最沉重代价。今天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信念，台上显见的右派的信念是利益，活跃左派的信念是权力——被人憎恶的右派代表是坚定支持市场的经济学家，他们言中除开利益，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表达中国改革走向的辞藻；而极左派，大都是一些被高层权力边缘化了的失意人士，他们总是期望国家实行左倾政策。左右派相互之间的批评背后，虽然都有一些信念的成分，但实际上这些信念多半已经成为攻击的手段。两者间完全无法兼容、妥协的现状所意涵的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崩溃，才是其映现出的残酷事实。
《21世纪》：您刚才提到改革面临的三个挑战，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任剑涛：比较而言，前两个挑战都促成深度改革的正面准备，让人们对多元价值、多元竞争做好心理准备，其积极的导向，差可安慰人心。最大的挑战在于第三个，这也是今天中国改革需要突破的最大困境之一，就是对改革失败的担忧太强烈，以至于不愿意推进任何改革，以为任何改革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的可怕后果。满盘皆输，就是人们常说的崩盘。我认为改革不会导致崩盘。即便崩盘，也不见得彻底丧失秩序。如果人们没有应对这样一种政治危局和社会危局的心理准备，就不足以筹划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我的言说，背后其实有两个预设：
第一个预设是，再混乱的国家也会有保底秩序，这个保底秩序，绝对不会使社会泛滥丛林规则。对此，也许很多人会反驳我，因为这样的思考是一种纯粹政治学的思考，一种基于政治社会自发秩序的思考。但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按道德来思考政治的。基于纯粹政治的思考，是一种不忧惧政治动荡的思考。一种建立在德性基础上的政治思考，总是将道德之剑悬在政治之上，以一种维持道德秩序的心态看待政治生活，东担忧、西疑虑，结果常常是，避免动荡的善心导致秩序丧失的结果。
近代中国不是没有经历过丧失政治秩序的动荡。但即使乱到北洋军阀时代，中央权力机构都是南北二元的，北方权力机构内部也混乱不堪，但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并没有跟着混乱起来。倒是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设计德性化的秩序的时候，祭出了专制的秘杀器，反而将中国推向了健全现代政治的反面。中国政治走向专制，一帮道德热情高涨的知识分子要负很大责任。有必要从政治的特定角度指出，政治越混乱，越需要诉诸公民的良心判断。德性在政治背后总是运转着的。不要指望德性先于政治发挥作用，那是一种反政治的思维定式。
《21世纪》：第二个预设是？
任剑涛：第二个预设是，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很迅速的。前一个预设，假定政治秩序崩溃，还可以保有底线的秩序性，不至于陷入人吃人的惨烈状态。因为在惨烈的政治逐利中，政治精英忙着重建权力主导的政治秩序，结果社会秩序的自我修复空间就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流发展契机也就浮现出来。一个社会乱到不得了，似乎流行的是丛林规则。其实，丛林规则是个逻辑假设，从来不会成为现实社会状况。因为，社会领域自有一套秩序建构的原生机制，只要政治之手不对之加以摧毁，或者无暇去加以摧毁，它就会以自生自发的秩序，替代失败了的人为秩序。
严格说来，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需要三大领域的同时突破。
第一，政治权力来源问题的突破。这是现代建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现代建国必须处理三个棘手的问题：一是授权机制的正当化，二是权力交接的和平化，三是领导人选择的理性化。这三个问题处理得好，就表明一个国家进入了现代化行列；处理不好这三个问题，一个国家就会徘徊彷徨于现代大门之外。中国也不例外。当前，执政党有8000万之众的党员，党内如何借助现代民主制度，过上一种正常的政党政治生活，已经是一大挑战；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更是政治改革重大而棘手的问题。不管顶层设计的主观预期是什么，设计效能如何，唯有解决好权力的合理来源问题，顶层设计才真正谈得上有效。
第二，经济领域的改革不再是市场价格机制的微观引入，而在于宏观经济的控制机制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所以没有走上苏东崩溃之途，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微观价格计算领域，完整引入了价格机制；而苏东在经济领域引入微观价格机制之后，主要着重的是对工人进行激励，它们根本还没有启动国有企业转制、冗员下岗的问题——这在意识形态上太难突破。
不过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中国经济在微观领域里的计算，总是以国有资产的绝对增值和赢利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度推进就出现了障碍：国有垄断经济机构是不太遵守市场规则的，民营经济的空间非常逼仄。由此催生的形式上国有、实际上“民”有的畸形经济，成为阻碍中国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这时便需要解决一个产权突破的问题。那些国有企业的家族经营变成了经济领域改革的首要问题，不打破权贵经济屏障，中国经济很难再往前发展。
第三，在社会领域里，必须充分给予社会自组织空间，进而建构起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相互修补机制。这是执政党社会管理改革要处理的最核心的问题。不处理好这样的问题，社会管理改革注定是失败的。一些地方，在社会管理改革上将原来的综治委变成一个社管委，以为这就是社会管理改革。社会管理改革岂止是政府机构名称的变动而已。只要国家还在控制社会，这种思维下连“社会”都无法存在，遑论“社会”管理？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核心命题，是公民自主、自治、自律。这三者是一种递进性的关系：首先需要落实公民自主的空间，他们才会有一种自治的能力，并且在自治中，公民逐渐知晓什么叫自律。因为公民只有在日常生活的试错中确立其是非对错的界限，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意思。公民的社会行动边界，在其日常生活的所得所失之间逐渐凸显出来，促使他们逐渐明白生活的基本哲理、德性的基本要领、善恶是非的主要界限。当国家权力把公民捆绑起来的时候，公民在社会生活中走一步路都由国家搀扶着，那他们就只能迈出高度一致化的国家步履，一旦国家抽身，或者国家来不及时时处处搀扶公民行走，他们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迈出符合规范的个人步履了。这样的社会，随时随地会随着国家的崩溃而同时崩溃。这是现代国家最严重的灾难性崩溃，即国家权力崩溃，社会跟着崩溃，整个陷入可怕的丛林状态。中国的改革，从底线上讲，就是要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灾难性崩溃。
中国的改革还需要第四个大的突破，就是价值世界的重建。价值世界的重建，不在于官方施加给社会以核心价值，布局行动，而更依赖于公民们自己的道德感的重建。在长期的国家权力强制背景下，个体的道德自主性被国家权力意志所严重抑制。因此，要重建中国的价值世界，首先需要留给个人以德性判断与行为抉择的空间。在这中间，反思国家强力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适当留给公民个人价值以空间，是非常重要的转变：因为个人优先的价值观把道德责任放在自己个人肩上；而集体优先的价值观，把道德责任推诿于所过的群体生活，容易促成一种个人免除道德负担的投机心理。
三、改革的动力机制
《21世纪》：那么，在您认为上下对改革心怀一种畏惧的情况下，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任剑涛：首先，对改革处境足够危险的状态不要只是心怀畏惧。其次，需要明确一点，所谓的改革动力说，是个伪命题。因为改革从来不缺乏动力。在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改革动力来自执政党高层精英，我们就觉得这样的改革动力好像很充分。其实，这是因为我们预设了一个改革的精英主义导向。今天中国改革的动力其实也很强劲，只不过这样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领域。改革动力机制，就此有一个明显的转换。
从社会的角度看，推动改革的社会动力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呢？从负面看，每年20万起的群体性事件表明，社会对权力部门的迟缓动作，早已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中国社会有“仇官、仇富、仇警”的“三仇”之说，一个仇恨国家权力、精英居民和暴力机关的社会，国家若不及时启动改革，以便协调两者间的关系，这个国家就会陷入无法自我克制的危机状态，这还不表明改革的动力？推动中国进行深度改革的动力之强大，有时候简直让人心生忧惧。中国的改革动力不足完全是个伪命题。现在是深厚的社会动力、强大的社会动力、现实的社会动力，比20世纪80年代改革仅仅基于经济动力要强得多，只不过这种动力被外在的力量压制了。
《21世纪》：但这个动力似乎不足以直接推动改革？
任剑涛：不是不足以直接推动改革，而是因为你预设了我刚才反驳的条件——只有国家高层精英才能推动改革，似乎只要国家高层领导动念改革，问题就迎刃而解。
《21世纪》：实际上，关于改革一直都有一个危机动力说啊。
任剑涛：危机动力说其实是一个有序动力说。其言说逻辑是，中国有危机了，中央领导依照设定的顺序赶紧改，就会渡过危机。这实际上是种误解。广东“乌坎事件”有什么有序发展、顶层布局吗？完全没有。它就这么突兀地来了，当地政府搞不定，世界几百家媒体在那跟着。那怎么办？当局只好派出高层官员去跟村民谈判。这中间完全没有什么顶层设计。偶发性的改革，一步一步推进，一次一次发展，可以实现最后规范国家权力的改革目标。
《21世纪》：依靠这样的偶发性事件推进改革？！
任剑涛：从直接推进改革上讲，那一定是的。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大家对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有个普遍的误读，以为改革是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登高一呼的结果。我曾经做过一个题为“恩赐或者让渡——论改革开放的动力”的演讲，我解释改革开放的动力，跟主流的政治学、经济学解释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某个人恩赐的，而是执政党面对社会的强烈要求，不得不让渡权力的结果。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就知道，不是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偶发性事件，承包会成为普遍性事件吗？作为农业大省的四川、安徽没粮吃，不承包怎么办？村民的行动反馈为省里的决策，安徽、四川的改革成为全国改革的示范。邓小平在落实改革举措的时候，临门一脚，改革之球，应声入网。这成为此后重要的改革举措的共同特征。
一般而言，人类所有行为，绝对不是先行布局完备，然后再按阶段去推进的。没有历史决定论所预想的那样的事情发生过。当年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都喜出望外，他认为至少得再经过一个八年抗战，才有希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结果仅仅三年，国民党就倒台了。真正理性的人都会承认，改革是偶发性的结果。
《21世纪》：我们看美国建国，《联邦党人文集》似乎对建国的每一个环节都设计得很清楚。
任剑涛：你的解读是需要商榷的。认为联邦党人对美国建国的每一个环节都设计得清清楚楚，那是对联邦党人最大的误会。中国没有翻译与联邦党人的政治主张紧密相关的另一部著作，即《反联邦党人文集》。如果读那本书，人们就会知道，美国建国时期，联邦党人是在高度的政治竞争中逐渐凸显建国进路的，并不是一开始就独占鳌头、独领建国风骚的。
《21世纪》：有反对者，所以联邦党人才一篇篇来解释建国原则？
任剑涛：汇集联邦党人建国思想的《联邦党人文集》，是在报纸上刊登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公众解释建国原则。《反联邦党人文集》在汉语读书界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是对联邦党人与共和主义者的建国主张之间的区别，人们也掉以轻心。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这一帮人，也处在建国方案的竞争状态，美国建国的复杂选择过程，远超一般人的想象。从来不存在一个什么都设计好了的美国建国史，人们没有理由将后期清晰化的美国政治状态，反推为建国初期的状态。但一般人们总是习惯于以一种化约的思维，把复杂的历史缩略化、符号化、象征化。
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一步一步走下来，如果不是由于步鑫生、贝兆汉、袁庚这些人敢冲敢杀，市场经济怎么会成为主流经济形式呢？人们形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喜出望外的结果，大约反映了中国改革的真实状态。现在很多人都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归结为一种必然结果，那是不能成立的说辞。
另一个人人皆知的故事是，深圳的改革开放，起始于深圳宝安领导的悲壮体验。20世纪70年代后期，担任中共宝安县委书记的老革命方苞，眼见宝安民众从深圳河偷渡香港，即便是武警开枪，也阻挡不了民众的逃港潮。他曾经说，这给他带来极大震撼！共产党起来革命，就是为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结果人民在枪口下都要逃亡！任何一个老革命，只要是在现场，都不会不受震撼。正是宝安偷渡这种极具震撼力的场景，一种极其明显的偶然性体验，推动在场的领导者不计一切危险地推动改革。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需要从偶发性中汲取改革的动力，以规范的诉求去推动社会改良。
《21世纪》：是不是需要在现代化普遍价值与国情之间调适呢？
任剑涛：中国的改革，应当由中国国情促成具体做法，普世价值构成改革导向。不要将两者安置在对峙的位置上，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
所谓普世价值是什么呢？法国大革命已经提出来了，马克思主义也予以承诺，这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差别只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主张的是伪自由、伪平等、伪博爱、伪民主、假选举。而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主权的现代核心理念，主张一种人民的真民主、真选举，以求实现真自由、真平等、真博爱。我们曾经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的明确态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少不了现代普世价值中的自由、平等，否则它就会严重偏离现代社会主义的价值基准。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得到规范表达，那一定是普世价值与国家价值都得到相宜处理的结果。
《21世纪》：我听说，每个城市都在提自己的城市精神，各自提完以后再总结归纳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任剑涛：其实完全不必搞得这么复杂。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就三大指标：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文化。围绕这三大目标确定起来的基本价值，也就是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
第一，经济领域里确立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实行市场经济，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微观的价格机制，据此建立严格计算的经济运作形式。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市场价格因素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其能够顺畅运转的先决条件。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遭遇到的最大阻碍，是权力自私、权力自肥的问题。不坐实规范的市场经济，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不是价格因素说了算，经济活动就会陷入不可计算的乱象，结果当然是成本高企，绩效低下。二是在中观领域，要运用现代经济杠杆。比如，对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银行要启用现代金融制度，对投资要动用现代金融规范，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机构要发挥真正的监督作用，俾使现代经济的基本运行制度流畅起来。三是在宏观领域，国家对市场经济不是按主观意志来控制，而是按市场的节奏来进行调整。这样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国情无关，是所有的市场经济都必须无一例外地遵循的机制，正所谓“商品社会的世界性法则”。不管是从普世价值视角观察也好，还是从特殊国情考量也好，市场经济的基本做法，概莫能外。
市场经济对人的自由具有决定性作用。财产自由，是一切自由的物化基础。在洛克申述的三大权利——生命、财产与自由中，财产居于核心的位置。一切试图取消人的自由权利的企图，都对财产权利恨之入骨。拒绝承认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权力建制，只会是一种权贵型经济，即使这样的经济形式可能命名为“市场经济”，但其经济形式绝对是扭曲的，扭曲为权贵控制市场，为自己谋求垄断利益。这样会导致一些权贵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的问题：腐败、社会崩溃、权力混乱等。这是真假市场的连带逻辑，不容小觑。
第二，政治领域里确立现代民主政治的主导地位。不管人们将中国政治命名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是社会主义法治，都必须落定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平台上。民主政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三个：权力的正当来源、权力的和平交接以及理性选拔领导人。至于民主政治的基本机制，一定是一种权力制衡的机制。一切绝对的权力，一定是腐败的权力。未曾分割制衡的权力，不仅会是腐败的权力，也一定是不规范的权力。
解决权力腐败问题，最好是建构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就此而言，社会公众的有力感至关重要。中国现在社会公众普遍感觉自己在权力部门面前很弱小，这对权力的规范化，是一种极为不利的社会政治心理。以群众告状的形式约束权力，是绝对不得法的。只有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行动逻辑中，权利保障和权力腐败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对此，社会主义国家也好，资本主义国家也好，概莫能外。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更加严格地约束权力，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强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旦人民觉得乏力，权利缺乏保障，那就证明权利没有得到平等保护，人们还在受特权者欺压。
第三，在社会领域里塑造公民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公民政治文化，其一，从价值来说，承认精彩纷呈的多元价值主张的正当性。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可能需要一元化，但社会意识形态应该是多元的。政党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怎么区分？国家意识形态跟社会意识形态怎么区分？社会意识形态内部的不同构成侧面发挥的不同社会政治效用怎么区分？这是需要极其慎重对待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在一个简单的政治原则下，“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清晰划分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政党意识形态约束的是党员，国家意识形态整合的是全体公民，社会意识形态是分散公众接受的不同理念。三者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从公民的兜底价值原则角度伸张的基本价值。它一定有最广泛的涵盖力，其内涵越小，外延越大；内涵越大，外延越小。一般而言，权力价值总是试图达到一元化，而权利价值总是以多元面目存在的。国家不能要求普通人都要有政治思维，都要成为政治家，都必须无条件地认同国家倡导的价值理念。当然，说社会领域里价值多元化，并不意味着社会领域不需要相应的价值与制度整合。社会应当成为组织化社会，而不是散沙般的社会。不过这依赖于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权力是急不来的。只要社会自身的整合与修复功能不被击溃，它就能自主地、合序地运转，并且与国家权力理性合作。博爱的精神，就会渗透进社会机制，成为社会自我维持的精神基因。
《21世纪》：公民的政治热情和民主建设之间是不是有直接关系？
任剑涛：当然有关系，这三个领域是彼此联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是互动的，彼此间的影响显而易见。
《21世纪》：如果说，公民只关心柴米油盐呢？
任剑涛：即使公民只关注柴米油盐，也不会有什么不妥。因为他们关注柴米油盐，内含两种意味：一是只关注家里的柴米油盐，二是关注柴米油盐如何生产出来、如何保证自身供给、如何平等享有这些资源——这就是公共问题了。公民关心柴米油盐，绝对不是完全沉浸于私人生活。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资源供给，内含极为丰富的公共意义。一旦从柴米油盐一级一级向上跨越，从日常生活推进到社会领域，从社会领域推进到经济领域，从经济领域推进到政治领域，公民就会生成其明确的政治关注。这样催生的政治关注，不是关注政治领导人，也不是关注为生计忙乎的大众，而是通过柴米油盐关注一个公正的生活秩序。这跟改革精英设计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似乎相去甚远，但实际联系非常紧密。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一切政治秩序就缺乏起码的日常生活土壤，也就缺乏最低限度的生成机制。
上述三个领域同时改进，中国就会逐渐坐实到一个正常化、规范化的状态。这个状态的最后落定，自然是一个磨合的结果，不是哪个领袖人物能够主观给定的。优良的社会政治秩序，总是国家与社会各方相互试探边界，从而渐渐呈现出来的一个有序行为状态。国人长期期望政治领袖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非常简单和及时地解决所有社会政治问题，进入一个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浪漫主义思维。从国家领袖与普通公民两个角度看，国家领袖位高权重，一般而言，可以做到稳重持衡、知行守制。但国家领袖也是凡俗之人，七情六欲也会作用于他。因此，一旦遭遇人所不能控制的特殊情况，抑或是进入人生晚景心情焦躁，他也很难现性控制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就此而言，把一个国家的前途、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完全寄托在一个聪明睿智的领袖人物身上，乃是极其危险的想法。同时，普通民众深陷碎屑的日常生活之中，柴米油盐已经让他们不胜烦恼，哪里有那么多的资源与时间去思考国家发展这类宏大问题。单纯依赖公众推动国家进步，也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幻想。
一个正常的国家秩序，仰赖官民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的各尽其责。究竟官员应当如何履职，才能促使公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是一个官员自己给不出答案的问题。因为民间的品评，才能用以判断他们有否恪尽职守。而民间能恪尽公民职守，在日常琐屑生活之外，还能关注公共事务，形成有力推动国家进步的社会力量，则是敦促公权发挥效能的重要条件。双方的行为边界是需要相互磨合的。从政者的谨言慎行、戒惧戒慎，是其能够履行公共职责的内在条件；公众乐意关注公共事务、盯紧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阻止他们嚣张跋扈，则是保证公共人物具有公心、恪守公德的外部条件。对一个国家的良政善治来讲，两者缺一不可。
在中国，权力的自在独行，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传统。一个人一旦担任领导职位，升迁到一定的级别，往往就开始出现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做派，以为救民于水火乃是天降大任于自己。缺乏对权力的恭谨之心，是绝大多数掌权者的心理定式，也是一般民众面对权力而固化了的心理状态。这对中国的深度改革，尤其是对中国形成大众民主的社会心理是极为不利的。大众民主诉诸政治共同体每一个成员的平等权益、平等担责。政治人物按照约定履行公共权责，从而行使公共权力；公民按照宪法条规，享有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并关注公共事务，恪尽公民职守。双方的积极互动，而不是彼此的消极提防，构成国家运行在民主法治轨道上的强大动力。
处在改革的时代，任何一个人都是改革者。改革者的内心一定要清楚，改革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摸索出来的。对于一个地域广袤、区域间落差甚大、公众构成极为复杂的国家来说，多元化的改革、分裂化的改革、渐进性的改革，是改革的基本处境，是人们去寻求进一步改革的既定出发点。这是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真正需要面对的顶层问题。在改革之前事先设定允许改革或不允许改革的屏障，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苏联和东欧国家当年改革，一遇自己设定的政治屏障，就不战而败、败而溃退，结果，几番改革、几番停顿，逐渐丧失了改革契机，失去了改革机遇，最后只能以国家的崩溃收场。
《21世纪》：那您怎么看现在这个阶段的启蒙与您刚才所讲的政治学、社会学启蒙的作用？
任剑涛：我发表过一篇《启蒙的自我澄清》的文章。我对中国讨论启蒙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含混点做了批评。与人们一般的理解不同，我认定，启蒙的真精神是“有蒙共启”，不是“你蒙我启”。大家都知道，康德给启蒙的定义是“敢于知道”，敢于知道真相也好，敢于知道局限也好，都是强调的“每一个人”不自设障碍、真诚求知的态度。只要是人，我们每一个人就有不同的盲点。人类最初的启蒙，是针对神的蒙蔽，致力于发现人自身的价值；其后，则是针对人自身的启蒙，致力于发现人不断寻求新的认识对自身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人自身的蒙昧，是一个永远无法解除的存在状态。因此，启蒙也就是一项永恒的事业。
启蒙者的自我启蒙和促使别人自我启蒙，便是对“有蒙共启”的一种简明解释。启蒙，不是“我”对“你”、A对B的单线启发过程，而是A对B、B对C、ABC互对的启发，人人都有受蒙蔽的地方，因此，没有人能够自外于启蒙。启蒙，从社会价值的多元冲突看，任何一元，都有所见，也都有所蔽。见者，显其高明；蔽者，显其短拙。没有一个人穷尽真理，其使命只是向人类宣示真理，其存在就是真理的化身。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哲学，在这方面罕有其匹。但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哲学，至今还在建构之中。据此，人们很难将马克思主义置于完美无缺的神龛上膜拜。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更要发展，在发展中才能坚持”。反过来看，作为现代主流的自由主义理论，也有蒙蔽。自由主义的一切设想，都是从财产权出发，但财产权的主体是变动的，财产权似乎就此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权利形式。不是说自由主义对之没有应对，但起码讲，它不得不就此改善自己的理论论证，而无法自置于完美无缺的地位。再者，马克思主义倡导革命，但关键的问题是革命之后怎么办。自由主义倡导改良，但改良的选项穷尽之际，革命招之即来，你如何应对？这类问题的存在，推动现代重要的政治思想流派，以一种反讽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方案。
《21世纪》：这样讲，是不是改革或者说改良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
任剑涛：人类自我改良的时机都不会过去。对志在操权的人和不满现状的人而言，他们总是在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之间，寻求一种双方可以接受、双方认定可行的进取方式。作为现代主流的政治形式，政治民主总是在实践中提升品质的，而不是在完美的设计中期待的。因此，在一种实践理性主导的政治民主与民主化过程中，以此为目标的政治改革，总是存在着机会浮现、得而复失、重新浮出的机遇状态。只要一个国家的人们抓住了其中的一次机遇，就有可能对令人不满的政治现状做出重要改善。
《21世纪》：您的意思是先做起来而不是先设计好？
任剑涛：对，在做之中改善，而不是设计完美之后一步到位。一步到位的完美改革绝对无法期待。
四、正视改革前景的不确定性
《21世纪》：这涉及最后出台的举措谁来拍板的问题？
任剑涛：你所说的改革的最后举措，是指领导人力挽狂澜时提出的改革措施，还是指每一个改革举措出台前的拍板？显然，就前者看，领导人那种挽狂澜于既倒的改革举措，往往是对已经有的改革做法的认可或让渡；就后者看，随机出台的改革举措，多数起于基层的偶然做法，而不是基于必然性的筹谋。
在改革趋向于自觉推进的情况下，改革的多元竞争，就成为常态。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席卷全社会的改革，起初都呈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进而逐渐从无政府状态过渡到初步的秩序状态，最后落定为一种新型秩序。一场全方位的社会改革，指望一个国家领导人推进，盼望他按照现代规范搞一个顶层设计，无疑想得过于天真简单了。因为执政者在没有感受到危机的情况下，从来不会主动改革；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启动改革，多半是昏聩之人的随意妄为。执政者即使意识到危机临近，其改革举措也基本上是对社会已经出现的改革做法的退让、认可或袭用。
一般而言，凡是出自国家高层的改革顶层设计，不管具有怎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胆突破，实际上都限定了改革闸门的升高极限。这样的顶层设计可以大幅度推进改革，但改革要落定在规范的平台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众所周知，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较为规范的现代国家。但英国落定这个国家机制，是多么偶然的事情。即便是临门一脚的英国光荣革命，迎回威廉夫妇，恢复已经被推翻了的王权，从而将君主立宪的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坐实下来，从1215年英国国王与贵族达成《大宪章》算起，到1688年光荣革命，中间英国人经历了多少限权的喜怒哀乐，才坐实了现代宪政民主政体？数百年间的英国改革，有过什么英雄人物登高而呼的顶层设计吗？没有！只要国家权力方面与社会权利方面总体上处在协商妥协的政治态势中，点滴的改良积累，便可以逐渐成就一种现代国家机制。对一个国家来讲，只要想通过和平宁静的改革走到规范国家这一步，一切改革就都是值得期望的了。改革的累积，就会生成革命化的变革结果。
《21世纪》：您推崇的革命不是暴力革命。
任剑涛：那是当然。像深入、和平、宁静的改革转型这样的革命也一定会夹杂有暴力。为我所推崇的革命，最好就是建构和平交接权力机制的政治革命。就此而言，那种仅仅是借助宫廷行动就实现了权力和平转移机制建构的革命，乃是最值得期望、成本极为低廉、应当受大众欢迎的革命形式。
《21世纪》：您这不是提倡阴谋政治吗？
任剑涛：这又不是提倡阴谋政治。不过的确，就人类政治生活而言，是长期依靠宫廷政治方式达成某种政治变局的目的的。即使在现代国家，宫廷斗争也是政治上争权夺利的重要手段。中国的古典政治传统，从政治权力交替的角度看，几乎就是一部接一部的宫廷变局大戏。而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宫廷斗争在整个政治权力的争夺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就更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只不过，大多数国家的宫廷政治，缺少规范政治权力的导向，因此也就缺少建构规范国家权力的伟大意义。如果确立了宫廷政治的现代建国导向，那么宫廷政治就可以成为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政治活动形式。
《21世纪》：但宫廷政变的革命效果没有保证啊，搞来搞去还是老样子。
任剑涛：那倒不一定。我已经指出了，如果宫廷政变仅仅是政变者想窃取国家权力的手段的话，它当然没有什么革命性意义，你没有任何理由对之怀抱哪怕一丝丝希望。这样的宫廷政变，充斥整部人类政治史。但像英国那样，请回被废黜的国王，进入宫廷，行使一种虚君式的象征性权力，成为国家宪政秩序的象征性任务，那还是值得推崇的。因为这样的宫廷政治，代价极小，收获极大，既不流血，甚至于也不用流汗，就最后实现了规范化运作的国家权力建构，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建构现代国家的艰苦努力，就等着一步到位的宫廷政变。这是一种缺乏政治长程观念的短视看法。
《21世纪》：宫廷政治竟然可以有这种价值？！
任剑涛：你小瞧宫廷政治，是因为你预设了理性政治的唯一正当性。其实，政治是远为复杂和精巧的人类高级活动形式。电视剧《纸牌屋》活生生地向人们展示了政治活动的精微之处，展示了政治阴谋和政治制度交互作用的惊心动魄。对比现实政治中的美国，你就会明白，美国总统搞政治的公开画面与私密画面，具有多么不同的构图。人们观察政治生活，通常只是滞留在规范政治的表面上，这是一种极易误导人们的政治显性状态，是人们平常得以观察到的政治现象。实际运作的政治，一定是交易、妥协的过程，但大部分人不得与闻，没有机会切近认识这样的政治，因此反而常常将政治认作就是理想化的那种状态。
《21世纪》：政治改革艰难，我们抛开不谈。当前我们在经济领域是不是可以多些作为呢？
任剑涛：抛开政治改革，经济领域的改革恐怕难以有大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不是投入了4万亿元吗，这还不是大作为吗？精确地说，当时中国投入4万亿元，可以叫“大动作”，但不能叫“大作为”。大动作，是指投入4万亿元，搅动整个中国经济，动作幅度大、震动大、影响面更大，但发挥的实际作用有限，且后遗症甚重。大作为，是指对中国经济发挥积极效用，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走向健康的发展状态。
中国经济要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一是要改宏观调控方式，防止政府独占经济调节的大权；二是要落实产权改革，真正建构一种富有全民激励效应的产权制度；三是要根本改变权力垄断所支撑的资源垄断，让分权分利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目前看来，要从成效显著的、微观经济领域的计算推进到宏观经济领域并实行合理计算，已经很困难。产权改革，几乎完全停顿。至于分权分利，仅仅看人人痛恨的“特殊利益集团阻止改革”的说法，就已经知道公民分享改革好处的机会不多。任由这种局面延续下去，不做根本的改革，结局堪忧。
《21世纪》：听了您的分析，感觉比较沉重。但我还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国的巨大改变，向好的改变。
任剑涛：你的心理反映了咱们中国人比较典型的政治心理。一方面，自古至今，中国人总是心怀远大理想，对政治不做眼前观，值得称道；另一方面，又总是期望当下就实现那远大的理想，耐不住一代一代的持续积累之苦，令人叹息。试观人类历史，哪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在一代人身上就实现的先例？即便是一代人实现了他们心中的伟大梦想，更伟大的目标又会从心中升腾起来。结果，实现一代人伟大梦想的人们，也不过是代际梦想的传递者，而不是终结者。对整个人类来讲，一代人只能完成他那一代人的伟大梦想，担负起那一代人的历史任务。超越代际的伟大梦想，就只能付诸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奋斗。急于改变现实、实现伟大梦想的冲动，常常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
对执掌国家权力的集团来说，由于他们处在影响甚至制约整个政治社会前途与命运的关键位置上，就应当更加审慎地使用手中的权力，该无为而治的时候，绝不妄为；该有所作为的时候，积极有为。假如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要么改革、要么倾覆，那就应该大力推进改革，而不能迟疑不前、犹疑不决。在由权力方面决定的国家大计上，普通公民除了表达自己的愿望之外，是无法直接作出决定的。一旦他们直接决定改革，那就是一场难以收拾的革命。因此，手握大权的国家领导人，应当机立断，抓住历史机遇。邓小平在1978年对改革开放的直接推动，1992年以视察南方对改革开放的重启，都是对国家发展契机的准确把握、有效推动。
社会不会简单按照领导人的愿望变化，但领导人的顺势而为还是非常重要的。令人唏嘘的是，历史常常逼人做好抓不住机遇的心理准备。没有这样似乎悲摧的心理准备，你会绝望的；反而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就会对未来怀抱期待。我自命是一个审慎的悲观主义者——对具体的短期的改变而言，我是个审慎的悲观主义者；但对未来而言，我是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比现在好。
《21世纪》：这似乎有点历史决定论的味道？
任剑涛：完全不是历史决定论，而是社会变迁缓进论。社会变迁呈现出的进步迹象，要通过超出想象的艰难尝试，才会暴露在人们面前。一定要意识到，历史不是线性进步的，回归常识就很艰难，更不用说筹划规范改革。就如我讲的这些看法，是现代常识，但你们都觉得有些颠覆性，难以接受，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这是几十年的定式教育造成的结果，不是人们想改变就能改变的状态。
《21世纪》：您觉得中国的现代转型完成需要多长时间？
任剑涛：前面我们讲到英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故事，知道了英国人从1215年达成《大宪章》，到1688年“光荣革命”，经历了四百七十多年，最后才落定到现代立宪民主的国家平台上。此后的世界，由于有了现代国家的典范，变动速度大大加快，不会再有国家付出四百多年的代价推进现代转变，或者说根本不允许一个国家那么慢悠悠地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的现代化从1840年算起，绝对不会经历四百年的磨难。中国的现代变化，只会更快。只是从1978年算起，没有八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中国再次启动的现代转变，不可能完成。
《21世纪》：但按您刚才说的偶然论看法，发生突然转向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任剑涛：都是存在的，不排除瞬间变局的可能。中国的改革，正处在激进变化的境况中。但是我们中国人最不能接受偶然性政治叙事了。因为我们被马克思主义、被儒家熏陶得太久，已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决定论定式。
《21世纪》：您这岂不是一种推崇意志的历史唯心论？
任剑涛：重视领导人的意志力量，不等于是唯心主义的意志决定论。如果只遵循历史决定论的思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岂不只有臣服必然、坐以待毙的分了？！在无所作为与亟欲妄为之间，发现一条推动历史进程的道路，未必是不可能的。一切在既定现状中的循规蹈矩，无法写出历史来。试想，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政治基本价值，成为法国人贡献给现代世界的普世价值，这是法国当时的现实条件催生的，还是法国人应变而提出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的普遍教育水平有我们现在高吗？差远了。如果法国人坐等教育水平提高了，再去由各个城市提出城市精神，进而提炼出所谓法国精神，法国人哪会提得出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核心价值理念！美国立国的时候，普遍教育程度会有多高？即便是美国的国父们，很多也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坐等社会外围条件的极大优化，才开始所谓现代民主转变进程，乃是一种违逆历史真实的说辞。社会变迁的过程，通常都是行为启动，观念跟进。没有观念先于行动、筹划好一切再付诸实践的先例。
《21世纪》：焉知行动不是盲动？缺乏观念引导的行动，怎会落到规范行动的平台上？
任剑涛：观念引导行动，那是所有左派的幻想。在一种刚性的观念面前，一切坚不可摧的规则，都会落得摧毁殆尽的命运。左派作家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就将这一思维特征典型地呈现出来。波兰尼在20世纪40年代就宣告资本主义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以为资本主义社会会令市场从社会脱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市场嵌入社会。这样的转型，似乎是波兰尼所全心期待的社会变迁。其实，衡诸历史，这是个破产的预言。因为，从那时到现在，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挽回地失败了，资本主义却还有修复的能力。波兰尼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痛斥，不过是他先行的观念在作祟而已，实际上完全脱离了市场运行的真实情形。
波兰尼在他那个时代期待的资本主义大转型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大转型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知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孪生子，各自都有自己的制度盲点，也有自己成功的地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气势宏大，要实现完美化的按需分配和绝对自由的发展。它完全依靠国家力量，筹划国家事务，强推国家计划。因此，在工业化的速效上面，资本主义无法望其项背。但急火攻心，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模式，最终却将自己葬送掉了。
资本主义以周期性著名，社会主义以行政性取胜。一个陷入波折状态，一个陷入意志主义泥淖，都有缺陷。2008年金融危机提醒我们注意什么？就是社会主义要改变自己的意志主义特点，而资本主义要改变自己对经济周期的无可奈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一个相互矫正的需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转型，因为现代性的孪生子都在转型。
需要警醒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陷入了一个封闭自美的陷阱，这让社会主义失去了自我调适的宝贵契机。最大的悲剧就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搞“人民资本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大批特批资本主义的虚伪，强调那是资本主义末代的象征，便是将“人民资本主义”弃之不顾。社会主义国家声称人民当家作主，但人民怎么当家作主的制度建设，始终付诸阙如，最后是自己陷入了难以挣脱的困境。
要出走社会主义的这种困境，就需要明白，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不能用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反过来讲，社会主义的优越，也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证明资本主义的灭亡。因为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制度体系和修复机制。在趋同的情况下，两种体制的运作，应该是个互相选优的过程。那种僵化地以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峙到你死我活，而不是走向趋同融汇，促成更加文明的社会制度的想法，是幼稚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