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和拉美的比较

以上分析表明，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例如，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像拉美、东南亚等诸多国家，则普遍陷入了这个陷阱。因此，东亚经济体和拉美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呈现鲜明的对比，两者的比较研究对于认识“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

1.亚洲国家或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比较

在东亚经济体中，日本和韩国是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统计数据，他们的人口规模分别为1.27亿人和5062万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属于小型开放经济体。其中，日本和韩国所经历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而言更具有参考意义。按照麦迪森的统计，日本人均GDP在1964年达到5668美元（1990年国际美元），相当于美国的40.1%，按照相对标准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1991年达到19347美元，相当于美国的84.7%，达到历史高点。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人均GDP（PPP）相对美国出现显著下降，到2000年左右达到74%左右，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10个百分点。此后，2000—2015年期间则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大致在72%—74%之间。

韩国在1991年的人均GDP达到9446美元（1990年国际美元），首次超过美国人均GDP的40%，达到41.4%，进入高收入国家；随后继续追赶，2010年达到美国的71.2%，与日本2010年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水平相当。总体来看，从人均GDP的追赶情况看，日本相对于美国的水平从1950年的20.1%上升到1962年的40.1%，经历了12年；韩国相对于美国的水平从1976年的20.5%追赶到1991年的41.4%，经历了15年。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据是根据麦迪森估计的人均GDP（PPP，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的。如果采用世界银行按照2011年PPP标准的国际美元数计算的人均GDP，韩国相对与美国的水平与使用麦迪森的数据有差异。例如，韩国人均GDP首次超过美国的40%是1995年，2010年达到美国的60.3%，2015年达到美国的64.7%，低于用麦迪森数据的估算结果。日本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追赶使用这两类数据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和韩国的人均GDP超过美国的40%以后，又实现了进一步追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只有实现更高程度的追赶，才能说明已经稳固地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相对水平，中国人均GDP在2008年首次超过美国的20%，相当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这也表明，中国在未来仍旧具有巨大的追赶空间。印度人均GDP相对美国的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与中国相当，但是此后印度的经济增长明显落后于中国，印度相对于美国的追赶也不如中国强劲。到了2010年，印度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仅为10.5%，相当于中国在1995年相对于美国的水平。

除了东亚国家以外，很多东南亚国家也曾经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卓越的表现，例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其中，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1976—1996年期间经历了长达20年的较高速增长，三个国家在此期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6%、4.6%和5%。虽然这些国家也曾经历过快速的经济增长时期，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因而没有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对于泰国的分析还有助于理解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是怎样失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机会的。亚洲金融危机前，泰国曾经保持过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1986—1996年期间的人均GDP增长率大约8%，人均GDP从1727美元上升到3705美元（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而中国人均GDP在1996年为1335美元，仅为泰国同期人均水平的36%。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终结了泰国经济增长的繁荣，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直到2002年泰国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15年，泰国的人均GDP水平为5775美元（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明显低于中国（6497美元）。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泰国经济结束了高增长的态势，按照不变美元价格计算，2000—2015年期间泰国经济增长率仅为3.4%。

按照相对标准来看，泰国1990年人均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7.6%，1996年提高到23.5%。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开始，该比值先是开始显著下降，随后再缓慢提高，2007年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如果泰国能够一直保持1990—1996年期间相对于美国的追赶趋势，那么泰国在2012年就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东南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是2015年人口超过1亿人的菲律宾。196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为1059美元，大概为泰国的两倍。然而，菲律宾是一个典型的长期低增长国家，1960—1986年期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左右。而1986—2015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也只有2.2%。2015年的人均GDP为2640美元（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仅相当于中国的40%。而1960年，菲律宾人均GDP是中国的5倍多。

为什么持续20年经济繁荣、高速增长的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呢？一个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想当然地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是本国经济发展的良方，而不是通过深化改革主动地解决本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修补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导致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不断累积，最终演变为货币的大幅度贬值，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企业大规模破产，失业和通货膨胀急剧恶化，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直接诱导因素。

此外，在这些国家发生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面临着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这些国家政府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进步的建设，在推进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导致社会稳定的脆弱性不断加大。因此，一旦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增长陷入衰退，贫困人口和家庭首先受到冲击，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准急剧恶化，社会不满情绪直接转化为对国家领导人治理能力的质疑，甚至否定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最终，广泛的社会不满情绪不断累积，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动荡和社会暴乱，原有的政治体系崩溃，政府频繁更迭，政治不稳定与经济危机陷入恶性循环。

总而言之，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丧失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契机。根据图1-5，我们可以看到，在1950年这些东南亚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已经超过美国8%以上，但是在1950—2010年这60年中，这些国家始终没有像韩国那样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韩国在1950年的相对经济发展水平与东南亚国家差距并不大。

2.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国家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但与上述东南亚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历史上来看，阿根廷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在1950年就达到52.2%，按照相对标准来看属于高收入国家，但是1950—1980年期间，阿根廷的人均GDP相对于美国没有出现追赶，甚至出现差距扩大的现象，1980年相对于美国下降到44.2%。1980年以后，阿根廷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明显下降，1990年下降到27.7%，此后则处于波动和徘徊状态。需要指出的是，阿根廷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按照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1960年阿根廷人均GDP就已经达到5620美元，而1990年仅增长到5956美元，30年间仅有微弱的增长。此后，阿根廷人均收入在2000年达到8205美元，2015年达到10514美元，仍旧没有稳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不变美元价格计算，阿根廷人均GDP在1960—2015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1%。从长期来看，这个增长速度属于低增长速度，导致阿根廷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阿根廷长期的低速平均增长率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增速波动。1960—2015年期间，阿根廷有21年的时间，人均GDP是负增长。其中，经济增长率高于7%的年份共计12年；低于-3%的年份共计11年。这也表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尽管这个国家曾经出现短期的高增长现象，但是往往不能维持。阿根廷的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有一个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且经济增长要保持相对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行稳”才能“致远”。

按照世界银行对各类收入组的划分，阿根廷在2015年仍旧算是中高收入国家。如果按照PPP为标准的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的水平，阿根廷在2010—2015年期间大致为35%—37%之间，而且近两年有所下降，算是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与阿根廷类似，巴西、秘鲁和墨西哥则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美国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迄今为止，拉美国家还没有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

3.两类国家的比较

从根本上讲，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前提是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根据经济增长核算，经济增长率是要素投入的增长（包括劳动力和资本）、人力资本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结果。从东亚地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分解来看，可以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1970年以来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原因。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算，这一期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增长率都是最高的，而前者的增长有一半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的，韩国也是如此。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这三个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超过经济增长率的1/3。相比之下，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详见图1-7）。

图1-8是四个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和各个增长因素的贡献。从两个时期的比较来看，4个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显著的下滑。其中，20世纪70年代，四个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均为正，巴西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墨西哥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而阿根廷和墨西哥均低于2%。到了20世纪80年代，4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均为负数，其中秘鲁的经济增长率为-3.5%。从决定经济增长的各个贡献因素来看，4个国家均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下滑。可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是这4个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资本对4个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也是负的。其中的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抑制了投资，导致资本存量负增长。而上述6个亚洲国家或地区，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均是正的。这也表明，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促进投资，进而导致资本存量不断增长。

从以上两类国家的对比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观点：从经济增长核算上，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性增长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中等收入国家上升到高收入国家的主要驱动力。进一步地讲，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长期的、稳定的、高质量增长的必然结果，这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重要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