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巅峰时刻（1963—1964）
《恩主》是献给玛丽亚·艾琳·福恩斯的，但是，1963年1月，桑塔格将小说送到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时，福恩斯正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如果从桑塔格的生活背景看，那么，这部小说似乎就是对她始乱终弃的关系所做的一次探索。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深爱的艾琳在受罪，在快乐与恼人的平静之间摇摆，这一切，他惊恐地看在眼里。1963年2月，她已经不和桑塔格同居，而搬过来与切斯特长期住。他也同情桑塔格，看到这两个女人似乎都很悲惨。1963年3月，两个女人都开始向切斯特诉苦。可以想见的是，他听到的是不同的说法。他倾向于站在艾琳一边，但对她讲的话也不无怀疑，觉得她生桑塔格的气使其叙述不无歪曲。苏珊生他们俩的气，因为他们面对面地交流，而她被排斥在外，但是阿尔弗雷德和艾琳似乎只有联合起来才更有安全感，他毫不容情地数落苏珊的阳奉阴违：“她（艾琳）这些年来一直认为她是唯一看穿苏珊的人，别人都上当了。”艾琳听了颇感安慰。桑塔格与福恩斯的关系继续维持，直到最终义断情绝：“她们还是情人，却只是偶尔为之。”1963年4月初，切斯特在给菲尔德的信中写道。但到月底，他宣布：“苏珊与艾琳一刀两断了，她们的情人关系是昨天正式结束的，艾琳现在正勇敢地承受着。”
5月下旬，切斯特最后决定接受保罗·鲍尔斯的邀请去摩洛哥，尽管他对桑塔格的态度向来是矛盾的，但这时，切斯特与她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此时，在他眼里，桑塔格已成为他认为的“纽约文学丛林”（切斯特的朋友诺曼·格拉斯语）的化身。切斯特蔑视“那些低俗的自我推销术及其卑鄙的权力之争”。在他的描述中，这个世界里你如果希望成为成功的作家，就得做恶棍，要不就是影星。1959年，切斯特到达纽约，他说，感觉“好极了”，但他离开的时候则大为不满，冷冷地看着这一他认为是桑塔格想出的诡计。他密切关注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的接受情况。
切斯特后来讲艾琳·福恩斯责备他，说都是他破坏了她和苏珊的关系。对这一指责他不能接受，但假如是真的，他说，那就是他能为艾琳做的最大的好事了。他对桑塔格所持的种种怀疑对艾琳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不过，她自己似乎也对桑塔格心存疑虑，正如桑塔格对她一样。但是，切斯特这个人有结交朋友、断绝友情的天赋，是要为她们这次关系的破裂负一些责任的。正如辛西娅·奥齐克所言，“他是我情感的第一层，也是最需要忍受伤痛的一层”。诺曼·格拉斯引用拉罗什福科[44]的《箴言录》，说切斯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伤了别人的自尊”。但是，桑塔格还是与切斯特又保持了一年的关系（一直走到1964年）——不管她是怎样疑虑重重——而且，还会在公开场合为他的作品进行辩护。他觉得她这是在还债给他，但是，这也是一种慷慨的姿态，尽管她日后终究要后悔的。
切斯特从摩洛哥给哈丽雅特·索姆斯写信，问道：“苏珊出名了吗？简和保罗[·鲍尔斯]似乎看不下去她的书，好像是哎。”苏珊·桑塔格尚未出名，但也快了。她脱颖而出的标志之一就是1963年2月，她出现在后来被称为“全美最成功的知识分子杂志”《纽约书评》的创刊号里。桑塔格认为：“多亏了《纽约书评》，多亏了它为普通读者提供写作的样板，否则，美国知识分子生活——贫乏而支离破碎的东西——会变得贫乏得多！”这个国家还从未看到过一个大众知识分子论坛一类的东西，这份出版物看上去更像是一张报纸，而非一本小杂志，那些知识界名流除了为它写书评，还写许多其他东西——这当然是后话。凭着第一期，它成为美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展品目录，评论者都成了明星。
《纽约书评》由书业天才贾森·爱泼斯坦发行，他曾经首创用温体基版和铁锚版平装本来包装经典作品。爱泼斯坦是诗人艾伦·金斯堡和约翰·霍兰德在哥大的同班同学，他是和妻子芭芭拉、作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及其诗人丈夫罗伯特·洛厄尔在曼哈顿上西区共进晚餐的时候，起了创办《纽约书评》的念头的。桑塔格进入了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这个纽约知识分子的女头领支持的神奇圈子。哈德威克在桑塔格眼里是由局外人变成圈中人的样板。像桑塔格一样，哈德威克一直酷爱文学，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到纽约发展”。哈德威克生在列克星敦，在肯塔基大学接受教育，她是“巴尔扎克笔下渴望去巴黎的外省人”的一个化身；希尔顿·阿尔斯为《纽约客》做他那篇令人喜爱的专访而采访哈德威克的时候，她亲口这么说的。和桑塔格一样，她与她漂泊不定的妈妈的关系也很麻烦、复杂；借用哈德威克长篇小说处女作《鬼一样的情人》中的话来讲，她妈妈“待过太多的地方，住过太多的房子”。哈德威克生于1916年，在肯塔基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在哥大注册攻读博士学位，中途退学，接着，就为《党派评论》写稿，并嫁给了罗伯特·洛厄尔。
这对夫妇令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联想起像勃朗宁夫妇和卡莱尔夫妇那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夫妻。洛厄尔和哈德威克在他们住的67街公寓搞了个沙龙；在那里，沃尔科特注意到“同行的作品被那帮客人以友好的恶意的方式否定掉。建立起来的整个声誉就像烟蒂那样被碾灭”。哈德威克从《党派评论》转向《纽约书评》的时候，阿尔斯发现，她的文章有“一种更加自由奔放的品质，人们猜想，是爱泼斯坦和西尔维斯对她发出的声音的特征给予了肯定”。哈德威克在《纽约书评》很自在，她也为桑塔格创造了一个机遇，编辑罗伯特·西尔维斯知道如何去利用这一机遇。西尔维斯仅比桑塔格大3岁，他15岁就被芝加哥大学录取，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大学毕业了。桑塔格曾说，他是个“非凡的、了不起的、有才华的”编辑。“他被有名望的、有权力的人迷住了，他们也都非常喜欢他，”《党派评论》的编辑乔治·普林顿补充道。
西尔维斯的兄弟讲，西尔维斯5岁的时候就酷爱读书。他几乎有着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与桑塔格旗鼓相当。和桑塔格一样，他也有着“圈内人”的心态，编辑杰拉尔德·霍华德说，他只与“一个由纽约知识分子、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才俊和严格遴选的先导组成的小圈子交往”。1959年，西尔维斯从巴黎回到美国，在《哈泼斯》杂志当编辑。
第一个研究《纽约书评》历史的菲利普·诺比莱声称，杂志的高层发过毒誓，决不对外讨论其入会仪式。这个小集团仅限于少数内部人员的实质与其扬言相信公开的知识分子讨论之间的反差是极其引人注目的。正是这种小集团性质使得切斯特于1963年逃离曼哈顿，去了摩洛哥。
1964年初，桑塔格在《小姐》杂志获奖，照片上（看上去更像20岁，而不是30岁）她浓妆艳抹，一袭黑衣，倚靠在一面空白的墙上。在她占的版面，上面标为“作家”，就像另一位得奖者标为“电影演员”，第三位标明“运动员”。她就要在令其一夜成名的跑道上起跑了。又一次，是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为她指明了方向。1963年3月9日，W·H·奥登在《纽约客》发表了评论奥斯卡·王尔德书信的文章。激动的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写信给保罗·鲍尔斯，也给桑塔格写了信，让他们注意看那篇文章，称它“非常大胆”。
切斯特认识到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他发现王尔德带给艺术家生活的一种公众风格即将出现。谨慎的奥登委婉地处理了性与艺术的关系，他从来都不谈自己的经历。相反，他集中在既是艺术家又是艺人、既是作家又是表演者的这么一个王尔德身上，以便在其书评结尾处做出以下概括：“艺术家和同性恋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比常人自恋，尽管程度均不如表演艺人那么厉害；可能的情况只是与其他行业相比，在艺术家和艺人当中，同性恋的比例要高于一般水平。”
描写王尔德风格的词语是“坎普”。他已经找到一条写作之路，同时又被视为作为作家以同性恋的浮华在表演。“坎普”这个被争论不休、反复讨论的术语不管有什么其他涵义，它首先是指一种呼吁自我关注并考虑公众的角色观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桑塔格才在《关于“坎普”的札记》（发表于《党派评论》1964年秋季号）的前言中冠以“以下是就奥斯卡·王尔德的言论所作的札记”的题献——好像她是在向王尔德解释那些他从中崛起、显赫一时并形成作为明星的现代艺术家那些强有力的观念的综合因素。
奥登的文章塑造出的是在因为被判刑而发布大胆观念的同时，也使自己在社会上暴得大名的王尔德。正如奥登所说：“表演者只有在与观众处于一种交感的关系时，他才是真正的自己。”王尔德决定使其诚实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并冒险自曝是同性恋的时候，他身败名裂的日子也随之而来。这样的行为被人怀疑、被人议论纷纷是一回事，向公众提出挑战，要他们接受他对那种行为的拒绝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只要王尔德似乎是在伪装、在表演而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模棱两可，那么，他就是坎普。在坎普中，装样子只是装样子，还是意味着某种更严肃的事，这从来就不清楚。表演者两样都来：梅·韦斯特[45]是女人，但她也是装成女人的女人。她一直都是个惹人精。在法庭上——正如王尔德知晓的那样，这令其永远感到十分痛苦——坎普无法生存：判决必须做出，而坎普是个无限期推迟的判决。
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头戴脏假发，是个公开的同性恋，坎普这种既露且藏的游戏，他玩不起来。但是，漂亮得让人迷醉的苏珊·桑塔格却能——尤其是她愿意追求切斯特深恶痛绝的东西：社会的承认。王尔德能扮演波希米亚人，但他也树立起了一个公众人物的形象，使他在美国巡回演讲时讲一场能挣1000美元——即使以今天的行情看，这个数字都能让他上名人报酬之最的榜单。与此相仿的是，苏珊·桑塔格能够在世界上几个国家的首都过着她喜欢的女同性恋生活，她一方面与先锋人物玩在一起，另一方面却又精心扮演一种能让《小姐》杂志和罗杰·斯特劳斯接受的角色。虽然“明显包容着”，但鲍里斯·卡奇卡注意到，斯特劳斯并不“完全喜欢这种新的坦诚”。卡奇卡引用了这个出版人对毛姆同性恋生活曝光的反应：“令人恶心……让所有这些讨厌的同性恋啧啧称赞去吧。”
桑塔格克服了困难——她忍受着斯特劳斯歧视女性的俚语，还说他是“世上”唯一能叫她“宝贝”且能相安无事的人——不过，她违反他聚会时餐后随女宾一起上楼的礼仪常规。“就是这样哎，”斯特劳斯的妻子多萝西娅说。传统打破了，女宾从此再也没有独处一室过。桑塔格正逐渐从斯特劳斯那儿获得权力，《恩主》出版前他就付给她1000美元的稿费，而且1964年年初又借给她1000美元，这时候，她找到了她第一个大题材：做她的关于坎普的“札记”。
桑塔格本来希望这篇文章发表在通俗杂志上，这样或许能使她的观点为最多的读者所了解。1963年12月，她边吃午饭，边与《演艺》杂志一位名叫阿诺德·埃利希的高级编辑讨论该文的观点。他答应发表这篇文章，可终究没有发出来。她就把它交给发行量低于一万册的《党派评论》发表。但是，因为该文非常发人深省，她遂“一夜”成名——威廉·菲利普斯这么说。
《关于“坎普”的札记》第一句话就非常吸引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尚未命名，而很多东西尽管已经命名，却从来都还没有被描述过。”这一开场白集中了桑塔格的精华：为种种现象下定义，愿意从哲学的高度去解释她加上引号的那个奇特的术语。她扬言，从未有人讨论过它。从未？嗯，她承认，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在长篇小说《夜晚的世界》中确实“以两页纸的篇幅”仓促地讨论过“坎普”。这种断语——加上几乎立即补充的限定条件——是桑塔格高明之处。研究坎普的学者当然可能将其起源追溯到18或19世纪。一个平庸的作者或许会写上好些句子，努力详述此术语。您还别说，评论家约翰·西蒙在一封致《党派评论》（1965年冬季号）的信函中真是这样做的：“桑塔格小姐本来倒应该引用一下辞书上的定义作为这篇赞颂‘坎普’的长文的开头的。您看，埃里克·帕特里奇编纂的《俚语辞典》给该词作名词的定义是‘言谈和举止方面的种种女性的，尤其是同性恋的矫揉造作’，作形容词用，则表示‘同性恋的，女同性恋的’。”但毫无疑问，这正是桑塔格希望避免的。在让读者完全陶醉于坎普之前，她根本不想去掉书袋，或者介绍什么同性恋。
第二段又是一句预示着成熟的桑塔格的句子：“我受到坎普的强烈吸引，但几乎同样强烈地排斥它。”桑塔格使用第一人称，但她的自我指涉难以捉摸，它是一种逗引，就像坎普表演者的一样。她态度前后矛盾这一点几乎贯穿于她所有的著作之中，其特征是她在此处所谓的“为反感所冲淡的深深的认同”。这一说法非常策略地在理解其文本与超出其文本的理解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她也希望表明她是在做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即捕捉一种非由理性掌控而是靠一种“趣味之逻辑”发挥作用的感受力。她努力去表达那不可表达的东西，便只得“谨慎而灵活”，因此叫札记，不叫详尽阐述的论文。
这些札记好像就是钉在当代文化之门上的论文。桑塔格在文中列举了从蒂芙尼灯具到《天鹅湖》再到《金刚》等坎普经典例子。作曲家内德·罗雷姆报告说，桑塔格有帮手通过观察作家埃利奥特·斯坦因在巴黎的无电梯五层楼建筑中的一居室，来为她收集她所列出的坎普艺术品单子。斯坦因在墙上贴了崭露头角的影星和连环漫画人物的照片。他展出了一个蒂芙尼灯罩、一个圣水盂和一些肌肉男照片。罗雷姆——一个不辞辛苦地去记录生活与艺术之交融者——最后说：“大约在1966年，苏珊·桑塔格告诉我，埃利奥特的房间就和他冷面滑稽的闲话趣谈一样，是她思考的主要源泉……因为还没有人记载苏珊对别人讲过这一点，所以，我在适当的时候要为埃利奥特提一笔。”斯坦因的眼光——微笑的、讽刺的——表明他或许对她塑造希波赖特这一人物也做出了贡献。
坎普成为桑塔格提出她关于风格和技巧观念的一个工具；这些观念认为，艺术本身不是模仿，不是对世界的拷贝，而是艺术家的一种流露，是一种神奇。坎普讨论的是对肌理、感官的表面而非内容或题材的欣赏。坎普既吸引了双性同体者，又吸引了极为夸张或伤感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一种建构物，表明生活是舞台、戏院和自我的建构。桑塔格指出，概括地说，坎普是对世界的审美，特别对小圈子和城市集团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们在“‘直接的’公共意识的背后”窥视，“在此意识的意义上是能理解某些东西的……一种私人的、滑稽的体验”。
坎普对桑塔格产生吸引力，也因为它是一种控制和吸收的形式。她指出，坎普通过让同性恋因为其有趣的阐释而产生吸引力来促进他们的行为与社会的协调。在受审前，王尔德一切都很出色，因为他的社会批评是以娱乐的形式提出来的。奥登认为，王尔德发现自己不再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时候，他的创造力便衰退了。他需要最大数量的观众，他们打破了不同阶级的界限，既能吸收英国贵族，又能吸收美国矿工——他在美国巡回演讲期间，轻轻松松就给他们带去笑声，让他们开心。为社会所接受的先锋派理念是奥斯卡·王尔德留给苏珊·桑塔格的遗产。不过，与她的恩主不同，她不会出错，去逼迫她的观众目睹一场审判，也不会去冒险自曝私生活。
1964年12月11日，《关于“坎普”的札记》的梗概以双栏、五段的篇幅发表在《时代》杂志上。有个词是黑体加粗的：趣味。紧跟着是放在引号里的“坎普”，这使桑塔格立即成为知识分子名流，并被赋予一种在随后几十年的社会变化中她努力保持的地位。《时代》杂志将桑塔格誉为“曼哈顿最出色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并大量引用桑塔格的话，重新勾勒出矫揉造作的文艺风格的历史。不断地提及“坎普”这一说法的同时也不断提及她，这表明她拥有它，甚或说得更明了些，她敢拥有它，因为正如《时代》杂志所说的那样：“如果说这有点指向同性恋，那么，桑塔格小姐不是否认此说法的人。”1964年，对于一家主流的大众新闻杂志来讲，即使是这么近地站在坎普感受力一边，似乎都还是大胆的举动。《关于“坎普”的札记》中的某些句子显然引起了《时代》杂志的注意：“坎普是问题的答案：如何在大众文化时代做一个花花公子。”桑塔格不仅仅是在描述坎普，她已成为如何才能独具特色、如何成为捕捉当代感受力的思想家的那一定义。但是，约翰·西蒙在一封致《党派评论》的信函中，狡猾地指出桑塔格的“目录读起来很像《时尚芭莎》中说的‘时兴的是……’或者《时尚》杂志里说的‘大家在谈论……’，也很像许许多多类似的列表，说什么‘时髦’，什么‘落伍了’”。
然而，对于她在《党派评论》的同事、文学季刊的读者和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来说，桑塔格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正如威廉·菲利普斯在《党派观点》中所评论的那样，“她已经与大众趣味和大众娱乐界达成和解，如果说她使用的还只是间接的，并有点嬉戏的方式的话”。当然，她前面已经有人——如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和德怀特·麦克唐纳——发表过引起争议的文章，讨论媚俗作品与大众文化，但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淡然的态度，而桑塔格似乎对她所描述的东西相当投入，菲利普斯注意到，她摒弃了“对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产品所持的敌对态度”。桑塔格的风格超越了旧观点的术语，而预示着“看待我们文化产品的新方法”的出现。菲利普斯最能说明问题的说法抓住了桑塔格在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将要继续担当的角色：她有一种“超越争论的普通术语的能力”。对她的立场，菲利普斯本人有所保留，但他意识到，像桑塔格或其陈述观点的那种方式美国以往从未出现过。菲利普斯最后说：关于“坎普”的文章似乎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桑塔格时年31岁，就已成了明星——不仅仅对她的读者而言，对她的作家同行也是如此。1964年10月1日，曾追求过她的乔治·利什特海姆为他如果说是傻乎乎但也是有诗意的信感到尴尬。他承认：“我眼里甚至有泪。”她回避了他的追求，但他坚持认为，既然他“疯狂的行为”已然“结束”，至少他们可以成为朋友。一些多情的作家蜂拥来到她的面前。查尔斯·杰克逊——著名小说《失去的周末》（已拍成了令人难忘的电影，雷·米兰德主演）的作者——写信说他为她的笑容所倾倒，还说他的谈吐“太心神不宁，像个幼稚的小姑娘”。他听她在广播电台的节目时注意到，威廉·菲利普斯当然聪明，阿瑟·米勒则“无所不知”，但是他们与她比起来，似乎就是旧闻啦：“你生机勃勃——不矫揉造作——清清楚楚——而且你的听众（至少本人）听懂你了，如果这样说听上去不太有自命不凡之意的话。”
桑塔格的仪表和举止就像个明星。“她满脑子想着自己，”有对夫妇——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王尔德夫妇吧——在桑塔格迅速蹿红后做巡回演讲时见过她。她坐在伯克利的一个教授办公室一张桌子后面，身边围了一群学生。王尔德夫妇进去、坐下，但是，他们一直都未能真正和她说上话。有人正要讲什么，电话铃响了。桑塔格拿起电话，说“对，我就是”。于是，她就讲开了，讲完挂掉。接着，有人会倾过身去，开始讲。事实上，你很难和桑塔格讲上话，她和善却漫不经心地搭理王尔德夫妇（其中一位与她年龄相仿，是个小说家）。然后，又是电话铃响起。王尔德夫妇俩有一位记得：“我记得当时认为人快要成为名人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确实，桑塔格新的名气非常适合她。“她像伊丽莎白一世。除了没有轮状皱领[46]，她拥有一切。”
桑塔格这个时候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位于联合广场那肮脏不堪的办公室了。就像她的替身，《缪斯》中的佩皮塔·厄斯金一样，桑塔格已然成为出版商的作者“典型”，你就是指责她，她也根本不在乎。“一切都得为她停下来，”一名前文字编辑还记得，“我们会把手头所有的活放一边——不管是什么活——来处理她的事情。”桑塔格到底变得地位有多高，影响力有多大，通过艾丽斯·默多克捎来的一条消息就能反映出来，消息是关于一封“来自乔治·利什特海姆的伤心的信”。他非常痛苦难过，因为桑塔格一直沉默不语。默多克希望桑塔格别介意她传递了这个“可怜的家伙”的消息。他真的“情绪低落。所以请原谅我代他一起请求：给他写封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