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中篇小说的由来
“火星”
我想试试回忆一下我的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65]构思的缘起。回忆一下怎么会发生这一切的。
我幼时住在基辅的那些年里，每天晚上都有个戴着一顶积满尘垢的帽子，宽大的帽檐向下耷拉着的老头儿，他扛着一架油漆已经斑驳了的天文望远镜，爬到第聂伯河畔一座名叫弗拉基米尔的山冈上，然后用很长的时间将望远镜安装到三根弯曲的铁支架上。
人们管这老头儿叫“占星家”，认为他是个意大利人，因为他总是故意讲半吊子的俄语，装出一副外国人的腔调。
那老头儿把天文望远镜安装好后，就像背书似的用单调的声音喊道：
“亲爱的先生们、女士们！晚上好！[66]诸位只消花五个戈比就可以从地球上飞到远远的月亮和各个星球上去观光。我特别推荐诸位瞧瞧那颗不吉利的行星——火星，它的颜色就像人血。谁出世那天要是犯了火星的星象，谁就会倒霉，打起仗来，准会吃火枪手的子弹，送掉性命。”
有一回，我跟父亲到弗拉基米尔山冈上去，从天文望远镜里看火星。
我看到了一片漆黑的深渊和一个红不棱登的球，这球没有任何支座托住，大无畏地凌空悬在这片深渊之中。就在我望着这个球的时候，它开始朝天文望远镜的边上游去，躲到望远镜的铜框后面去了。占星家稍微移动了一下天文望远镜，使火星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可随即它又往铜框那边游去。
“怎么样？”父亲问。“你看到什么了吗？”
“看到了，”我回答说。“连运河我都看到了。”
我当时已听说火星上住有人，叫做火星人，也听说他们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在自己的星球上开掘了好多巨大的运河。
“不见得吧！”父亲说。“别瞎编啦！你什么运河都没看到。世界上只有一位天文学家——意大利人斯基帕雷利[67]看到过这些运河，而且还是用大型天文望远镜才观测到的。”
按说，斯基帕雷利是占星学家的同胞，后者听到这个名字后应当有所反应，可他竟木然置之。
“我还看到一颗什么行星，就在火星的左边，”我没有把握地说，“不过，不知为什么，它在天上到处乱跑。”
“嗨，这哪是什么行星！”占星学家好心地扬声说道。“准是有只虫子飞进了你的眼睛。”
他一把捏住我的下巴，麻利地打我眼睛里揩去了一粒灰尘。
火星的景象使我毛骨悚然，周身发冷。所以我一离开天文望远镜就如释重负，顿觉灯光昏暗的基辅的大街小巷、南来北往的出租马车的辚辚声、凋谢了的栗花掺杂着尘土味的气息，是那么舒适和安全。
是的，那时我丝毫也不想飞离地球，到月亮或者火星上去！
“为什么它跟砖头一样是红颜色的？”我问父亲。
父亲告诉我说，火星是颗正在死亡的行星，先前也像我们地球一样美丽，有浩瀚的海洋，有绵亘的山岭，有繁茂的草木，但是渐渐的，海和河干涸了，草木枯死了，山岭风蚀殆尽，于是火星变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沙漠。想必火星上原先的山脉都是红岩，所以火星上的沙粒也就是红色的了。
“这么说，火星是个由沙粒构成的星球了？”我问。
“是的，看来是这样，”父亲同意说。“火星上所发生的事，我们地球上也可能发生。地球也会变成沙漠的。不过这将在亿万年之后。所以你不用害怕。再说，在那一天以前，人总会想出个什么办法来，制止这场灾祸的。”
我回答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其实我心里害怕得要死，为我们的地球忧心忡忡。何况回到家里，又听我哥哥说，即使现在，沙漠也已经快占到地球总面积的一半了。
自从那天起，我心里就种下了对沙漠的根深蒂固的恐惧，虽然其时我还从未见到过沙漠。尽管此后我在《环球》[68]杂志上曾读到过好几篇描绘撒哈拉沙漠，西蒙风[69]和被称作“沙漠之舟”的骆驼的动人的文章，但是并未被它们吸引。
不久之后，我就获得机会头一次体验到了什么叫沙漠。这益发加深了我对沙漠的恐惧。
有一年，我们全家到乡下我祖父马克西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家去度夏。
那年夏天雨水充沛，天气不冷也不热。野草十分茂盛。篱栅外的荨麻长到足有一人高。田里的庄稼在灌浆抽穗。打菜园子里飘来一阵阵多汁的莳萝的芳香。一切都预示着丰收在望。
但是有一天，我正跟祖父坐在河岸边钓<鱼句>鱼，他蓦地站了起来，手搭凉棚，朝着河对岸的大田望了好久，然后沮丧地啐了口唾沫，说道：
“刽子手，恶魔，刮过来了！把这该死的玩意儿彻底消灭掉才好！”
我也朝祖父看的方向望去，除了见到一长道像浑浊的波浪似的东西外，什么也没看到。这道波浪迅速地朝我们涌来。我以为要下大雷雨了，可是祖父却对我说：
“那是干热风！是该死的地狱之火！打布哈拉那边的沙漠里刮来的。会把一切统统烧毁。科斯契克[70]，大灾临头了。别说吃的，连呼吸的空气都要没有了。”
那道不祥的波浪贴着地面径直朝我们冲来。祖父一面匆忙收起他那根长长的榛木鱼竿，一面对我说：
“快跑回家去，要不尘土会把你的眼睛糊住。我随后就来。你先跑！”
我朝农舍跑去，可是干热风在半道上撵上了我。旋风卷着漫天的沙土，呼呼地刮着，羽毛和刨花都扬到了半空中。顿时天昏地暗。太阳转眼之间就变得毛烘烘的，成了个血红色的球，活像火星。爆竹柳东倒西歪，发出嘘嘘的哨声。打背后扑来的热气是那样的烫人，就好像我衬衣的后背着了火似的。我嘴里满是沙土，一咬牙就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眼睛也被沙土糊住了。
我的姑妈费奥多西娅·马克西莫芙娜站在农舍的门槛上，手里捧着用绣花手巾包着的圣像。
“主啊，拯救我们，饶恕我们吧！”她惊恐万状地喃喃念道。“圣洁的圣母啊，别让热风吹到我们家来吧！”
热风打着旋，朝祖父的农舍猛扑过来。油灰粘得不怎么牢的窗玻璃哐啷哐啷地乱响。屋顶上的苫草被揭下了一层。一群麻雀像一梭黑色的子弹，打苫草下边轰的一声飞了出来。
当时父亲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留在基辅。妈妈吓得模样儿都变了。
我记得，那时最叫人受不了的是温度急剧升高。我以为再过一两个小时，屋顶上的苫草就会烘烘地着起来，然后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也会着火。我不由得失声大哭。
傍晚，密密层层的爆竹柳的叶子就全都蔫了，往下耷拉着，活像一条条灰不溜丢的破布条。家家户户的篱栅边上，被风吹拢来的尘土黑得好似蚊蚋，一堆堆地堆了起来。
天亮时，树叶全发黄了，发焦了。吹落下来的树叶，只消用手指一捏，就碎成齑粉。风势越来越大，开始把变得面目丑陋的枯萎的树叶纷纷从树上扫落下来，有好多树已片叶不存，变得光秃秃的，黑糊糊的，就跟深秋时那样。
祖父上田头去看了看，回来时嗒然若丧，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怎么也解不开麻布衬衫领口上的那个结，他的手在瑟瑟发抖。他说道：
“要是今儿晚上风再不停下来，所有的庄稼就会统统烧死。果园也要完蛋，菜园也要完蛋。”
风并没有停下来。一连刮了两个星期，才略有减弱，但随即又更加猛烈地刮了起来。眼睁睁地看着沃野变成了灰蒙蒙的焦土。
家家户户的妇女都号啕大哭。庄稼汉们沮丧地坐在屋外沿墙的土凳上，一边避开风，一边用棍子刨着泥地，偶尔说道：
“哪是泥地，简直是石头！真是叫催命鬼一把揪住了袍子，连躲都没地方躲。”
父亲打基辅来了，把我们接回城里。我刨根究底地问他干热风的事，他不耐烦地回答我说：
“颗粒无收了。沙漠正在向乌克兰推进。”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想吗？”我问。
“无法可想。你又砌不了一道两千俄里长的高墙。”
“为什么砌不了？”我问。“中国人不就砌了万里长城吗？”
“那是人家中国人，”父亲回答说。“中国人是伟大的能工巧匠，再说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随着岁月的迁流，童年时代的印象似乎渐渐淡薄。但是当然，这些印象继续活在我的记忆深处，而且偶尔还会浮到面上来。特别是遇到旱灾的时候，这些印象总会唤起我莫名的不安。
我在青年时代曾爱上了俄罗斯中部。我之所以爱它，很可能是因为那里的自然界生气蓬勃，有众多清澈凉爽的河川溪流，有郁郁苍苍的树林和绵绵的细雨。
因此每当干旱侵蚀到俄罗斯中部，热浪似决口一般涌入这个地区的时候，我的不安就被对沙漠的无可奈何的愤怒所替代了。
利夫内的雷雨
许多年后，沙漠又一次向我提醒它的存在。
一九三一年，我去奥廖尔州的利夫内市度夏。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早已完稿，只消再作些润饰，就可付印，因此我急于找一个没有任何熟人的小城市住下来，免得有什么人什么事妨碍我专心致志于写作。
我过去从未去过利夫内。我喜欢这座小城的洁净，喜欢小城中不计其数的盛开的向日葵和用整块石板铺成的街道以及那条在坚厚的黄色的泥盆系[71]石灰岩上深切出河谷来的河流。这条河叫湍急的松树河。
我在城郊一幢破旧的木屋里租了个房间。木屋筑在临河的悬崖上，屋后有一大片果园，但是已经荒芜，半个园子长满了河边的那种杂草和灌木丛。
房东是个上了年纪的胆小怕事的人，在车站报亭里卖报，他妻子是个阴郁干瘦的女人。他们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安菲莎，小的叫波琳娜。
波琳娜是个体格孱弱、皮肤白净的姑娘。她跟我说话时，由于害羞，总是把那条金黄色的发辫解开了又编上，编上了又解开。那年她十七岁。
安菲莎当时十九岁，体态绰约，面色苍白，嗓音低沉，两只灰眼睛流露出一股森然之气。她天天穿一身黑衣服，活像个修女。她几乎从不做家务，终日躺在果园枯萎了的草地上看书。
在房东的阁楼上，堆放着许多被老鼠咬坏了的书，其中绝大部分是索伊金[72]版的外国古典作家的文集。我也从阁楼上把这些书拿下来看。
有好几次，我从上面的果园里看到安菲莎在下面湍急的松树河岸边。她坐在悬崖下一丛山楂树旁边，身旁坐着一个瘦弱的半大孩子，约摸十六岁，样子文静，头发呈浅色，两只大眼睛神情专注。
安菲莎偷偷地把东西拿到岸边来给那男孩吃。安菲莎总是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吃，有时还伸过手去抚摩他的头发。
有一回，我看到她突然用手捂住脸痛哭起来，哭得连身子都抖了。男孩停止了吃，惊恐地望着她。我悄悄地走开了，久久地克制自己不去想安菲莎和那个半大孩子。
可原先我还天真地以为在幽静的利夫内，谁也不会来把我从我小说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的圈子里拖开去！但现实生活立刻粉碎了我天真的想法。在我还没有了解安菲莎的事以前，不消说，根本就谈不到专心致志地静心工作。
还在我看到她同那个男孩子在一起之前，我每日望着她那神情凄楚的眼睛，就料到她生活中必有什么隐痛。
果然不出我所料。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被隆隆的雷声惊醒了。利夫内三天两头下雷雨。市民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利夫内市建造在铁矿床上边，矿床把雷雨“吸过来了”。
窗外，夜正在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用迅捷的白光掀开天幕，一会儿又把天幕阖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隔壁传来好几个人激动的声音。后来我听到安菲莎愤怒地喊道：
“这是谁想出来的？哪条法律上写着我不可以爱他？你们把这条法律拿给我看嘛！既然你们把我生了出来，就不该逼我去死。他身子一天比一天瘦弱，就像支小蜡烛，眼看就要烧光了。就像支小蜡烛！”她叫喊着，激动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孩子他妈，你少说几句！”房东没有把握地喝住妻子。“让这傻瓜爱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去吧。反正你再开导她，她也不会听你的。至于钱，安菲莎，我连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你。”
“我才不稀罕你们的臭钱！”安菲莎吼道。“我自个儿会挣，我把他带到克里米亚去。兴许他在那边还能多活一年半载。我反正铁了心，跟你们一刀两断。你们丢丑丢定了。记住这一点吧！”
我正在纳闷出什么事了，忽然听到房门外边的走廊里还有个人在抽抽搭搭地哭泣和擤鼻涕。
我打开房门，正好亮起一道没有雷声伴随的闪电。借着闪电的光，我看到原来是波琳娜额头贴着墙壁站在那里，身上裹着一条长披巾。
我轻轻唤了她一声。这时空中猛地炸开一个霹雳，使人觉得这声巨响把小屋齐屋顶打进了地里。波琳娜吓得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天呀！”她嗫嚅地说。“这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偏偏又下这么大的雷雨！”
她悄声告诉我说，安菲莎死心塌地爱上了科利亚。科利亚是寡妇卡尔波芙娜的儿子。卡尔波芙娜是挨家挨户给人洗衣服的。她是个不声不响的温和的女人。科利亚有病，患有肺结核。安菲莎的脾气很坏，是个火性子，谁都拿她没办法。要是硬不依她，她会寻短见的。
隔壁屋里的说话声突然停止了。波琳娜也跑回自己房间里去了。我躺了下来，竖起耳朵听着，有好长时间怎么也睡不着。房东家的人一点声音也没有。我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我迷迷糊糊听到了懒洋洋的雷声和狺狺的犬吠声。后来我终于睡着了。
可我大概只睡了一小会儿。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是房东在敲我的房门。
“我们家出事啦，”房东隔着房门颓丧地说道。“我打扰您，请不要见怪。”
“出什么事了？”
“安菲莎跑掉了。什么东西也没带，空身走的。我这就要上小镇上卡尔波芙娜家去看看。安菲莎十有八九跑到她家去了。我只好来麻烦您。请照顾一下我家里的人。我妻子晕过去了。”
我赶紧穿好衣服，去给女主人服用了缬草酊。波琳娜喊了我一声，我跟她一起走到门廊里。我解释不清我是凭什么作出判断的，反正我断定要发生很不幸的事情。
“咱们上河边去看看，”波琳娜小声说道。
“你们家有手电筒吗？”
“有。”
“快拿来。”
波琳娜拿来了一只灯光暗淡的手电筒，于是我们一步步踩着滑不溜唧的悬崖，朝河边走去。
我当时料定安菲莎准在这儿附近。
“安菲莎——！”波琳娜突然绝望地喊叫起来，这叫声不知为什么使我心惊肉跳。“她再喊也白搭！”我心里思忖。“白搭！”
河对岸不时亮起闪电，但已经失去刚才的威势，显得平和多了。雷声已远远离去，勉强才能听见。悬崖上的灌木丛中，雨珠在滴滴答答地滴落。
我们沿着河边往下游走去，手电筒只剩下了一点点亮光。后来在我们当头的空中，闪过一道姗姗来迟的闪电，借它的光，我看到前面岸边有一摊白糊糊的东西。
我走到这摊白糊糊的东西跟前，伛下身去一看，原来是安菲莎的连衣裙和汗衫。她那双湿淋淋的鞋子也搁在那里。
波琳娜尖叫一声，拔脚就往家里跑。我跑到渡口，叫醒了摆渡的。我们坐上小木船，在两岸之间不停地划过来划过去，往下游行去，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河里。
“黑灯瞎火的，哪找得着，再说雨又这么大！”摆渡的说着，打了个哈欠，他的睡意还没有消失。“没浮起来，再怎么找也找不着的。这么说，死神连美人儿也不放过呀。真是铁石心肠，我的亲爱的。她把衣服都脱了，这样好死得快些。嗬，这个姑娘！”
次日早晨，在河坝附近找到了安菲莎。
她躺在棺材里，美丽得难以形容。湿漉漉、沉甸甸的辫子像是用赤金打成的，苍白的双唇上挂着一抹歉疚的微笑。
有个老婆子对我说：
“你别看她，亲爱的。看不得的。这种美会叫人的心不知不觉碎掉。”
可我不能不看安菲莎。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女性无限强烈的爱，这种爱是连死都不怕的。而在此之前，我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和听人谈起过这种爱情。不知为什么，我当时以为像这样的爱情大半落到了俄罗斯妇女的头上。
下葬那天有许多人来送葬。科利亚远远地跟在后面，他害怕安菲莎家里的人。我打算走到他身边去，可他一见到我撒腿就逃，转眼之间就拐进一条胡同，没有影儿了。
我心如刀割，再也无法写作，连一行都写不下去了。我只得由郊区搬到城里，确切点说，不是城里，而是搬到了车站，搬到了铁路上的医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夏茨卡娅的那幢低矮的、光线不太充足的房子里去。
在安菲莎自尽前不久，我路过城里的公园。只见露天影剧场外边，有一大群小男孩坐在地上。他们显然在等着干一件什么事儿，唧唧喳喳的，活像一群麻雀。
就在这时，打影剧场里走出一个头发花白的人，把电影票分发给孩子们。孩子们你推我搡，骂骂咧咧地拥进了剧场。
那个花白头发的人，面相还年轻，看上去四十岁还不到。他和气地眯细眼睛，看了我一眼，举手朝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我决定向孩子们打听这个怪人是谁。我走进影剧场，花了一个半小时去看一部老片子《红小鬼》[73]，同时听着孩子们打呼哨、跺脚、欢叫、惊呼和喘气。
散场时，我同孩子们一起出来。我问他们，请他们看电影的那个怪人是谁。
我马上被一群你嚷我叫的孩子围住了，我好歹知道了个大概。
原来这个花白头发的人是铁路上的医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夏茨卡娅的弟弟。他是个病人，“脑子坏了”。按月由苏维埃政府发给他一笔数目挺大的退休费。可为什么发给他就不晓得了。每月给他送退休费来的那天，他把车站地区所有的孩子都召集拢来，领他们去看电影。
孩子们一天不差地知道退休费送来的日子。这天打一大早起，他们便成群结队地来到夏茨基家外面，坐在车站的小花园里，装出完全是顺便来玩玩的样子。
这就是我从孩子们嘴里打听到的全部情况。当然，此外还有一些无关宏旨的详情细节。譬如亚姆斯卡亚镇的孩子们也想来揩夏茨基的油，可是车站地区的孩子给了他们以毁灭性的回击。
我那位房东太太自从安菲莎死后，就卧床不起，总是说心口疼。有一天，有位大夫来出诊，这位大夫就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夏茨卡娅，我就这样跟她认识了。她戴着夹鼻眼镜，身材高大，是个坚强果断的妇人。尽管她已经上了年纪，可外表仍收拾得像个高等女校的学生。
我从她口中得知她的弟弟是位地质学家，患有精神病，政府的确发给他对他特定的退休费，因为他曾发表过在我国和欧洲都享有盛名的一系列学术著述。
“您不要再在这儿住下去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用大夫特有的那种不容分说的口气对我说。“秋天快要到了，秋天一到，三天两头儿下雨，这儿的路会烂得没法走。再说这凄凄惨惨的环境，能写作吗！搬到我家去住吧。我家只有三口人：我的老母亲，我的弟弟和我，而我们在车站上的那套住房有五个房间。我弟弟对人很客气，不会妨碍您的。”
我同意了，搬到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家去住。于是我得以结识了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夏茨基——我未来的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的主人公之一。
这家人家的确很静，静得甚至有点儿死气沉沉。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成天不是在门诊所里，就是去出诊；她的老母亲终日坐在那里用纸牌占卜，而地质学家则很少出自己的房门。他打一大早起就看报，一版一版从头看到尾，然后就奋笔疾书，不知写些什么，几乎要写到深夜，一天能写满厚厚一本练习簿。
偶尔打荒凉的车站上传来一下汽笛声。那是这个车站唯一的一辆调车机车在鸣笛。
夏茨基起初一见到我就害臊，后来熟了，便跟我攀谈起来。从交谈中我得知了他病的特点。一早晨，夏茨基还没有疲倦的时候，是个完全健康的人，是个有趣的谈伴。他知识渊博。但只消稍微有一点儿疲倦，就开始胡言乱语。他的谵语是以一个躁狂性的想法为基础的，而这个想法又按照严密的逻辑生发开去。
夏茨基得病的经过，《卡拉—布加兹海湾》中作了描写。他在中亚细亚进行地质勘察期间，被白匪俘虏了。他们每天枪决人时，都把他同其他俘虏一起拉出去。但夏茨基命不该绝。当按照列队的次序，枪决每个逢五的人时，他正好逢三，枪决逢双的人时，他正好逢单。他虽然幸免于死，但是却发了疯。他的姐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克拉斯诺沃茨克找到了他，那时他住在一辆毁坏了的货车车厢里。
每天傍晚，夏茨基都要上利夫内邮局去寄一封挂号信给人民委员会。根据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要求，邮政局长不把这些信发往莫斯科，而是退还给她，由她烧掉。
我很想知道夏茨基每天的报告中都写些什么。不久我就知道了。
有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书，他走进了我的房间。我的鞋子脱在床前，鞋尖朝外。
“永远也不要这样摆鞋子，”夏茨基气呼呼地说。“这样摆有危险。”
“为什么？”
“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他走了出去，一分钟后，拿了张信纸来给我。
“给您看看！”他说。“看完后，敲敲墙通知我。我上您屋里来，要是您有看不懂的地方，我解释给您听。”
他走了。我开始看这封信。
呈人民委员会
我已不止一次警告人民委员会，一场将导致我国毁灭的严重危险正在日益逼近。
尽人皆知，在各层地层中均蕴藏有强大的物质能（诸如在煤、石油、页岩等等之中）。人已学会释放这种能和利用这种能。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各层地层中压缩有这些地层所生成的那些年代的精神能。
利夫内市位于欧洲泥盆系石灰岩地层厚度最大的区域。在泥盆纪，地球上刚刚萌生朦胧的意识，这是一种残暴的意识，无丝毫人道的特征可言。其时在地球上居统治地位的是盾皮鱼类混沌的脑髓。
这种原始的精神能浓缩在无脊椎动物——菊石中。菊石的化石确实充满在泥盆系石灰岩层中。
每一条菊石——都是那个时期一个小小的脑髓，蕴藏着巨大而又凶恶的精神能。
幸而多少世纪以来，人始终未能掌握释放沉积岩层中的精神能的方法。我之所以说“幸而”，是因为这种精神能要是人一旦能够使其摆脱静止状态，那么它就会毁灭整个文明。人们在被它毒化后，就会蜕化为残暴的野兽，听凭卑鄙、盲目的本能的驱使。而这将意味着文明的毁灭。
然而，正如我已不止一次报告人民委员会的，如今法西斯分子已研究出释放泥盆纪精神能和复活菊石的方法。
因为我们利夫内地底下的泥盆系岩层最为厚实，所以法西斯分子准备在此地释放出这种能。一旦他们得逞，全人类的毁灭就再也无法防止。人类将先在精神上，继而在肉体上毁灭。
法西斯分子已经周密、详尽地制订出在利夫内地区释放泥盆纪精神能的计划。然而正如一切最复杂的计划一样，这个计划也同样是最容易挫败的。只要有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没有预见到，整个计划就会失败。
因此，除了必须火速派重兵前来包围利夫内市之外，还应当严令阖城居民改变他们的习惯做法（因为法西斯分子所订计划的全部依据正是利夫内的生活习惯），而采取为法西斯分子所断断料想不到的做法。不妨举一例说明。利夫内的全体公民在就寝前，历来都把鞋子脱在床前，鞋尖朝外。今后应当改为把鞋尖朝里。也许恰恰就是这个细节是计划所没有预见到的，于是由于这件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计划便将落空。
必须补充一点，由利夫内泥盆系岩层中自然渗出的（诚然，是极少量的）精神病毒，导致了这个城市的民风较之其他同样大小、同样类型的城市的民风要粗野得多。有三个城市位于泥盆系石灰岩地层之上。这三个城市是：克罗梅、利夫内和叶列茨。怪不得关于这三个城市有这么一句古已有之的谚语：“克罗梅是小偷的宫闱，利夫内使小偷如鱼得水，而叶列茨是小偷的老子。”
法西斯政府派驻利夫内的密使是该市的药剂师。
看完这封信后，我恍然大悟，夏茨基为什么要我把鞋子掉过头去，让鞋尖朝里了。同时我不由得感到害怕。我明白了，夏茨基家的宁静是很不稳固的。他随时都可能发作。
很快我就发现，他发作的次数并不算少。只是夏茨基的母亲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善于在外人面前掩饰这一点罢了。
翌日晚上，当我们围坐在桌子旁喝茶，平静地谈论着顺势疗法的时候，夏茨基拿起牛奶壶，不动声色地把牛奶斟进茶炊的烟囱里。老母亲叫了起来。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严厉地瞪了夏茨基一眼，说道：
“干吗胡闹？”
夏茨基歉疚地微笑着辩解说，正是把牛奶倒进茶炊这种野蛮的举动是法西斯分子在他们的计划中所绝对预见不到的，从而不消说，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拯救了人类。
“回自己房间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声色俱厉地说道，然后站起身来，怒气冲冲地把窗子打开，放掉屋里牛奶的焦煳味。
夏茨基垂下脑袋，乖乖地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然而夏茨基在其“神志清楚”的时候却非常健谈。我由此知道了他过去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亚细亚工作，是卡拉—布加兹海湾第一批勘察者之一。
他的足迹遍及海湾的东岸。这在当时来说，算得上是舍生忘死的壮举。他描绘了东岸的情况，标了地图，并在海湾附近寸草不生的山岭中发现了煤矿。
我从夏茨基嘴里第一次知道了里海有一个可怖的、谜一般的海湾叫做卡拉—布加兹海湾，知道了这个海湾的海水内芒硝储量之大是取之不尽的，还知道了沙漠是有可能消灭的。
夏茨基对沙漠的憎恨达到了一个活人所可能有的最大限度，恨得那样的强烈，那样的坚决。他把沙漠称之为干旱的瘟疫、疮痂、销蚀大地的癌、大自然莫名其妙的卑劣行为。
“沙漠所擅长的就是屠杀生灵，”他说道。“沙漠就是死亡。人类是应当懂得这一点的，当然，要是人类没有精神错乱的话。”
听一个疯子说出这样的话，不免感到奇怪。
“应当彻底征服沙漠，应当不停顿地、狠命地、毫不留情地打击它，不让它有片刻的喘息。要不知疲倦地打击它，直到把它置于死地。这样就可在它的尸体上栽培起风调雨顺的乐园。”
他唤醒了沉睡在我心中的对沙漠的憎恨——我童年时代那些经历的回声。
“要是人们把他们用于互相残杀的资金和人力，”夏茨基说，“分出一半来根治沙漠，那沙漠早就销声匿迹了。人们把人民的全部财富，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命，都用到战争上去了。连科学和文化也用之于战争了。甚至连诗歌，人们都有能耐使之成为大规模屠杀的同谋者。”
“瓦夏[74]！”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从她的房间里大声喊道。“你放心吧！不会再打仗了。永远也不会了。”
“永远也不会——这是无稽之谈！”夏茨基出人意料地回嘴说。“不出今夜，石菊就要复活了。你们知道在哪儿复活吗？在亚当面粉厂附近。走，咱们出去散散步，侦察一下敌情。”
他开始说胡话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把他领回房间，给他服了“别赫捷列夫[75]片剂”，侍候他睡下。
至于我呢，急于想早日结束那部长篇小说，好开始写一本关于消灭沙漠的新书。就这样出现了《卡拉—布加兹海湾》的尚未清晰的构思。
我在深秋离开了利夫内。行前，我去向原来的房东告别。
房东老太太仍卧床不起。老头儿不在家，波琳娜送我回城。
天已暮色四合。车辙里的冰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果园已经凋谢殆尽，但苹果树上还挂着泛红的枯叶。被寒冷的夕辉燃亮的最后一朵浮云，正在冻僵了的天空中渐渐熄灭。
波琳娜和我并肩而行，信赖地握住我的手。这个动作使我觉得她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我心中不由得充满了对她——一个孤独、羞涩的少女——的温情。
打城内的电影院里隐隐约约飘来一阵阵音乐声。家家户户都已点上了灯。茶炊的轻烟悬垂在各家各户的果园上。在光秃秃的树枝后面，繁星已经在闪烁了。
一股莫名的激动揪紧了我的心，我想，为了这样美好的大地，为了像波琳娜这样的姑娘，甚至只是为了她一个人，也应当召唤人们起来为争取过欢乐的、理性的生活而斗争。凡是使人悲伤、使人痛苦的事物，凡是哪怕会勾起人们一滴眼泪的事物，都应当连根铲除。这包括沙漠，包括战争，包括不公平，包括谎言，包括对人心的轻侮。
波琳娜一直把我送到市区的第一排房子前。在那里，我向她告别。她垂下眼睛，开始解开她那条金黄色的辫子，然后突然说道：
“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76]，我今后一定多读书。”
她抬起羞涩的双眸，握了握我的手，就快步回家去了。
我乘硬席车回莫斯科，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
半夜里，我上车厢口的通过台去抽烟。我放下车窗，探出头去。
火车正飞速地行驶在树叶已经凋落的森林里。几乎连一棵树也看不到。主要是根据声音——车轮的隆隆声在树丛中激起的急促的回声，才猜到这是在森林里。空气好似下雪珠时那样冷彻骨髓，把冻僵了的树叶的气息吹到我脸上。
晚秋深夜的天空由于星光亮得耀眼，反像是蒙着一层轻雾。星空正同火车一齐向前飞驰，一步也不肯落后。一座又一座铁路桥相继短促地訇然震响。尽管火车在全速行驶，可仍能看到桥下黑油油的水中——不知是沼泽呢还是小河——倏忽即逝地映照出一道道星光。
火车隆隆地轰响着，嘶鸣着，喷出一团团的蒸汽和浓烟。车厢里，一盏盏挂灯叮叮当当地震响着，里边的蜡烛火光熊熊，但已行将燃尽。车窗外，一串串紫红色的火星顺着轨道向后飞去。机车陶醉于自己风驰电掣的速度之中，欢快地吼叫着。
我当时深信，火车正飞速地把我送向幸福。一部新的小说的构思在我脑海里诞生了。我相信，我一定能把这部小说写出来。
我把头探出车窗，唱起歌来，用不相连贯的歌词唱着秋夜，唱着俄罗斯，对我来说，世上再也没有比俄罗斯更亲切的地方了。风像少女松散开来的芬芳的发辫，把我的脸吹拂得痒痒的。我真想吻吻这发辫，这风，这如泉水一般清冷的土地。但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于是我只好前言不搭后语地唱着歌，活像个疯子。在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线极其淡雅、极其柔和的泛出蓝光的鱼肚白，这美丽的景象使我叹为观止。
我奇怪东方的天际怎么会这样美，怎么会这样清澈，怎么会有这种淡淡的蓝光，后来我才想到这是新的一天正待破晓。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在车窗外所看到的一切以及在我心中激荡着的那股无可名状的欢乐感，竟会交织在一起，化为一个决心——写作、写作、再写作！
但是写什么呢？在那一瞬间，写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只要我所写的东西能够把我有关美好的大地的那些想法，把我要使大地不致贫瘠、干枯、死亡的热望，聚合在它的周围就行了，只要能够把上述两点像受到磁石的吸引那样，吸牢在某个题材上就行了。
过了一段时候，这些思想逐渐形成了《卡拉—布加兹海湾》的构思。然而也可能形成另一部什么小说的构思，但是不管怎么样，小说的主要内容必定跟《卡拉—布加兹海湾》是相同的，而且必定会同样洋溢着当初主宰了我的那些感情。显然，构思几乎总是渊源于内心。
构思一旦出现，它的生命就开始了新的阶段，即所谓的构思“酝酿”阶段，确切点说，是用现实生活的内容去充实构思的阶段。
研读地图
在莫斯科，我弄到了一本详细的里海地图，便久久地浪游于（当然是在想像中）里海干旱无水的东岸各地。
还在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看地图。我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儿看地图，就像看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一样。
我研究着神秘的河流和峥嵘险巇的海岸，深入到只有用小圆圈标示着几个无名猎业贸易站的原始森林，反复地念诵着那些像诗句一样琅琅上口的地名：尤戈尔海峡[77]，赫布里底群岛[78]，瓜达尔卡纳尔岛[79]，因弗内斯[80]，奥涅加湖[81]和科迪勒拉山系[82]。
渐渐地，所有这些地方都异常清晰地呈现在我的想像之中，以致我觉得我能够凭想像虚构出周游列国的游记。
甚至我的父亲，一位地道的幻想家，对于我这样迷恋地图，也不以为然。
他说，像我这样迷恋地图，今后一定会大失所望的。
“要是你大了以后，日子过得顺遂，”父亲说，“你就有可能去各地旅行，到那时，你现在给自己放下去的诱饵就会叫你伤心。你会看到那里的一切完全不是你想像的那回事。譬如说吧，墨西哥就很可能是个尘土飞扬、民不聊生的国家，而赤道上的天空是灰蒙蒙的，既单调又乏味。”
我不相信父亲的话。我不能想像赤道上的天空哪怕会有一天是灰蒙蒙的。在我心目中，赤道上的天空蓝得那样的浓，连乞力马扎罗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也都染上了蓝蓝的颜色。
不管父亲怎么说，我就是改不掉这种癖好。后来，在我成人之后，我更是清楚地看到，父亲当年讲的话，在我身上并未完全应验。
譬如说吧，我头一次到克里米亚去时（在此之前，我曾在地图上仔仔细细地研究过这个地区），的确发现它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样。
然而正是由于预先有了这些想像，我才能格外敏锐地观察克里米亚，假若我对克里米亚事先一无所知的话，就远远不可能这么敏锐了。
每走一步，我都发现我所没有想像到的景物，而这些我始料所不及的景物，在我脑海中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认为跟某些人的“神交”也能产生同样巨大的作用。
比方说，对于果戈理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像。然而要是我们能在他生前见到他的话，就会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地方和我们想像的截然不同。而恰恰是这些不同的地方能够鲜明深刻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要是事先对果戈理没有这种想像，一旦见到他的话，他身上有许多特点我们说不定就发现不了，于是会觉得他完全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我们习惯于把果戈理想像得有点儿忧郁、好猜疑、萎靡不振。因此一旦见到他，我们一眼就可发现他的真实形象完全不是如此：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性格开朗活泼，甚至有点儿轻佻，老爱扬声大笑，衣着十分雅致，讲话时乌克兰口音很重。
我虽然没有能力把这些想法阐述得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是我认为情况的确就如我所说的那样。
养成在地图上神游各国，在想像中见到各地风光的这种习惯，有助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正确地去认识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会永远留下我们想像的淡淡的印痕，会染上我们加之于它们的一抹色彩、一道光辉、一层薄雾，这使我们真去那些地方时，就不会觉得它们是枯燥乏味的了。
就这样，我身在莫斯科，却畅游了里海阴森的海滨，同时看了许多书籍、科学报告，乃至描绘沙漠的诗歌，总之凡是在列宁图书馆可以找到的资料，我几乎都看了。
我看了普尔热瓦利斯基[83]和阿努钦[84]的著述，看了斯文·海定[85]、马克—加哈马和格鲁姆—格尔日迈洛[86]的作品、谢甫琴科被监禁在曼格什拉克半岛期间所写的日记[87]、希瓦[88]和布哈拉[89]的历史、海军中尉布塔科夫[90]的报告笔记、旅行家卡列林[91]的著作、各种地理考察报告，以及阿拉伯诗人们的诗歌。
在我面前展现出了一个灿烂的世界，我从中看到了人的强烈的求知欲和丰富的知识。
终于到了应当去里海，去卡拉—布加兹海湾实地观察的时候了，可是我没有钱。
但我毕竟还是筹措到了一笔钱，虽然费了很大的周折。我先乘车到萨拉托夫，然后取道伏尔加河，顺流而下，行至阿斯特拉罕。在那儿我耽搁了下来。我那点微薄的旅费已经告罄，我要继续往前走，就不得不在阿斯特拉罕为《三十天》杂志和阿斯特拉罕的报纸写几篇特写。
为了写好这几篇特写，我去了阿斯特拉罕草原和恩巴河。这几次旅行对于我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也大有好处。
我从里海沿着长有大片大片芦苇的海岸向恩巴河航去。我乘的是一艘老式的明轮轮船，船名十分古怪，叫做“天芥菜”号。跟一切老式轮船一样，“天芥菜”号上许多东西都是紫铜的。扶手、罗盘、望远镜、各种仪器，甚至船舱高高的门槛都一色是紫铜的。“天芥菜”号颇像是一只用砖头擦得锃亮的冒着烟的大肚子茶炊，随着浅海的轻浪东摇西晃。
海豹活像洗海水浴的人，仰面朝天地卧在里海温暖的海面上。偶尔懒洋洋地动动肥厚的鳍脚。
在一艘艘渔家的浮码头——鱼栈——上，那些穿着天蓝色水手服、牙齿洁白的姑娘，见到“天芥菜”号驶过，又是打呼哨又是哈哈大笑地目送着它远去。她们的腮帮子上全都沾满了鱼鳞。
白糊糊的云霭和白糊糊的沙岛，映在油汪汪的海水中，有时简直无法分清哪是云，哪是岛。
小城古里耶夫到处都是用作燃料的干牲口粪腾起的炊烟，可我穿过无水的草原去恩巴河时乘的却是刚刚投入运行的新式的内燃机车。
在恩巴河上的多索尔地区，有许多湖泊，湖水呈鲜艳的粉红色。在湖泊间，一台台油泵在哼哧哼哧地抽着石油，空气中弥漫着盐水的味道。那里家家户户的窗子都不安玻璃，而代之以又细又密的金属丝网。网外面爬满了蚊蚋，密密层层的，把屋里遮得一点儿光线都没有。
我亲眼看到一个工程师被避日虫咬了一口，第二天就死了。
中亚细亚酷热灼人。每天夜里星星透过满天的尘土闪着光。哈萨克老人们穿着肥而短的灯笼裤在街上走来走去。裤料一色都是花里胡哨的印花布——玫瑰红的底子上，洒着一朵朵墨黑的大芍药花，衬着碧绿的叶子。
每次旅行后，我都回到阿斯特拉罕，回到报馆的一位记者的小木屋去住上几天。这位记者硬拖我到他家去住，我只好从命。
小木屋筑在瓦尔瓦齐耶夫运河岸边的一座小花园里，花园里盛开着一簇簇旱金莲。
我在凉亭里写我的特写，凉亭很小，只待得下一个人。晚上我也睡在那里。
记者的妻子是个和蔼可亲的病弱的少妇，她成天在厨房里翻捡着一件件娃娃衫，偷偷饮泣。她刚生下来不久的儿子在两个月前死了。
从阿斯特拉罕我经马哈奇卡拉和巴库到达了克拉斯诺沃茨克。此后的情况，我都写在《卡拉—布加兹海湾》里了。
后来，我回到了莫斯科，可没几天，就不得不以记者的身份出差去北乌拉尔的别列兹尼基和索利卡姆斯克。
我从难以置信的亚洲的酷热中，一下子转到了很早就进入冬季的布满阴郁的云彩、沼泽和由苔藓覆盖着的山峦的地带。
就是在那里，在索利卡姆斯克的一家旅馆里，我开始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这家旅馆过去是修道院的一幢禅房。
旅馆内弥漫着一股十七世纪的气味——神香、面包和皮革混杂在一起的气味。每天夜里，裹着皮袄的更夫们敲着铁板报时。在暗淡的雪光中，建于“斯特罗加诺夫朝代”[92]的雪花石膏的古教堂泛出幽幽的白光。
此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人联想起亚洲，可不知为什么，恰恰由于这一点，我反而觉得描写起亚洲来要容易些。
以上便是我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简略的经过，我只能用三言两语把它讲完。同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有关的所有的会晤、旅行、谈话和事情，别说没有可能详细叙述，哪怕就是简单地历数一遍也是办不到的。
不用说，诸位一定会发现我只是把我所搜集到的材料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写进了我的这部中篇小说。大部分材料都被我舍弃了，未能进入这本书。
不过无须为此而扼腕。这些材料随时都可用之于其他要写的书中。
我写《卡拉—布加兹海湾》时，没有考虑准确地按照时间的顺序去配置素材，而是按照我沿里海海岸旅行时所搜集到的素材的先后次序来布局。
《卡拉—布加兹海湾》问世后，批评家们从这部小说中发现了“螺旋结构”，对之大为赞赏。可我并没有花丝毫心血去追求这种结构，这事与我无涉。
我在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时，主要想到的是我们生活中有许多人和事是完全可以使之响彻抒情的和英雄主义的旋律的，这些人和事是可以生动而又如实地加以描绘的。不管小说是写芒硝的，还是写在北方的森林中建筑造纸厂的，都是如此。
所有这一切都能以巨大的感染力扣人心弦。但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写小说的人必须力求真实，相信理智的力量，相信人心解救世界的力量，并且热爱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