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言 试释玻璃球游戏及其历史(1)
…non entia enim licet quodammodo levibusque hominibus facilius atque incuriosius verbis reddere quam entia,verumtamen pio diligentique rerum scriptori plane aliter res se habet:nihil tantum repugnat ne verbis illustretur,at nihil adeo necesse est ante hominum oculos proponere ut certas quasdam res,quas esse neque demonstrari neque probari potest,quae contra eo ipso,quod pii diligentesque viri illas quasi ut entia tractant,enti nascendique facultati paululum appropinquant.
ALBERTUS SECUNDUS
tract.de cristall.spirit.
ed.Clangor et Collof.lib.I.cap.28
约瑟夫·克乃西特亲笔写下的译文：
……一般而言，对于浅薄者来说，对不存在的事物也许较之于具体事物容易叙述，因为他可以不负责任地付诸语言，然而，对于虔诚而严谨的历史学家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但是，向人们叙述某些既无法证实其存在，又无法推测其未来的事物，尽管难如登天，但却更为必要。虔诚而严谨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作为业已存在的事物予以探讨，这恰恰使他们向着存在的和有可能新诞生的事物走近了一步。
阿尔贝托斯·塞孔多斯[5]
我们的愿望是把我们能够收集得到的些微资料，也即关于约瑟夫·克乃西特[6]，或者如玻璃球游戏档案中所称的游戏大师约瑟夫三世的生平材料，写入本书之中。我们当然清楚，这种尝试多少违背了玻璃球游戏团体的治理原则与习惯，甚至是背道而驰。因为尽量消灭个人主义，尽可能将个体纳入专家学者所组成的团体之中，正是我们最重要的指导原则之一。由于这一原则在悠长的历史岁月里始终受到极彻底的遵守，以致今天想要寻找到曾在这一团体中起卓越领导作用的若干人物的生平以及其精神思想资料，简直是难于登天，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往往无法判明这些人物的本姓原名。隐姓埋名乃是这一团体遵奉的精神标志之一，并且几近百分之百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我们如此固执地试图确证游戏大师约瑟夫三世的若干事迹，并至少粗浅地勾画出他个人的整体轮廓，实非出于任何类型的个人崇拜或者存心反抗习俗；我们深信，我们完全是为了服务于真理与科学。古人说：人们越是深入而彻底地去探讨一个命题，结果却越是不可抗拒地陷于反命题的误区之中。我们不仅赞同而且尊重隐匿个人姓名的想法，这是我们这个团体以及我们精神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我们略略浏览一下这个精神团体的早期历史，也即玻璃球游戏的发展过程，事实却无可辩驳地向我们表明，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里，每一次扩建中，每一种变化内，每一项进步抑或保守的重要环节上，莫不切切实实地留下了每届主持者的个人痕迹，尽管这件事并非他个人独创，但他无疑引导了这种变化，并起着促使其臻于完善的作用。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对个人作用的认识与以往年代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的认识已大不相同。以往年代的作者们，尤其是偏爱写个人生平的作家，我们不得不说他们总只看见个人的特性并把这种特性视为其本质，如：他的固执，他反常的举止以及他独特的个性，是的，还常常干脆涉及他的病理问题。我们现代人则与此相反，甚至不写这些人的独特的个性，除非我们遇见了特殊人物，他们已抵达超越一切正常性与独特性的彼岸，他们竭力使完美的个性淡化，竭力完成自己超越个人的无瑕使命。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就会发现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这类理想，例如，古代中国人中的“圣贤”或者“智者”的形象；又如，苏格拉底伦理学说中的理想，就同我们今天的理想几乎没有差别，而许多巨大的精神组织，如罗马天主教会，在其鼎盛时期也曾具有类似基本原则，事实上，许多出自该教派的伟大人物，如圣洁的托马斯·阿奎那[7]，在我们眼中也就像古代的希腊雕塑一样，更多的是典型代表性，而不是个人角色。
尽管如此，早在二十世纪开始的精神生活改革——我们全是它的继承者——之前，这类真正的古老理想显然已消失殆尽了。当我们翻阅以往年代的传记著作时，我们是何等惊讶，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详尽繁琐地叙述了主人公有多少兄弟姐妹，或者在其童年与青春期期间，在争取爱情与地位的奋斗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心理创伤和疤痕。我们现代人并无兴趣探究一位古代人物的病理现象以及他的家庭历史，也无意了解他的本能冲动、消化与睡眠情况。即便是他的文化背景，曾对他一生起影响的教育学科，他心爱的书籍以及其他情况等，我们都不觉得特别重要。我们只尊重这样一种英雄人物，并对他产生特殊兴趣，这个人的天性与他后来所受的教育让他几乎完全溶于自己的团体职能之中，同时却也没有让自己丧失纯属个人的清新活泼的强大冲力，它使每一个个人散发香气并具有价值。因而每逢个人与团体发生矛盾，我们便正好可以将此作为考察其个性是否杰出的试金石。我们毫不赞同那类受欲望和贪心驱使而破坏秩序的叛徒，我们只怀念那些献身者，他们才是真正悲剧性的人物。
我们发现了英雄，发现了真正堪称人类楷模的人物，并对他的姓名、为人、容貌以及举止体态产生了兴趣，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我们也由此认识到这个毫无冲突的完善团体并非一架用许多一文不值的无生命力的零件拼凑成的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虽然由各部分组装而成，却各有特性和行动自由，各自参与了生命的奇迹。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着手收集玻璃球游戏大师约瑟夫·克乃西特的生平材料，尤其是他自己撰写的东西，我们也确实找到了一些值得阅读的手稿。
我们对克乃西特生平与为人所作的报道，肯定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尤其是玻璃球游戏的选手们早已熟知或大致清楚的事情，出于这一原因，本书对象不局限于团体范围，我们希望能够扩展到具有共鸣感的读者。
对于为数甚少的内部人士而言，既不需要引言，也不需要注释。但是为了让团体之外的读者也能了解本书主人公生平业绩，我们不得不承担起这项多少有点艰难的工作，在本书前面添写一篇简短易懂的序言，让那些不知就里的读者得以略知玻璃球游戏的历史及其意义。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篇序言的对象是一般读者，因而既无意也无必要对团体内部涉及游戏历史与意义的诸种问题的争论进行任何澄清。若想就此课题作一客观报道，为时尚嫌太早。
大家不应当期望从我们这里读到有关玻璃球游戏的完整历史和理论，即便是才能与地位均高于我们的作家们，今天也办不到。这项任务只能留待下世纪的后人来解决，倘若一切原始资料以及精神思想方面的前提到时尚未湮没消失的话。大家更不应当把我们这本书视作一本玻璃球游戏教科书，绝对不会有人撰写这种书籍的。人们想要学会这一游戏的游戏规则并无捷径，只能够走通常的学习道路，总得持续几个年头，大概不会有任何行家里手能够把游戏规则简化到通俗程度。
游戏的规则（游戏的符号语言和文法）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秘密语言，由许多种科学和艺术——尤其是数学和音乐（确切地说是音乐科学）——综合而成，因而不仅能够表达一切，还能够在近乎所有学科之间建立起从内容到结果互相联系的关系。总之，玻璃球游戏是一种以我们全部文化的内容与价值为对象的游戏，情况就像一位处于艺术鼎盛时期的画家在他的调色板上摆弄色彩一样。凡是人类在其创造性时期所生产的一切知识、高贵思想与艺术作品，直至继而产生的学术研究以及它们转化成的精神财富，都是游戏的内容，玻璃球游戏者以这种汇集了一切精神价值的巨大物质作游戏，好似一个风琴手演奏管风琴，而这是一架完美到了难以想象程度的管风琴，它的键盘和踏板探索着整个精神宇宙，它的音栓之多已无法计算，从理论上来分析，这架乐器在其演奏过程中可以再现整个宇宙的精神内涵。如今，它的键盘、踏板和音栓均已固定下来，再要改变它的数字与程序，或试图使其臻于绝对完善，恐怕唯有理论上才有可能了。因为玻璃球游戏的最高行政当局极其严格地管制着一切想要更新内容以丰富游戏语言的设想。另一方面，这个固定不变的结构内部，或者用我们容易想象的画面来解说，在这架巨大管风琴的复杂机械内部，给每一个游戏者都赋予了组合运用整个宇宙的可能性，于是要在一千次严格完成的游戏中找出哪怕仅仅两次不止表面类似的游戏，也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便发生下列情况：两位游戏者凑巧选中同一狭小的主题作为自己游戏的内容，结果也仍然因两人的思想方法、个性、心情以及演奏技艺的区别而使两场游戏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与发展历程。
历史学家想要把玻璃球游戏的起源及其由来追溯到哪个历史时期，纯属他个人的取舍问题。正如任何伟大的思想并无开端可言一样，因为凡是思想均为永恒存在。我们发现，早在若干古老的世纪以前，思想便以期望与预感的形态出现了，例如，在毕达哥拉斯的著作里，稍后，到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后期，又可在希腊的诺斯提派[8]圈子里发现它的踪迹，同样在古代中国文化中也不少见，接着又在阿拉伯摩尔文化[9]的几个高峰里看见了它的痕迹。它的足迹从史前时期不断往前延伸，走过了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来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数学家学会，直至浪漫主义哲学和诺瓦利斯的梦幻文字。每一项促使心灵趋向宇宙整体目标的运动，每一种柏拉图主义学会，每一个知识精英集会，每一次试图让实用与理想科学互相结合的活动，每一种调和科学与艺术或者宗教与科学的尝试，无不建立于这一永恒的思想基础之上，而我们看到的玻璃球游戏便是上述一切的具体体现。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像阿贝拉德[10]、莱布尼兹和黑格尔等哲学家都曾梦想把精神宇宙集中归纳为思想体系，把文化艺术的生动美丽与严谨精确科学的魔术般力量结合起来。而那个音乐和数学几乎同时达到了古典主义高峰的时代让我们体会到，在两种原则之间经常存在着相互交流和互相补充。我们还可以在两个世纪以前的那位尼古拉斯·冯·寇斯[11]的著作中读到同样的气氛，例如他说：“心灵乃由潜在的可能性汇聚而成，以便凭借潜在性衡量一切事物，它并且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借以在统一和谐与单纯的状态中衡量一切事物，就像是上帝所作的一般，它还是联结的必然性，借以在有关事物的独特个性中衡量一切事物，最后，它还可以限制这种潜在可能性，借以在生存中衡量一切有关事物。更有甚者，心灵还可凭借比较形式进行象征性的衡量，就像可以通过数字和几何图形使它们与其他事物相等一样。”此外，似乎并非只有这番想法几近暗示我们的玻璃球游戏，或者符合这一思想游戏，或者发源于类似的幻想。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里找到不少，甚至可说是很多这类相似之处。就连他的爱好数学，他喜欢并擅长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图形和原理以比喻方法应用于神学—哲学概念，也似乎与进行玻璃球游戏的心理状态十分接近。有时候他那种独特的拉丁文（他别出心裁地创造了许多新词汇，却不会有任何拉丁语学者误解它们的含义），也使我们联想到玻璃球游戏语言的任意可塑性。
阿尔贝托斯·塞孔多斯无疑属于玻璃球游戏有影响的始祖之一，这从本文前面的题词便已显示。而且我们揣测，虽然的确无法证实，玻璃球游戏的这种游戏思想也曾控制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那些博学音乐家的心灵，因为他们的音乐创作便建立于数学玄思之上。我们从这儿或那里的古代书籍中不时读到种种传闻轶事，叙述富于魔力的智慧游戏，一些学者、僧侣或者爱好思想的王公贵族发明了它们，并试着玩过，其中有的采取下棋形式，但是棋子和棋盘除了一般功用外，还包含秘密的意义。我们人人都熟知人类各种文明起源时期的许多传说、神话和寓言，那时音乐的力量远远超出其他一切艺术技巧，成为统辖灵魂和国家的力量，音乐是一个秘密的摄政王或者是人们及其国家都必须遵守的法典。从中国最远古的时代直至希腊神话时期，一种让音乐支配人们过幸福天堂生活的观念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玻璃球游戏也与这一音乐崇拜（歌声的神秘力量在永恒的变化中向尘世的我们召唤——诺瓦利斯）具有最内在的联系。
尽管我们也辨认出玻璃球游戏的思想是永恒的，认为它早在实现之前便已存在，然而它发展到我们现今熟知的形式，显然有着它明确的历史轨迹，这里试将其最主要的历史阶段简述如下：
这场以建立游戏团体和发明玻璃球游戏为主要成果的思想运动，开始于文学史家普里尼乌斯·切根豪斯[12]所研究并定名的“副刊文字时代”这一历史时期。这一称谓固然美妙，却有危险性，常常很容易诱导人们对那个过去年代生活状况的观察发生偏差，事实上被形容为“副刊文字”的时代并非毫无思想的时代，甚至从来不曾缺乏思想。然而，在切根豪斯看来，那个时代对精神思想考虑甚少，或者毋宁说它还不懂得如何恰当地在生活与国家结构之间安排精神思想的地位，并使其发挥作用。坦白地说，我们对那个时代所知甚少，尽管它几乎是孕育了以后一切文化的土壤，凡是今天的精神生活无不烙刻着它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