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心智:企业战略定位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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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商战在哪儿打响

当信息的爆炸带来更多的选择时,当掌握信息的人已经今非昔比时,当竞争地点开始转移到心智时,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转化为品牌的较量。很多人要么仍然对深度白热化的竞争熟视无睹,要么仍然不知道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彼此争夺的到底是什么。


春节时笔者闲适在家,朋友圈各类新闻中,“泸州老窖做粉瓶香水”“中华香烟出了啤酒”显得尤为醒目——本以为是恶搞新闻,却发现产品已经在一片质疑声中面市。

“泸州老窖的香水喷在身上,是浓香白酒的绵甜浓郁,还是酱香白酒的醇香幽雅?”

“中华香烟做的啤酒,酒罐与烟盒是一样的红色、一样的天安门,就像是把香烟的纸盒换成了易拉罐,不知道里面装的是啤酒还是尼古丁?”

……

查理·芒特曾经说过:“就确定未来而言,没有比历史更好的老师。”

当年,稳坐饮料行业第一把交椅的娃哈哈,曾经推出白酒产品,但是消费者对娃哈哈的印象依旧停留在营养快线和AD钙奶,最终娃哈哈的白酒产品投入超过百亿元,却草草收场。

还有曾经红极一时的霸王洗发水,在火爆之后,公司又推出霸王凉茶,但却被消费者抱怨“喝着就想起洗发水的味道”。最终霸王凉茶停产,霸王洗发水也不再辉煌。

乐视想要打造生态链,乐视手机、乐视电视应运而生,如今生态链不仅未闭环,手机也从乐视商城下架。

很多企业在迈出新的一步时,都会有一个伟大的理由,似乎充满情怀、资源丰沛、规模巨大、众志成城之时,任何的出击都会摘获胜利的果实。但是,现实却很残酷,赢家屈指可数。留在市场上的幸存者,似乎并不会因为那孤注一掷的非凡举动,或是破釜沉舟的决绝,又或庞大宏伟的背景,而更为市场所偏爱。

这让人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让一些企业崛起,又让另一些企业陨落?

第一节 变革的洪流

德鲁克说过,“几百年后,当我们回看历史洪流中的当下,史学家们可能会发现,最重要的不是技术,不是因特网,也不是电子商务,而是人类的境况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拥有选择的人的数量有了极大增长,而我们的社会却还未完全准备好应对这一切。”


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还只能通过商店、报刊、电视、邮递杂志等传统媒介了解商品的信息。记得1995年,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在全国报纸上的“闪电总攻”,在15天内就收获了15亿元的订单。这样的成果并不源自商品本身的强大,而是由于当时传播媒介单一、竞争对手少、商品信息不对称等。如今,境况已经彻底不同,人们拿起手机,就能足不出户随时了解天下事、淘尽天下品。不仅如此,朋友圈、APP、微博捆绑了生活的每个角落,各式各样的软文宣传、植入营销也随之侵入,个体所面对的信息量远远大于当年的祖辈。这种堪称信息爆炸的现象,导致信息越来越相互抵消、无效,再难以形成当年“一呼百应”的局面了。

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首先一定要看清社会变革的趋势,看到在如今世界中发生的最具有颠覆性的社会变迁,不是高科技带来的舒适生活,而是巨量信息的爆炸式诞生。

有数据统计,现在全球每两天产生的数据,就相当于从人类文明起源至2003年间全部数据的总和,而新的数据还在以每天2.5EB(约10.7亿GB)的量级高速增长。

想想看,更多的人拥有选择的权利,这背后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拥有了更多传递信息的平台,面对着更多的信息制造者。一个企业在众多竞争者之间,如果不了解当今消费者接收信息的方式,以及如何处理信息,那企业将如何跟顾客沟通?甚至,如果一个企业在信息层面都不能够到达顾客,它怎么可能在产品层面接收顾客?

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这种危机,所以急于从浩荡的信息大军中突出重围,不再局限于内部管理与经营,开始对市场有了更多的自觉,在手忙脚乱地应对之中,又诞生了很多诸如前文所提的“白酒香水”“香烟啤酒”这样违背常识的产品(我们在后面章节将讨论如何以恰当的方式,让消费者接受产品信息,对品牌产生正确认知)。

其次,更多的信息制造者,带来了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服务,从宏观经济看是产能过剩,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商品的过剩。

据特劳特全球27家公司经过10年的统计,发现全球所有的标准超市,比如沃尔玛、家乐福、永辉、美廉美、华联等,拥有的存货单位大约为4万个。但是,只要150种产品就足以满足全球85%家庭的需要。

如果你经常去超市,就会发现一个规律:自己总会买青岛的啤酒、李锦记的酱油、宁化府的醋、心相印的纸、高露洁的牙膏。实际上大部分的消费者都是如此,他们经常选择的,往往就在这150种产品之中,这就意味着还有39850种产品虽然被生产、被陈列,却未“被购买”。

再比如汽车行业,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买小汽车可挑选的也就是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品牌的型号。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汽车商的数量迅速增长,又增加了丰田、本田、大众、日产、菲亚特、三菱、雷诺、铃木、宝马、奔驰、现代、大宇、马自达、五十铃、起亚、沃尔沃等品牌的约300种车型。不仅汽车业如此,在各行各业也发生着类似的情形。

这就导致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过去的产品有限,消费者对于品质的要求并不高,现在产品丰富了,一个品质足够好的商品也并不一定就能获得与之匹配的销量,因为消费者心里有更满意的品牌,或者,他已经不需要新的同类型产品了。对于企业来说,如果强行进入,无异于自寻苦路。

最后,从信息爆炸到商品过剩,导致的结果就是竞争的急剧白热化。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现象,但是在“真刀真枪”的商战中,却常常被很多经营者视而不见。

在中国,截至2016年,新登记企业的增长率是24.5%,平均每天增加1.5万家,每家企业都会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但是这些企业中能够被市场接受,或者说幸存超过一年的,不超过20%。

特劳特曾经说过,“10年前我发现竞争已经很激烈,但是与未来几十年相比,我们今天所处的竞争环境,仍然像茶话会一般轻松。”

2000年,彩电行业大战,9家彩电企业刚刚达成合作意向,笔墨未干之际,价格大战就爆发了,有的企业甚至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倾销。在自杀式价格战的背后,就是产能的过剩,当时市场年销量是2000万台,但是生产能力却达到了4000万台。

再看几年后的电脑大战,市场从蓝海逐渐走向饱和,众多曾经被看好的企业,纷纷退出或倒下。先是2005年IBM抛售了引以为傲的PC业务;到了2007年前后,中国PC产业遭遇“寒冬”,夏新、清华紫光等逐渐在市场中绝迹;3年后,曾经第一个拿出UMPC称霸中国市场的方正,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耀,不得不与宏碁进行了深度的战略合作;待到2014年,SONY抛售了被称为PC界时尚教主的VAIO。还有一些耳熟能详的牌子,比如BenQ、七喜电脑、顶星(Topstar)、恒生,都已经在硝烟中退出。

还有每年夏天都要爆发的空调大战,以2015年尤为惨烈,当时上一年库存就已经达到了4000万台,较往年高近3倍,结果又逢这一冷年,夏天雨水多,空调价格战再次拉开,到了第二年上半年,空调市场零售额仅为865亿元,同比下滑3.1%,成为中国家电市场唯一的负增长品类。

白热化的市场竞争,转眼发展成了如今的手机大战、网站大战:Vivo、OPPO手机,一年十几亿元的营销费;分类信息网站比如58同城和赶集网,二手车网站比如瓜子、优信、人人车,一年营销费都近10亿元。甚至在一间电梯间里的广告墙上,能同时出现两家企业的广告,似乎在竞争中,比拼的核心是融资能力,能撑更长时间的,就能最终活下来。但是,竞争的失败者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单纯的企业损失,想想5000多家的团购网,最后只剩下一家美团。给大量企业投入共计上百亿美元的投资方,他们损失的是谁的血汗?

当然,消费者并不关心这些,单纯靠产品、渠道、情怀不再是万灵之药,找到让消费者完成消费支付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才是如今的企业经营者需要关心的重点。

第二节 竞争地点的三次转移

“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拥有权利”,在德鲁克看来,“如果写一部关于过去200年间的经济史或社会史,一个非常有信服力的主线就是信息的转变。”


最初,信息只为少数人所掌握。在早期商业社会中,产品制造商或服务商掌握着产品或服务的所有信息。比如,中国过去的生产者多以家庭为单位,手工作坊为主,有打铁的铁匠“张小泉”、会熬茶的“王老吉”、做裁缝的“瑞蚨祥”,等等,虽然工艺精湛,但是生产效率低。

1765年,蒸汽机被应用于工厂生产,但是由于产能太低,人们的需求根本得不到满足,所以那时候没有“营销”,也没有“销售”,而只有“供应”。

一直到1829年前后,在工业革命之后,诞生了“服务革命”,此时新的机会与机遇集中在了服务领域,技术大学、商业银行、电报、邮政服务以及现代公司,都是基于新思维而非新技术崛起的。又过了10多年,新兴产业出现,新产品也一个接一个地诞生了。尽管如此,“营销”“销售”仍然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信息仍然掌握在生产者手中。

真正的变化始于20世纪20年代,最先出现征兆的是美国的汽车行业,当时尽管凯迪拉克与雪佛兰拥有相同的组件,但是公众都知道,凯迪拉克并不是运输车,而是身份的象征。

随着生产效率获得大大提升,大型的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尤其典型的是美国的福特汽车,福特最早的汽车是手工打造的,每年最多生产20万辆。到了1908年,福特参观了美国最早的牛肉罐头加工厂,看完之后惊呆了,因为这个工厂全是自动化,把一头活的牛赶进来,经过屠宰、分解、加工后,从另一端出去的时候就是成箱的牛肉罐头。他当时就得到一个启示,能不能把汽车的零部件用磨具批量生产,然后把发动机、底盘、轮胎等各个零部件再组装在一起,这样出去的时候一头“铁牛”就诞生了!

为了这个梦想,福特研究了5年,到1914年,福特汽车成为底特律产能最高的公司,年产200万辆。它作为第一个引进流水线的汽车公司,迅速占领了美国市场,成了当时汽车行业的霸主。

所以,竞争地点的第一次转移,是从家庭手工作坊到大型工厂。

在这一次变迁当中,谁捕捉了社会脉搏,提前布局,提前大规模制造资产,谁就能够迅速崛起,福特汽车就是这样,它曾经占据美国60%的市场,全球的占有率是50%。但是如今却江山不再,因为它没有捕捉到竞争地点的第二次转移。

当年,福特汽车迎来了第一个挑战者斯隆。斯隆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后来成为通用汽车的总裁,通用汽车收购了美国十几家汽车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但是仍然不敌福特汽车。于是,斯隆为了应对福特汽车,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果你是工薪族,我就卖你雪佛兰;如果你是白领,我就卖你别克;如果你是有钱人,我就卖你凯迪拉克。归根结底,要生产适合每个目的和每个人钱包的汽车。到了1918年,雪佛兰在美国的销量首次超过福特汽车,占全美家庭轿车的57%。通用汽车以满足顾客需求为导向,在竞争中胜出。

斯隆获胜的关键,是他看到了市场的需求,斯隆时代的汽车不像福特汽车那样根本不顾客户的需求,只制造T型车,而且只有黑色。通用汽车的原则就是你可以要求制造任何颜色的汽车,斯隆完全按照你的需求给你定制。所以从低到高通用汽车有一系列的车型,从雪佛兰到别克、凯迪拉克,等等,分别满足客户各种不同的需求。斯隆的管理,就不再是工厂管理,而是从厂长变成总经理,他把战线从工厂向前进行了推移,走到了市场渠道上,这时候资源、优秀的人才、资本再集中在工厂是没有竞争力的,而是需要把它们集中在市场上,对市场的投资大过对工厂的投资,敏锐捕捉到客户的需求,然后迅速组织起一个满意的产业链,满足客户的需求。

时间流转到1985年,沃尔玛创始人沃尔顿成为美国首富,沃尔玛成为世界第一的零售商;不久家乐福创始人马塞尔·傅里叶成为法国首富,家乐福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零售商。十几年后,在大洋彼岸的中国,黄光裕三度问鼎胡润财富榜的中国首富,沃尔顿、马塞尔与他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零售商。他们都是用企业控制了渠道,当年黄光裕控制的是家电行业的渠道,后来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又控制了饮料行业的渠道,乃至如今的马云的阿里巴巴、刘强东的京东也同样,只不过渠道从线下搬到了线上。

竞争地点的第二次转移,是从工厂到市场,商业信息逐步从工厂向分销商、渠道商这一端释放,占领市场渠道分销的人,就拥有更多的机会与权利。

在市场时代,企业以需求为导向,想的是产品能满足消费者的什么需求,但是在未来,想想那些层出不穷的竞争对手,他们的产品同样可以满足需求时,你该怎么做?

于是,竞争地点的第三次转移开始酝酿了,这也是特劳特先生最先看到的,这次转移就像冰山融化一样,大多数人仍然处于浑然不知的状态中,当发现的时候,一切已经势不可挡。

中国第一家做瓶装水的企业叫乐百氏,提出了独特销售主张(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 USP),叫27层净化。紧接着,浙江又现两家企业,第一家是养生堂推出的“农夫山泉”,第二家是娃哈哈推出的“娃哈哈纯净水”。三家打价格战,最后造成乐百氏被法国达能食品公司收购,娃哈哈扛起民族企业大旗,通过三次价格战把乐百氏斩于马下。

当时养生堂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不做纯净水,要做天然水。于是就有了家喻户晓的广告词:“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农夫山泉有点甜”。假设一下,把所有瓶装水的标签撕掉,谁能凭味觉喝出哪个是千岛湖的水,哪个是冰川水?但是,当我们看到农夫山泉时,总感觉它“有点甜”。到了2014年,单瓶农夫山泉的销售额突破160亿元。

再说果汁行业,在中国能够生产果汁的工厂多达4000家,有400个品种。在老百姓脑子里果汁的第一品牌是哪个?汇源。2008年可口可乐公司要收购汇源,出价24亿美元,相当于179亿港元。当时中国企业看不懂,国资委担心被收购后形成垄断,收购未能达成。后来《焦点访谈》采访可口可乐中华区总裁,问为什么出这么高的溢价收购汇源?2008年汇源在中国的营业额是24.5亿港元,这是近乎10倍的溢价率。总裁说,我们买的不是中国大面积的资源和苹果园,也不是生产线、管理团队,我们买的是:中国老百姓的脑子里想到汇源就等于想到果汁。收购失败后,可口可乐该如何参与果汁竞争?它推出了单品“美汁源果粒橙”。针对汇源“百分百高浓度果汁”,美汁源给自己的定位是“低浓度果粒果汁”。5年时间,美汁源果粒橙单品销售额突破68亿元。

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如果现在去超市,路过货架时会是怎样的购物过程?我们可能是在货架上拿着汇源果汁看一下,再拿王老吉看看,然后路过可口可乐犹豫一下,最后却拿了农夫山泉。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不再仅仅因为某个需求买东西,在需求背后真正引导他们购买的,是在不同的产品甚至品类之间做出的选择。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是消费者在选择时,脑中出现的是你还是你的对手。恒大冰泉的失败,就是因为消费者不给它被选择的机会,即便恒大是全国驰名的企业,消费者还是选择喝农夫山泉、昆仑山,恒大就只能悻悻离场。

就此,竞争的战场从离消费者很远的工厂时代,走到了市场时代,企业也走到了消费者眼前,“提供贴身服务、与顾客零距离”,再到后来试图突破“零距离”。这就有了第三次竞争地点的转移,竞争不再仅仅在市场渠道中进行,也进入了消费者的头脑,也就是“心智”中。

在工厂时代,价格由工厂说了算;到了渠道为王的时代,价格由渠道说了算;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因为互联网的存在,信息正在从渠道商转移到终端的消费者。

消费者在网上比价、比质量、比较所有他们关心的内容,他们会很清楚一个产品的成本结构、特性价值,于是消费者掌握了大量信息,成为权利的中心,这也标志着消费者中心时代的开启。

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移动互联网营销环境与传统营销环境已经大不相同,笔者的老师邓德隆先生将之总结为三点,尤为准确。

第一,无障碍。以传统方式经营一家企业,如果要搭建全国的营销渠道网络,至少需要5~10年的时间,还会面临层出不穷的问题。但是,这个渠道一旦完成,也就产生了极大的壁垒和障碍,使得企业可以阻挡竞争者的冲击。竞争对手的产品再好,如果没有渠道可以让消费者买到的话,也无济于事。所以,传统企业只要有一个强大的渠道网络,就可以把竞争对手阻挡在门外,赢得安全期。

如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诞生,使得消费者可以在网络上轻松买到任何产品,渠道的障碍被彻底消除了。

第二,无边界。传统行业之间,隔行如隔山,行业壁垒高,知识鸿沟深。如今,这种行业之间的边界已经开始被击穿,一个行业跨界颠覆另一个行业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同时发生的,不只是行业的边界被打破,市场的边界也被打破,任何一个新诞生的商业模式,都可以迅速扩展到全球。

第三,无时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时空的壁垒同样不复存在。传统上,当顾客想要购物时,可能因为在上班,或者太晚了,又或者周围没有商场等原因不是很方便。现在,消费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完成购物。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互联网崛起,“80后”“90后”人群成为消费中坚力量。整个市场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传统企业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已经没落,却不明白为什么。

一直以来,很多企业的商业规划,都是从企业自身的认知做起的。企业思考的方式是“我有什么,我能做什么”,但是现在,这种思路已经不适应于新的竞争战场,它应该从企业、从市场端,转移到消费者的心智中,去思考:“消费者能接受我做什么”。

第三节 竞争单元的最终形态

在竞争地点的三次转移中,邓德隆先生看到,生产力也发生了三次革命,这也就导致了竞争的单元随之发生了变化。

18世纪以前,世界还处于农业社会状态,生产效率低下。到了工业革命之后,技术代替技能,为生产力的变革埋下了伏笔。19世纪末,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原理”,掀起了现代史上的第一次生产力革命,使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他将复杂的工艺拆解为不同的标准化简单模块,让普通人也可以参与完成包含复杂技术的产品。甚至,科学管理也成为决定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中胜出的原因:它让美国的参战物资超过了所有参战国的总和,而这正来自提高工作效率的“更聪明的工作方法”。但这个时候的竞争,仍然围绕着产品的生产,也就是怎样越快越好地提高生产效率,让产品问世。

“二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每年要靠6000万吨的大米白面生存,全部是战争赔偿。但日本在1989年GDP总量增长为450%,原因是什么?日本引入了两个人的理论,一个是美国的彼得·德鲁克,另一个是泰勒的学生爱德华·戴明。现在日本国家最高奖项是戴明奖,原因就是从这来的。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让个人生产力得到巨大提升,体力劳动者因为工作效率提高,收入大幅提高,工作强度和时间却大幅下降,于是产生了剩余时间。例如,以前需要10个小时才能做完的工作,现在只需要8个小时就做完了。剩下的两个小时干什么?他们转向了两大领域,一是教育,二是休闲。整个群体的教育水平获得了显著提高,大量的中产阶级也就逐渐地在社会中诞生了,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同样,国家的商业环境和消费水平也相应提升,这就催生了一个知识型社会,也缔造了如今发达国家的雏形。

第二次生产力的革命,来自德鲁克开创的管理学。在现代社会之前,全世界能容纳最多知识工作者的国家,是中国——隋唐之后的科举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从底层走向上层的通路,但是这个渠道的容量也十分有限。在“二战”之后,大量的退伍军人转化成了知识工作者,社会如果无法消化这个群体,就将面临极大的危机。但是幸运的是,通过管理学,组织提升了生产力,接纳了更多的知识群体,甚至创造出新的知识型岗位。所以,此时的竞争单元,就是组织(企业、政府、非营利机构等)。在不同的组织之间展开的是管理能力的竞争。

毫不夸张地说,从科学管理到管理学的诞生,人类社会从工业型转向了知识型,又让知识群体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组织中恰当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这才让人类从20世纪上半叶的暴力与血腥中获得解脱,能够在相对祥和积极的环境中度过20世纪下半叶;否则,如此大量的新阶级者诞生,给社会结构带来的巨大影响,很可能会导致更激烈的社会变革。

德鲁克的管理学实际上是把知识型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竞争型社会,它催生了大量管理良好的组织,它们在世界各地展开争夺。这些组织多数都能够提供满足客户基本需求的产品或服务,但是产品却越来越趋于同质化,组织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残酷。

特劳特先生为了解决竞争的困境,也为了准确定义组织获得的成果,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生产工具——“定位”,于是第三次生产力革命呼之欲出。

前两次生产力革命,让社会从工业型进入知识型,又过渡到竞争型,从解放体力劳动者生产力到提升组织生产力。与之相伴而生的,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信息爆炸、产品过剩,竞争地点从工厂到市场,又进入到消费者心智中。

曾经是有形的力量控制无形的存在;现在是心智作为竞争的中心舞台,它俨然成为最强大的无形存在,它也将控制一切有形的生产要素。

在这种情况下,定位就成为帮助企业找到并占据顾客心智中最优位置的有力工具。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心智所认知的并不是企业,因为没人能把一个实体企业的复杂信息放进消费者的心智中。能够被心智认知、记忆的是另一个更为抽象、易懂的符号——品牌。

至于企业,它是品牌生存的必需条件,但消费者在选择时,心智中出现的是品牌而不是企业。如果消费者要上网买东西,会说我要去阿里巴巴买东西吗?他会说我要去淘宝、天猫、1号店或是京东。如果要用网络聊天,他会说要用QQ、MSN,而不是腾讯、微软,甚至在他生活中可能有几百个和这些大企业相关的产品品牌。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他思考的并不是自己与大企业之间发生的关系,而是具体的某类产品中的某一个品牌。

所以,消费者不需要知道佳洁士、潘婷、海飞丝、帮宝适、吉列剃须刀全部来自宝洁;美团被阿里巴巴收购了,还是被腾讯收购了并不重要;ofo和摩拜竞争的背后是谁在角逐,也没有必要在意。因为他需要知道的只是,这些品牌给他带来了什么价值。

品牌,就是如今商战中竞争单元的最终形态。

特劳特先生给出了定位的“四步法”,以及大量与心智有关的系统论述,告诉企业在经营中最重大的战略决策,就是要集中所有优势资源去抢占竞争战场(心智)中的最佳位置(定位)。这就是说,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不再是土地、人力、知识资源,这些资源尽管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但是都要让位于品牌获得的心智资源(一个好的定位),因为它是企业在商战中所能构筑的最深的“护城河”。

德鲁克曾遗憾地说,“现实环境已经悄然改变,但是组织的事业理论却未能与时俱进”, “当你把500亿元投进去的时候,这不是成果,也不是利润,这正是成本运营中心。未来的30年,企业将需要研究一个地方,就是组织的外部。例如,一个患者从生病拨打120住院,到诊断、痊愈、出院,整个过程人们关注的不是医院有多豪华,护士有多漂亮,关注的是痊愈的患者。未来三四十年,全球的企业和组织都要从企业的内部转移到外部寻找企业的成果。而不是天天在公司内部解决效率的问题。”

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商战的战场已经从工厂转移到了心智,竞争单元从产品转向了品牌。企业该如何胜出?建立一个品牌,让它在消费者大脑里抢占优势位置。

在第三次生产力革命的风浪之上,中国有足够的市场去孕育、催生出一批世界顶级的品牌,只是我们需要把注意力从提高组织生产力,转移到如何提高品牌的生产力上。我对此充满了信心与期待,而这就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好“定位”这个生产工具。

第四节 心智中的品牌定位

为什么要拥有心智资源

想象一下,消费者去逛LV这样的奢侈品店的时候,会去问其占地面积有多大?牛皮是新西兰的还是内蒙古的?员工上没上五险一金?不会,因为消费者关心的是“是不是正品,有没有保修”,消费者不仅摒弃了对产品的疑虑,而且会心甘情愿地支付溢价。

商战,其实是品牌对于心智资源的抢夺战。一旦占据心智资源,就可以有以下五重优势。

第一,屏蔽。如果你是第一个占据顾客心智位置的,心智会趋向于屏蔽掉与你相似的后来者。特劳特说,“如果你攻下一个山头,就要让这个山头彩旗飘飘,要告诉全世界这个山头是你的。”要把旗子插上去,别人就被你屏蔽了。

第二,认知的优势。以前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客人没尝怎么知道你的酒好呢?客人为什么要尝你的酒呢?这是因为你的酒在客人头脑里拥有了良好的认知。如果别人都说你的产品好,就意味着你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口碑,这会在更多的人心里形成认知,但是产品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认知需要信息的传递才能形成。

第三,溢价的优势。我们通常会发现,这个品牌之所以敢涨价,原因是它在顾客的大脑里拥有一个独特的位置,甚至主导了一个品类。“二战”之后,日本的电子手表行业崛起。瑞士手工手表遭遇挑战,瑞士整个手表工业陷入恐慌,因为电子手表的成本又低,科技含量又高,时间又准确,戴起来又方便。但瑞士手表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传承。我卖的不仅仅是手表,卖的是可以几代人传承下来的“传家宝”。瑞士靠高价的手工手表定位,捍卫了它手表帝国的领导地位,比如特等特类表第一名“百达翡丽”。虽然德国(诸如朗格)手表也是非常好的手表,但总销量远比不上瑞士手工手表。

第四,渠道优势。笔者团队调研发现,不管是一线二线还是三、四线城市的超市,如果进去有两个大冰柜,一个是可口可乐,另一个必然是百事可乐;如果有第三个,那就是康师傅。有品牌就是渠道。

调研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在一家商场,有两个卖空调的销售人员,一个卖格兰仕,一个卖格力。卖格力空调的是一个应届毕业生,大四实习的女生,不懂空调;卖格兰仕空调的是一个三十二三岁的美女,她就像一台永不停止的发动机,向顾客讲解关于空调的一切:多大面积匹配什么功率等。卖格力空调的女生根本不懂多少空调知识,顾客问空调怎么样?她答“格力掌握核心科技”,顾客就欣然接受了,还是买了一台格力空调。这种结果是销售人员的能力决定的吗?不是的。越是弱的品牌,你的管理团队、销售团队就越辛苦;业务员代表的品牌越知名,其做起来就越轻松。

第五,资源优势。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中国企业和政府勾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要靠实力、靠竞争力、靠品牌影响力、靠品牌的生产力。一旦你的品牌在地方区域有了一定知名度,政府当然乐意出资扶持你。山东有一个“泰玉面粉厂”,其经营者曾经是笔者的学员,每年政府给这个企业拨款几千万元。这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唯一可以与两大外来品牌——河北五得利和金龙鱼对抗的本地品牌、龙头企业。

所以,一个成功的品牌要经历两次注册:第一次是在商标局的注册,获得法律的保护;第二次是在消费者大脑里“注册”,获得心智的选择。

心智阶梯的每一层上,都有品牌的名字,最受欢迎的品牌在顶层,其他品牌依次降序排列。

在未来,企业经营者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拥有更多高价值的注册商标,而不是生意的大小。很多人常常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在投资任何项目的时候,先投产品、投人力、投团队,却忘记评估项目是否能在消费者心智中占据位置,导致资金投入巨大,却难以达到目标,因为本末倒置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的通用电气(GE)企图跨界电脑行业。当然,这次决策失误,却助力特劳特证明了“定位”的真谛。

品牌定位的意义

1892年,发明了电灯泡的爱迪生与汤姆森合作,组建了全球最大的通用电气。到了20世纪70年代,IBM崛起成为全球巨人,美国大公司都开始做电脑,它们被称为“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包括RCA、美国广播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GE。它们的思考逻辑是,既然IBM都可以做电脑,我的公司这么大,有技术、有团队、有实力,如果我做电脑是不是会打败IBM?当时在通用电气广告部的杰克·特劳特三次写信给董事会,说顾客和市场对我们的认知是“电灯泡、洗碗机和低压开关”,而对IBM的认知就是“电脑”。那么,一个做灯泡、洗碗机的公司去做电脑,能胜出吗?

在特劳特看来,一个行业去挑战另一个行业是不会成功的。很遗憾,董事会没有采纳特劳特的建议,特劳特因此从通用电气辞职,然后写了一篇文章“定位:同质化时代的竞争之道”,发表在了美国《工业与营销》杂志上。两年后,通用电气投资的2.5亿美元全部亏损。

到了1971年,此事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特地前来采访特劳特,采访过后他又连发了三篇报告。随后,特劳特与里斯两人建立了“定位”的系统体系,并于1981年共同出版了第一本书——《定位》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经过20多年的实践检验后,在2001年,定位理论压倒菲利普·科特勒、迈克尔·波特的理论,被美国营销学会评为“有史以来对美国营销影响最大的观念”。

对于定位,特劳特的解释是:

第一,定位是为了应对竞争,而不是单纯地满足需求;

第二,定位就是要建立差异化;

第三,定位是关乎客户的认知。

品牌在消费者大脑里的位置,就叫定位。当你的产品在顾客心智中拥有了强大的位置,那就比产品、销售的强大胜过千百倍。德鲁克说过,“任何组织其功能只有一个,就是创造顾客。任何企业都只有两个职能,要么创新,要么营销。如果没有营销,所有产生的都是成本。”

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开创了4Ps理论,产品、价格、渠道、促销。但是,这4Ps之前还应该有一个P,就是定位(position)——先定位,后营销。

为什么要学定位?因为“定位”涉及的是企业的战略,你会根据天气的冷暖,改变自己穿衣服的多少,你也会根据商业环境的不同,修正和改变自己对商业战略的思考逻辑。

定位是每个人、每个企业的一种天然存在的状态,区别是你是否对此产生了自觉——要么是一种正确、精准执行的定位;要么就是错误执行的定位,根据错误的定位配置了企业资源,从而产生了巨大浪费。我们每个人正在做的事情,通常都处在上面两种极端点连线间的某个点上。但对于企业来说,处于中间的模糊地带,就等于定位不清,所面临的不单单是资源浪费,甚至是陨落。

当年王老吉请特劳特中国公司为其进行定位咨询。竞争对手加多宝前12年只做一个罐装凉茶,为什么不做瓶装?怎么换品牌?为什么推出金罐?这些都是值得企业家去深思的问题。

遥望几十年前,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们在懵懂创业中第一次觉醒,从“草莽江湖”到学习系统化的管理学。如今,最早的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已经收获了成功的果实。伴随时代再次变迁,又将有一批企业家从竞争中再次觉醒,“定位”将帮助他们,占据先机,成为行业的领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