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序言

人们已经开始认真接受本书，为此，我打算推出新版。起初对本书表示不满和不解的种种反应，现在都已销声匿迹；专业范围内的各种争论，以及早先的那些拒绝客观讨论的观点，也都消失不见了。迄今为止，各种批判形成了不同的阵营，这在当前不足为奇。面对已经开始的范式转型，人们对意识哲学进行辩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捍卫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概念，而反对交往理论的革新常识。罗蒂（Richard Rorty）对用交往理性重建理性概念必然要坚持的普遍主义要求表示怀疑，尽管这种要求抛弃了传统先验哲学的论证基础主义（Begründungsfundamentalismus）。针对理性的程序概念，麦卡锡要求局部恢复黑格尔的遗产，为此，他对将理性（Vernunft）分解为一系列不同的合理性（Rationalität）和相应的有效性表示不满。属于上述立场的还有对伦理形式主义的重新批判，亦即坚持伦理（Sittlichkeit），而反对单纯的道德（Moralität）。施内德尔巴赫（H. Schnädelbach）强调要从叙述的角度使用合理性概念，而对本人根据意义（Bedeutung）与有效性（Geltung）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论证的意义理解的常规内涵提出异议。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反对意见与其说是想让我改正错误，不如说是向我提出了挑战，促使我对我的论点进一步加以阐明和深化。因此，这个新的版本没有太大的变动，而只是补充了英文版中的两处订正以及一些参考文献。

有两个重要的反对意见，我想至少应该提及一下，因为它们很有道理。贝尔格（J. Berger）使我认识到殖民化主题的片面性。试图对时代问题加以诊断，是人们当前所关注的现象，仅仅用交往理性的生活世界全面受阻来解释是行不通的；相反，生活世界自身的使命，就在于冲破对周围世界采取默然态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藩篱。我由于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抽象（Realabstraktion）概念积极加以改造，因而在思考和诊断时代问题时过于强调某种观点，而未能充分利用此处所阐述的命题的分析潜力。

斯克杰（E. Skjei）指出了我在分析简单命令时所遇到的困难（第一卷，第361页）。要想领会常规来讲并不具有权威性的要求行为“I p”，仅仅认识到满足“p”的条件，也就是说，仅仅知道受众所要做些什么或付出些什么，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当听众知道言语者希望能够打动听众，他才会理解言语者以言行事行为的意义。他必须认识到，言语者的要求中带有权力要求，言语者可以赋予这些权力要求以一种可供使用的公认的潜能。因此，除了实现条件之外，公认条件也是表达出来的意志可以接受的条件。当然，它们并非源自以言行事行为（illokutionärer Akt）自身的意义内涵；公认潜能和言语行为的联系总是偶然的和外在的。这就使得我不能不把这些简单命令和表意行为（Perlokution）一视同仁（第1卷，第439页）。可是，这样一来，命令的确所属于的以言行事行为就会进入策略行为语境，这就势必会导致悖论结果：在贯彻这些命令时，言语者肯定会同时从理解和目的两个角度行事。我在回答斯克杰时已经说明了我打算克服这些困难的具体途径。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听从了克劳斯·许勒尔（Klaus Schüller）的建议，对本书目录做了增补，使之变得更为详细，此外，还出版了《交往行为理论的准备与补充》（Vorstudienä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一书。

哈贝马斯

1984年5月于法兰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