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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是个婊子

1921年，每个美国人都在谈论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年轻小说家。他有一颗冉冉升起的小说新星应有的一切：勃勃雄心（他曾对一个朋友说：“我要当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风华正茂（出版第一本书时只有23岁），朝气蓬勃，位于争议的中心。对于他的出版社来说这再好不过了：这家伙不久以后就能胜任战后一代人的发言人，而且是位有利可图的发言人。他既能警醒老一代，又能引得同龄人的崇拜与跟从。年轻一代的社会节拍，已然顺从地随着他的笔尖一起律动。这个人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在美国中西部——准确地说，在芝加哥——菲茨杰拉德酝酿了一场他本人并不知情的竞争。一个有着凌云壮志的未来小说家正注视着菲茨杰拉德的成功，同时筹划着某种文学政变。菲茨杰拉德获得的名誉确实令人鼓舞，但是这位小说家认为他的作品太肤浅，人物轻佻，小说充斥着名校书生的烦杂琐事，就像香槟中的气泡。再说，他的风格新在什么地方？菲茨杰拉德写的可能是新一代人，却是通过老一代的口吻实现的。所谓的“一代人的发言人”，难道不应该使用一种真正全新的口吻吗？不应该使用新式的手法来遣词造句吗？菲茨杰拉德使用的形容词已经是明日黄花了，满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味道。

革命的时候到了，至少这是菲茨杰拉德当年还默默无闻的那位竞争对手的想法。不久，他便抓住机会，亲自引领了那次起义。这个年轻人的观点并非无人响应，他很快就收获了死心塌地的追随者。诚然，追随者的队伍很小，只有他未婚妻一人。外面的广阔世界里，没有人听说过哪个名叫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的作家。他连一篇短篇小说都还未曾发表。

但是他的未婚妻哈德莉·理查森（Hadley Richarson）——一位坚定、极其乐观的红发女人，比海明威大8岁——确信他注定会成为一个声名显赫的作家，甚至一位文化偶像。起初，她还没有感到那种不可抑制的“对光辉前程的笃信”，但海明威很快坚定了她的信念。夫妻的共同生活很快驶上了追求他事业腾飞的轨道。哈德莉写给海明威的信里洋溢着崇拜之情，使他未酬的壮志有了点儿着落，并且，她还实打实地请求做他的“助手”。

对于海明威的远大前程，没有人比他自己更为确信。他不仅自信有能力创作现代文学中的大师级作品，很可能也认为自己就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大师，一个现代传奇。他的魅力无可非议。他的帅气在于棱角分明，而非性感：厚嘴唇，面部令人愉悦的对称感，专注的眼神透出某种特别的精明。他有“那种能够直视太阳的眼睛”，这是菲茨杰拉德后来形容自己书中人物的话。

他遇到的都是不凡之事，即使是坏事，也能被写成相当不错的故事。聚光灯追寻着他，就像被磁力吸引一般。3年前，海明威还有几天就满19岁时，他在意大利前线给士兵分发香烟和巧克力时被敌军的炮火炸伤。这让他成了“一战”中第一个在意大利负伤的美国人，他吸引了全美媒体的目光。《纽约太阳报》报道了击中他双腿的弹片数量：“227处，每一处伤都是一枚奥地利弹片造成的。每枚都有0.22英寸（口径）手枪的子弹一样粗、1英寸长，相当于一截电缆打进了他的腿里。”芝加哥的报纸上也登满了海明威的新闻。在米兰的医院恢复时，总有一群崇拜者围在他身边，带给他带各种各样的礼物。

“大家爱他。”他的护士阿格尼丝·冯·库洛斯基（Agnes von Kurowsky）回忆说。

而且他也喜爱得到人们的关注，他的真实想法，正如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除了在牺牲之后读到自己的讣告，这是最好的事了。”但是，几篇头条文章，军队里几位战友的仰慕，不是海明威想象中的命运归宿。虽说吸引同辈人成为追随者的能力是他日后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他热望着在更高的水准上得到关注。然而，一个人不可能无所事事，然后就一跃成为世界闻名的革命性作家。他仍需真正写出能为他赢得名誉、使他成为现代世界真正的文学发言人的作品。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但又是必经之路。

他确实在努力。到1921年夏天，他已经构思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哈德莉对此欣喜若狂。

“你要写小说，这太好了。”她对21岁的未婚夫说。只要能看到他完成小说，她可以帮忙做任何事。“我可以特别特别开心地陪你写完它，或被你踢出门、塞进某个角落里，只要你愿意。”她向他保证。她已经看得出，海明威的第一本书将是一部纯现代的作品，简单、凝练。他的写作手法“精简了除必要和结构性内容之外的所有东西”，她如是赞许。它简约得令人叹为观止，“却又和精细的护身铠甲一样经过了千锤百炼。”

当时她和海明威分居在不同城市，正在计划他们的婚礼。哈德莉想在她长大的城市圣路易斯举办婚礼；而海明威的大本营在芝加哥，他在那里为一份名叫“合作共赢”（Cooperative Common-wealth）的杂志做记者，业余时间为《多伦多星报》撰稿，勉强以此谋生。在伊利诺伊州橡园镇（Oak Park）上高中时，他就开始锻炼自己做一名记者的能力，当时他为校报《秋千》（The Trapeze）写稿。那些年，他也尝试过虚构写作，已经有了一些文学的冒险经历。

“西塞罗就是个传声筒，”1915年他写道，“我双手捆在背后都能比他写得好。”

虽然海明威家确实有一些艺术创造的氛围，但他的家族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文学传统可供借鉴。他母亲是一位非常有抱负的歌剧演员，常常带着孩子们去芝加哥周边的音乐会，看戏剧和画展。海明威十几岁时，他在文学上的天分开始显现，而在视觉和表演艺术上倒是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得到老师的表扬，作文总是被当着全班朗读。他的高中文学杂志《泥版书》（The Tabula）中刊有他最早期的短篇小说——和他后来的一些作品一样，涉及拳击、林中野营和自杀的主题。那时，他的作品模仿多于原创，经常借用林·拉德纳（Ring Lardner，一位流行的体育和幽默作家）的风格。不过1917年高中毕业时，海明威被提名为“班级先知”——这一称号本身就带有未卜先知的意味，考虑到他后来昭示并亲自迎来了现代文学的时代。

但是，自从海明威离开了橡园镇的高中，他就再也没有得到文学上的鼓励。海明威做医生的父亲希望他去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读书，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正在欧洲熊熊燃烧，海明威和他那一代的无数年轻人一样，不满足于道听途说，想亲眼见证这场战争。后来他承认，自己就像看体育比赛一样看待这场大战，年轻时的自己就是一个“蠢蛋”。海明威因为视力问题不能参军，但在1918年，红十字救护车队认定他的资质足够去开车，很快将他派往意大利。没几周，他就负伤了。

回到美国之后，海明威找了一份记者工作，但是没有杂志对他的短篇小说感兴趣。一些专家认为，现存的海明威早期的小说确实无聊而缺少新意，那时候的海明威距离日后他所成为的“英语文学伟大的革命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他早期遭受的大量拒绝是完全有道理的。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是20世纪20年代初那些杂志编辑的错——是他们没有伯乐的眼光。

“我读过（海明威）1920年的作品，觉得它们写得非常好，”海明威儿时的好友比尔·史密斯回忆说，年轻时他们交往甚密，“唯一的问题是，他把作品投错了杂志。”史密斯说，像《星期六晚邮报》（一份非常受欢迎的小说报纸）这种刊物，“永远不会采纳他的实验写作作品……他在去巴黎之前就已经开始实验写作了”。

毕竟，菲茨杰拉德早期的短篇小说也曾被人弃如草芥。在文学生涯早期，有一段时间，菲茨杰拉德特意把100多封退稿信贴在他卧室的墙上。只有借助首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的火力，菲茨杰拉德才得以突破困境。首部长篇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都是从他们熟悉的生活背景着手的。菲茨杰拉德把他战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生活用一种乡村酒吧式的场景在小说中呈现出来；海明威在构筑他的第一部长篇时，明显把背景设在了密歇根北部——他小时候的夏天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而且书中充斥着钓鱼和打猎的故事。这部小说在1921年时写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无从知晓，海明威甚至可能同时在写好几部。在与哈德莉的闲聊中，他显然说起过好几种想法，因为她曾写信告诉他，自己“由于这些小说而感觉飘飘然！”她还说：“我们无法自由地让你把所有最好的时间都用来写作，真是罪过。”

不过，想写出期待中的大作，海明威至少要待在一个更适合捕捉灵感的地方。当时，海明威正寄宿在比尔·史密斯以写广告为业的哥哥Y. K.史密斯（Y. K. Smith）那里。他家同时收留了一群房客。哈德莉去芝加哥时也住在那里，她就是在那儿第一次遇到海明威的。他们一见倾心，毫不顾忌年龄的差异。他喜欢她的红发和她弹钢琴时的样子，她认为他“大块头，有男子气概”。他们互相起了外号。在他们共同的好友圈中，海明威被叫作“Oinbones”、“Nesto”、“Hemingstein”和“Wemedge”。哈德莉管海明威叫“Erniestoic”，而她的绰号是“Hash”。甚至公寓本身都有个诨名：长住所（the Domicile）。

很快Wemedge和Hash订了婚，开始筹备婚礼——并不是圣路易斯的社会新闻预告的那种大场面，仅仅是密歇根州霍顿港（Horton Bay）的一场乡村小婚礼，这个镇子是海明威小时候消夏的地方。婚礼最终在1921年9月3日举行，教堂位于镇上的百货店隔壁。新婚夫妇接下来打算前往意大利，可能要在那儿待上一两年，蜜月之旅的首站将是那不勒斯。

这次旅行倒像一场回归之旅，海明威以自己在意大利的英雄事迹为傲。他还用当年从腿里取出来的弹片打了一枚戒指，这个可以戴在身上的纪念品，见证了他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以及他第一次名扬四海。海明威急切地想向哈德莉炫耀这个国家，他开始兑换意大利里拉。哈德莉早就想向他证明自己不是碌碌无为之辈，她也准备“勇敢地、身无分文地向意大利佬的土地冲锋”。

这一场冲锋确实勇敢，但并非身无分文。哈德莉有一个信托基金，是她的银行家祖父为她投的，被她称为“我亲爱的一小袋果仁”。基金每年为哈德莉提供2000到3000美元的零花钱。海明威认为自己在《合作共赢》没有前途，辞去了那里的工作。哈德莉的“黑心钱”（用海明威的话说）成了他们这次海外探险的主要动力。

“有人认为哈德莉被称作‘Hash’，是因为她继承了一笔遗产，可以让海明威不工作也有肉吃。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比尔·史密斯后来说，“‘Hash’只是对‘哈德莉’这个名字的嘲弄。”

不管“Hash”和“Cash”有没有关系，哈德莉确实让海明威吃上了白食。虽然不是什么大餐，但是油水也足够了。她的钱会被汇到欧洲去，接下来的5年里，这个信托基金将是他们唯一稳定的收入来源。此前，海明威已然在担心他的报道工作会把其他的写作都“推到一边”，他那没日没夜的工作节奏，让他“又忙又累，无心他顾”。他必须摆脱这种拔河一般的生活。这场由圣路易斯银行家赞助的意大利之旅可能正是他需要的喘息。

“想想看吧，意大利能让你摆脱一切，只留下爱与宁静作为你写作的布景，”哈德莉在给海明威的信中写道，“让你的写作像壮阔的海风，一扫内陆各种奇怪角落里的怪味。”

即使在新婚时期，哈德莉也知道她的地位让海明威盖过了，不过她似乎并不在意。她满足于做一个天生英才背后的女人，甚至对此欣喜若狂。她所有的资源都听任海明威的差遣。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安然地“去写生命中那些最好的事”，她对他说，“欧内斯特，你做的是非同凡响、惊天动地的事……让我们永远不要分开。让我们一起向前”。他们打算那年11月出发去欧洲。

若不是因为“长住所”的一位常客干预，可能接下来出现的就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海明威的巴黎时期”了，而是“海明威的那不勒斯时期”。

如今，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已经有些被人遗忘了，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是位名人。虽然不是那种家喻户晓、畅销书大作家似的名人，但确实有不错的口碑。他的作家之路还是一段蛮曲折的经历。有一个时期，他担任过一家公司的老板，公司业务是邮购油漆。据传在1912年，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精神崩溃了，走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他选择了文学，想以此治愈心疾。到了1914年，他已经开始在杂志上发表小说了。1921年见到海明威时，他正处于事业扶摇直上的时期，他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小城畸人》（Winesburg, Ohio）正在热卖。他被授予1921年的“日晷奖”，以表彰他对美国文学的贡献。短篇小说是他的强项，而他的长篇小说也被批评家和公众欣然接受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就将被人淡忘，但20年代的舍伍德·安德森是个名人。他在芝加哥广告圈认识了Y. K.史密斯，和后者住得很近，每次他前来史密斯的公寓都是件激动人心的大事。

初次见面的时候，安德森没有理由听说过海明威，但海明威是知道安德森的。他和别人一样，认可安德森的短篇小说，却觉得他的长篇“贫乏得出奇”——这一先知先觉的评价（按照安德森儿子的说法，这是个近乎恶毒的评价）几年后受到了人们的很大重视。

安德森走进公寓的时候（很可能是一副衣装不整的样子，因为他常常像位不修边幅的教授，一柜子的好衣服都不合身），海明威以礼相待，周到又不过分殷勤。这将是他对待潜在的大牌导师的惯常方式。海明威后来说，他和安德森当时“绝口不谈写作的事”，即使这是真话，他仍然成功地给这位文学老江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德森和哈德莉一样，很快确信海明威将来会大有作为。

“谢谢你为我介绍那个年轻人，”见过海明威之后，安德森对史密斯夫妇说，“他并非池中之物。”

Y. K.史密斯平常会给男男女女牵线搭桥，这是他做媒经历中最闪亮的一次。“他当时就知道海明威是个天才。”弟弟比尔·史密斯回忆道。那时比尔认为海明威是天才吗？“当然不，”比尔后来承认，“这家伙不是什么天才。”不过Y. K.史密斯很高兴两位作家能情投意合，并且立即看出海明威见过安德森以后的变化。后来他写道：“此时海明威开始严肃地把自己的才能当作一种诱人的可能性。我想这是他与大作家的第一次接触，给了他一次衡量自我的机会。”

海明威把自己和安德森比对了一番，似乎认定自己处于一个可以后来居上的位置——或者至少，他自觉足以批判这位老到的作家。在后来的几次回访中，安德森不时向“长住所”中的众人朗读自己的作品，其中一字一句海明威都会仔细体味。他可能对安德森很客气，但是据说他私下里“完全敌视”安德森的写作手法。

一次朗读会结束，安德森离开后，海明威宣称：“你不可能写句那样的话就完事了。”

安德森把海明威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Ludyard Kipling）相比较，这也得罪了哈德莉。“那是愚蠢的比较，”她在一封信里对海明威抱怨道，“我为什么不喜欢把你比作任何人……你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

不过，安德森确实为他不太明智的冒犯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补偿。每次来做客，如果不朗读自己的文稿，他就常常向“长住所”的住户大谈巴黎的种种神奇。这个城市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全美国从事各种创作的人。1921年早些时候，安德森跨越大西洋来到巴黎。在那里他见到了活生生的格特鲁德·斯泰因，她是美国侨民、实验作家，众所周知，她在近20年前移居法国。他也见到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那时乔伊斯正忙着在一本美国杂志《小评论》（The Little Review）上连载《尤利西斯》，挑战读者大众的道德底线。身处巴黎的安德森需要抬高一点儿姿态，不然谁能一出现在蒙帕纳斯，就被无缘无故地邀请到斯泰因传说中的会客厅中，或是乔伊斯家的晚餐桌上呢？

为了得到这些机会，安德森来到了莎士比亚书店。虽然当时创立未久，但它已经是一家在左岸名声响亮的英文书店了。书店的创立者和经营者是美国旅居者西尔维娅·毕奇（Sylvia Beach），她和城里的很多艺术家都有交情。有一天，毕奇发现一个男人站在书店门前的台阶上寻寻觅觅，一直不进店。终于，他笨手笨脚地走进来，对毕奇展示在橱窗里的一本书表达了敬仰之情。他赞不绝口，说巴黎没有别的书店有如此高雅的品味，会出售《小城畸人》。接着，他表示自己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毕奇立即对安德森兴致大发。“我看他像一个诗人和传教士的混合体，可能还有一点儿演员风范。”毕奇后来回忆说。安德森停留了一会儿，向她大讲自己从油漆行业弃厂出走的传说。毕奇颇有好感，把情人安德琳·莫尼耶（Adrienne Monnier）引荐给他。莫尼耶也一样兴味盎然，邀他一起吃晚餐。安德森知道，至此他已被正式纳入巴黎文学客居者的一座大本营中。

这座大本营又连着另一座。很快，安德森敦促毕奇把自己介绍给格特鲁德·斯泰因，后者的作品令安德森无比惊叹，深受影响。毕奇爽快地同意了。他们来到斯泰因的会客厅，安德森由衷高兴地亲吻了斯泰因的手。

“舍伍德表达了他对斯泰因作品的尊敬与仰慕，这让她十分高兴，”毕奇回忆说，“她明显被感动了。”这次见面开启了一段延续数十年的文学友情。可能安德森本可以留在巴黎，幸福地成为海派精英圈的一员，尤其是他如今已经吃定了圈子里最为德高望重的两位老祖母，但他还是回到了美国，在整个文学生涯中都是一位忠于祖国的本土作家。这着实是逆潮流而动的做法，让人不能理解。但是面对旅居生活种种好处的诱惑，安德森就是不为所动。

他对斯泰因解释说：“你瞧瞧，我的朋友，我诚恳地相信着我们这个大杂烩国家。奇怪了，我就是喜欢它。”

话虽如此，安德森仍然会热心地鼓励其他热衷创作的人到大西洋彼岸去。他发现他的话，海明威和哈德莉听得进去。在芝加哥，一次晚餐席间，他建议他们立即把手上的意大利里拉换成法国法郎。巴黎绝对是有实验写作意图的有志青年应该去的地方。那里物价不高，再说了，安德森认识如今的“看门人”，可以为海明威铺路。

他确实有说服力：没到感恩节，海明威夫妇就收拾了原本去那不勒斯要带的行头，转向法国。两人放弃了重温海明威的当年之勇，转向另一个舞台，一份新的、更大的、命中注定的荣耀。毕竟，巴黎如今是一个写作创新的实验室，是人们心目中的宇宙艺术中心。不过，即使这座城市吸引了无数即将成为现代小说家的人——海明威也将成为竞争者之一——其中的机遇也不可小觑。尚未有人创作出一部真正“巴黎”的小说，或是一部为战后旅居作家立言的作品。菲茨杰拉德已经在关注战后纽约的不满和堕落情绪了。在巴黎，空气可能会好一些，资源也当然更丰富。

夫妇俩离开芝加哥的前一天晚上，海明威去了安德森的住处一趟，留下了一件礼物以示感激：一个超大容量的军用背包，里面装了100多磅从自己公寓拿来的罐头食品。安德森对此举十分感动。

“我记得他上楼来的样子，一个肩膀宽阔的大男人，一边进屋一边嚷嚷。”他回忆说，“这是个好主意，把他带不走的食物送给同样卖字为生的穷酸作家。”

安德森颇为用心地回礼。第二天，当海明威登上横穿大西洋的轮船时，已拥有了一张从哪个银行都拿不到的硬通货：安德森提供的一封私人介绍信，把他介绍给了巴黎最有威望的人物。

海明威夫妇在圣诞节之前到达了巴黎，这并非是认识这座城市的最佳时间。这就好像在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子宿醉未消、妆容不整时拜访她。即使是最穷的旅居者也会想方设法逃离巴黎阴冷难熬的冬天，海明威夫妇很快也会加入这个行列。他们从船舱里走出来，首先去的是圣日耳曼区的雅各-丹格列特酒店（Hôtel Jacob et d'Angleterre）。此前安德森来巴黎时住的就是这个地方，并且向海明威夫妇推荐了它。安德森甚至提前往酒店里寄了一封信，欢迎两位的到来。酒店便宜得很——一天12法郎，相当于不到1美元——并且在圈子里声名狼藉。“维吉·鲍姆的《大酒店》（Grand Hotel）所讲的故事都不及这家酒店里发生的那般曲折。”一个曾在巴黎工作过的编辑回忆说。在那个地方，艺术名流的缤纷往事和店内枯燥的装潢形成了鲜明对比。

和所有最近到达巴黎的美国人一样，海明威夫妇放下行李后直奔多摩咖啡馆（Le Dôme），那是个以流言蜚语和茴香酒为养料的地方，是左岸旅居者殖民地的神经中枢。多摩是一剂治疗孤独的特效药：人们会集于此，开怀畅饮的酒客似乎让新来者相信，自己在巴黎终将找到立足之地，融入歌舞升平之中。之后不久，海明威就越发看不起这样的咖啡馆和里面的侨民“难兄难弟”（原文为inmates，这是海明威给咖啡馆顾客起的绰号）；不过初来乍到时，他俩曾把多摩咖啡馆当作自己的基地，逐渐摆脱了刚踏上陌生土地时的晕眩与迷茫。海明威和哈德莉啜着热朗姆宾治，将他们对巴黎的最初印象写在信中，寄给家人和朋友。

“我们日日夜夜在街上散步，手挽着手。”他写信告诉安德森。天气太冷了，他抱怨说，他们的心情一直有些低落。“我虽然对巴黎没有什么期盼，但它也不能是那个样子的。”后来他说。

多摩咖啡馆里面暂时是温暖的，但它外面是掉光叶子的树，公交车冷峻的影子穿梭在灰暗的雨中。海明威和哈德莉在街上走着，看着冷色石板铺成的院落，商店的窗子，马身上冒着热气。在巴黎，大街小巷都存在突兀的景色。黎明时分，整夜狂欢的旅居者在回家途中，可能会遇上吹着哨子的牧人正在将黑脸羊聚拢成一群，甚至可能会遇上一辆满载萝卜的马车，搭上他们一程。这座城，以及它大多数的居民，身上都还带着战争的伤疤。“我观察（老兵们）是怎样灵巧地适应残障生活的不便，观察他们假眼球的光泽，或者他们接受的面部重塑手术效果如何。”海明威写道。对哈德莉来说，巴黎是一个“奇怪的城市，惊奇而怪异”。

夫妇俩有一些花费不多的奢侈和消遣。蒙帕纳斯区很小，这颇令人安心。区内的社会生活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家咖啡馆和酒吧里，相互之间并没有几条街的距离。这对新婚夫妇散步时总会走很长的路，但总有一家港湾欢迎他们停靠，令人安心。哈德莉喜爱法国点心，海明威喜欢书写的快意，给亲友写信讲这里的每个细节，食品和酒的价格是多么便宜，垃圾箱里扔着各种烈酒瓶子，酒店房间又是怎样的。多亏了战后法国的通货膨胀，美国人在巴黎几乎什么都可以支付得起。美元就是王道，1美元值12块半法郎；1加元也颇为值钱，可以换11法郎。甚至美国的乞丐到了法国都会被生意人奉为上宾，不论是遇到旅馆、饭店老板，还是“母鸡”（poules）——法语中“母鸡”一词有妓女的意思。几乎每位美国来客都要做好心理准备，“被当作一个百万富翁对待，同样也因此被敌视”，阿尔弗雷德·克莱姆伯格（Alfred Kreymborg）写道，他也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到那里的一位美国作家。

也许巴黎对海明威夫妇来说就像一个低物价的天堂，不过最初他们还没有发现这座城市里更腐朽、更复杂的享乐。此时他们很难想象，未来的自己将成为20年代的巴黎一切浪漫和刺激的缩影。

尽管海明威抱怨过，记者工作让他无心顾及严肃的文学追求，但他还是谋得了《多伦多星报》驻巴黎记者的职位。这是个自由的职业，主要写反映巴黎风物的文章。这意味着他只要好好观察新的生活环境，就有钱拿。

美国的编辑很快发现，美国国内对关于巴黎的小说胃口极大。美国的富人一向对巴黎时尚心驰神往，不过新近时期，美元的强盛让广大美国平民都能负担得起巴黎的奢侈享受了。初识上流社会的少女、食不果腹的艺术家，甚至中西部的中产市民都开始兴致勃勃地关注一切关于法国的东西：从法国侨民社区的社会新闻，到巴黎咖啡馆和沙龙中各种艺术运动迸发出的星点火花。记者亚瑟·鲍尔（Arthur Power）开始在《巴黎先驱报》上连载一个名为“画室内外”的栏目，专门记录蒙帕纳斯画家们的生活。羽翼渐丰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邀约作家珍娜·弗兰纳（Janet Flanner）主笔一个名为“巴黎来信”的双周专栏，从巴黎的政治传言到枕边八卦（这两个领域的重合总是最让人喜闻乐见的），无所不谈。《时尚》（Vogue）杂志对于巴黎的报道与推崇，甚至到了实实在在赠送读者“巴黎游”的地步，《时尚》驻巴黎的信息局会为读者提供服务。“巴黎可能是世界上最慷慨的城市，这里最充裕的就是纯粹的欢愉。”《时尚》的一位作者惊叹道。

相比之下，海明威的新闻报道并没有许多惊人之语。他很快摸清了同时代美国旅居者们的底，在《星报》上大谈他们的短处。

“巴黎是造假和虚张声势之人的圣地。”他在到达巴黎不久后所写的一篇报道中说。三教九流的美国人纷纷来到这里，把自己打扮成非比寻常的人物，从假冒的“舞蹈明星”，到扮成职业拳击手的无名小卒，这些自以为是的美国人能够全身而退的唯一原因，据海明威说，是法国人极度“没见过世面”。对于任何想在巴黎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大人物的人，他给了一些指导：“你必须选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自称是那里最好的，然后别遇见从那里来的人。”

他也朝群聚在蒙帕纳斯咖啡馆里的客居外国人射出了一支锋利闪亮的箭。“纽约格林威治村的渣滓被撇出来，大瓢大瓢地泼在巴黎圆亭咖啡馆附近的街区里。”（圆亭咖啡馆是客居者的另一个主要聚集地，和多摩咖啡馆隔蒙帕纳斯大道相望。）在海明威看来，这些装腔作势的旅人和客居者，大批地涌入圆亭，“无不努力造出漫不经心的衣着风格与个性，结果却统统是一派怪异的作风。”他们很难成就不朽的创作，他断言说，“美好的旧时光已经一去不返了，那时夏尔·波德莱尔曾用绳子牵着他的紫色宠物龙虾，在这个古老的拉丁区遛弯，可在那之后这些咖啡馆里就再也没诞生过多少好诗。”

海明威的话题选得颇为精明，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战争结束后，左岸的咖啡馆和酒吧就成了外国旅居者喧闹聚会和纵酒狂欢的处所，其中处处是不成文的规矩。当新客来到蒙帕纳斯，他们要小心地选择自己应该隶属哪家咖啡馆，因为从此人们就会依此评价他们。多摩是美国侨民的官方流言集散地：想传播一桩风流韵事、炫耀新的情妇或是有一本新上架的小说要吹嘘，都得去多摩咖啡馆，那样，流言就便于在人群中以令人满意的速度飞传。多摩的主顾嫌恶圆亭的顾客，文学圈里的人也不喜欢圆亭咖啡馆的老板，他被称作“凹凸有致、一脸死相的猪”，或是简单的一句“杂种”。（是他冒犯在先：他命令女士不能在咖啡馆里吸烟，坐下的时候也不能摘帽子。美国人不能接受，他们去咖啡馆就是放松的。）幸运的是，中间的蒙帕纳斯大道足够宽，否则“多摩帮”和“圆亭帮”就会互相丢椅子。不过叫骂声还是会穿过喧嚣的街道，清楚地传到对面去。

这里人的行为与美国西部荒野小酒馆中的顾客无异。“很多客居者在本国是非常彬彬有礼、脾性温良的公民，一踏上蒙帕纳斯，却立马变成了野蛮人。”当时一位酒吧招待回忆说。不过比起有些咖啡馆老板的黑心手段，主顾们醉酒之后的滑稽作态真的不算什么。老板们互相之间会暗中使坏。举个例子，希莱尔·希勒（Hilaire Hiler）是一家颇受欢迎的酒吧——骑手酒吧（Le Jockey）——的老板，一次他发现酒吧卫生间里有一位顾客正打算服毒自杀。他设法让顾客把毒药呕吐出来，然后让这人说出个中缘由。

“希勒，我不行了，我真的过不下去了，”顾客说，“别拦我，我马上就会再服一次毒的。”

“那你坑我干吗？你为什么要坏骑手的生意？”

“我不是有意的，先生，真的不是。”

“那好，”希勒说，“下次你想死，找别的地方去。”顾客问他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推荐，希勒想了想说：“嗯，你懂的，多摩是我最大的对手。”

第二天，那个人被发现死在了多摩咖啡馆的厕所里。任何敏锐的作家都能很快意识到，有的事恰能透出人性不那么光彩的一面，这种情况在巴黎极为常见——而海明威比多数作家还要敏锐。这件事立即被海明威拿来给报纸投稿，好赚点稿费补贴家用。但是巴黎蕴藏着能够成就更大规模、更重要作品的无限潜质，只要各种前提条件都能遂人心意，写出深刻的文学是有可能的。

其他作家肯定也感受到了，巴黎是文学潜能的宝库，但是太多的可能性都在纵酒狂欢中被挥霍掉了，来不及清楚地记录。一些客居者把他们的巴黎生活比作一场无休无止的毒品派对。诗人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将这里的生活描述为一曲没完没了的欢乐颂：“晚宴，聚会，诗人，腰缠万贯的怪人，画家，翻译，龙虾，苦艾酒，音乐，漫步，蛤蜊，头痛药，画作，迷恋同性的富家千金，编辑，书籍，水手。”对于美国作家马尔科姆·库利（Malcolm Cowley）来说，巴黎就像可卡因，当他想振作起来开始工作时，巴黎就让他动弹不得。一些客居者很快领教到，巴黎的魅力并不那么有利于身体健康，与它保持一点儿距离十分明智。

“（一开始）我兴奋到无法平复。”罗伯特·麦克阿尔蒙（Robert McAlmon）说。他是一位美国来的编辑，人生即将与海明威发生交集。“但是我完全明白巴黎就是个婊子——人不能在妓女那里陷得太深，尤其当她们冷酷无情的背后，还有聪明才智、想象力、经验和传统撑腰。”海明威是聪明人：他从来没有陷得太深，即使刚到巴黎漂泊的时候也没有。放荡享乐渐渐让一些不怎么有毅力的作家山穷水尽，而海明威却把巴黎愉快地描述成一个“秩序刚刚好的城市，作家只要照实写就可以了”。因为能抗拒诱惑，海明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一优势让他得以成为局外的观察者。后来，他小说里的很多主人公也具有这种秉性。

在海明威把蒙帕纳斯的气氛和人物正式写进文学作品之前，他用一系列“巴黎生活”小短文来记录它们。我们能从一些投给《多伦多星报》的稿件中，感受到他做的文学实验，有的文章甚至包含对话。一则稿件详细描述了一段偷听来的对话，说话者是两个法国男人，他们的老婆坚持要给他们的发型把关：

“你的头发怎么了，亨利！”一个说。

“我老婆，老的那个，让她给理了。但你的头发呢，怎么也这样？这可不潮啊！”

“也是我老婆干的。她也给我剪了。她说理发师都是死猪，但看她理的，我也会给她一样的评价。”

他的稿件还讲了一个俄国贵族去当铺典当珠宝的故事。十月革命迫使这位贵族流亡海外，如今他整日“在巴黎游荡，怀着一种孩子般的希望——他的国家终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复原如初”。在海明威的叙述里，读者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失败的欧洲政客；心黑到不可救药的卖假阿拉伯毯的商人；法国的制帽人为了装点他们的帽摊，招来一群麻雀落在上面；一位资深刽子手拥有一大一小两套断头铡刀，一套适合正常大小的断头台，另一套出差的时候用。

不过，海明威还是一次次把目光转向了客居巴黎的美国人。关于他们，他就是有讲不完的话。他明确说自己最擅长从这些自我流放的同胞中识别虚伪小人——显然，这涵盖了除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这些人都是他观察的对象：一个丑陋的美国游客希望“巴黎成为一座超级索多玛，一个更大的蛾摩拉”，并且“乐意花钱实现他的理想”；一个戴金色假发的胖女人瘫坐在圆亭咖啡馆的椅子上，嘴里叼着一支两英尺长的香烟嘴；一个康涅狄格州的家庭主妇，在咖啡馆里为各种奶油小生买单。海明威写道，他们是讨人嫌恶、毫无价值的一群人，其中还有人坚持装作艺术家，尤其恶心。

“他们基本都是二流子，”他的一篇《星报》文章说，“问题是人们在游览拉丁区的时候，从圆亭的窗外望进去，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巴黎最伟大的艺术家们的集会。我想以一种非常官方的姿态回应这种观念：真正有好作品的巴黎艺术家对圆亭的这群人深恶痛绝。”

显然，海明威和那些鄙视冒牌货的真正作家站在一起。他还尚未公开加入那些受到认可的真艺术家圈子，但是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里，有一种暗含的期许：他很快会加入他们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