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悬崖边缘
我们当然信奉和平主义！但我们必须通过列装大炮的预算。
罗伯特·穆齐尔所著《没有个性的人》中施图姆将军的话（1930—1942年）
那个时候已经有征兆，战争一旦爆发，将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完结。最出名的是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于1914年8月3日表达的不祥之感：“欧洲各地的灯火在相继熄灭。我们今生再也看不到它们重新燃起了。”德意志帝国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也预感灾难将至。1914年7月底，战争的阴云日益逼近，他惊呼：“我看到人力无法抗拒的阴影笼罩在欧洲和我们自己人民的头上。”此前三年，德国社会党人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顶着激烈的反诘和异议，在对德国国会的一次演讲中提出，欧洲爆发战争的威胁在与日俱增，而战争将给欧洲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宣布：“资本主义世界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正在逼近。”[2]战争并未如倍倍尔所说，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垮台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他准确地预见到，战争将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后来，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描述为“影响巨大的灾难”。他所言不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是一场灾难，它开启了20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使欧洲几乎毁灭了自己。
黄金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尤其是上层阶级的成员，是这样回忆战前时代的：那是一段稳定、繁荣、和平的辉煌时期，不幸却由于后来发生的可怕事件而一去不返。美国人把战前时期称为“镀金年代”（Gilded Age）。欧洲人对那个时代也怀有同样的眷恋。巴黎的资产阶级忆起“美好时代”（la belle époque），想到的是那时法国文化为全世界所艳羡，巴黎是文明的中心。柏林的有产阶级回顾“威廉时代”[3]，认为那是个富庶、安全、伟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新统一的德国终于得到了它应有的地位。同样，维也纳当时似乎正处于文化与思想上卓越的顶点和（奥匈）帝国荣耀的巅峰。慕尼黑、布拉格、布达佩斯、圣彼得堡、莫斯科和欧洲各地的其他城市也都沐浴在文化的辉煌之下。各种艺术、文学、音乐和戏剧都迸发出大胆的创造力，出现了许多新颖、挑战常规、发人深思的艺术表现形式。
在伦敦，经济比文化更加重要。在这个“日不落帝国”的首都，“一战”后的那代人渴望重现已经逝去的那个经济增长、贸易繁荣、货币稳定的“黄金时代”。英国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战后写过一段著名的话，说“伦敦居民”可以“在床上啜饮早茶时，打电话订购产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产品，想订多少都行，并可以期望货物很快就会递送到家。”此言所指当然是享有优厚特权的人，描述的是居于世界贸易中心，金钱、地位无一不具的中上层阶级的生活。对于住在东欧的犹太小村落，或意大利南方、西班牙、希腊和塞尔维亚贫穷的乡村，或柏林、维也纳、巴黎、圣彼得堡和伦敦的贫民窟里的穷人来说，这种安详惬意的生活是完全陌生的。即使如此，“黄金时代”的形象并非战后人们的臆想。
尽管欧洲存在着内部分歧和受民族主义驱动的竞争，但所有国家之间货物和资本的流动都完全不受妨碍，大家都属于联系紧密的全球性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经济增长的前提是稳定，而稳定的保障就是各国都接受伦敦金融区的主导地位，把金本位承认为一种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英格兰银行掌握着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钥匙。船运、保险、利息和出口带来的隐性收入超过了英国的进口赤字。1897—1898年间，黄金，尤其是来自南非的黄金供应量大增，但英格兰银行既未过分增加黄金储备（因为那将严重打击别国的经济），也未减少黄金储备。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比英国经济增长速度快，更有活力。当时就有苗头，美国有朝一日会主导世界经济。然而，英国仍然是全球贸易的执牛耳者（尽管它所占的份额在减少），也是最大的对外投资者。大国间为全球经济资源展开的竞争无疑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形成了与日俱增的压力。然而，直到1914年，给欧洲，尤其是欧洲实现了工业化的地区带来了诸多裨益的体系仍然完好无损。人们普遍对持续的稳定、繁荣和增长满怀信心。
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开幕，博览会意在展示以欧洲为核心的欣欣向荣的文明，讴歌进步。博览会上的展出代表着新技术的时代。巨型机器显示的力量和速度令人赞叹。由5,000个灯泡照亮的“电之宫”实实在在地炫花了参观者的眼睛。参展的有24个欧洲国家，也有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美国。博览会开放的6个月内，访客多达5,000万人，参观者经常目眩神迷，惊叹不已。东欧国家的展览阵容强大，特别是俄国，它一家就设了9个展馆。博览会的一个突出内容是欧洲“教化的使命”。在那个帝国主义的巅峰时刻，对遥远殖民地异国风情浓墨重彩的渲染传达了欧洲统治世界的强有力信息。商业、繁荣与和平似乎保证欧洲的统治地位会千秋万代地保持下去。前途一片光明。
这种乐观态度有其根据。19世纪与它之前的时代相比是和平年代，与后来的时代相比更是如此。自从拿破仑时代于1815年宣告结束以来，欧洲没有发生过遍及大陆的战争。不管是1853年到1856年在遥远的克里米亚发生的冲突，还是最终促使1871年德国和意大利各自实现统一的简短战事，都没有危及欧洲大陆的普遍和平。壮观的巴黎世博会举办10年后，一位名叫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英国作家写了一本国际畅销书《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他甚至在书中宣称，在现代，商业和全球各地互相交织的经济产生的巨大财富使战争完全失去了意义。不仅英国人，就连英国以外的许多人也都同意他这个观点。人们难以想象繁荣、和平与稳定不会千秋永续，更无法预料它们会如此迅速地烟消云散。
然而，欧洲还有很不美好的另外一面。大陆各地的社会结构都在迅速改变，虽然步伐很不均匀。有的地区实现了迅速而深刻的工业化，但仍有大片地区以农业为主，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只有原始的农业。到1913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大约4/5劳动人口的谋生方式依旧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整个欧洲的农民超过劳动人口的2/5。只有在英国，务农的人数降到了劳动人口的1/10多一点儿。1913年，只有英国、比利时和（令人惊讶的）瑞士的劳动人口中，有2/5以上是产业工人，连德国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多数欧洲人仍然居住在村庄和小镇里。生活水平的确在不断改善，但大多数欧洲人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无论他们是在柏林、维也纳或圣彼得堡这类快速膨胀大都市的污秽环境里寻求工作，还是留在乡间，靠土里刨食勉强度日。许多人用脚投票，远走他乡，因生活贫困、没有出路而离开祖国。几百万欧洲人完全沾不到繁荣和文明的好处，迫不及待地要出外闯荡。1907年，向美利坚合众国移民的人数达到顶峰，一年内就有100多万欧洲人到达大西洋彼岸。20世纪开始后，移民人数比前一个十年猛增了3倍，大批移民从奥匈帝国和俄国逃向美国。不过，最多的移民来自意大利南方。
社会的快速变化产生了新的政治压力，开始威胁到已有的政治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的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多数欧洲国家中，古老的贵族家族所代表的土地精英继续把持着政治和军事大权，有些贵族和腰缠万贯的工业或金融业新贵通过联姻建立了关系。另外，世袭君主制仍然是欧洲的主要政治形式。只有瑞士（它过去一直是邦联，1848年通过了近代的联邦共和宪法）、法国（自1870年起）和葡萄牙（自1910年起）是共和国。奥匈帝国的皇帝是弗兰茨·约瑟夫，早在1848年他就登基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他的帝国幅员辽阔，下辖5,000多万不同民族的臣民。约瑟夫皇帝似乎成了君主制统治持久性的象征。
尽管如此，实际上各处都存在着宪政框架、多元政党（尽管有投票权的人数极为有限）和法律制度。就连俄国的专制政权也在1905年的一次未遂革命后被迫让步，沙皇尼古拉二世不得不把他（其实极为微弱）的权力交给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但是，即使在被视为议会民主发源地的英国，大部分人仍然没有政治代表权。有些国家很早就确立了男性普选权的制度。比如，德国1871年的帝国宪法规定，所有25岁以上的男性都在国会选举中有投票权（虽然占德意志帝国领土2/3的普鲁士对于议会选举权限制得十分严格，以保证地主阶级继续占据统治地位）。意大利确立（基本可算）男性普选权的时间晚得多，是在1912年。不过，世纪之交时，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允许妇女在议会选举中投票。许多国家的女权运动对这种歧视发起抗争，但在“一战”之前成果甚微，只有芬兰（虽然它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但俄国1905年的革命流产后，芬兰引进了一定的民主变革）和挪威例外。
关键的变化是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的崛起。每个国家的精英都视其为对他们权力的根本性威胁。1889年，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第二国际”建立，它是一个总机构，负责协调各国政党的计划与纲领。多数社会主义政党都以某种形式奉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的革命理念。它们攻击资本主义固有的剥削性质，宣传建立人人平等、财富公平分配的新社会，这些显然对大批贫苦的产业工人颇具吸引力。统治精英企图禁止或镇压工人组党或建立工会，却徒劳无功。工人比过去更善于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工会的迅速壮大即是明证。到1914年，英国的工会会员超过了400万人，德国超过了250万人，法国约有100万人。
20世纪之初，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各种运动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法国社会主义者捐弃前嫌，在1905年团结到一起，宣布他们“不是改良党，而是以阶级斗争和革命为己任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赢得了17%的普选票，在法国议会下院获得了103个席位。在德国，俾斯麦企图压制社会民主，结果事与愿违。自1890年起，奉行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为欧洲最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战”前其成员超过100万人。在1912年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到的支持超过了任何其他政党，一举赢得国会近1/3的席位，使德国统治阶级恐惧战栗。
在经济比较先进的欧洲地区，社会主义政党无论嘴上怎么说，实际上都遏制了激进情绪，将其引离革命，导入议会行动的渠道。法国的让·饶勒斯（Jean Jaurès）违背他所属的社会党的宣传，提倡不搞革命，而是沿议会之路走向社会主义，一时从之者众。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虽然言必称马克思主义原则，实际上却寻求通过选举赢得权力。英国的工党（它是1906年采用这个名字的）脱胎于工会运动，体现了工会对工人利益的务实关注，不追求革命的乌托邦理想。它基本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抛到一边，推重非革命的理念，主张不必推翻资本主义，可以对其加以改良，使之最终造福于工人阶级。工党认为，国家权力经和平改造后可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西欧、北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工人虽然贫穷，但已不像过去那样一文不名，激进情绪也有所减弱。若是爆发革命，工人失去的将不只是锁链，所以他们大多听从改良主义领导人的指挥。
欧洲大陆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则不同。民众与国家权力的对抗更加激烈。没有什么居间组织来分散权力，也没有社会结构来使民众认同并支持国家。国家大多行使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高度依赖强制手段。统治阶级地位牢固，官吏贪污腐败，代议制机构弱小无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中欧、北欧和西欧的中产阶级后来忆起逝去的“黄金时代”时，想到的是建立在良性国家权威和法治基础上的文明蓬勃发展，但那与欧洲大陆南部和东部边缘的情况风马牛不相及。比如，20世纪之初，西班牙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巴斯克地区（Basque Country）反对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罢工、暴乱和地方起义愈演愈烈。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佃农中许多人支持无政府主义，经常爆发零星的反国家暴力行动。在意大利南部，腐败官吏对大庄园主唯命是从，农民的暴力抗争此起彼伏。乡间匪帮的犯罪行为与贫农和佃农反抗国家和大地主的起义混在一起，难以分辨。1905年，爆发了一波工人罢工和动乱的汹涌浪潮，使欧洲领导阶层对工人阶级革命悚然惕之。同年，俄国发生革命，沙皇险些被推翻。国家的强力镇压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反革命暴力，士兵在圣彼得堡打死了200名工人，还打伤了好几百人。革命被镇压下了去。国家在议会代表权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但那只是表面文章，实际权力仍然把持在沙皇和他任命的大臣手中。手中无权的人，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无论在理念上有何分歧，都从中吸取了明显的教训，那就是：沙皇专制政权无法改良，只能推翻。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而变得日益激进。
缺乏大众支持的政府既要应对被它们视为威胁的左翼运动，又要争取民众支持，于是民粹主义运动应运而生。工业资本家或地主常常直接或间接地赞助此类运动，力图把以阶级为基础形成的潜在反对力量导入更易于控制的渠道。他们希望把大众“国家化”，向其灌输有利于维护政治现状的强势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努力成功了。除了国际社会主义的理念仍有少数人拥护以外，好战的民族主义、恶毒的反犹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种族主义在民众中流传甚广。初等教育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和廉价小报的发行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大众政治不仅为左派，也为右派开辟了动员民众的新方式。旧有的确定性开始解体。原先由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精英组成的权力集团感到了新的不安全。
大众的动员严重威胁到现存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因此于1895年发表了分析大众行为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原文标题为“群体心理”（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他声称，个人在群体非理性的感情冲动的影响下，会将理性抛到九霄云外。这个思想在20世纪初很有影响力——该书重印45次，被译为17种文字，后来更是成为想实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的必读书。勒庞认为，感情冲动是大众的一个特点。在欧洲各地，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手段就是民族主义诉求。欧洲的统治精英对民族主义远不如对社会主义戒惧。大战爆发前，民族主义狂热所包含的危险的确是可以遏制的。然而，它们播下的种子后来却成长为破坏乃至最终摧毁已有秩序的力量。
政治趋于两极化，外交关系出现紧张，国家卷入对外冲突，这些都会引起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论。1898年西班牙对美国的战争起初大受支持，但西班牙惨败、殖民地被美国抢走后，企图在“民族复兴”大旗下建立团结的努力也随之失败。其实，鉴于西班牙国内不同地区间和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分歧，这种努力反正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通过打击内部敌人来实现民族复兴的圣战式狂热，最终将导致灾难性的冲突。
在大部分国家中，渲染内忧外患的激烈言论达到了新的高度。大众媒体煽动着激烈的仇外情绪和不加掩饰的种族敌意，政府也乐得推波助澜。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更是给英国国内称为“沙文主义”或“武力外交政策”的极端民族主义好战情绪火上浇油。德国的保守政府在1907年所谓的“霍屯督选举”中极力煽动民族主义，污蔑反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不爱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在国会中失去了不少席位，但实际上得到了更多的民众选票。这表明，沙文主义在德国和在英国一样，在中产阶级成员当中比在工人中更为流行。）
泛日耳曼同盟、海军协会和保卫德国同盟等民族主义组织大多依靠中产阶级中下层的支持，它们力主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扩张性外交政策。1914年之前，这些组织不过是较大的压力集团，无法进入主流政治，遑论政府。然而，强硬的民族主义思想当时已经渗透进了除社会主义左派以外的所有政治派别中。在意大利，有人对意军1896年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在阿杜瓦（Adowa）的惨败深以为耻（5,000多名意大利士兵在那次战役中丧生），还有人觉得意大利是“无产国家”，无法跻身于欧洲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之列。这些感情催生了几乎是宗教式的狂热，强调斗争和牺牲，鼓吹建立强有力的反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军力、推行强势外交政策。不过，尽管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鼓噪不休，但是他们远不能代表社会中的多数意见，在政府眼中基本上仍然只是一群捣乱分子。即使如此，民族主义的压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自由派执掌的意大利政府决定于1911年入侵利比亚，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意大利军队在战斗中用飞艇轰炸了后撤的奥斯曼帝国的部队，这是空中轰炸首次在作战中发挥作用。激进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和在德国一样，仍只有少数人支持。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但是，导致后来事态恶性发展的种子已经播下。
民族主义在界定“国家”时越来越多地使用族裔——有资格成为国民的人——而不是领土作为标准。比如，法国的一位民族主义者埃德蒙·阿奇迪肯（Edmond Archdéacon）在1902年的选举中自称“坚决反对国际主义。作为反犹主义者，我要求15万犹太人和做他们走狗的2.5万共济会员停止压迫欺凌3,800万法国人”。他说，他代表“真正的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事实上，民族主义运动在法国和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自己内部四分五裂，无力争取国家权力，但可以逼迫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虽然民族主义政治在法国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在各种思想并存的法国文化中，“不合适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应该被排除在国民之外”这个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依然理直气壮地占有一席之地。欧洲大部也都存在类似的言论。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是遍及欧洲的一个古老现象的新名称，这个古老的现象就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基督徒对“杀害基督的人”多少世纪以来的传统敌意仍然十分普遍，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教士也一直在煽风点火。仇视犹太人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由来已久、关乎经济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对犹太人的各种限制不久前有所放松，犹太人得以更多参与商业和文化生活，结果惹得其他人更为不满。于是，只要发生经济下滑，犹太人必定是替罪羊。到19世纪下半叶，由来已久，常常十分刻毒的仇犹情绪又添上了一重更恶劣的内容，那就是可能危及他们生命的新的种族理论，这种理论为仇恨和迫害提供了生物学上的伪科学理由。旧时的歧视固然恶劣，但还允许（有时是强迫）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生物反犹主义却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根据这种理论，从科学和种族的角度来看，犹太人在“骨子里”就是不同的。犹太人成不了法国人或德国人，正如猫变不成狗。这种理念意味着对犹太人不仅要歧视，而且要完全排斥，再进一步就可能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们。
反犹主义的言论骇人听闻。德国反犹主义者使用细菌学的术语来形容犹太人。维也纳受人爱戴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把犹太人称作“人形的猎物”，在那之前还说，只有把所有犹太人装在一艘大船里让他们在公海上沉没，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无论具体言论如何，至少在西欧，反犹的政治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黄金时代”似乎有所减少。这种情形有一定的欺骗性，因为反犹主义在很多情况下被纳入了主流的保守思想。对犹太人的诋毁并未消除，但在战前时期，它的政治影响比较有限。虽然政治边缘存在着反犹主义，但是大多数犹太人在威廉皇帝的德国还是自在安适的。犹太人自己觉得，法国的气氛更加令人生畏，因为那里刚刚发生了可耻的德雷福斯事件（这位犹太军官被误判犯了叛国罪，引起了法国的反犹狂潮）。但是，法国的形势在20世纪初也有所好转。东欧犹太人的处境则恶劣得多。从1903年到1906年，俄国西部一些地方发生了对犹太人的野蛮屠杀，造成数千人死伤，而这样的屠杀经常是沙皇的警察和行政当局煽动起来的。波兰、乌克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地区也普遍存在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到后来，情势一旦生变，这些地区即成为欧洲主要的杀戮场，实非偶然。
欧洲文明进步之“黄金时代”的黑暗面在另一种思想中初露狰狞，那就是“优生学”及其近亲“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的思想起源于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在伦敦的研究，他把他亲戚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应用于人类，提出人的能力是遗传的，可以通过遗传工程来改善人类这个物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优生学就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瑞士和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引起了注意，被视为“进步”的科学。它在英国的拥趸包括自由主义建制派和初生的政治左派的主要思想家，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贝弗里奇勋爵（Lord Beveridge）、H. G.韦尔斯（H. G. Wells）、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和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早在纳粹实施“安乐死行动”的30多年前，声名卓著的英国小说家D. H.劳伦斯（D. H. Lawrence）在1908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就甚至语带赞许地说要建立一座宽敞的“死亡之室”，在乐队奏出的轻柔乐曲声中，把“所有的病人、跛子、残疾人”温柔地领进去。
优生学看似提供了一种可能，即通过控制生育把造成犯罪、酗酒、卖淫和其他“反常”行为的特征从社会中剔除出去。它融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统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假设就是：某些种族天生比其他种族优越。高尔顿自己在1908年写到，优生学的首要目的是限制“不适者”的生育率。支持优生学的人认为，消除“不健康”的人最终将有助于形成一个适应性更强、更健康、“更好”的社会。他们担忧，社会福利措施会鼓励社会的“劣等”成员生育繁殖，从而造成种族退化，于是更加坚信应提高民族效率。
1911年，一份德国杂志组织了一次有奖征文，题目是“劣等分子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何种代价？”获奖文章的作者是汉堡的一个在贫民庇护所工作的官员（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几乎所有的福利开支）。医学界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应该对“劣等人”实行绝育。德国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普勒茨（Alfred Ploetz）的医生把优生学与“种族卫生”挂起钩来，成立了“种族卫生协会”。到1914年，这个协会在德国的不同城市建立了4个分会，成员共350人。那一年，种族卫生协会要求规范“有医学理由实施流产或绝育”的情况下应遵循的程序。就在战争爆发的几周前，德国政府起草了一项法案，禁止为了社会的原因或优生的目的实行绝育或流产，只有在“对生命或健康有紧迫威胁”的情况下才给予准许。该项法案尚未成为法律，德国就投入了战争。若非战争造成了形势剧变，优生学可能和反犹主义一样，永远也成不了气候，更不用说种族卫生学这个变种了。但即使如此，后来事态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在欧洲文明的“黄金时代”打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经埋下了日后暴力迸发的种子。可以说，基于民族、宗教、族裔、阶级的敌意与仇恨，这样的丑恶现象在每个社会里都有。巴尔干地区和俄罗斯帝国暴力频发。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后，具有法西斯特征的暴力团伙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警察经常站在他们一边。暴乱中犹太人受害尤烈。据报道，1905年10月发生了690起屠杀事件，3,000多名犹太人死于非命。敖德萨（Odessa）最骇人听闻的一次屠杀造成800名犹太人死亡，5,000人受伤，10万多人无家可归。反革命势力的报复导致1.5万反对沙皇政权的人遭到处决。奥斯曼帝国的情况更糟。这个帝国的辖地覆盖了近东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自15世纪以来一直由土耳其人统治，现在却处于无可救药的衰落之中。据估计，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实施的残暴镇压下，1894年至1896年间，奥斯曼帝国有8万多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促成屠杀的是土耳其人对日益高涨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恐惧，而且民众不满经济状况，又抱有基于宗教和阶级的敌意，就连警察也对屠杀不加制止。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杀戮时有发生，从未停止。1909年，又有1.5万到2万名亚美尼亚人被杀。
然而，欧洲的暴力大多是对外的。即使国内相对和平，经济日见兴旺，帝国主义列强也一贯使用暴力来维持对外国领土的占领，迫使殖民地人民屈服。英国、法国和俄国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全球4/5的地区。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挑战会招致残暴无情的报复。1900年，德皇威廉二世命令德国军队像阿提拉的铁骑一样凶残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几个通过压榨中国经济获利的欧洲国家各自派出军队，加上美国和日本的军队，组成了一支联军，在中国奸淫掳掠，犯下了累累暴行。据估计，10万名中国人遭了八国联军的毒手。
帝国主义国家在一些殖民地肆无忌惮的残酷行为令人发指。在相当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个人领地的刚果，殖民者利用全球对橡胶的需求大发横财，对当地人民残暴野蛮，无所不用其极。1885年到1908年间，据估计有1,000万男女老幼被杀死。英国人从1899年到1902年为完全征服南非对布尔人打了3年的仗，其间英方使用无情的焦土战术来毁掉敌人的财产，并建立了“集中营”，里面囚禁的主要是布尔人的妇孺。集中营的条件极为恶劣，拥挤污秽，疫病流行，导致2.8万名被囚者（其中很多还不到16岁）中1/4的人死亡。据有些人估计，1904年至1907年，居住在（今天称为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总数约6.5万的赫雷罗人和纳马族人有80%死于非命。德国殖民当局的军队有系统地对反抗殖民统治的当地人民实施报复，将他们赶入沙漠，许多人因此活活饿死、渴死。更多的人在奴工营里劳累至死（德国人借用英国人的用语，将奴工营称为“集中营”）。
随着大国之间关系紧张的加剧，重整军备的压力也开始加大。同时，人们意识到，新型武器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未来的战争因此将迥异于前。1899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邀请26个国家的代表在海牙开会，旨在为“欢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而维持和平，限制军备。会议通过了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确立了战争法，规定5年内禁止使用某些类型的武器。事实很快证明，海牙和会的这些结果只是一纸空文。不过，它们的确表明，那时人们已经知道，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欧洲的和平时代一定会延续下去，他们也对现代工业化武器的杀伤力感到不安。他们日益认识到，采取行动预防战争和战争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大动乱已迫在眉睫。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需要维护欧洲的和平，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繁荣。但是，欧洲各国领导人在希望和平的同时也在积极备战——万一真的发生战争，就要争取速胜。
滑向战争？
英国政治家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后来有一句名言，说1914年欧洲各国“没有丝毫担忧和不安地滑过锅缘，落入战争的沸腾油锅”。这句一针见血的话准确描述了1914年7月最后一周里，事态不可遏止地向着战争发展的情形，也捕捉到了形势完全失控的那种感觉。但是，此言暗示当时的人普遍漫不经心、无忧无虑，却是错误的。这话的意思也不应理解为，战争的爆发乃偶然的事故，由一系列可悲的错误造成，它的发生无人乐见，无人料到，且无法预料。事实正好相反。虽然大多数决策者都真心希望避免战火燃起，虽然有人茫然无措，有人犹豫彷徨，有人断言大祸将至，有人临阵动摇退缩，但当战争来到眼前时，战争的意志还是压倒了和平的愿望。对于可能爆发战争的前景，欧洲领导人看得非常清楚。
劳合·乔治的名言还有一层含意，那就是，“一战”没有明显的驱动力，那场灾难并非由某个国家挑起，而是各方都有责任。的确，欧洲各国领导人和外交家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同一群走向悬崖的旅鼠[4]。确实有误会发生，也存在着普遍的互不信任（造成互不信任的一个原因是关键决策人的个性），这些都在把欧洲大国推落悬崖的过程中加了一把力。这确实与一代人之后的情形不同，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哪个具体的国家是战争的主要推手。所有大国的确都对战争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在危机急剧发酵之时，法国怂恿了俄国，令其更为好战。英国发出的信号暧昧不明，它没有力挽狂澜，而是随波逐流，沿着危险的道路一步步走向战争。尽管如此，对于最终导致战火席卷全欧的灾难性事态发展，还是不能说所有欧洲国家都负有同等责任。
有些国家各有自己的利益和野心，彼此互不相容，极易导致全欧大战；这样的国家是引发大战的主要责任方，它们在危机中敢于外交行险，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不惜动武。1914年7月，事态到达爆发点的时候，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是危机中的决定性力量，其中又以德国的作用最为关键。
德国雄心勃勃，企图称霸欧洲，同时又对俄国可能会兴起为霸权怀有日渐强烈、近乎偏执的恐惧。为实现前者，防止后者，德国不惜冒引发欧洲大战的风险。1914年7月6日，德国保证无条件支持奥匈帝国（即通常所谓“空白支票”），因为德国假设，奥方很快会对塞尔维亚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报复奥地利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和索菲王妃的遇刺。他们两位是在对萨拉热窝进行访问期间于6月28日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刺杀的。但这仅仅是臆测。德国提供了无条件支持的保证，而且没有规定哪些报复措施是奥地利不能采取的，尽管冲突扩大的危险和欧洲列强介入的可能都显而易见。在德国的怂恿下，奥地利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其内容故意写得让塞尔维亚无法接受。德国的煽风点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把这个原本地方性的问题变成了全欧洲的危机。最后通牒要求塞方对与暗杀阴谋有关的塞尔维亚官员和军人采取行动，逮捕奥方指名的两个军官，并压制反奥地利的宣传。一项构成对塞尔维亚主权极大侵犯的要求是，让奥匈帝国的代表协助对暗杀阴谋的调查，并参与对塞尔维亚国内反抗运动的镇压。
当时，塞尔维亚的力量在增强，这威胁到了奥匈帝国对巴尔干的控制；多民族的奥匈帝国还面临着日益加剧的解体危险。为了一己之利，奥匈帝国不惜把欧洲拉入战争，但它必须有德国做后援。奥地利明明知道俄国会给塞尔维亚撑腰，但它向塞尔维亚（“黑手社”恐怖组织就是从塞尔维亚向萨拉热窝的刺客提供武器的）发出的最后通牒仍然故意提出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这大大增加了引发全欧战争的可能性。俄国一心要防止奥匈帝国主导巴尔干（因为那将使俄国实现自己野心的企图受阻），不出意料地做出了强烈反应。俄国立即表示支持塞尔维亚，尽管它非常清楚，那意味着不仅要和奥匈帝国打仗，还要与德国开战，而德国一旦参战，法国就必然出手（因为谁都知道德国的作战计划要打击的不仅是俄国，还有法国），英国也很可能加入。
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为了它们各自强权政治的目的，对一个实质上地方性的冲突不去尽力平息，反而火上浇油。这种极为冒险的战略最终导致了1914年的大灾难。如前所述，这三个大国中，德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如果它没有给奥匈帝国提供无条件支持的“空白支票”，奥匈帝国就不会有恃无恐，向塞尔维亚发出如此强硬的最后通牒。如果奥匈帝国不是如此咄咄逼人、寸步不让，俄国就不会承诺支持塞尔维亚，继而引起一系列的后果。“空白支票”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欧洲大战爆发的可能性。
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等大国各自结成了对立的同盟。1914年，大国间平衡尽管仍勉强维持着，但越来越岌岌可危。早在19世纪90年代期间，德国就生出了觊觎世界强国地位的野心，这导致了紧张的升级，构成了长期的潜在威胁，是对英国世界强国地位的直接挑战。德国与英国的竞争日益加剧。但是，在欧洲大陆上，受强大的德国（它自1879年起与奥匈帝国结盟，1882年又成为意大利的盟国）威胁最甚的是法国和俄国。法俄两国一个是共和国，一个是专制君主国，但共同利益促使它们令人意外地建立起了友好关系。1894年，它们专为应对德国的挑战签订了盟约。十几年后，德国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因为1905年，俄国惨败于日本这个远东新兴强国，当时许多人为之震惊。俄国的失败动摇了沙皇帝国的根基，触发了俄国的内乱，险些造成沙皇专制政权的覆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精明的经济和政治管理下，后来的几年成了俄国的兴旺年代。在法国巨额贷款的帮助下，俄国经济显著增长，军事重建一日千里。于是，俄国重新燃起了希望，想趁奥斯曼帝国力量衰落之机夺取对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的控制权；与英国关系的巨大改善使俄国这一希望成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俄英两国在历史上一直是竞争对手。英国坚决不让俄国控制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Dardanelles）这两个扼守地中海及中东通道的海峡，为此不惜和俄国在1854年打了克里米亚战争。英国也一心要防止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威胁到它自己在印度的殖民地。但是，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后国力衰弱，愿意与英国修好。于是，它们两国在1907年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了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的西藏这些它们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中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对德国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肯定有间接的影响。俄国和英国1907年签订的条约和此前俄法建立的联盟以及1904年英法达成的（直接针对德国的）友好协议加在一起，重组了欧洲权力政治的结构。德国和它的主要盟国奥匈帝国（另一个盟友意大利不太指望得上，尽管意大利领导人号称自己的国家是强国，但其实差得远）忽然发现英、法、俄居然站到了一起（鉴于它们三国之间往昔的互相敌视，可以说这个发展是惊人的）。可以理解德意志帝国为何愈发强烈地感到四面受敌。
英国外交部认为，两大同盟的对峙（如后来的核武器那样）是对侵略行为的一种威慑。但是这种情况也意味着，战争一旦发生，就不会仅限于局部，而将是全面战争。然而，引起战争的并不是这两大同盟。在那以前的10年间，发生了好几场严重危机，却均未导致战争。1905年，德国对法国在摩洛哥的权利提出了挑战；1908年，奥地利蛮横地吞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个地方名义上虽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已经被奥地利占领了30年）；1911年，德国的一艘炮艇驶入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port of Agadir），向法国发出挑衅。然而，大国间的这些紧张都很快得到了缓解。1912年，在长期动荡的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结为同盟，自称巴尔干同盟，趁奥斯曼帝国力量衰弱对它开战；次年，巴尔干同盟爆发内讧，保加利亚为争夺前一年战争的利益沾润对塞尔维亚动起了刀兵。这些区域冲突爆发后，大国都设法确保了它们不致发展为大型战争。
尽管如此，大国间的紧张仍然显而易见。两次巴尔干战争使这个战乱一触即发的地区更加不稳定，新的冲突随时可能爆发。而且，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影响力早已开始走下坡路，另一个地区大国奥匈帝国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的表现使人觉得它软弱被动，就连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也依然如此。因此，奥匈帝国以后在巴尔干地区必将遇到更多的麻烦。俄国统治者仍然希望有朝一日能控制土耳其的两个海峡，并通过夺取（属于奥地利控制下的波兰的）加里西亚（Galicia）来确保西部边界的安全；他们把奥匈帝国的虚弱看在了眼里。
欧洲战争远非不可避免，可是谁也不想冒备战不足的风险。国与国之间的猜忌推动军备竞赛急剧升级。1911年到1913年，大国的军费开支陡然增加——德国增加了30%，俄国增加了50%。德国和英国投入巨资建造新型作战舰队，竞相建立最强大的海军。陆军的规模也大为增加。德国于1913年扩充了陆军，法国马上如法炮制。俄国对1905年败于日本的伤痛记忆犹新，到1913年已经在军队重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德国忧惧交加地注意到，俄国还计划进一步大肆扩军。军备竞赛中，奥匈帝国落在了后面，它的军力只够打区域战争。它招募兵员的配额在1889年就固定了下来，虽然1913年颁布了增加兵员的新法律，但为时已晚，无法缩小与别国军队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
然而，即使在奥匈帝国也和在整个欧洲一样，适龄男子中很大一部分人接受了作战训练。到1914年，欧洲各国的正规军和预备役军人已经达到几百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全面动员后，俄国有350万大军，德国210万，法国180万，奥匈帝国130万。大国中只有英国没有大批预备役人员随时可以征召入伍。英国军队由志愿兵组成，只有10万人左右，主要是为打殖民战争准备的。与其他大国的军队相比，英军的规模小得可怜。但是，英国的皇家海军掌握着世界的海上通道，是大英帝国的军事基础。英国还可以从大英帝国遍及全球的殖民地招募大量兵员。
许多人认为，前一个世纪基本维持了欧洲和平的制衡制度会继续发挥作用。但也有人认为，战争很快将不可避免。这不仅是由于军事化的加强和紧张的加剧，这种情况本身就反映了大国精英的焦虑，认为国家存亡系于一线，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精英的这种态度又加大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若是打赌，谁都不会在欧洲的脆弱和平会无限期维持下去的可能性上面下大赌注。
这还只是1914年6月28日弗兰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之前的情况。奥地利1908年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大大刺激了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情绪。包括一些军官在内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于1911年成立了秘密组织“黑手社”。主要推手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ć，人称“阿皮斯”（Apis）]于1913年成为塞尔维亚军事情报部门的首长。刺杀斐迪南大公的阴谋就是阿皮斯掌控的秘密网络策划而成的。这次暗杀行动招募了一些波斯尼亚的塞族青年当刺客，最终得手的叫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他们要刺杀的奥地利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其实对斯拉夫少数族裔非常友善，愿意向“南方的斯拉夫人”进一步放权，以实现帝国的稳定。但是，这正是激进分子眼中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理想的威胁。暗杀发生在斐迪南大公暨王妃对萨拉热窝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当时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故：大公乘坐的敞篷轿车的司机转错了弯，驶入了一条小巷，倒车时引擎又熄火了，无意中给普林齐普提供了天赐良机，使他得以弥补此前他们狂热民族主义七人组中另一个人行刺失败之憾。即使如此，仍然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弗兰茨·斐迪南（和他妻子）的遇刺必然引发欧洲的全面战争。之前也发生过暗杀事件，甚至是暗杀国王的事件，却均未引发重大冲突。1894年，法国总统萨迪·卡诺（Sadi Carnot）遇刺；1900年7月29日，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遭枪击而死；1903年6月11日，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和王后被暗杀；1913年3月18日，希腊国王乔治一世也死于刺客之手。事实上，几乎到1914年7月底，弗兰茨·斐迪南的遇刺似乎还不致引发全面战争。
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发生3周后，外交压力才骤然上升。7月的最后一周，伦敦的金融市场才开始对爆发战争的前景表现出不安。即使在那时，仍然有迹象表示，人们有信心能够避免最坏的情形发生。7月30日，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饶勒斯还说：“会出现起伏。但事态最终不可能不恢复正常。”第二天，7月31日，他死在了一个精神错乱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枪口之下。那人说饶勒斯是叛徒，必须除掉，而饶勒斯的“叛国罪”就是他努力争取国际和平。
对弗兰茨·斐迪南的被刺，奥地利显然应该对（被认为应对此事负责的）塞尔维亚发动短暂的报复性攻击以示惩戒，而塞尔维亚的军队正好由于不久前在巴尔干战争中的失败而元气大伤。其他强国很可能会认为这样的攻击无可厚非，是对杀害哈布斯堡王室继承人的合理报复。确实，人们几乎都觉得这样的反应自然而又合理。维也纳和其他各国都认为，报复事关国家荣誉，是宣示哈布斯堡帝国强国地位的必要举措。刺杀事件发生3周后，德国领导人尤其认定，只会打一场局部战争。
但是，即使是局部战争这种有限的行动，组织起来也颇费时日。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政府、外交和军事机器相当笨重，耗时甚久才能进入状态。好战的总参谋长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伯爵（Count Franz Conrad von Hörtzendorf）在奥地利的外交大臣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伯爵（Count Leopold Berchtold）的支持下，力主马上对塞尔维亚开战，但帝国匈牙利部分的政府首脑伊什特万·蒂萨伯爵（Count István Tisza）却主张小心谨慎，担心会发生“欧洲大战的可怕灾难”。奥匈帝国正是因为统治阶层内部意见不统一，才转向德国求援的。奥地利人觉得，德国军队战无不胜，哪怕攻击塞尔维亚会引起全欧洲的战争，只要有德国做后盾，奥地利就有恃无恐。奥地利从柏林那里得到的信号是，如果一定要打仗，眼下是最好的时机。
然而，哈布斯堡帝国做事只有两个速度：慢和停。打仗需要兵员，但当时更急需劳动力收获庄稼。因此，不可能立即发动战事。有人指出，至少还需要16天的时间来动员军队对塞尔维亚实施打击，说这话时已经是暗杀发生的两天之后了。可以说，奥地利的迟缓反应相当于一条慢燃的导火索，最终导致了所有大国的卷入。随着危机的加深，各国长期形成的心态、目标、野心和恐惧影响了它们各自的行动。
德国1871年才完成统一，但它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工业化经济体。它雄心勃勃，决意获得自己“在太阳下的地盘”[5]，成为在地位和影响力上和大英帝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强国。同时，德国又非常担心时间不等人，害怕敌国会集结军力阻挡其野心的实现。德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早在1912年就在德皇面前说过，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来得“越快越好”。他建议先借助报刊挑起反俄情绪，那样，战争一旦爆发，就会得到民众的支持。自那以后，毛奇一直力主打预防性战争，在德国遭到俄国或法国，或二者联合的攻击之前先发制人。大战爆发的几周前，他坚称战争迟早会到来，德国应确保战争发生在自己能够打赢的时候。据报道，他在1914年5月14日说，俄国两三年内就将完成军备方案的执行，到那时，德国敌人的军力就会强大到无法应付。毛奇的结论是，唯一的办法是“在我们还有一定胜算的时候打一场预防性战争来粉碎敌人”。
但是，对未来看法悲观的毛奇虽然占据着德国军队中最关键的位置，却不能决定政府的政策。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对于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忧心忡忡。他认为战争是“跃入黑暗”，是“最严峻的责任”。他甚至预言，与德国一些鹰派人物的说法相反，战争摧毁不了社会民主运动，无法消除它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威胁，反而会使它得到加强，“并造成一顶顶皇冠落地”。7月底，随着危机进入最后阶段，贝特曼—霍尔韦格看到，自己的政治举措并未奏效，军方的影响力在明显上升，于是试图“尽全力踩下刹车”。不过，他觉得总参谋部的意见也有道理，那就是，俄国的军力会迅速扩大，时间拖得越久，德国的军力就越处于下风，因此，开战“越快越好”。与其坐视自身处境不断恶化，不如在可以速胜的时候早些动手。俄国同德国的西方宿敌法国结了盟，这使德国更有理由担心自己陷入包围。
在俄国7月30日开始动员军队，使战争不可避免之前，德国掌握决策权的是文官，不是军人。即使如此，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都不像德国军队那样，享有相对于文官政府的高度自治。7月底危机达到顶点的时候，毛奇和总参谋部的影响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军事需要压倒了政治举措。德皇有时似乎同意毛奇的分析，但他尽管气势汹汹地展现出好战的姿态，在危机期间却举棋不定，畏首畏尾，最后一刻甚至想退出战争。不过，德皇实际上根本无法控制比他强大得多的军方力量。德国的军事规划者严格坚持他们早已制定好的战略，计划一举击败法国，然后转过头来对付俄国。所以，当德皇7月30日要求总参谋长毛奇取消对法国的攻击（希望以此来确保英国的中立），尽举军力对付俄国的时候，毛奇明确回答说办不到，那会把德国训练有素的军队变成“混乱的乌合之众”。毛奇说，军队部署是多年计划的结果，不能随意地临时更改。整个危机期间，德皇根本不能下旨定策，只能被动地对政府的决定做出反应，归根结底是对军方的要求做出反应。
在毛奇的意见最终得到接受，事态发展在7月底达到高潮之前，德国政府主要忙于应付它先前的严重政策失误——它让奥地利放手处理塞尔维亚危机，结果带来了引爆欧洲大战的实实在在的危险。由于这个巨大的失误，德国在整个7月间都在尽力回应由别国造成的各样事件，事态正在迅速失控。
俄国的长期利益在于控制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的两个海峡，这两个海峡对俄国贸易至关重要，由于它们扼守通往黑海的通道，因此对俄国南部的安全也意义重大。俄国不能允许任何其他国家统治这个地区。随着奥斯曼帝国颓势日显，奥匈帝国显然成了俄国在巴尔干利益的最大威胁。俄国海军高层的鹰派甚至设想赶在土耳其收到（从英国）订购的5艘无畏级战列舰之前动手夺取君士坦丁堡（俄国人仍在使用伊斯坦布尔的旧称）。但这个设想对俄国在7月危机期间行动的影响微乎其微。俄国人并未确定要在1917年前完成备战。1914年时，他们并不想马上和德国摊牌，但在奥地利对塞尔维亚最后通牒的内容遭到泄露的7月24日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一俟俄国在最后通牒内容泄露后对塞尔维亚表示了支持，事态滑向全欧大战就不可避免了。单是维护国威这一项考虑就决定了谁也不会退让半分。
1914年7月为大战铺平了道路的三大强国之中，奥匈帝国是最弱的一个，它的行动主要是出于对自身未来的担忧。奥斯曼帝国力量的衰落导致巴尔干的局势日益不稳；众所周知，俄国对1908年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事耿耿于怀，可能试图夺取对巴尔干的统治权；塞尔维亚在俄国的支持下日益强硬——这些都是维也纳权力部门的走廊里人们焦虑谈论的话题。因此，在1914年7月，打垮塞尔维亚似乎是个好主意，条件是要确保得到德国的支持，打一场有限战争，速战速决，赢得胜利。可是，奥匈帝国并未立即采取行动报复弗兰茨·斐迪南的被刺，而是通过7月23日的最后通牒把俄国（进而牵扯到德国和法国）卷入了正在酝酿的冲突。
早在7月6日，德国就宣布无条件支持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认为奥地利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塞尔维亚若不肯让步，就要受到军事打击的惩罚。德国在巴尔干主要盟友的地位会因此上升。当时没人认为俄国会干预。沙皇总不会支持暗杀皇室成员吧？德国认为，俄国仍未做好战争的准备，其他列强则会袖手旁观，接受既成事实。事实很快证明，德国的政治算计实在靠不住。然而，德国给奥地利开出“空白支票”的时候，已经有人意识到，德国也许严重误判了形势，所采取的行动风险极大。身居相位的贝特曼—霍尔韦格就承认，“对塞尔维亚用兵会导致世界大战”，将“颠覆现存的一切”。
维也纳方面拖拉延宕，意味着德国迅速解决这场地方危机的希望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实现。直到7月19日，对塞尔维亚强硬最后通牒的文字才确定下来，又拖了4天才终于发出。至此，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已经过去了3周半的时间。最后通牒又给了塞尔维亚人48小时的作答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塞尔维亚人害怕奥地利会大举进攻，本来已经准备接受最后通牒中的苛刻条件了。但是，最后通牒的条文遭到泄露，俄国人得知后向塞尔维亚人表示支持，壮了他们的胆子。俄国不计后果地对奥地利采取强硬立场，给塞尔维亚撑腰，这个政策得到了法国盟友的鼓励。7月20日到23日，法国总统普安卡雷（Poincaré）和总理维维亚尼（Viviani）对圣彼得堡进行国事访问，表示了对俄国的坚定支持。
普安卡雷在孩提时期经历过普鲁士对他家乡洛林（Lorraine）的侵略，怀有深深的反德情绪。他在1912年就支持俄国干预巴尔干，虽然他清楚地知道那将导致俄德两国的冲突。1912年的情况和1914年一样，如果德国和俄国发生军事冲突，导致德国在欧洲地位削弱，那将对法国有利。1912年，俄国决定不介入巴尔干的冲突。这一次，圣彼得堡的决策者觉得不能置身事外。支持塞尔维亚有助于俄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如果爆发战争，德国就必须双线作战，因此俄国领导层的鹰派相信俄国能够打赢。决定一旦做出，就没有多少选择了。从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加大。虽然即使那时也可以阻止事态向着战争的方向发展，但无人有此意愿。
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后，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Sergei Sazonov）第二天当即回应说：“那意味着欧洲大战。”不久后，萨宗诺夫指责奥地利故意挑起战争，对奥地利驻俄大使说：“你们在给欧洲放火。”然而，萨宗诺夫心知肚明，俄国自己的行为也在明显加大欧洲大陆燃起战火的可能性。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尚未到期，俄国就于7月24日把存在柏林的全部国家资金（高达1亿卢布）撤了回来。更重要的是，它决定开始秘密动员部分军队（征集了100多万兵员），并命令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进入战备状态。7月25日，所谓的“备战时期”开始。俄军的行动很快使德国人意识到俄国在进行秘密动员，虽然俄国到7月28日才正式宣布动员军队。那一天也是奥地利终于对塞尔维亚宣战的日子。
至此，向着大战的发展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为了防止冲突上升为全面的欧洲战争，有关国家最后做出了一些紧急却徒劳的外交努力。那些外交努力有真心真意的，也有虚假作态的，却都为时已晚。德国本来希望能够把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控制在当地，可这个希望早已破灭。即使如此，在俄国决定开始秘密动员军队的5天后，德国仍未采取任何决定性的军事举措。7月29日，柏林仍在犹豫是否要宣布“战争紧急危险状态”（那是全面动员之前的最后一步）。但那天晚上，俄国领导层决定开始军队总动员。第二天，7月30日，沙皇先是批准了总动员令，后来胆怯之下又取消了命令，经过了一段延误后，沙皇最终还是同意了进行全面动员。
在柏林，军事需要终于压倒了外交考虑。7月31日，德国宣布进入“战争紧急危险状态”。德国首要关注的是确保社会民主党支持作战，因为有些社民党人具有强烈的反战倾向。所以，必须使德国看起来是被迫自卫。俄国的总动员恰好提供了理由。贝特曼—霍尔韦格宰相对于俄国人现在看起来成了有错的一方感到高兴，但接着又悲观地说：“情势已失去控制，战争已经启动。”7月31日午夜，德国向俄国发出限期12小时的最后通牒，说如果俄国拒不撤销动员令，德国就要开始总动员。8月1日最后通牒到期时，圣彼得堡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于是德国对俄国宣战。法国在同一天发布动员令，支持俄国。两天后的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
英国最关注的不是欧洲大陆上的危机日益加重，而是爱尔兰可能会爆发内战。在战争压力日增之际，英国不属于主战阵营。在所有大国当中，英国从欧洲战争中可能获得的利益最少。英国的领导人非常清楚，如7月23日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所说，战争将“造成巨大的花费，对贸易造成极严重的干扰”，会导致“欧洲的信用和工业完全崩溃”。他还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不管谁是战胜者，许多东西都会一去而不复返。”英国内阁的大多数成员都和格雷一样，担忧战争造成的后果，希望能够维持和平。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内，英国外交大臣试探着寻求通过调解来解决危机。英国与俄国、法国达成的协议并未规定英国有义务插手，格雷仍然在两边下注。英国如果像德国人希望（虽然并不指望）的那样明确宣布中立，那么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也能预防全面战争。但是，格雷犹豫不决，坐失良机，失去了折冲的空间。而且说到底，英国不能冒让德国主导欧洲大陆的风险。这是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另外，英国政府和反对党中都有人认为，支持法国和俄国关乎荣誉和威信。在英国外交部颇有影响的艾尔·克劳爵士（Sir Eyre Crowe）说，英国若在这场大战中置身事外，它的大国地位必然受损。
最后，德军越过边界进入中立的比利时，英国要求德国尊重比利时中立地位，这一最后通牒在8月4日0点到期后没有得到理睬，这给了英国宣战的口实。讽刺的是，直接促成这场危机的奥匈帝国反而是最后参战的大国，到了8月6日才对俄宣战。5天后，法国对奥匈帝国宣战。又过了一天，英国也终于对奥匈帝国宣战。还要再过14个月，战火才会延烧到冲突导火索塞尔维亚的土地上。但此时塞尔维亚已经不再重要。主戏马上就要开场了。
促使列强一步步走向战争深渊的是恐惧。这些大国都对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造成它们担忧的部分原因是国内要求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压力，或激烈的民族主义诉求（这在奥地利尤其突出），它们害怕这些可能（也的确会）造成帝国的瓦解。但是，列强最害怕的还是彼此。德国害怕被法国和俄国这两个敌国包围，尤其害怕俄国，害怕沙皇政权的军事力量一旦超过自己将产生的后果，例如俄国可能会在对德国势力扩张至关重要的巴尔干地区占据统治地位。俄国则害怕德国控制巴尔干、近东以及掌握俄国经济命脉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法国四十几年前被普鲁士侵略过，对德国怀有近乎偏执的恐惧。英国害怕失去商业龙头老大的地位，也害怕德国称霸欧洲，无法容忍德国控制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比利时和法国的海岸线。恐惧驱动了军备竞赛，也促使列强及早出手，抢在敌人前面先发制人。所有大国还有一个共同的恐惧，那就是因为在最后关头退缩而丧失颜面。
各方甘冒战争之险，还因为它们都相信战争不会持续多久。应该说，各国这样想与其说是有根有据，不如说是一厢情愿，不愿意去想万一事与愿违又将如何。每个国家的决策者中都只有寥寥数人对战争会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示过担心。无论各国决策者内心有何担忧，他们的行动都是以战争很快就会打完为前提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军事顾问并非不了解现代大炮的强大破坏力，也明白派步兵冒着机枪的弹雨冲锋会造成大量死伤。几十年前的美国南北战争已经预示了现代战争的高死亡率，但欧洲领导人对此不以为意。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18.4万亡魂也未能让他们警醒。若论从中获得的认识，他们只看到，现代战争破坏力巨大，因而会很快分出胜负。毕竟，尽管普法战争打了10个月，但关键的色当战役在战争开始仅仅6个星期后就发生了。关于不久前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观察者都注意了它造成的大量伤亡。但日俄战争也为时不长，只有1年多一点儿。
欧洲的军事思想家根据近期的经验，预计若是再打仗也会为时短暂。他们没有因为冲突可能久拖不决、战局僵持会使战场沦为屠场而对战争望而却步，而是依恃火力技术的迅速进步，认为快速机动的进攻尽管会造成惨重的伤亡，但能够迅速取胜。德国军方尤其倚仗这个思路。他们知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长期的消耗战，因为敌国联盟在人数上占优势，英国还可能动用海军封锁，掐住德国的脖子。因此，负责军事规划的德军总参谋部得出结论：进攻越迅速，越猛烈，就越有可能赶在敌人动员起足够的力量之前打垮敌人，也越有可能尽快结束战争。
毛奇的计划与前任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施利芬（Alfred Graf von Schliefen）在1905年制定的计划大同小异，即以双线作战为前提，但首先快速西进，以巨大兵力迅雷不及掩耳地击垮法国人，接着转向东线，在俄国人动手之前打败他们。施利芬设想，一个月内即可实现突破，奠定胜利的大局。但是，法国人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危险，他们的野战军规模与德国的不相上下，也在准备发动大型进攻。俄国人同样想采用果断的快速攻势，通过奥地利的加里西亚直抵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俄国人在东普鲁士对德国人发动进攻就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这个主要目标，这使得法国人深为恼火）。奥地利人也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不过他们明白，虽然他们可以单挑塞尔维亚，但要想对付俄国，却必须与德国在东线发动的毁灭性打击相配合。欧洲大陆上的每一个大国都首重进攻，将其视为迅速决胜之计。谁也没有制订后备方案，谁也不去想如果无法速胜该怎么办。结果必然是长期的消耗战，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军事和经济力量更胜一筹的同盟。
在欧洲，不仅统治阶级，而且相当大部分的民众都相信打仗既有必要，也有理由，并一厢情愿地认为战争将是一场激动人心的短暂冒险，相信自己的国家必能迅速取胜且伤亡不多。这说明了为何随着紧张不断加剧（民众到7月底才意识到紧张的存在），最终爆发全面战争，欧洲各交战国会有如此之多的民众热情高涨，甚至喜气洋洋。当然，绝非所有人都怀有上述想法，民众的热情也远非初看之下那么普遍。事实上，不同国家、地区、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的情绪千差万别，从好战的歇斯底里到强烈的反战，从狂热的兴奋到深切的焦虑，不一而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欧洲各大国的首都，至少一部分人为战争的步步逼近而欢呼雀跃。
奥地利宣布与塞尔维亚断交后，英国驻维也纳的大使报告说，“兴奋狂喜”的“大群人”走上街头游行，“高唱爱国歌曲，直到深夜”。后来，奥地利反战作家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描述了沉浸于爱国热情的维也纳的气氛如何使他心醉神迷：“街上到处是游行的人群，旗帜、横幅迎风飘扬，音乐响彻大街小巷，入伍新兵兴高采烈地欢呼着列队前进，他们年轻的脸上容光焕发。”茨威格发现，这种“壮观、狂喜，甚至诱人”的场面一度压倒了他“对战争的憎恶和反感”。奥地利社会党中有人起初对威胁和平的举措提出了抗议，但一旦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抗击沙皇暴政的观点得到接受，“战争情绪”就压倒了抗议。
在柏林，俄国总动员的消息传来后，5万人（主要是中产阶级成员和学生）于7月31日聚集在皇宫前听德皇宣布：“在今后的斗争中，我的人民不再分党分派。现在我们都只是德国人。”酒馆、咖啡馆和露天啤酒座的顾客起立高唱爱国歌曲。年轻人走上街头，要求开战。德国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热情支持战争的示威游行。沙皇尼古拉在圣彼得堡冬宫的阳台上接见了向他欢呼的大批人群，人们好像有人指挥一样，齐齐地向沙皇行跪拜礼，挥舞着手中的旗帜高唱国歌。在巴黎，民众听到普安卡雷总统宣布要克服法国的内部分歧，建立全国人民的“神圣同盟”后，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社会党人也同样积极。由于外部威胁的出现，工人阶级对饶勒斯被刺的愤怒转变为爱国的责任感和对德国侵略的夷然不惧。
这种异乎寻常的感情爆发，其根源是多年来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在校学生和现役军人进行的民族主义说教，加上爱国组织、游说团体和大众报刊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民族主义热情在上、中层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尤为普遍。他们许多人认为，战争是大好事，因为它能使民族重新振兴，从他们眼中社会的道德堕落中解放出来。1909年在意大利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我们要讴歌战争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清洁力量，它代表着尚武主义、爱国主义和破坏性行动。”战争被视为英勇、冒险、有男子汉气概的事业，专治民族衰落。战争使各国暂时克服了内部分歧，产生了一种民族团结感。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新团结体现了“1914精神”，几乎是一种宗教觉醒。这使他们更加确信，德国文化不仅异于，而且优于以革命与共和主义为基础的法国文化，英国那注重物质的民主就更无法与德国文化相比。他们认为，必须捍卫高等文化的价值观，如有必要，还应将其强加给欧洲其他国家。
无论是这种高傲和智性上的优越感，还是范围更广的战争热情，都不能准确、充分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态度。因将要开战而欢庆的情形主要出现在较大的城镇，而且即使在大城镇中，也并非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住在伦敦的反战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后来说，他看到“普通男女为战争即将爆发兴高采烈”，大为惊诧。然而，当时的迹象表明，伦敦和英国其他地方民众的普遍情绪是焦虑紧张，而不是好战的热情。欢迎战争的似乎只有中产阶级的部分成员，特别是青年。
在柏林，聚集在市中心的一群群学生表现出的爱国激情却并未得到工业区工人的响应。工人的情绪以反战为主，他们至少是对战争的前景感到焦虑，希望维持和平。乡村地区的民众对打仗也热情不高。有报告说，“许多农民家庭陷入悲伤之中”，乡村地区的老百姓想到自己的父亲、儿子、兄弟或孙辈可能丧生沙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俄国农民常常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在法国农村，农民们听到普安卡雷宣布“神圣同盟”，感到的是震惊、悲观，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令尽责，但没有丝毫的兴高采烈。
产业工人阶级，特别是加入了奉行国际主义、赞成和平主义的社会党和工会的工人，不支持好战的极端民族主义，也不热情拥护战争。不过就连他们也没有站出来反对战争。各国逃避兵役的情况都少之又少。老百姓哪怕对战争热情不高，但出于责任感或听天由命的心态，都服从国家的征召。法国动员的兵员中只有1.5%抵制应征，政府本来以为这个数字会高达13%。德国的工会成员同意在战争期间暂停罢工。德国、法国和英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人投票支持政府为战争拨款。在俄国杜马的投票中，社会党人投了弃权票（但5位布尔什维克的议员投了反对票，并因此遭到逮捕）。
国际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之所以支持民族主义的战争，是因为他们相信，战争是防御性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战争乃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捍卫自由，不是为建立帝国主义统治。后人回顾这一段历史，会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量浪掷生命，毫无意义。可是，在1914年8月，战争看起来却绝非毫无意义。工人愿意和自己的同胞以及盟国一起投入他们眼中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自卫战争，愿意为祖国而战，甚至捐躯。他们应征入伍后被灌输了爱国主义和纪律观念。他们首先是爱国者，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
在德国，抵抗可憎的沙皇专制政权成了激励和团结社会主义者的动力。7月最后几天，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各个城市组织了大型反战集会，据估计共有50万支持和平的示威者参加。然而，社会民主党刻意强调，祖国如有需要，工人们随时会挺身而出保卫祖国。这个需要就是“对沙皇政权的战争”。俄国发布动员令后，德国对俄宣战，社会民主党立刻转而支持保家卫国。讲德语的奥地利社会党人也为了同样的理由支持战争。俄国社会主义者不顾布尔什维克的反战立场，一致支持保卫“俄罗斯母亲”，抵抗“践踏人类一切规则”的德国人。罢工停止了，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被迫流亡。法国社会主义者同样支持保卫国家，抵抗可恨的德国人的入侵。英国工党也同意必须对德作战，直至将其打败。
各国的报纸挑起了国民疯狂仇视外国人的情绪。有些人不为这种煽惑所动，实属难能可贵。但大多数人在媒体的启发下想象力空前活跃，在他们眼中，到处都有间谍和第五纵队分子的身影。有外国口音或外国名字的人无一不身处险境。来自阿尔萨斯（Alsace）的人如果因德国口音暴露了身份，可能会受到其他法国人的殴打。慕尼黑有两名妇女被人听到在说法语，结果要靠警察搭救才得以安全脱身。圣彼得堡高呼爱国口号的暴民捣毁了德国大使馆，还抢劫德国人开的商店。沙皇为迎合这种狂热，把首都的名字改为彼得格勒，因为圣彼得堡听起来德语味道太浓了。
8月的头几天，德国有超过25万人踊跃志愿参军。这个数字非同小可，因为几乎所有男性人口都受义务兵役制管辖，只有17岁以下或50岁以上的人才免于兵役。在英国这个唯一不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大国，1914年8月有30万人志愿参军，9月又多了45万人。工业城镇中，工友或邻居一起入伍，组成“好友营”。许多人参军是迫于巨大的社会压力。但即使如此，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将一切因素纳入考虑之后，可以看到，民众的确普遍对战争满怀热情，反战的声音微乎其微。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可以说战争是人心所向。
每个交战国都有大批欢呼的人群在火车站为开往前线的士兵送行。与母亲、妻子和孩子的婆娑泪眼相伴的，是高亢入云的爱国歌曲和迅速得胜、早日团聚的豪言壮语。但是，前往战场的许多（也许是大多数）预备役士兵无论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摆出多么勇敢的姿态，一旦要离开自己的家庭、农庄、办公室和工作场所，心里终不免有些勉强和忧惧。他们用“到圣诞节就完事了”的梦想来安慰所爱的人，也安慰自己。没有几个人像奥地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约瑟夫·雷德利希（Josef Redlich）那样清楚地对未来怀有不祥的预感。1914年8月3日，他看到数千名预备役士兵在维也纳的火车北站登上火车开赴前线时说：“哭泣的母亲、妻子和新娘们，等待着她们的将是怎样的痛苦啊。”
运兵全靠火车。德国使用了1.1万列火车，法国使用了7,000列火车，专门运送部队上前线。也有大量马匹需要运送。奥地利、德国和俄国一共征用了近250万匹马，英国和法国征用的马匹还要多上几十万匹。在军队对马匹的依赖上，1914年和拿破仑时代没什么两样。
与此同时，军队制服的颜色大多变成了深卡其色或灰色。但法国人仍然穿着属于前一个时代的军装：亮蓝色上衣、红色裤子和红蓝相间的帽子。1914年8月，士兵的背囊中还没有保护性的钢盔（1915年法国和英国给士兵发了钢盔，次年，德国军队也配备了钢盔），也没有防毒面具，但他们很快发现，防毒面具是对一种新型致命武器的必要防护，虽然效力仍然不够。
1914年投入战争的是19世纪的军队，他们打的却是20世纪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