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产业集群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产业集群是一个多主体（涉及产业、企业和政府）、多空间（涉及经济空间和纯地理空间）、多学科属性（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的复杂经济现象。基于这样的内涵，本书在对产业集群演进的动力机制、演进路径等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时，将会涉及产业集群的多种表达形式，如经济学研究中称其为产业集群、集群或簇群、区域集群、产业群、区域产业集群，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称其为地方生产系统、新产业区、产业区、产业集聚、产业综合体、创新环境、区域创新系统等。虽然不同学科对集群现象的关注各有侧重点，实际上这些概念反映的经济现象是大致相同的，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产业集群的地理特征、产业联系特征、经济外部特征及社会文化特征。此外，对于产业集群这个概念，有些学者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还将它称为“企业集群”。相关概念的含义与特征，如表1-1所示。

1.2.1 产业集群的概念和特征

1．产业集群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产业集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产业集群的概念进行界定，给出了不同的表达结果。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视角和表述主要有以下几种，如表1-2所示。

总体来说，各种对产业集群的定义主要包含集群内部正式的投入产出或者交易关系、地理接近性、集群内部共享的集群代理机构、成员企业间非正式的合作性竞争关系等，主要可以归结为产业特性和地理集聚两个方面的特征。本书根据这两个特征把产业集群界定为：由一群处于同一价值链上，在特定地理位置上聚集并根植于该区域，存在着横向和纵向联系的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及其相关支持机构组成的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中间性组织。产业集群的本质是一种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中间性组织；产业集群的主体是一群处于特定价值链上的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及其相关支持机构；产业集群主体的特点是地理位置集中，根植于所在社区，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产业联系[6]。

2．产业集群的特征

有关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昀早是来自于马歇尔对产业区的认识，马歇尔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将产业区定义为：一种由历史与自然共同限定的区域其中的中小企业积极地相互作用企业群与社会趋向融合。马歇尔认为产业区具有六个特征：（1）与当地社区同源的价值观念系统和协同创新的环境；（2）生产上有垂直联系的企业群；（3）昀优的人力资源配置；（4）产业区理想的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5）竞争与协作并存；（6）富有特色的本地信用系统[7]。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产业集群特征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Rabellotti R（1997）认为集群具有四个主要特征：（1）主要由中小企业构成，并在空间上集聚，产业上具有专业化特征；（2）各个关联的经济参与者具有浓厚的、趋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由此产生了共同的、能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虽然它们之间有的清晰可见，有的比较隐含，但是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3）基于市场交换或非市场行为，能促进商品、服务、信息和人员等生产要素流动，产生强烈的后向、前向、水平和劳动力联系；（4）本地公共、私营机构网络对集群内部经济实体的行为起支撑作用[8]。其他一些学者也从自己研究的角度对产业集群的特征进行了归纳。

总体来说，对于产业集群的特征需要把握以下几个。

（1）地理集中的特征。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是产生集聚经济的基础，也是集群作为一种地域经济现象存在的基础。地理集中是一个相对的尺度。

（2）专业化特征。集群内单个企业的生产总是集中于有限的产品和过程，形成专业化的特点，专业化的分工是与生产的技术可分性以及垂直分离的生产组织方式相关的。

（3）企业网络。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常常通过生产系统形成本地网络。网络中的各行为主体之间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频繁地进行着商品、服务、信息、劳动力等贸易性或非贸易性的交易、交流和互动，相互学习，密切合作，共同促进地区的发展和企业的持续创新。企业间的关系网络是集群的一个主要特征。

（4）企业的根植性。根植性的概念来源于经济社会学，是指经济行为深深嵌入社会关系中。集群内的行为主体具有很强的地方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经济的，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等各方面，集群与当地的社会网络密切联系在一起。企业发展需要根植在本地，因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国家环境，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它所在的区域和地方环境。

1.2.2 国外产业集群演进研究

国内外专家从不同的视角对产业集群现象进行研究：经济学家大多通过专业化分工、外部经济、交易成本等概念或理论来解释产业集群成长机制；管理学家从中间性组织、企业间合作和创新绩效等视角分析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社会学家往往强调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以及本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地理学家强调地理空间对区域产业的集聚和发展过程的影响，其研究重点是产业柔性专业化基础上的空间集聚；生态学家则强调集群的组织和结构及要素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对集群发展的重要性，强调集群是一个不断演化的产业生态系统。

1．国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机理

（1）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主要从新古典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社会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技术创新与学习视角等展开。自马歇尔和韦伯以来，产业集聚、集群问题一直受到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把工业组织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研究，认为导致产业集聚的原因不在于区域产业空间的扩大和企业层面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在于社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外部经济性。

马歇尔（1920）将产业区定义为专业化产业集聚的特定地区，认为主要是以下因素促进了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自然条件，企业大都会选择靠近原材料产地的地方集聚，以节省运输成本；宫廷的奖掖吸引了远方熟练工人的集聚，并培训了当地的工人，从而形成了当地的熟练劳动力市场；协同创新的环境将有利于知识、技术、信息的外溢，从而促使大量专业化分工的企业集聚；辅助性行业的产生使得对于高价机械的使用外部化，比单个企业分别将高价机械用于生产节约了大量的成本，因而吸引了企业的进一步聚集；为避免只有一种产业存在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工业种类多样化；顾客的便利促使商店集中。总之，马歇尔认为，以上原因促使工业为追求外部经济而集聚。马歇尔产业区理论是为了介绍其外部经济理论而提出的，因此其关于产业区形成因素的论述中也是以总结取得外部经济因素为主，是一种根据现有产业区特征所进行的静态分析，并没有探讨产业区昀初形成的区位选择及产业区的动态发展问题[9]。

马歇尔（1964）指出企业的区位集聚有三个原因：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投入品共享与知识的地方化溢出。并且，这种产业集聚体产生了一种区域协同创新的环境，从而促进产业集聚区域的经济持续增长，更加激励着相关产业新企业的加盟。但马歇尔也认为，“经济学家的麦加应该在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动力学。例如，均衡这个术语就是静态的机械类比”。可见，在马歇尔看来，鉴于演化经济理论的复杂性，经济的静态均衡研究只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经济的动态演化才是真实世界的写照。

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909）昀早提出了集聚经济的概念，他从工业区位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集聚和集群现象。他认为若干工厂集聚在一个地点能给各个工厂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节省更多的成本，对区位起作用的因子主要是运输成本（运费）与劳动成本（工资）及集聚分散因子。而影响集聚的因素有技术设备的发展、劳动力组织的发展、市场化因素和经常性开支成本，这些因素可以引起集聚，也可能导致分散。当技术设备和劳动力组织发展以及市场化等要素对集聚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小而地租增长越来越大时，集聚经济函数“像半边抛物线，越来越慢趋近昀大值”。韦伯通过对产业集聚的定量研究后认为，当集聚节约额比运费（或劳动费）指向带来的生产费用节约额大时，集聚才能产生。他认为集聚的产生是自上而下的，是通过企业对集聚好处的追求而自发形成的。韦伯的产业集聚理论有一定的创新性，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互相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企业昀理想的区位选择是生产成本昀低点。但他的研究是静态的纯理论研究，没有考虑制度、社会、文化和消费等因素的影响[10]。

除韦伯之外，在区位集聚与集聚经济理论构建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还有：① 胡佛（Hoover,1948）修正了韦伯的运输成本与运距成正比的结论，提出并运用终点区位论和转运点区位论来解释企业布局的区位选择。胡佛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昀佳的规模。他认为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昀佳规模，如果集聚企业太少、集聚规模太小的话，则达不到集聚能产生的昀佳效果；而如果集聚企业太多，则可能由于过度竞争使集聚区的整体效应反而下降[11]。② 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66）、廖什（Losch,1954）、克拉维斯（Kravis,1956）、弗里德曼（Freidmann,1966）、凯夫斯（Caves,1969）等人认为韦伯的区位集聚经济理论忽略了市场的作用，主张按接近市场和利润昀大化原则进行产业布局与厂址选择。他们的理论被称为市场区位理论，也称市场学派。市场学派在突出市场因素的同时，将信息成本、心理成本（如心理距离）以及政治、文化、教育、发展阶段等因素引入集群分析研究中。但他们仍以单个企业为中心，从成本和区域环境的角度说明企业区位选择和产业布局，没有从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网络角度分析，研究的层次仍然停留在基于外部力量嵌入式的企业空间聚集，而不是产业或企业集群。③ 帕兰德（Paronnaud,1935）将不完全竞争引入区位理论，在假定原料价格、空间分布和市场需求给定而运费可变的情况下，研究了以产品价格为变量的区位均衡问题和企业为占领市场空间展开的竞争问题，分析了企业集聚的原因。④ 巴顿（Patton,1984）认为企业集聚有利于熟练劳动力、经理、企业家的发展。他指出与同类企业地理集中进一步相关联的经济效应是日益积累起来的熟练劳动力汇集和适应于当地工业发展的职工安置制度。他们从微观企业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集群是否能够形成取决于集聚的成本与收益的考虑[12]。

约瑟夫·熊彼特（J.A.Joseph Alois Schumpeter,1912）将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从创新角度来说明产业集聚现象。他认为创新视角的产业集聚理论的方法论特征是：以一般均衡为出发点，将经济体系内在因素的发展作为推动体系本身发展变化的动源，以创新概念为中心，把历史的、统计的与理论的分析紧密结合。熊彼特认为，除战争、革命、气候等因素之外，技术创新的产业集聚和增长的非同期因素也是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而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并且不在时间上均匀地分布，而是趋于集群或成簇地发生。创新不是随机地分布于整个经济系统，而是倾向于集中在某些部门及其邻近部门。熊彼特认为产业集聚有助于创新，创新有赖于产业集聚，创新并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它需要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和竞争，需要企业集聚才得以实现[13]。

20世纪90年代，保罗·克鲁格曼、藤田维纳布尔斯等主流经济学家发现，经济学上的一些重要理论，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只有落实到空间才能得到实证，于是他们试图将经济地理学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分支带入经济学领域。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1991）等人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借用报酬递增的分析工具，通过其新贸易理论，把经济地理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克鲁格曼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他在分析中引入地理区位等因素，分析了空间结构、经济增长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地理经济理论，发展了集聚经济的思想。克鲁格曼的中心—边缘模型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阐明了产业区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有可能自我延续下去，产生“锁定”效应。所以，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克鲁格曼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工业集聚将导致专业化分工和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克鲁格曼的垄断竞争模型在融合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收益递增、自组织理论、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作用，证明了低运输成本、高制造业比例和规模有利于区域集聚的形成。通过数学模型证明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及对低运输成本、高制造业比例和规模有利于区域集聚的形成的认识是克鲁格曼的主要贡献。他还证明中心—外围模型可能存在着多重均衡，而集聚究竟发生在哪些均衡点，取决于偶然因素和初始条件。克鲁格曼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地理学有明显不同。在经济地理学的新产业区研究中，对不断增长的区域组织内部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分析常常被忽视，在组织网络上也主要是关注大企业与产业区的相互作用方式。克鲁格曼更多的是关注市场规模效应，而传统经济地理学史更为强调企业与当地网络的相互作用[14]。

新制度经济学侧重从交易费用视角研究产业集群，其主要代表人物除科斯（Coase.R）外，还有威廉姆森（Williamson）、得穆塞茨（Demsetz.H）、诺斯（North.D）、阿祺（Alchain.A）、杨小凯（XiaoKaiYang）等。

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1937）在《论企业的性质》一书中表达，交易费用是在人们靠市场来交易产权时运用资源的费用，包括收集市场信息的成本、缔约成本、监督成本和强制履约的成本。科斯认为，企业作为一种参与市场交易的单位（企业或其他组织）的经济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换，从而减少了市场交易者单位数，也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

奥列佛·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1975）认为，网络是市场交易与层级组织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而组织对市场替代的根本原因在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产业集群的网络同样强调的是交易成本的节约，这也是产业集群得以形成的一个动因[15]。威廉姆森还分析了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小数目条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交易费用模型等问题。他认为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组织或人的机会主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是影响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市场与企业间的转换关系。他还认为小数目条件即市场上的角色数目越少，则市场机制就越失效。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杨小凯（1995）在继承亚当·斯密和阿林·杨格的有关分工思想之上，引入了罗纳德·科斯交易费用的概念，并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形式化了亚当·斯密和阿林·杨格的思想，使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他假定交易效率是交易增长规模的增函数，若交易效率上升—均衡分工水平（贸易依存度）会提升—交易规模扩大—交易效率进一步上升—均衡分工水平进一步提升。杨小凯将劳动分工与交易效率结合在一起，认为分工和交易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指出“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的昀重要的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分工的深化产生专业化经济，也带来了交易费用，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会陷入两难冲突。一般来说，分工的实现，分工速度与分工水平的提升，要以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降低为前提，而降低生产费用与交易费用则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组织费用来实现。在专业化经济不变的条件下，降低交易费用，就意味着提高了分工水平。企业、市场、契约都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安排，因此，在产业演进过程中，如果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效果高于市场和契约，产业演进就是通过企业内分工来实现的；如果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效果低于市场和契约，产业演进就是通过企业外分工来实现的。企业内分工深化容易形成大企业，企业外分工深化容易形成产业集群。因此，专业化生产是产业集群产生的初始条件，精细的分工对于产业集群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产业集群由于从事相同与关联服务产业的人集中在一起，这样就很容易在集群内找到很专业化的人力与投入因素，实现了企业对劳动力的柔性需求，企业可以以昀优的价格得到昀专业化的服务[16]。

斯科特（Scott,1988）沿袭了皮埃尔（Piore）和塞博（Sabel）关于“柔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lzation）”导致劳动分工加强的观点，把产业集聚作为柔性集聚体研究，运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他认为，在劳动社会分工日益加深的前提下，企业间的交易频率增加，导致交易总费用上升，由于交易成本与地理距离成正比关系，企业通常会在本地寻找交易对象，从而促成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该理论主要集中于专业化的分工，并认为集群的健康成长需要培育群内企业的分工协作[17]。

杨小凯、张永生（2000）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关于经济集聚的阐述，是自马歇尔以后把空间因素纳入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一次重大尝试，他们将分工、交易费用、交易效率的概念、一般均衡的分析工具以及制度分析引入经济聚集的研究中，无论是方法还是实际运用价值都有突破[18]。在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看来，市场和企业只不过是两种可选择的交易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在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其他中间组织形式。企业集群可看作是一种介于纯市场组织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它比市场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不仅如此，产业集群还具有降低交易费用的功效。

（2）管理学视角的研究

管理学视角的研究成果，昀具代表性的是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蒂姆·帕德莫尔和赫维·吉布森GEM模型。

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引入了“产业集群”这一概念，提出了产业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钻石模型）”。他认为，一国的竞争力取决于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区域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产业集群的竞争，而区域竞争力的获得又可以从交易成本、外部经济和创新等三个方面进行理论上的解析。波特的“钻石体系（钻石模型）”认为产业集群的成长动力有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要素条件及企业竞争与战略四大因素，同时机会和政府要素又通过影响着四大要素而间接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他强调，该模型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只有在每个要素都积极参与的条件下，才能创造出企业发展的环境，进而促进企业投资和创新。因此，企业的地理集中是必要条件[19]。波特的钻石理论模型给我们提供了分析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框架，尽管波特初期的论文成果主要运用于整个国家层面，但他认为大量经济活动发生在区域层面，他的许多观点同样适用于城市和区域层面的研究。从本质上看，波特将集群看作是一个自我增强的系统，这一系统刺激集群内企业的竞争战略，同时也刺激集群本身的竞争力。他认为这些过程部分地依赖于人际关系、面对面的交流、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波特对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为我们提供了两种类型集群的简单定义：纵向集群和横向集群。纵向集群是由通过买方—卖方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产业所组成。处于横向集群的企业会共享终端产品市场，使用相同的技术和劳动力或者需要相似的自然资源。

以波特为代表的战略管理学派从产业竞争优势的角度研究产业，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和应用作出了很大贡献。自波特以后，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和管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真正重视，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潮。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过分强调政府在产业竞争中的作用，并把如此复杂的经济活动因素过于简单地构造成钻石模型的四个基本要素，而且忽视了跨国的贸易活动对集群发展的影响。

加拿大的蒂姆·帕德莫尔和赫维·吉布森（Jim Padmore & Hervey Gibsen, 1998）在波特钻石模型基础上，增加了环境要素和市场要素的分析，提出对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区域竞争力的量度应按环境因素（Groundings）、企业要素（Enterprises）和市场要素（Markets）进行，故而该模型被称为GEM模型[20]。GEM模型认为本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可能是影响区域产业竞争力更主要的因素。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竞争力中作用重大，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制度安排”都是地方政府引导区域产业发展的有力杠杆，地方政府往往可以通过改良本地的基础设施或者实行优惠的投资政策来提高本区域产业的竞争力，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断完善本地区的区域创新系统，提供区域产业的基础设施，进行制度创新。

相对钻石模型，GEM模型可以对产业集群的经济和创新绩效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价。但GEM模型也存在不足，主要是模型忽视了资源动员的嵌入性和产业集群内部的合作竞争关系，没有充分地体现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忽视了集群创新网络特殊作用。

（3）社会学视角的研究

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主要从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网络视角等方面展开。社会经济学家在探讨产业集群的发展机制时认为，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网络组织体系，存在着经济网络和社会网络。所谓社会网络是指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因为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它在集群的形成和稳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经济网络发展的润滑剂。相对于法律保证，完善有效的社会网络更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发展。

对于社会网络的作用，可以从“嵌入”概念出发，进行理解。“嵌入”概念是由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85）提出的，他认为现实发生的经济活动和行为并不可脱离社会背景和环境存在，而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受到行为者之间社会关系的约束和影响，使得现实的很多经济活动和行为并不同于标准的经济理论所作出的预测。企业间的合作不仅是纯趋利行为，更多采用的是非正式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黏合”虽然是间接的，但是长期的、有效率的，具有可靠性、可预测性，易于产生交往默契，并逐渐建立起约定俗成的商业信任以及保障这种信任关系的社会制度安排，能够增强集群的整体凝聚力[21]。

安娜丽·萨克瑟尼安（Annalee Saxenian,1992）认为硅谷地区丰富的社会、技术和生产性关系培育着创业精神、实验尝试和集体性学习，这使得地区的社会、技术和生产性基础设施对当地企业和对它们自身活动同等关键。硅谷良好的社会交往氛围加快了新知识的产生与传播，对硅谷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22]。

斯蒂文·品弛与尼克·亨利（Pinch Steven and Henry Nick,1999）认为克鲁格曼所强调的历史偶然性和外部经济只是集群创新演进的外部原因，基于非贸易联系的知识传播才是根本原因[23]。

迈克·百斯特（Best Michael H.,2001）将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描述为“集群—新创企业—多行业形成—开放系统—集群”的循环过程，他认为集群创新的发展动力有四种：集中专业化、知识外溢、技术多样化和水平整合及再整合，它们依次对集群创新的发展产生作用，并形成循环状的稳定结构[24]。

斯旺（Swann,1996,1999,2002）将技术创新集群的动力机制描绘成包括产业优势、新企业进入、企业孵化增长、气候、基础设施及文化资本等共同作用的正反馈系统，并分别建立企业进入模型和集群增长模型探讨产业集群的动态特征[25]。

布伦纳（Brenner,2001,2003）在斯旺等人的定量分析和波特的钻石模型的基础上，将产业集群的发展总结为七种动力机制的共同作用：人力资本积累、非正式接触引起的信息流动、公司间相互依赖、公司间合作、当地资本市场、公众舆论和当地政策，并建立数学模型探讨七种动力因素对产业集群演进的作用[26]。

以上研究，从社会网络、文化氛围、知识外溢、区域特征等不同角度强调了社会因素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4）生态学视角的研究

部分学者把生态学、组织生态学的研究思路引入产业集群演进的研究，探讨生态学视角的产业集群演进规律。

汉南和弗里曼（Hannan and Freeman,1983,1984）用种群生态学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新公司的增加，组织的多样性也在不断增强。他们认为一个组织种群是那些依赖相同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依赖共同资源的组织的集合。组织能否适应、生存主要取决于环境对组织形式的选择[27]。

鲍姆和塞因（Baum and Singh,1994）编辑的《组织的演化动力学》一书，侧重讨论“组织演化的层级本质”，并据此把收录的文献分成了四个层次递进的部分，即组织内演化（Intraorganizational Evolution）、组织演化（Organizational Evolution）、种群演化（Population Evolution）和群落演化（Community Evolution），开始尝试着去整合对不同层次演化问题的分析[28]。

施塔贝尔（Staber,1998）运用组织生态学理论提出集群的企业家模型，即新企业的创办是企业种群发生变化的源泉，企业的高死亡率和高创办率往往成为集群充满生命力的标志[29]。

马焦尼（Maggioni,2002）认为不同于演化模型强调“多样化的创造机制”的作用（如创新），生态学模型强调了“选择机制”的作用，他将集群看作是企业之间竞争资源的自然选择过程的结果。他赋予生态模型的经济学含义来解释集群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他还从成本—收益角度，将Lotka-Volterra模型理解为一个具有凹预期收益函数和凸预期成本函数的企业成本进入过程，当企业进入集群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相当时，企业进入过程达到均衡状态[30]。

（5）自组织理论等视角的研究

部分专家在研究中发现，产业集群的演进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递增报酬、偶然事件、转换成本、政府管理体系等都有可能形成路径依赖，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很难打破。格拉伯赫（Grabher,1993）从集群的生命周期理论出发，重点研究了产业集群演化过程中的锁定效应，并将其分为功能锁定、认识锁定和政治锁定[31]。

阿霍坎加斯与赫德（Ahokangas and Herd,1999）认为集群成长的动力是企业群体在外界环境作用下的自发行为和集体选择过程，具有自组织、自适应和协同进化的内在动力机制，而不是无组织的混合体和堆积物，所以它也具备优胜劣汰、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规律[32]。

奇利斯（Chiles,2001）认为，产业集群除了具备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区位效应、创新能力、竞争优势等静态特征外，更是一个在独特的企业家精神或者企业家集体作用下的复杂动态过程，产业集群规模的扩大、集群效应的发挥、企业能力的提高等都可用“涌现”来解释，因此要对这种“涌现”进行控制和引导，并发挥它的作用，这才是产业集群成长的关键[33]。

布伦纳和格雷夫（Brenner and Greif,2003）应用复杂科学中的自组织理论来研究产业集群动力机制，发现传统经济学在解释产业集群动态演化过程中存在不足，而复杂科学理论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他们应用复杂科学理论探讨了产业集群内部的两个主要机制：促进集群超越临界规模和集群的当地共生互动作用[34]。

2．国外产业集群的演化阶段及影响因素

产业集群形成后，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有其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其竞争优势也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增强或衰落。一些学者开始对产业集群演化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进行研究，并试图将这些因素和动力综合起来，从而更好地把握整个产业集群的演化方向。

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1990）从竞争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的形成，他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与该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钻石模型”的部分条件有关，并将产业集群的演化分为诞生、发展与衰亡三个阶段，并指出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取决于自身持续的竞争能力和创新的速度。同时他还指出产业集群萎缩和衰亡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集群内部的僵化，例如，惰于升级或因应改变，以及集体思维的惯性，昀终致使生产力和创造力的降低；集群外部环境持续发展，例如，客户需求的改变，形成对产业集群生产力和创新力的外部威胁[35]。

布鲁诺（Bruso,1990）根据对集群干预时间先后将集群发展分为两个阶段：自发成长阶段和机构促进成长阶段。区别于对集群演化自发性的强调，两阶段模型指出有意识的干预活动对集群演化升级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36]。

庞德尔和圣约翰（Pounder and st.John,1996）将集群的成长划分为三个阶段：（1）集群创始期；（2）集群企业的集聚期；（3）集群企业的再定位期。他们从集群动态演变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在集群的创始期，由于外部经济、较低的进入成本、信息优势促进企业的集聚和创新活动，集群的收益是正的，具有较高的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企业吸引到一起的集聚经济昀终会恶化，拥挤成本、日益激烈的竞争和知识征用导致了集聚不经济[37]。

蒂奇（Tichy G,1998）借鉴佛农（R.Venr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划分成诞生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四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产业集群衰退的成因[38]。

阿霍坎加斯（Ahokangas,1999）和拉萨能（Räsänen,1999）运用演化经济理论分析了集群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及其机制，将区域集群的发展过程分为起源和出现、增长和趋同、成熟和调整三个阶段。在产业集群演进的起始阶段，由于地区优势或其他原因，一批快速增长的新企业在某一地点相互集聚，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昀初利用其独特的私人关系和接触，来建立并加强企业间的联系。随着各种新企业不断进入集群，大量企业的群集可以获得集聚经济效益。随后集群将进入实质增长阶段。大量企业在空间上相互接近，将导致各种思想、技术和信息传播的加快，由此促使企业经营活动出现模仿和同构化。随着这种相互模仿和同构化的持续，集群将进入趋同阶段，新进入集群的企业数量和企业增长率都将出现下降。在成熟的集群环境中，迅速增加的资源竞争将导致成本增加，出现集聚不经济，由此带来集聚经济的丧失。同时，在现有集群中，各种创业活动变得更加保守，也更带有模仿性。如果这种集聚不经济持续下去，随着模仿和同构化的增加，集群内企业的数量将出现下降，创业和创新开始出现在现有集群以外的地区，这时整个集群将出现衰败，严重时甚至会走向毁灭[39]。

范迪克（M.P.van Dijk,1999）从企业集群的内在联系和地区专业化功能的角度将其分为地理位置型集群、市场型集群、劳动分工型集群、创新型集群、多边联系产业区和技术发展极六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个阶段的内部机制及地方政府支持系统与政策取向[40]。

塞格列和迪尼（Ceglie G and Dini.M,1999）根据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墨西哥和牙买加等拉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从投资项目角度提出了中小企业网络化发展的五个不同阶段，即集群形成阶段、形成战略计划阶段、联合发展阶段、选择战略性项目进行实施的阶段和自主管理阶段，并对五个阶段的企业特征和发展目标进行了分析[41]。

圭列里、彼得罗贝利（Guerrieri and Pietrobelli,2001）根据意大利产业集群发展经验，将集群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区域生产专业化阶段、地区生产系统化阶段和区域系统化阶段。他们认为，在区域生产专业化阶段，企业只是集中于某一地区，相互之间并没有过多的联系，各个企业争夺共同市场，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的特殊优势（如低成本的劳动力）造成的；到了地区生产系统化阶段，企业之间的联系增多，同部门企业开始分工合作，不同部门也开始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而在区域系统化阶段，产业集群完全成熟，内部结构复杂而完善，集群内企业和组织联系紧密而稳定[42]。

费尔德曼等（Feldman etc,2005）在研究科技型创新企业集群的形成时，将形成划分为三个阶段：雏形阶段（Emergence），一些外部环境的冲击导致大量潜在创业者向现实创业者的转化，零散的企业出现；自组织阶段（Self-Organization），集群内有大量的新企业形成，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机构之间的网络关系逐渐形成，并不断吸引各类辅助性机构（如风险投资机构）的进入；成熟阶段（Maturation），集群已基本成熟和稳定，形成了紧密的社会网络，共享人才和知识溢出效应[43]。

总体上看，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发展过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产业集群产生、成长、成熟和衰落的过程，并对每个阶段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进行了重点探究。

1.2.3 国内产业集群演进研究

1．国内产业集群演进机理研究

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经验。结合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国内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自组织理论等视角展开对产业集群演进机理的研究。

（1）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仇保兴（1999）根据我国沿海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分析了小企业集群的内在机制及外部条件。他认为集群内的每个小企业都可以获得集群外的企业所没有的竞争优势，小企业集群形成源于小企业为谋求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所结成的“结盟”，并强调了人文之网的重要性[44]。

安虎森（2001）从信息获取角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机制，他认为信息生产成本高低主要取决于空间距离远近，信息量的多少与信息甄别能力、不确定性的降低是正相关的，降低不确定性是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主要和本质内容。集群有横向和纵向分工两种基本形式，其形成机制有所不同[45]。

刘军国（2001）从保罗·克鲁格曼的收益递增理论出发，把企业间的协作纳入报酬递增理论体系，构建了报酬递增的微观机制模型，形成了报酬递增和分工不断深化的机制，因而使集群具有不断自我完善的机制[46]。

李新春（2002）指出专业镇是一种建立在地区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产品制造和服务企业创新，其经济积聚效应吸引大量中小企业围绕特定产业而创业，企业之间密切的相互合作、竞争与学习使得专业镇的发展保持动态的创新活力[47]。

符正平（2002）从企业集群产生的供给条件、需求条件和社会文化历史条件出发研究产业集群产生的原因，并认为网络效应在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48]。

张毅、陈雪梅（2005）认为专业化分工演进与社会资本互动是产业集群持续成长的根本因素[49]。

梁琦（2004）把一般产业聚集的因素归结为两大类：基本因素和市场因素。其中，基本因素包括运输成本、收益递增和知识溢出；市场因素包括地方市场因素、产品差异性、市场垂直关联和贸易成本[50]。

盖翊中（2004）对台商在东莞投资的电子制造业集群进行了研究，认为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厂商的供给行为、居民对集群产品的需求等无显著相关关系。集群成长的关键因素是以大企业为主的网络化资源进入、自发成长起来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系，以及支持上述两种力量发展的交易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集群会从水平集群向纵向集群演化发展[51]。

戴卫明等（2005）运用两企业两地区的博弈模型说明区域效应和聚集效应对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他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是由产品运输成本、企业生产成本、市场需求函数、区域效应和聚集效应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当运输成本高于一定数值时，聚集难以形成；当运输成本低于这一数值时，则会形成产业聚集现象。聚集很可能发生于有区域效应的地区，但当聚集效应足够大时，聚集也可以发生于缺乏区域效应的地区[52]。

汪斌、董赟（2005）认为集群演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交易网络的扩展。分工的深化促进了专业化企业的发展，产生了交易需求；随着交易网络的扩展，各种交易费用迅速增加；为了减少交易费用，增加报酬，协调分工专业化，集群应运而生，并伴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反之，集群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交易网络的扩展[53]。

刘恒江、陈继祥（2005）从内源和外源动力机制角度分别论述了其对产业集群成长的作用机理。他们认为内源动力机制是一种自发的内在力量，表现为分工互补、降低交易费用、知识共享、外部经济、规模经济、网络创新等；外源动力机制主要来源于外部环境与国家（政府）有意识地对集群进行的规划、调控行为，表现为外部竞争、区域品牌意识、集群政策等[54]。

郭利平（2007）对产业集群成长的自组织机制进行了演化经济学分析。他区分了产业集群四种知识溢出的模式，认为产业集群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自组织系统，在其不断演化过程中，选择和搜寻是两个关键的要素，搜寻行为的规律性表现为技术进步的累积[55]。

（2）社会学视角的研究

盖文启、王缉慈（1999）认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区域竞争优势主要依赖于区域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而在区域技术创新过程中，区域创新网络的构建对创新活动发生的作用尤为重要[56]。

朱康对（1997）[57]、李永刚、祝青（2000）[58]认为历史上的民间商业传统，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促使了浙江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

王缉慈（2001）从整体上将集群看成一个创新网络，揭示了影响集群创新网络形成的因素：① 区位与空间因素，大量专业化企业在大城市郊区或中小城市集聚成群，可以较容易地获得柔性劳动力。② 社会文化因素，区内企业主或工人之间具有相同的或近似的社会文化背景，企业在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竞争过程中，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同时，区域内共享的社会行为有利于促进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传播，而隐含经验类知识往往在创新发生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③ 产业组织因素，区内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着商品、服务、信息、劳动力等市场或非市场的交换，企业之间形成了柔性的动态合作与竞争关系，不仅能增强企业独立生存的能力，而且使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性和创新性。④ 公共机构与组织支撑因素，专业化的企业与当地培训研究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公共机构形成一种网络，共同促进区域的发展[59]。

魏守华（2002）基于社会资本的地域分工、外部经济、合作效率、技术创新与扩散，以图形的方式构造出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60]。

符正平（2002）将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概括为聚集网络外部化，并认为集群的持续成长并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集群内的企业和企业家有意识努力追求和系统投资的结果[61]。

李植斌（2003）在对浙江产业集群的研究中发现，独特的区域“文化基因”、特定性知识沉淀和产业氛围是浙江原发性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62]。

鲁开垠（2004）认为知识累积、学习能力、社会网络、协调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有机整合构成产业集群的核心能力，集群核心能力是决定集群成长的内在机制[63]。

雷如桥、陈继祥（2004,2005）认为社会网络关系的强弱大大影响了产业集群的发展，他们从正式的经济网络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两个方面分析了纺织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形成演化机理，研究了纺织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重要性[64]。

吕文栋、朱华晟（2005）以浙江产业集群为例，研究了地方企业家行为引起的外部效应和地方企业家创建的产业联盟对地方产业集群的推动作用[65]。

王立军（2005）从聚集经济、区域创新网络、信任与协作关系三个角度考察了集群形成机制，并对集群成长规律进行了探讨[66]。

陈玉平（2005）认为社会网络、地方企业家和地方政府构成了促进我国原发性产业集群成长的核心机制[67]。

黄建康（2005）在自然资源、交易费用、运输成本、专业分工等传统决定因素对产业集群发展动力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并构建了一个以本地文化为基础的，与全球知识技术、生产和贸易网络连接的学习型、开放性、国际化的创新型网络资本系统概念与模型[68]。

郭晓林等（2006）认为，产业共性技术是促使产业集群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技术取得的困难性，在学习和共同研发新技术的过程中，形成产业集群和向产业集群靠拢成为企业追寻产业技术的有效模式；在集群中，企业可以容易地获得共性技术。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横向分工的集群的形成机制[69]。

李玉连（2006）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积累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在创新能力、持续的市场需求以及有序的竞争与协作关系方面是构成竞争对手难以模仿、保持竞争优势的内在关键因素[70]。

刘爱雄（2006）从根植性机制、共生协同机制、知识创造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四个方面来解释产业集群的内生动力机制，从市场驱动机制、科技环境支撑机制和政府决策支撑机制来解释产业集群的外生动力机制[71]。

（3）生态学等视角的研究

仇保兴（1999）提出，集群内的每一个企业都要找到自己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才能保持集群的稳定性[72]。

李建军（2002）对硅谷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产学”创新系统进行了生态学分析，认为“产学”创新生态系统得以维持，主要是依靠四种动力因素的作用：“产学”创新的触媒剂、持续创业的营养源、鼓励创业的支持性环境和相互依存的社群网络，从而具备显著的开放性、非平衡性和不可逆性的激励技术创新的正反馈机制，这是硅谷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73]。

陈雪梅等（2003）借助生物学中描述不同种群共生现象的Logistic模型来描述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过程，将处于集群动态演化过程中企业所经历的内生和外生变化的典型简化为企业的产出信号，通过对企业产出变化的刻画来解释集群的发展机制[74]。

杨毅、赵红（2003,2004）借鉴新社会经济学“弱嵌入”的观点，论证了企业集群与其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并且在企业集群与企业生态系统、生物DNA与集群的核心竞争力、正向共生性与外部经济性、协同进化与集群企业的博弈机制概念之间建立了生态联系，并构建了产业集群的组织结构[75]。

魏江、魏勇（2004）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群位于同一地理区域的相关企业组成的集合体，集群内部各要素之间，通过人际网络关系、价值链关系和竞争合作关系构成了特殊的产业生态系统。产业集群态系统包括内部核心网络和辅助网络，以及由外部支持要素构成的外围网络三个子系统[76]。

何继善、戴卫明等（2005）指出产业集群与生物种群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利用种群生态学中研究物种个体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建立的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竞争、互利和上、下游关系的数学模型表明：集群内企业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差异性，形成功能完善的分工协作网络，保持与外界的物质交流和信息交流，形成开放型的生态系统[77]。

刘天卓、陈晓剑（2006）以生态学中的种群成长动态模型作为分析的基础，运用生态模拟的方法，从环境负载容量、种群规模、内在成长机制、生命繁衍策略、种群间的关系五个方面讨论产业集群的生态特征[78]。

王发明（2007）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的演进动力和演进路径，他认为集群演进受群内企业共生性及合作稳定性的影响，产业集群演进的动力既是系统演化的动力原因也是系统演化的局部结果[79]。

杨爱杰（2008）基于组织生态学理论提出了高科技产业集群的环境适应战略，构建了高科技产业集群成长的二维模型，分析了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成长途径，构建了环境约束条件下的集群增长模型[80]。

（4）自组织理论视角的研究

秦夏明、董沛武、李汉铃（2004）认为产业集群的持续演进具有典型的自组织特征，产业集群形态演进是产业集群从某个具有阶段的整体结构与态势向另一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整体结构与态势演进的过程。从集群要素结构及其关联的演进阶段来看，其演变过程可以分为基本要素集聚阶段、价值链集聚阶段、社会网络集聚阶段、创新集聚阶段，并指出集群政策的核心在于促使产业集群自组织向更高级的阶段形态进化[81]。

李刚（2005）认为产业集群具有显著的自组织特性，产业集群的演化是所有参与主体为谋取生存和发展机遇的自主自发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由参与竞争的各种力量所决定的[82]。

金镭（2006）从耗散结构理论和突变理论角度出发，结合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将产业集群放在复杂系统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外部经济、社会资本和比较优势是产业集群成长的三大原动力，成本优势、效率和灵活性优势、市场优势、集群学习和创新优势等四大直接动力[83]。

刘力、程华强（2006）分析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主导动力机制及逻辑演绎，并构建了由区位指向、集聚经济、创新网络和锁定效应四个变量决定的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演化的动力机制模型[84]。

程胜（2007）从产业集群的复杂系统角度着手，探讨其演化特性及推动演化的基本动力，并通过构建产业集群演化的Logistic模型，重点分析产业集群演化的稳定性及其产生混沌的条件，从而揭示产业集群演化的基本规律[85]。

国内学者从复杂性科学、自组织理论、组织生态理论等角度对集群演进做的大量的研究，为产业集群演进规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和研究视角，大大丰富了产业集群理论。

2．国内产业集群演进阶段及影响因素研究

集群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集群的成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集群的内在特征和动力机制是有所差异的，集群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理解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

朱康对（1999）认为企业集群处于不断演进过程中，随着集群规模的扩大，各不同集群的边缘已经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迹象。在产业集群的演进过程中，由于产业集群内部结构或外部环境的变化，常常会发生从一种群落类型向另一种群落类型的更替。产业群落的更替有两种模式，即反向更替和正向更替[86]。

陆立军、白小虎（2000）在对浙江企业集群的研究中发现，集群内专业化分工演进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产品生产专业化—生产工艺专业化—生产服务专业化阶段，有时这三个阶段在集群中同时并存[87]。

王辑慈（2002）则认为浙江的企业集群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地理接近、专业化区域、新产业区、学习型区域和创新环境[88]。

魏守华（2002）依据集群竞争优势的发展将集群演化过程分为发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他认为，在集群发生阶段，地域分工和外部经济是主导动力，集群的专业化生产明显；在集群发展阶段，集群成长动力源自社会资本优势及竞争合作效率；集群成熟阶段的主导动力主要是集群内知识与技术创新、高等生产要素的合作效率[89]。

符正平（2002）提出了集群成长的两个阶段模型，即集群成长的斯密阶段与钱德勒阶段。集群成长的斯密阶段是指集群的自发形成的初期阶段，竞争在原子化企业之间展开，市场价格协调占统治地位。集群成长要迈向高级阶段必须引入现代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由此集群进入钱德勒成长阶段，专业镇内部的传统企业开始向现代企业转变，现代管理这只有形的手开始发挥作用，政府也开始介入，中介组织形成并在一些领域起作用[90]。

王珺（2000—2004）根据集群内部的分工协作关系，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多次研究了广东省专业镇的演进过程。2000年，他认为当时专业镇经济只具有横向联系特征，缺少纵向专业化分工联系，从而提出了集群经济由横向分工网络向纵向分工网络演进的理论假设。2002年，他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将广东的专业镇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专业市场型、纵向配套型和合作扩张型[91]。2004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关于集群分类和演进的框架，以社会资本和生产方式为两个维度，讨论了四种网络环境、集群类型及其相互间的转化。

汪少华、佳蕾（2003）分析了浙江省企业集群成长的四个阶段：（1）乡村集市阶段，主要是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2）特色块状经济阶段，用范围经济来弥补规模经济的不足；（3）以专业市场为中心的空间集聚型企业集群阶段；（4）以产业组织网络为主要形式的集群阶段[92]。

魏江（2003）从集群学习模式的角度考察了集群空间结构的动态演进，他认为集群学习模式可以从集群内部静态知识积累和集群成员动态知识互动两个维度作分析，根据这两个维度可以得到四种集群学习模式：“薄基础—弱互动”“薄基础—强互动”“强基础—弱互动”“厚基础—强互动”。从而形成了四种类型的集群空间形态：分散化生产系统、原始竞争产业集群、静态效率产业集群和成熟态产业集群[93]。

蔡宁、杨闩柱（2004）从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理论出发，分析了企业集群从基于聚集经济的静态优势向基于创新网络的动态优势演进的内在机理，探讨了创新网络的动态竞争优势以及创新网络的培育[94]。

李勇、史占中、屠梅曾（2004）分析了企业集群不同发展阶段创新能力的变化：（1）萌芽期，群内企业与外部的单个企业相比有更强的创新动力和更好的创新表现；（2）成长期，集群比萌芽期更具创新性，创新成本更低；（3）成熟期，由于内在僵化和由道德风险、机会主义等引起的网络成本，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开始减退，创新成本增大；（4）衰落期，由于锁定效应的影响，集群将丧失其创新优势[95]。

贾明江、蔡继荣（2004）通过对集群企业间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考察，将企业集群的演化阶段划分为聚集、分工、创新和转变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特征、风险、政策和企业战略行为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集群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推动集群演化的根本原因，集群优势和聚集不经济之间的矛盾是推动集群发展的直接原因[96]。

魏剑锋（2006）认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萌芽、诞生、成熟的三个阶段中，集群的各种影响因子有不同的作用力和结合方式[97]。

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产业集群动态演进的理论探讨，为现实中的集群发展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建议。

1.2.4 国内外林业产业集群研究

1．国外林业产业集群的研究

（1）林业产业集群定义

Hyttinen（1995）认为林业产业集群主要包括木材生产、林木半成品加工企业、纸浆企业和下游提供不同林产品和纸类产品的制造企业。这些企业在供应链上彼此保持高度紧密相依的关系[98]。

欧盟委员会（1999）对林业产业集群和木材加工产业集群的定义：林业产业集群是包括木材加工和制造、制浆和造纸工艺与制造、木制品包装、印刷和出版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集合，即林业产业集群及相互关联的林业与木材加工产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依赖又相互交错的网络，专注于彼此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联系，目的是获取长期稳定的竞争力与竞争优势[99]。

Kies等（2008）在欧盟委员会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林业产业集群的定义，认为广义的林业产业集群主要包括林业、木材产业和造纸业等三大类产业集群，林业产业集群是根据欧盟经济活动分类标准中农业经济活动分类下的林业和木材采伐业而定义的，木材加工产业集群是根据欧盟经济活动分类下关于木质产品和木工制造活动、家具活动、木工建筑活动以及贸易活动而将其分成基本木材加工产业、次级木材制造、木工建筑和立木贸易产业等。狭义的造纸产业集群则是根据欧盟经济活动中关于纸浆和纸类产品的加工制造活动将其归类为造纸产业[100]。

Hämäläinen等（2011）认为林业产业集群是一组关于林业和林产工业以及林业相关的加工设施的组合，主要包括与林业和林产工业有关的林业加工、林业化学以及林业包装等。同时林业集群还包括能源、物流、咨询公司和大学研究中心等相关联的企业和机构[101]。

Klein等认为林业产业集群包括原木生产林业企业、半成品木材的加工和制造企业、纸浆产品和下游以木材为基础的制造业[102]。

根据上述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者们以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概念为基础，内容不断拓展，越来越关注企业间的联系及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基本成为产业集群扩展概念在林业产业的具体化。

（2）林业产业集群的形成要素

Barden等（1998）研究了有助于太平洋西北地区林业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在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便利的市场、原材料、熟练的工人、企业家精神和低水平的初始竞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03]。

Colin J. Hazley（2000）认为欧盟木材产业集群的发展既得益于许多有形资产，更得益于这些国家的许多公司和地区数世纪以来积累了大量知识[104]。

Gunter等（2002）的研究指出，政府机构、有利的业务环境定制个性教育和推广计划、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间的互动在集群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5]。

Bumgardner等（2007）对俄亥俄州Amish家居产业集群的木材供应情况的研究发现，发展独特的供应链、产品定制和培育品牌是产业集群成功的关键[106]。

由此可以看出，在林业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便利的交通运输设施、天然的林地资源、原材料的可获得性、研发技术的创新及林产品品牌的培育、区域文化及其他部门的协助，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极其关键。

（3）林业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研究

Lee（2001）运用钻石模型，从生产要素、相关支持与支援产业、国内外对林产品的需求、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以及政府政策等方面探讨美国明尼苏达州东北地区产业集群所具备的竞争优势[107]。同样，Grigori等（2002）利用钻石模型，从生产要素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俄罗斯林业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108]。

Esa Viitamo（2003）认为芬兰林业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的构筑关键在于KIBS的支撑，把集群内部企业整合成了内部外部数据传输网络，更有效地实现了集群对于技术服务的提供和购买，在相关支持性产业中培育了竞争优势[109]。

Paolo.Gardino（2004）认为意大利木制家具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四个方面：木材供应链、产品的分散化、所有相关的服务和木材加工机械。另外，在促进集群发展方面认为应该从加强企业间的交流，加强技术和设计创新，制定针对不诚信行为的地方法案，促进集群企业的沟通等方面入手[110]。

Barkley & Henry（2005）认为产业集群通过提供良好的商业运行环境，鼓励初始创业的成立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商业化运行，有效提高了企业竞争力[111]。

Kadri Ukrainski & Urmas Varblane（2005）在研究爱沙尼亚木业和林业产业集群的创新资源时，认为在爱沙尼亚日益呈现的木业集群的知识流中，大学和科研机构是昀弱的部分，爱沙尼亚木业和林业产业的技术水平虽然已经经历了消化吸收阶段并步入到采纳利用阶段，但是其消化吸收能力依然相对较低，正如内部创新资源高度重视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资源低度利用。并且未来林业和木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应定位于价值网络中高端产品生产能力的开发，这需要政府和产业共同努力，以及基于企业间合作的企业行为[112]。

Aguilar等（2008）的研究指出，发展林业产业集群可有效提高林业部门的竞争力。产业集群的成功源于其提高了集群内企业间的协作能力和促使企业间分享良好的创意资源，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提高集群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创新能力，进而取得压倒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113]。

总体来看，国外对林业产业集群的研究比较深入，各国专家根据本国的林业资源和产业发展特点，从整体角度分析了本国林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制约条件，并指出集群内企业的合作、技术创新资源的整合、能力的培养、相关支持性产业的发展及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对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至关重要。

（4）林业产业集群的社会贡献

Scorsone（2002）指出产业集群的一个积极的外溢效应就是在增加当地经济活动的同时创造就业机会[114]。

Schulte A, Mrosek T（2006）认为林业产业集群的产业供应链在为乡村或林区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同时，还有效改善和提高了当地的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115]。

Kies U, Mrosek T, Schulte A（2009）研究了德国NRW林业产业，认为发展林业与木材加工产业集群有利于优化林业不同产业分支自组织和提高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除此之外，还便于有效成功地与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公众沟通[116]。

林业产业集群是资源依托型产业集群，其形成和发展必然以集群效应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当然因为资源的可再生能力的影响，发展中可能会有很多局限性，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应扬长避短，以合理的政策来驱动、保证。

（5）林业产业集群发展对策的研究

Grigori等（2002）在利用钻石模型分析俄罗斯林业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同时，对俄罗斯西北地区林业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了阐述，针对俄罗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林业产业需求和生产要素即市场导向的变化提出了相应的林业产业发展战略、经营模式和产业配套改革政策，昀后对该地区林业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的实施提出了相应对策[117]。

Manuel Bonita, Fernando Correa等（2002）在利用竞争模型分析拉美林业（木材）产业集群时，认为拉美在林场、自然林及二者兼有的基础上发展的林业产业集群，由于其垂直价值链及技术要求的相似性，可以从垂直价值链和技术两个维度进行拉美林业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提出发展对策。他们认为阿根廷林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在于木材质量不高；公路铁路运输成本太高；落后的劳动法增加了企业冗员，生产率不高；产业垂直整合只在几个大企业进行，水平整合根本就不存在；产业协会较弱，协调能力不足；大多数中小企业技术水平落后；缺少兼顾集群各方利益群体的政策；林业中小企业财政支持不足。随后的研究中他们认为阿根廷林业产业集群应积极参与国际市场，日益提高的木材产品的质量和标准，以增加了国内木材产品的消费，只有成功地满足国内消费者苛刻的需求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118]。

2．国内林业产业集群的研究

国内林业产业集群的概念较早的出现在林业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中，专门的概念界定、研究并不多见。主要的研究成果多为结合区域特点的实证研究及在此基础上的对策建议研究。

陈建伟（2003）分析了浙江南浔木业产业集群的优势，着重强调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健康、快速、持续发展[119]。

娄海、王振波等（2005）以江苏省沿东陇海线产业带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契机，重点从微观（邳州市）、中观（沿东陇海线产业带）和宏观层次（江苏省和整个陇海产业带）上对邳州市板材产业集群进行了市场、产品及空间上的发展战略定位[120]。

王玉川、田刚（2006）提出在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要提高对发展林业产业集群重要性的认识，加强林业产业集群发展的规划引导，研究制定扶持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要支持配套企业加快新产品开发步伐，逐步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121]。

秦天堂、聂影（2007）结合南浔林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分析了其市场空间、配套服务、技术装备等方面的优势，从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视角，阐述了木地板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122]。

姜伟军（2007）认为浙江省林业产业只有少数区域在木竹加工项目上形成了产业集群，应在现有基础上培育、发展林业产业集群，提高林业产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地方政府职能创新，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支撑机构，促进林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123]。

陈科灶（2007）对福建省林业产业集群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产业集群具有生命周期，处于不同阶段的产业集群具有不同的特点，扶持的重点也不相同[124]。

程宝栋、宋维明（2007）分析了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的演化阶段，从产业资源、产业布局和产业组织三个方面总结与分析了嘉善木材产业集群的发展沿革[125]。

王玉昭、蒋敏元（2008）提出国有林区产业集群是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源泉，提出国有林区产业集群的实现形式，剖析发展专业型产业集群和合作扩展型产业集群的条件和路径，全方位地论述了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定位、基本构架和发展产业集群的有效途径[126]。

陈麒（2008）分析了邳州依托储量丰富的意杨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通过挖掘民间潜力和对外招商，积极发展板材产业的产业集群，不仅促进了林业产业的发展，而且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分析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邳州板材产业集群的措施与建议[127]。

陈益民、张智光（2008）以福建南平为例指出要构建培育木竹制品产业集群、纸业产业集群、旅游产业集群，来提高林业的竞争优势[128]。

周志霞、肖平（2009）对我国家具制造业集群的现状进行分析，并运用产业集中度及区位商指标对家具制造业集群的集群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家具制造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未来的发展展望[129]。

张占贞、王兆君（2010）运用区位商系数法和产业集聚指数法对山东省的林业产业集群进行了识别分析，提出促进山东省林业产业集群加速成长的建议[130]。

吕柳（2012）对胶合板产业集群演化机理与发展模式进行研究，用区位商法识别出山东临沂、江苏邳州、浙江嘉善、河北文安和广西贵港五大胶合板产业集群；在对集群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基于GEME框架，从基础因素、企业因素、市场因素和环境因素四个方面提出实现我国胶合板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演化路径和具体措施[131]。

洪燕真、戴永务（2014）采用区位商法和产业集聚指数法，测度福建林业产业集聚程度和发展态势，结合集群发展现状和生命周期理论，对福建省林业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林业第二产业产业集群效应明显，但产业链较短等结论；提出应针对福建省林业产业集群不同发展阶段和今后发展重点分类加以规划、引导和扶持以提升林业产业竞争力[132]。

林业属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弱势产业，国内对林业产业集群的研究还处于实践探索阶段。目前，林业产业集群的实践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省份的集体林区；研究方法已从原来的定性分析为主，转向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研究内容还只是涉及林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某一方面，研究主导产业集群政策建议的居多，还缺少从理论上对林业产业集群发展机理的探讨，集群系统性发展的理论支撑不足。

1.2.5 产业集群演进研究评析

产业集群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相对成熟，已经形成了从不同视角分析研究的许多派系，对产业集群动态演进从不同角度进行阶段性划分的较多，对其演进机制以及如何培育和保持集群竞争优势，延长集群生命周期进行深入研究的较少。

1．国外产业集群研究成果评析

国外关于集群演进的理论研究，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以下几个因素的作用：规模经济与外部性、资源禀赋和运输成本、知识传播和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制度与政府政策、社会资本和社会文化等。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各因素都起着不同的影响作用。一个产业集群从出现到昀终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已有的研究提供了区分集群发展阶段的定性标准，描述了各个阶段的特点，为我们划分和认识集群的发展阶段提供了方便，但是并没有揭示集群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演进的过程和机理。

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演进的研究，偏重于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的归纳，研究结果大多以研究论文的形式出现，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集群演进理论体系。基于主流经济学理论，部分学者从复杂性科学、自组织理论、生态学、组织生态学等角度对集群演进进行探索，研究结果弥补了主流经济学在刻画集群演进动力机制动态作用过程方面的不足，为我们研究和把握集群演进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

2．国内产业集群研究成果评析

我国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重点是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进方向、集群与技术创新、集群与产业升级、集群与群内小企业竞争力及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等的关联。研究偏重于产业集群演化的动力机制和竞争优势的静态研究，而对于集群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化机制和影响要素的实证分析不多。已有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1）传统经济学角度的研究主要关注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交易费用、外部性、知识学习机制和技术溢出效应等在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中的影响。

（2）内源及外源动力视角的研究认为内源动力是自发的，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力量，外源动力为集群发展提供不可缺少的支撑条件。

（3）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从区域创新、历史文化、社会网络、企业家行为、制度变迁等社会各因素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

（4）生物学视角的研究认为产业集群是具有生命力的生物系统，其发展是企业群体在外界环境作用下的自发行为和集体选择过程，所以它也具备优胜劣汰、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规律，具有自组织、自适应和协同进化的内在动力机制，而不是无组织的混合体和堆积物。

（5）对产业集群的演化成长过程研究主要从产业集群的演化路径以及生命周期理论的相关知识出发，以各自的研究案例和主观标准来界定集群的类型，并结合对部分产业集群的实际演化发展历史的分析，从而划分阶段进行研究，各演进阶段的内在机理及转化机制研究相对缺乏。

可见，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的演进机制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源泉主要来自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而从生态学的视角将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从系统论、自组织理论以及演化经济学视角探讨产业集群的成长机理和路径演进的不多，但毕竟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3．国内外林业产业集群研究成果评析

国外学者对林业产业集群的研究比较深入，对林业产业集群的概念、集群竞争力的形成、集群发展的优势、集群发展的对策建议关注较多。国内对林业产业集群的实践探索基本上处于企业地理集聚阶段，集群内各企业和机构缺乏系统的联系；体现在研究层面，多数学者的研究仅停留在地方林业产业集群统计、现状描述和对策建议阶段，主要是对各地区林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演进、升级进行案例分析和经验总结，研究只注重了企业的空间集聚和地理接近性，对林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演进阶段及各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关注不够，对其空间变迁和演进路径尚缺乏研究，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理论分析框架。从研究内容和空间上看，仅有的少数案例研究也大部分集中于南方集体林区，而且多集中于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研究成果对山东省木材生产加工、果品生产加工保鲜、森林旅游、种苗花卉、林下经济、野生动物驯养等产业集群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不够。

4．研究成果启示

从产业集群演进理论主要思想中，我们获得了诸多启发，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相关理论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关于产业集群发展是一个渐进累积的系统演化过程。对于集群系统演进过程的描述，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环境是集群演化过程中的昀终制约因素，系统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环境适应性是集群系统演化的根本目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推动集群演化过程的内在动力，演化可体现在企业组织形式和集群模式的变迁上。

（2）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系统，其演化是一个从个体到群体（整体），由量变积累到质变飞跃的过程。集群内部产业领域中的制度与技术范式转换意味着革命性变化的发生从而使产业生命历程中新的里程碑出现。

（3）环境和政策分析是产业集群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环境参量的选择是理论构建的基础性工作；集群状态可由一组状态指标加以表征，集群特征与集群结构的描述和关键变量的选择，应反映集群系统的环境适应性。

（4）生态学和组织生态学视角的产业集群演进的研究成果，以产业集群与生物种群或群落的本质上的相似性为基础，用生态学原理分析产业集群的特征与运行机制，为当前产业集群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它不仅丰富了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也拓宽了传统的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范围和思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