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科技发展是与工业化同步进行的，但是它既离不开对中国古代科技知识的传承和扬弃，也离不开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科技知识的学习和运用，更需要在上述两个基础上创新、发展。非如此，中国的科学技术就难以走到世界的前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实现。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今天，更加需要创新来驱动发展，研究古今中外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就更具有现实意义。这是我们自2012年开始与日本学者联合开展这方面研究，并每年举办一次国际研讨会的初衷。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这既是对自然科学发展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出的要求，而对于我们这项试图以历史上的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为结合点的两类科学联合研究来说，既是鼓舞鞭策，也是指出了方向、明确了任务。

一、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不足

许多人从字面上来看，误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其更关注生产关系及其变革。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恰恰在于它是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变革联系在一起，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充满辩证法和唯物论的伟大思想，大大超越了当时所谓“庸俗经济学家”。关注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及其影响，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化对资本主义认识和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途径。

而马克思主义真正传到中国并引起先进知识分子重视，是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作为革命学说被接受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此后，中国共产党用28年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又用7年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其后的20余年，为了巩固单一公有制和效率，又采取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手段。1978年以后，虽然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开始聚精会神搞建设，但是改革成为推动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经济学界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仍然在生产关系方面，在制度和经济运行方面，科学好技术的进步似乎只是科技和工程部门的任务，或者将其视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研究前提，不予深究。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深邃的眼光看到了眼花缭乱的政治纷争和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最终决定因素生产方式，有从生产方式的演变中看到了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决定因素。但是，在我们对历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对生产力的研究，尤其是科技进步的研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往往把它视为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的自然产物，而忽略了生产力本身发展的规律。这固然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始终处于突出位置有关，也与从事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缺乏基本的科技知识有关。而在今天，当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处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后，就历史研究来说，加强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研究就更加紧迫了。

历史研究从来都是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分不开的，有的直接为了“资政育人”，有的则间接地为了社会和文化发展需要。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言于古必有验于今”，亦如著名学者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探索技术进步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与现代的关系，本来是我们这些秉持唯物史观的学者应该下大功夫去做的事情，可惜这些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需要，国内的研究多关注于制度及变迁，对生产力发展及其核心技术进步的历史研究很不够。恩格斯曾经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而我们今天的经济学研究要深入生产力的各个部门里面去，就必须下功夫钻研科学技术和产业史，了解人类是怎样从科学发明转变到技术应用，又怎样由新的科技形成新兴产业，以及这个产业是怎样扩张、成熟起来并成为支柱产业的，最后又是怎样被新的科技革命所形成的新的产业所取代的。

二、科技进步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科学和技术进步是产业升级的根本原因，产业升级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发展，尤其是飞跃性的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科技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表现。没有科技的进步，特别是科技革命，经济规模可以扩大，依靠投入和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也可以增加收入，提高生产力，但是难以产生新的产业，产业结构难以升级。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几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由科技革命来推动的，都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即新兴产业的出现、成长并为主导产业。同样，人类交往的扩大以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比较优势的形成，也是依赖科技进步实现的，如对地球的认识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促成了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而其后欧洲科技的进步，如蒸汽机等动力革命、石油、电力等能源革命、钢铁、水泥、铝合金等材料革命，电话、电报等通信革命，以及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越来越快的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人类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导致了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化，导致了人们之间的交往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频度的扩大以及成本的大大降低。但是，对于这些科技史怎样产生、扩散、形成新兴产业，以及怎样成长为主导产业和扩大关联产业的，则研究不够。今天的人们如何去认识它、如何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审视它，这对于自然科学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来说，任重而道远。

生产力有共性，但是经济结构、发展水平、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各不相同，再加上生产力发展的路径和条件不同，因此，反映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也就有所不同。

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句话的确反映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技术创新来源于社会需要，但是也必须有从事科学技术研发的基础，即必须有这方面的人才和机制。每一次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会带来经济的大发展，从而带来社会的进步。但是在没有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人才的社会里呢？在政府也没有打算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以改变产业结构的情况下呢？

在技术进步方面，近代以前的中日两国，作为东方农业文明社会，都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以后开启工业化的，但是其发展的条件、道路和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率先实现了工业化，成为经济发达国家，而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两国科学和技术进步的路径、重点和结果上。在每年举行的年会上，中方的学者始终在探讨这个问题，并希望从日本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获取值得借鉴的经验。

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和以科举制度为导向的，以治理国家和教化人民、规范秩序为特点的世俗思想和文化。而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则基本上不在知识分子的视野里。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也就具有了明显的“伦理化”倾向。例如程颐就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朱熹也认为中国真正的学问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至于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和生产技术等的学问，朱熹则很不以为然，他说：“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为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其饭也。”其结果就如1898年康有为的奏折所说：“若章句瞀儒，学问止于《论语》，经义未闻《汉书》，读《礼记》则严删国恤，学《春秋》则束阁《三传》。……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

反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兰学”的传播，以及各藩之间因竞争而产生对技术的需求，使得不少知识分子和武士已经突破了占主流地位的专注于义理的儒学的束缚，转而学习西学了。而中国由于高度的中央集权和儒学的强大势力以及科举制度的影响，直至半个世纪后的清末新政，才废除科举、使得西学进入课堂。而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与科技的传播、应用和创造，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技术引进，只能停留在表面，与国民经济成为“两张皮”，起到改造国民经济的作用。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即将“产业立国”作为基本国策。1868—1877年，日本政府用于引进机器设备的对外支付额，平均每年为2462万日元，约占当时政府财政收入的46%左右。正如1896年时任日本农商务次官金子坚太郎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的那样：“建设一个工业国即以工业立国，已成为我国民之决心。”

三、关于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后，就被迫开始了从农业文明的传统经济向工业文明的现代经济转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一开始并不是经济总量的差距，而是产业结构的差距，无论是从国家安全还是经济收益来说，中国都必须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即实现工业化。而现代工业中的几乎全部产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新兴产业，甚至包括在中国传统经济中比重很大的纺织业，也必须脱离家庭和手工业，而被机器大工业取代。这正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和上层建筑变化的根本原因。几乎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政府就开始重视新兴产业：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都将国防工业和“机船路矿”作为新兴战略产业加以扶持；而民间资本则将纺织火柴、煤炭、水泥、电力等民用工业作为新兴产业而投入。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家安全和加速工业化，实行了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1978年以前，基本上是扩张现代工业，提高工业产业结构，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目标是建立起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1978年以后至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则是沿着改善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产业升级两个目标同时前进的。所谓外延型、数量型发展，主要是指人口和资源从农业向第二产业流动；而所谓的内涵型、效益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则主要是指第二、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升级。前一个过程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到2020年将实现工业化。而后一个过程还任重道远。研究这两个过程是怎样逐步推进的，有哪些规律和中国特色，有哪些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非如此，就很难建立起系统完整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60多年里，我国基本上是处于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目标前进，其中最重要的标志，自然是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这个过程尚未完成，不仅工业化正处于最后冲刺阶段，而且产业结构也正处于向中高级转变的关键阶段。这就为研究经济史的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个任务：从科技进步的角度看和国外的经验看，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有什么一般性规律？中国的新兴产业应该怎样培育？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成功最有效？传统产业的“去产能化”怎样做到成本最低、时间最快？

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变革时曾经指出：“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在这里所要加强的正是第一种研究，即对生产力的研究。

相对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研究，产业经济史研究较少，但它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关键。由于产业史研究与科技和生产力结合最紧密，科技进步是通过产业升级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的实质是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生产和观念，信息化和互联网就是产业的升级，因此研究科技发展是怎样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应该是中国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融合创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产业的丰富性、产业结构的复杂性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意义重大，产业史研究具有丰富的概念和内涵，通过大国视野研究产业史，可以丰富和弥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足，推进经济学的研究。其次，产业经济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研究更具有科学性和中立性，更便于进行国际合作和开放式研究，便于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从产业视角可以观察产业的升级、演变和结构变化，从国家的视角，更有共同性，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更多。最后，中国的历史悠久，曾经创造出灿烂的农业文明。在当代，又在人均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创造出世界1/5的人口在短短的60多年里就将实现工业化，这里面有许多中国独特发展的规律值得深入研究，需要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的共同研究。这为我们做科技史、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以及现实问题研究的相互结合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使得打破学科界限、实行分工合作和协同创新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切实可行了。

武力

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