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中日产业政策比较

作为邻国日本，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但是能够深入了解日本产业发展及产业政策特点的并不多见。作为研究创新理论与产业竞争力的一位学者，研究日本产业发展特点及政策经验是我一直以来的夙愿。因为，日本有太多的优点值得中国产业界学习和借鉴。

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的研究报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60年开始，世界上共有101个国家曾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是，从中等收入水平继续往前发展，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只有区区13个国家或地区，比例只有10%左右。绝大多数曾经的新兴国家或地区都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见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和普遍性。

这13个国家中，最成功的当属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仅用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不仅成功地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迅速跃入世界经济之巅，位居美、日、欧三强之列，实现了令世人瞩目的“日本奇迹”。整个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美欧等发达国家是在日本威胁论的紧张氛围中战战兢兢度过的。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的人都在学习日语、研究日本经验。而且，与新加坡、中国香港、以色列等小型经济体的崛起不同，日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大国，其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都足够大。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总量长期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只是在2010年左右才开始被中国超越。更重要的是，日本的经济崛起不仅仅是GDP一个指标的赶超，而是产业体系和综合竞争力的全面赶超。在20世纪90年代，诞生于日本的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曾经达到149家，一度与美国不相上下，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可谓咄咄逼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进入一个高位平台期，增速趋缓。加之资产泡沫破灭和系列政策失误，日本经济曾一度进入低迷状态。很多学者，尤其是一些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领域的学者对日本的政策失误多有微词。但是，认真研究分析日本经验的学者逐渐减少，很多人津津乐道于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而对日本的优势和经验视而不见。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十多年的黄金发展时期，GDP总量暂时超过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于是，很多人似乎已经忘乎所以，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分析，日本经验不再吃香，美国似乎成为唯一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的国家。

直到有一天，当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蜂拥而至，挤爆日本各大商场，抢购诸如马桶盖、电饭煲、化妆品及其他日用品的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制造与日本制造还有那么大差距。从供给侧的表面数字来看，中国在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领域都存在过剩、甚至严重过剩的现象，但是，消费者却不远千里远赴日本去抢购这些普通的日用品，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反省。可以说，马桶盖、电饭煲打醒了很多对中国制造盲目乐观的国人。

最近，国际知名媒体Thomson Reuters评选出了2015年“全球创新企业百强”（Top 100 Global Innovators），入榜企业大都是在新兴产业中的佼佼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在这份榜单里，日本有40家企业入围，高居世界首位，甚至比美国还多5家，而中国大陆企业无一入围。也就是说在新兴产业领域，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仍然有差距。众所周知，决定一国竞争力的往往不在于经济总量，而在于经济结构。要知道，当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GDP总量仍然高居世界首位，甚至甲午海战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仍远高于当时的日本。今天，当我们在津津乐道中国GDP数值、甚至唱衰日本的时候，日本正在“为未来投资”。

过去二十年，日本的创新方向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虽然日本索尼、松下等人们熟知的消费电子企业在大众市场逐渐衰退，但在上游核心部件和核心原材料技术领域里，日本企业仍然处于世界一流水平。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在技术产权立国战略的推动下，日本企业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实力迅速增强，再也不是仅依靠引进消化技术进行创新了，这几年日本屡屡斩获诺贝尔奖，其中很多成果就是在日本企业的实验室里完成的。

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正在悄然进入一个“成长的烦恼”期，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更令人担忧的是，正当我们嘲笑日本当年的经济泡沫导致失去的20年的时候，却悄然发现，我们的经济泡沫也是令人震惊的。除了房地产为代表的巨大资产泡沫以外，我们还有一个中低端过剩产能的巨大泡沫。中国的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过剩高达1/3以上，以至于“去产能”问题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但是，在关键原材料、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方面，我们却仍然大量依赖进口。以IC产业为例，每年中国IC进口额度超过2000亿美元，数额甚至超过原油进口。可以说，在高端制造和高端服务业方面，中国产业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当漫天的雾霾持续飘荡在华北上空的时候，没有人再对中国低端产能和“黑色制造”感到乐观。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更多的是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提高。现在，产业界在国际上叫得响的中国企业似乎只有华为和联想两家。因此，当前的低端产能过剩、资本巨大泡沫、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等因素叠加在一起，中国正在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挑战，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成为走出陷阱、走向持续发展的战略任务。

回过头来再看日本战后30年崛起时期产业转型和发展经验，以及产业政策特点，我们不能不说，日本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战后日本可以说一口气就进入了发达经济体行列，我们不能将这个成就全归因于战前积累的技术经济基础，日本迅速重新崛起的成就是与日本战后的产业政策及产业界的持续努力分不开的。在国际经济发展历史上，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在日本是最成功的，这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事实，甚至人们一谈到产业政策（Industry Policy）这个问题时候，就不约而同想到日本。其实，战后初期日本在技术、经济及产业发展方面，与欧美诸强有着巨大的差距，日本并没有走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而是特别强调政府与产业界协调、市场与政策结合、企业与企业联盟，走出了一条适合日本国情的产业发展之路。日本产业崛起的背后产业政策功不可没。也可以说，日本产业政策，尤其是政府与产业界协同制定实施产业政策的经验做法和体制机制，对于后发国家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另外，日本产业界的工匠精神、精益制造体系、国际化经营的能力、产业集群发展的文化、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经验等，到今天仍然不过时，仍然值得世界各国学习和借鉴。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正由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体系正让位于市场主导的产业政策体系。纵观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我们的产业政策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与日本产业政策加以比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的形成是基于一项中外合作科研项目的。三年前，受到清华大学野村综合研究中国研究中心的委托，我们开始着手对中日产业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本书也属于“清华野村文库”的一部分。在研究的过程中，除了中方研究人员以外，我们还邀请了来自日本的资深研究专家松野丰先生，他本身也担任清华大学野村综合研究中国研究中心的理事。他不仅是日本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的亲历者，同时也是政策研究专家，而且还长期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非常了解中国产业发展的实际，对中日产业政策的差异有着切身的体会。

项目研究期初，中日双方研究团队经过多次研讨，决定重点分析日本从20世纪50、60年代到80年代这三十年间的产业发展及政策特点，因为日本正是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实现了赶超，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与日本当年的崛起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因此更有借鉴意义。

在研究过程中，除了参考已有的文献资料外，中日双方学者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和研讨，很多章节都是在这些学术研讨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2015年5月，我们还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日本原通商产业省事务次官福川伸次先生，他就是当年日本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亲历者。福川先生不顾八十多岁高龄，亲临清华大学演讲交流，详细回顾了日本战后30年产业政策演变的历程和执政的经验体会，让人感佩的同时受益匪浅。

具体而言，本书第一章至第十章主要由松野丰先生撰写，他系统阐述了日本战后三十年产业政策的演变过程及主要特点，介绍了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核心机构——通商产业省的职责和作用，剖析了日本政府与产业界协同制定政策的特点及机理。还介绍了日本中小企业政策、企业合并重组政策和企业系列制度等。还对日本企业国际化经验和综合商社特点等进行了深入分析。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由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共同完成的。分别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政策的演变过程和特点。还重点剖析了中国创新政策的周期性规律，并专门分析了中国当前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特征，以江苏省和深圳市为代表对中国的区域创新政策特点进行了专门分析。最后在总结前文基础上，对中日产业政策及产业发展的特点进行比较，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政策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科学辩证地看待中日产业政策的比较及产业政策本身。产业政策有阶段性和时效性，因此我们比较中日产业政策也应该采取发展的眼光和批判的精神。不仅要批判中国的产业政策，对日本的产业政策也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毕竟中日两国在基本国情、文化传统、产业基础、时代背景、国际环境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我们既不要因为日本90年代以后经济低迷就简单否定它过去的发展成就，也不要只看到日本产业政策成功的一面，从而妄自菲薄，把中国的产业和产业政策贬低得一无是处。我们要本着开放、包容、尊重的心态，敢于借鉴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先进产业发展及政策经验，并结合国情付诸行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产业政策不是万能的，任何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精准发力”、与时俱进。未来，中国最终要走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产业政策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服务于市场的健康发展，更好地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治理的理念。

最后，我们要真诚感谢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劳动的人们。从本书酝酿、选题、调研、讨论、撰写、修改的过程中，在书稿取得进展的每一个阶段，始终伴随着来自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除了本书各章节的作者之外，太多的人士为本书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的出版过程得到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野村综合研究中国研究中心、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院等机构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松野丰先生在百忙之中亲自撰写稿件，并多次参与研讨，兢兢业业修改文稿，让人感佩。清华大学野村综合研究中心的翻译团队也付出了艰辛劳动。

在研究和成稿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工信部原总经济师周子学先生，工信部华信产业研究院李芳芳博士、王向军研究员的悉心指导和大力协助。清华大学曾国屏（已故）教授、肖广岭教授等专家也热情参与本书的研究、出版，并亲自撰写有关章节。

特别感谢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整理资料、调研访谈和撰写修改完善的过程中，孙蕊博士、叶冉博士、蔡志楠老师、董铠军、李广浩、杨国伟等同学都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尤其感谢责任编辑方洁老师，其专业水平、认真负责的态度确保了本书的编辑和出版质量。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谬之处肯定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中外产业政策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一个政策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创新等基础理论的交叉学科领域，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继往开来的事业，我们也希望以此书为新的起点，激起国内外学者进一步开展研究的热情，共同为理论和实践做出应有的贡献。

吴金希

2015年7月 于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