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中国教育改革的深入，中国教育逐步开始市场化。但学术界在有关教育市场化和教育公平、教育市场化和经济增长等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结论。现有研究没有明确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对教育通过何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进行说明。本书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论证了教育市场化和教育公平间的关系，从逻辑上研究了教育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使用实证的方法量化、比较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和外溢贡献。

教育资源的配置不仅包括教育经费的配置，还包括学生资源的配置，一种有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本身就包含了教育公平的概念。本书构建了一个基于同群效应的教育定价模型，当整个教育市场处于均衡时，学校教育质量之间存在着由高到低的严格排序，而私立学校可以在定价边界曲线上严格地按照学生能力进行歧视性定价，这种定价模型将使所有在校学生达到效用最大化。在引入私立学校和价格机制后，学生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了提高。这种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的公平。由此可见，教育市场化不仅不会损害教育公平，还可以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分为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两种。本文首先基于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 C-D）模型，将教育看做一种直接要素投入，估计教育对中国经济增长直接贡献的大小。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在1982—1990年教育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17，而在1990—2000年间则上升为0.23。这说明教育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教育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显著，在1990—2000年间教育的贡献份额已经达到了25.2%。

教育确实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研究教育通过何种途径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本书构建了一个基于要素积累、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相互作用的增长模型，用来检验人力资本（教育）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本书的估计结果显示，至少在1978—2008年之间，作为独立投入要素，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间接影响上，而且技术扩散效应较为显著，而技术创新效应并不明显。

前文的研究都着重考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忽视了教育对其他部门的外溢效应，且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对教育的引致效应（induce effect）。因此，本书以菲德（Feder,1983）的静态两部门模型为基础，同时考虑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及经济增长对教育的引致效应，构造了一个基于适应性预期的动态两部门模型，试图检验非教育部门的外溢效应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整体贡献。估计结果显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要大于经济增长对教育的引致效应，但是促进效应在逐年降低，而引致效应以较低的速率逐年上升。

西方教育市场化的进程远远领先于中国，那么教育市场化是否能够为各国经济增长贡献更多的力量也就成为本书接下来的主要研究内容。本书首先选取了美国、英国和俄罗斯作为比较对象，详细介绍了这三个国家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并对其中富有特色的教育券制度和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金融支持手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以期为中国教育市场化改革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与上文研究思路相似，本书以中、日、美三国为研究对象，将教育（人力资本）作为独立的投入要素，利用C-D模型估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实证结果表明，在1980—2007年间，中国、日本和美国实际经济增长中教育的贡献分别为23.90%、62.09%和35.57%，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是最低的。接下来本书又以中美两国为研究对象，利用菲德模型比较两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实证结果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中美两国教育对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教育产业的规模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美国则恰恰相反。中国教育部门的效率非常低下，通过间接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已经变为负数。

本书还首次提出了“教育市场化条件下教育金融支持体系建设”的观点。教育金融支持具体包括政府对“公共产品性”教育的金融支持、商业金融银行助学贷款对“私人性教育需求”的支持、慈善性机构对贫困学生支持。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书认为教育市场化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而且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为了提高中国教育部门的效率，本书建议加快教育市场化进程，并就此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包括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开放教育领域以引入民营资本、健全法律法规、促进其他资本对教育的支持等。

关键词：教育市场化；教育定价；经济增长；引致效应；菲德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