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资产转让定价与税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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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一)研究方法

全书综合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主要归结为如下三类。

1.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一方面,全书首先通过对熊彼特创新理论、德鲁克企业管理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的探讨,梳理出中国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管理的一些基础理论;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开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推论出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已经成为当前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财政税收掠夺的重要工具,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税制的优化已经成为中国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前提。

2.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

全书注重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无形资产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演变过程。本书不局限于讨论单个国家某一时段的无形资产税制问题,而是将该问题放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观察和讨论;不仅仅讨论国内的无形资产税制问题,同时也讨论国际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问题;不仅仅孤立地讨论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问题,同时也将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和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和考察。

3.典型案例(国度)分析和比较研究相结合

在一些具体的分析当中,本书注重典型案例(国家)的剖析和与中国无形资产转让定价问题的相关性与借鉴性,如对麦当劳和微软公司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案例进行介绍和解释等,对日本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进行重点论述等。

(二)主要创新点

关于无形资产的发展和税收制度的完善方面,中外学者和从业人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书主要针对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发展困境,以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结合制度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尝试以国际化的视角来探讨税收在促进和培育无形资产发展与未来世界经济进步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努力推动中国无形资产的积累和开发应用,从而达到为经济发展提供税收制度资本,助力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从整体看,本书分析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以国际宏观经济为视野,提出了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管理中国无形资产税务的比较全面的框架。研究认为,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无形资产逐步成为各国经济的主导资产,也成为各国进行经济竞争的核心武器。为了促进发展,中国税制必须适应这一变化,调整成为一个能适应无形资产形成、积累和开发的现代税制。在无形资产税制当中,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税收风险治理占据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无形资产税制包含国内税制和国际税制两部分。从国内税制来讲,重点是需要促进无形资产的形成、积累和开发;从国际税制来讲,涉及防止无形资产税基流失、促进国际无形资产交流,以及防止相关国家利用无形资产霸权掠夺中国财政的问题。

(2)西方国家在逐步建立无形资产霸权的基础上,正在围绕这一霸权建立与之相应的财政体制,而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霸权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必须要做出适当的政策选择,以保障自己在现有霸权体系下的正当利益。与此同时,中国日渐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研发中心和消费市场,中国财税体制必须要适应这种无形资产大量产生、中国品牌影响日益扩大的趋势,保障自身的税基稳定,防止相关产权的大量流失。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无形资产积累不足的现状,还必须以开放、包容、积极参与全球化创新的心态来接近和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的无形资产资源来推动自身发展。因此,中国既不能采取闭关锁国的姿态来对待无形资产的全球崛起,又不能对无形资产的霸权和税基流失熟视无睹,而必须对这一领域进行有效规范和监管,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和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服务。

(3)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一些发达经济体遭遇严重债务危机的新形势下,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加强转让定价监管以争夺国际财政资源的压力空前加大,国际间的转让定价斗争空前加剧,而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转让定价的主要手段逐步由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过渡。在发达国家赤字泛滥的形势下,美国、日本、欧洲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方面变本加厉,并且逐渐形成无形资产既得利益联盟,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构成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财政挤压和威胁。

(4)中国的无形资产税收管理相对薄弱,大批财政资源因此流失,中国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管理存在广泛的改进空间。在新常态下,支持合作研发,建立包容性的成本分摊机制,为中国积累和开发无形资产服务成为中国税制的优先选择。本书在分析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研发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指出中国的成本分摊制度设计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管理,还涉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长远转变,关系到本国无形资产的积累和流失问题。一个包容开放、鼓励创新的成本分摊制度,可以促进本国企业从跨国公司庞大的无形资产积累中受益,降低建立和发展无形资产的交易成本,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而一个不良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成本分摊制度,一方面会阻碍本国企业从国际研发分工中受益,使得本国经济自外于全球研发合作的大潮;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得本国的无形资产税基流失,导致本国财政基础受损。因此,对于这一制度的设计和执行,必须高度重视和极其审慎。

(5)中国无形资产税制优化需要超越反避税管理的范畴。通过对成本节约、环境补偿、市场溢价、社会保障补偿等方面与外方谈判,中国需要从外围间接提高对于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管理的能力。尽管目前这种能力提高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利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进行财政税收掠夺的威胁,但是培养形成这种据理力争的谈判和议价能力,对于缓解中国财政受到的威胁是有价值的。这一能力的培养,对于缓解中国和类似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增加其财政收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因此,本国无形资产的积累、开发和创新至关重要。只要把握好机会,中国便有可能后来者居上,实现对西方无形资产霸权的超越。

总体而言,本书结论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1)全球经济危机加剧国际间转让定价斗争,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是中国下一步制定转让定价工作政策的重点。

(2)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包容性成本分摊机制的建立和成功与否关系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3)面对西方无形资产霸权,中国需要在赶超战略的指导下,在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无形资产税制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