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创新者的胜任力特征

创新者工作有一定的复杂性。创新者拥有知识资本，成为资本拥有者，这是其资本性的一面，但同时创新者又是劳动者，其人性的一面与普通员工没有本质区别。创新者的工作具有创造性，对新知识的探索、对新事物的创造过程主要是在独立、自主的环境下进行。他们更多从事思维性工作，他们的工作是一种全过程式的劳动，工作时间和地点灵活多变，经常延伸至八小时以外和家庭之中；加上创新者劳动过程的内隐性，劳动的结果不易衡量。企业如何给创新者创造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给予一定的自主、自治权，已被看作创新者激励手段的一方面。

创新者需求具有个性化。由于创新者的生存需求及安全需要往往已得到满足，因而会转向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对创新者而言，高薪职位只是前来投效的诱因，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发展需求和从工作中获得内部满足感，他们希望在工作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工作弹性和决定权，同时也特别看重支持；他们期望通过一种创造性或者挑战性的工作实绩来获得精神、物质及地位上的满足。所以，对创新者的激励必须由以外在、当前的物质激励为主转向以内在、未来的成就和成长激励为主。创新者的教育程度、工作性质、工作方法和环境等与众不同，使他们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和心理需求。特别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创新者的需求正向个性化和多元化趋势发展。

创新者的工作投入高于组织承诺。创新者与传统意义上的员工最大的不同是拥有随身携带的巨大的资本资产。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就业选择上具有了相当程度的主动权，对组织的依赖性明显低于普通员工，相应的职业流动性也随之增大。他们有自己的福利最大化函数，是否加入某个企业是出于自身的选择，如果待遇不公或者收入未达到他们的期望值，就可能另谋出路。为了和专业的发展保持同步，他们需要经常更新知识，得到更多的学习提高机会，希望工作性质能使自己不断充实提高。如果不能满足其职业发展上的要求，他们很可能选择“背叛”组织而不是“背叛”专业，另谋出路。因此，与其他类型的员工相比，创新者更重视能够促进他们不断发展的、有挑战性的工作，他们对知识、对个体和事业的成功有着持续不断的追求；他们要求给予自主权，使之能够以自己认为有效的方式进行工作并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获得一份与自己贡献相称的报酬并分享自己创造的财富，与成功、自主和成就相比，金钱的边际价值已经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

一般而言，创新者最重要的特征如表2-2所示。

表2-2 创新者的胜任力特征

案例2-1

农业领域的杰出创新者——袁隆平

“我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这个禾下乘凉梦，袁隆平做了两次。而作为“杂交水稻之父”，关于水稻的梦，他一做就是40多年。从亚洲到美洲，再到非洲、欧洲，增产优势明显的杂交水稻被冠以“东方魔稻”“巨人稻”“瀑布稻”等美称，甚至将之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媲美。“杂交水稻外交”成为我国重要的外交品牌。袁隆平院士也获得了包括“拯救饥饿奖”、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保障奖”“世界粮食奖”、中国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多个世界奖项和荣誉。袁隆平院士的创新历程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很多的启发。

首先，强烈的使命感是创新前行的动力。袁隆平从重庆西南农业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一所农校教书。他一边上课，一边从事生产实践，选择课题进行研究。最开始袁隆平研究的是红薯、西红柿的育种和栽培。后来，中国经历了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目睹了饥荒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袁隆平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意识到，光研究杂粮还不行，水稻才是老百姓最根本的救命粮。于是他下决心致力于水稻的研究。

其次，不畏权威，重视科学精神。一次在早稻品种试验田里，袁隆平被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吸引了：株型优异，穗大粒多。他蹲下身子仔细地数了数稻粒数，竟然有160多粒，远远超过普通稻穗。兴奋的袁隆平给这株水稻做了记号，将其所有谷粒留作试验的种子。但是，第二年的结果却让人很失望，这些种子生长的禾苗，长得高矮不一，抽穗的时间也有的早，有的迟，没有一株超过它们的前代。袁隆平百思不得其解，根据蒙德尔遗传学理论，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应该不会分离，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灵感的火花来了：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而当时权威看法是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不具有杂交优势。从这时开始，袁隆平下定决心不为权威所限，通过科学的研究揭示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和规律。1966年，他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述了水稻具有雄性不孕性，并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带来大幅度、大面积增产。这就是袁隆平首创的“三系法”杂交水稻。

最后，永不言败的创新精神。方向找到了，并不代表研究就一帆风顺。从纸上理论到田里的累累稻穗，杂交水稻研究走过一条充满荆棘的艰辛之路：在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人为的毁禾、地震的死亡考验，以及试验技术上的数次重大失败后，袁隆平和助手尹华奇、李必湖轮流到气候温暖的海南、云南等地育种，用1000多个品种的常规水稻与最初找到的雄性不育株及其后代进行了3000多个试验，但能保持不育特性的比例不但没有提高，而且不断下降。袁隆平静下心来阅读国外有关高粱杂交试验的论著，灵感再一次显现：利用野生稻走远缘杂交之路。在袁隆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70年，两名助手在海南找到了野生稻雄性不育株。袁隆平确认后，将这株珍贵的野生稻命名为“野败”。1971年，袁隆平无私地将“野败”材料提供给全国各地的研究者，大大推进了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研究。但是，失败并没有就此离开。1972年，袁隆平和助手将“野败”与栽培稻杂交转育成功的杂交水稻，试验的结果只表现在禾苗长势上，除了稻草比常规稻多一倍之外，稻谷没有表现出增产优势。袁隆平顶住巨大压力，认真分析试验后判断：这次失败，恰好证明了杂交水稻具有优势，关键是将这种优势向稻谷发展。在他的指导下，研究人员改进品种组合，在第三年达到亩产505公斤，比常规水稻增产30%。袁隆平拉得一手好提琴，他说：“艺术创作要有灵感，灵感来了，一首曲子哗哗哗就流出来了。我们科研也有灵感，一定不能害怕失败，恰恰在失败中会产生灵感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