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主要结论

(1) 1993—2007年我国TFP年增长3.2%，其中技术进步年增长2.7%，技术效率年增长0.5%。我国TFP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升的贡献较小。尽管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均为正增长，但东部地区的各生产率指标的增长速度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增速高一倍以上，而中部和西部各生产率指标的增长速度比较接近，中部略快于西部。

(2) 贸易品隐含的国外R&D存量(贸易品的技术密度、贸易结构)和国内技术吸收能力(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贸易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因素。贸易品的技术密度与技术溢出效果正相关，但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时滞，即需要国内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吸收和消化才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并且以人力资本衡量的技术吸收能力是贸易产生技术溢出的前提条件；资本品相对消费品、高技术品相对中低技术品的比例越高，国际贸易的TFP增长效应越显著；相对于人力资本的结构和分布，人力资本水平在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此外，国际贸易还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东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显著地提高了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中西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对技术含量较低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总体上，贸易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呈现出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地区的贸易发展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相吻合。贸易溢出的技术层次、专利授权的技术含量、教育水平决定的技术吸收能力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3) FDI显著提高了我国东部地区大多数省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中西部地区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小或不显著或显著为负。就影响系数而言，FDI对各省市技术进步的影响更大，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较小。并且，FDI流入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经济发展“门槛”。引发FDI正向技术溢出的“门槛”水平为——人均GDP达到17237元，贸易依存度达到0.653，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与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73%。这样，只有东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省市跨过了这些“门槛”，达到“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考虑市场制度变迁的作用后发现：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制度约束使得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负，要利用FDI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继续推进和深化市场化改革是首要的，国内市场环境和制度条件的完善有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效应——FDI作为一揽子要素的复合体，通过与劳动力的有效结合，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实现了中国在全球的比较优势。

(4) 以工业行业为样本的研究显示：进口贸易和FDI的国际技术溢出显著地促进了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也提高了技术效率，是我国工业行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中，FDI的技术溢出作用最大，且主要发生在技术密集度较低、内外资的技术差距较小、容易产生示范和模仿效应的行业；进口开放度越高的行业，FDI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相比之下，国内R&D的TFP增长效应并不显著，这可能和国内R&D过度集中于垄断程度较高的重工业部门有关。以省域面板数据为样本的研究显示：进口显著地提高了TFP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但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出口对三个生产率指数的影响都不显著；FDI对三个生产率指数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并且其作用大于进口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各省市的人力资本水平显著影响其TFP增长率；研发投入对三个生产率指数的影响显著为负；一个省份TFP增长的15.8%可归因于相邻省份TFP增长的正向影响，相邻省份TFP增长的空间邻居效应显著。

(5) 采用经典贝叶斯平均估计(BACE)方法，引入生产率增长模型的不确定性的研究显示：在事先列出的16个可能的解释变量中，FDI进入程度、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专科以上学历人数占从业人数的比率、相邻地区的生产率(空间邻居变量)以及市场化程度对TFP增长的解释能力最强，并且都具有良好的稳健性；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跨越FDI技术溢出“门槛”, FDI对TFP增长率的影响很小。类似地，中西部地区由于出口占据过多的资源导致TFP增长率下降；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从业人数的比率提高显著地促进了西部和东部地区的TFP增长；中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市TFP增长率之间的空间邻居效应最显著；市场化程度也与TFP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显著地提高了TFP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