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

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国的环境就是一个被人类活动所极大地改变的标本。

以陕西蓝田一带为例，在5000多万年前的新生代，这里曾是烟波浩渺的“古三门湖”的一部分，三门峡以西的黄河河谷都淹没在万顷碧波之下。到了第三纪末期，这里形成冲积平原，秦岭不高，灞河宽缓。到了第四纪时期，蓝田出现空前绝后的温暖、湿润气候。距今二三万年前，由于第四纪冰川活动的影响，蓝田气温下降。到1万前的全新世期间，气温回升。到五六千年前时又出现最佳气候（王玉德、张全明，1999：上，23～24）。

距今100万年前，在关中盆地的东南部、秦岭北麓的亚热带森林生活着“蓝田人”。蓝田气候温和，宜于动物生存，已发现的动物群多是森林动物，如虎、象、猕猴、獏、野猪、毛冠鹿、水鹿，其次是草原动物，如马、牛，也有草原及森林草原的动物，包括羚羊、狮子、大角鹿等（史念海，1997:428）。四五十万年前，北京周口店一带居住着“北京人”。根据考古推测，当时这里的生态很好。龙骨山前有小河和湖泊、沼泽，有水獭、河狸、水龟、水牛生息。远处的平原上生长着百合、蔷薇等植物，西北的高山有参天的林木，虎、豹、猴、羊、鹿在林中嬉戏追逐。距今4万年前，在今山西汾河流域居住着“丁村人”。当时的汾河宽缓清洁，有河狸、水牛出没，东边的太行山有浓郁的植被，山坡上有灌木和青草，鹿马成群。考古发现丁村一带有27种哺乳动物，还有鱼化石，有的鱼类竟然长达1米以上（王玉德、张全明，1999：上，26～27）。

距今约2万～1万年，中国处在末次大冰期，当时华北一带年均气温比现在低10℃，又干又冷，华北平原处在离东海上千公里之遥的内陆，黄土迅速堆积。距今约1万年，冰期过去，出现温暖而湿润的环境。距今约8000～3000年，气候宜人，在现在河流一级阶地，泽地连绵，人类主要活动在第二级阶地。距今约2500年，气候转干变凉，海面降低约2米，退至现今的位置。原来的积水滩成为一级阶地和干旱平原，人类向这一地区迁徙。中国的大多数沿海平原和河口地区受到海浸，有相当多的沼泽，以后，海洋逐渐退缩，湖沼消亡，黄土堆积。在黄河下游曾经见到鳄鱼。由于大片水域变成陆地，使人们有了肥沃的田地。但气候变得干冷，使许多地区缺水（周昆叔, 1991:11,223）。

上古时期，黄河流域的生态就像现在的长江流域一样，树多湖多，一片青绿。

五六千年前，北方的气候和生态比现在要好。上古在黄河中游、河南北部存在大片竹林。《诗经》多次出现有关竹的描述，如“瞻彼淇澳，绿竹猗猗”。古人在生活中对竹的需求量很大，写字用竹简，器物用筐、篮、笼等，乐器用箫，兵器用箭，这些都要消耗许多竹子。再以动物来看，考古学家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姜寨发现大批动物骨骼，有猕猴、中华鼹鼠、鹿等，这些都是喜暖型动物。如猕猴，现分布于中国南方，喜欢在竹林、河边栖息。现在的关中地区则几乎见不到猕猴，说明北方生态已不适宜于猕猴的生存。而上古时期，北方却比较温暖，且竹林茂盛。在姜寨遗址还发现草鱼、鲤鱼、鹤、兔、水鸟的骨骼，说明鸟兽虫鱼很多，生物链很好（王玉德、张全明，1999：上，24～25）。

大约5000年以前，甚至在海河流域都有野象分布（Elvin,2004）。距今3000多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仍然野象成群。河南省的简称“豫”，原意即为“大象”。殷商时期，中原一带不仅野象较多，而且还进行人工驯养，成为作战的工具，且反映在象棋中（王玉德、张全明，1999：下，750）。《左传》即载有象战事例。如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14年），吴楚在睢水交战，楚将 尹与楚昭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左丘明，1990:951下）。后来，由于人类对野象大肆捕杀，使其数量急剧下降。加上北方气候变冷，野象逐步向生态破坏较晚的南方退却（Elvin,2004）。至战国时，野象平时已难得为人所见。韩非子云：“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韩非，1974:368）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郑樵，1987:255下）到10世纪中叶，浙江南部地区有象群出没（陈桥驿，1983）。

北方的生态变化主要由黄河变迁所决定。黄河在太行山、泰山一带泛滥，使泥沙堆积。从龙山文化晚期以来，在黄泛区和黄河入海口堆积达7万亿～8万亿吨的泥沙；换言之，四五千年来，黄河可在面积达80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广阔的平原上披上厚达5米的松散堆积物盖层。由此推断，我国夏、商、周三代都邑的迁徙和埋没完全可能与黄河及其水系在历史时期中的频繁决口和改道有关。

在辽河流域，4000年前就有人在此活动，肥美的水草和厚实的林木为先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是，人们对大自然无情摧残，辽代在此建京城、官办的炼铁炉、陶瓷窑吞噬了大片的林海。金朝、元朝在这里征战，毁掉树木。明清时，关内移民在此垦荒，植被荡然无存。辽河流域由于植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河道淤塞，河水断流，周围的湖泊干涸，人类的生存面临严峻的挑战（王玉德、张全明，1999：上，25）。

长江流域的生态相对较好。在四五千年前，长江流域生态不及黄河流域。这里潮湿，炎热，瘴气重，疟疾蔓延，人的寿命不长（王玉德、张全明, 1999：上，26）。

正如黑格尔所述，中国历史的第—个区域是在西北部——中国本部——黄河从那里的山巅发源；到稍后的—个时期，中华帝国才向南方进展，而达到长江（黑格尔，1963:163）。

原始社会末期至周初，我国境内除冰川、荒漠、草原外，绝大部分地区被原始森林覆盖。约5000年以前，即使现在气候极为干燥的甘肃、陕西、山西，其森林覆盖率分别为77%、45%和63%。约3000年前，我国森林和草原面积十分广阔，约占国土总面积的70%～80%。其中森林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0%。河南、河北、山东的森林覆盖率大致为63%、68%和46%。黄河中游的森林覆盖率在东周以前约为65%，春秋战国时期大致为53%，秦汉时期降为42%，唐宋时降为32%，明清则为15%左右（凌大燮，1983；本书编委会，1982:24～25）。

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的森林地区相当广大。所有的山地几乎无处没有森林。尤其是吕梁山区更显得突出。直到现在，这座山上的森林犹为黄河中游重要的林区。那时的森林地区不限于山地，山下原野也都有所繁殖生长。渭河中上游的森林直到隋唐时还保持着一定的规模。尤其值得称道的，则是现在所谓的干旱地带，历史时期都长期为森林繁茂的地区（史念海，2002:388）。

目前中国生态非常恶劣的地区黄土高原，其沟壑也是陆续演变的。历史时期以前即已有了沟壑。进入历史时期，于各种自然的因素之外，又增加了若干人为的作用，更促进了它的演变（史念海，2002:219）。

这些沟壑的年伸延进度在黄土高原上是由南到北渐次增多。这个规律的形成，与黄土高原南北的降水、植被、土质的差异有关。降水和土质属于自然条件，非人力所可改变。而植被的良好，尤其是森林的茂密，对于减少侵蚀、延缓沟壑的伸延，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史念海，2002:222）。

茂密的森林和其他植被对于阻遏沟壑的伸延所能起到的作用，可由黄土高原东西之间沟壑的年伸延进度的差别显示出来，特别是董志原和彭原古城，董志镇城以及洛川旧县和南村古城一线更明显。这一线所列的沟壑的年伸延进度，由东往西，逐渐增加。南村古城地处吕梁山区，洛川旧县邻近黄龙山区，都是富有森林的地区，所以沟壑的伸延进度就显得缓慢。再往西去，森林逐渐稀少。董志原上森林更缺乏，那里沟壑的伸延进度就不免有所增加。这一线以南的周人都城所在地的周原和甘泉宫旧址所在地的石鼓，原本都富有森林，由于森林的破坏，当地沟壑年伸延进度也就显得快速（史念海，2002:223）。

周人时期，周原广漠平衍，不似现在的沟壑众多，分离破碎。周原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的西部，北倚崔嵬的岐山，南临滔滔的渭河，千河逶迤经过西侧，漆水河蜿蜒纵贯东面，包括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兼有宝鸡、眉县、乾县、永寿四县的小部分，东西延袤70余公里，南北宽达20余公里，顺着渭河成为西北东南走向。周原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比较充沛，很早以来就以秀丽富饶闻名于世。原上主要的河谷虽已基本形成，但尚未受到过多的侵蚀，谷地尚浅，不似后来的深邃。由于原上河流自成体系，主干支流纵横交错（史念海，1981:214）。现在已经发现周人当时居住的中心地区，就在岐山县京当公社与扶风县黄堆公社和法门公社之间。周人选择这里作为居住的中心，一方面是因为这里自然条件优越，便于继续经营他们久已娴习的农业；另一方面是凭倚岐山，防止来自北方的侵扰。当时选择居地，首先应该注意水源的远近，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多分布在河滨水畔，正是这样的道理。岐山山脉从西向东泉水无数，著名的有凤凰泉、润德泉、凤泉、龙泉、马泉等。各河谷中时有泉水流出，涓涓淙淙。岐山南麓的泉水也是周人饮水的来源。周人经常以南北二山并提，南山即终南山，而岐山就包括在北山之中。周人迁居周原时，岐山的森林参天蔽日，郁郁葱葱，到处都是绿色的海洋（史念海，1981:220～221）。

山上森林茂密，山下水源自然丰富。周人对于泉水本来就是相当注意的。公刘初迁到邠时，先要观其流泉（史念海，1981:221）。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诗·大雅·生民之什·公刘》）。

岐山的森林茂密，适于狩猎，也是周人选择这里作为居地的一个原因。周人虽以经营农业著称，但对于狩猎也十分重视。狩猎所获禽兽，用以供诸侯和供群臣的饮宴（史念海，1981:222）。

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兽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从，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宾客，且以酌醴（《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吉日》）。

周原上的周人于狩猎农耕之外，还经常捕鱼。当时主要的捕鱼区就是漆沮水。《诗经》中说：“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游鱼多了，就有食鱼的白鹭飞来。因此，《诗经》又说：“振鹭于飞，于彼西雍。”

黄土高原本是以土壤色黄得名的。现在登上黄土高原，极目瞭望，无论远近，皆呈一片黄色，因为遍地都是黄土，这是不足为奇的。其实在历史时期的早期，这里应该是一片绿色，黄色的土壤并不是那么显著的。当时原始森林遍布于山峦丘阜和低地平川，其间还夹杂着若干草原。植被这样的完整，使黄土高原上有了一层严密的覆盖，所以到处显出绿色。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黄河及其支流。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支流甚多，水中夹杂大量泥沙，所以呈现黄色。黄河之黄仿佛天经地义，其实以前只称“河水”，而“黄河”这个名称的最初使用，不过西汉初年，距今只有2200年（史念海, 2002:295～296）。

黄河的重要支流为汾河、渭河、洛河和沁河。这几条河流都曾经有过清澈的记录。那些比这几条支流还要小的河流，更是容易显得清澈。由于清澈的缘故，而被称为清水河，或者黑水河。后来水流不再清澈了，名称也就有了改变。流经延安市的延河，以前就长期被称为清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南，有一个清水县，显而易见是以清水河命名的，后来河名改易，县名却保留下来（史念海，2002:297）。

无独有偶，有人对山西省地名研究指出，山西古今县名有560多个，其中88个以河川命名，21个以泉命名，4个以山水命名。这113个县名说明山西古代曾经有过湿润多水、植被厚密的历史。同时，县名也反映了城镇大多是在水边发展起来的历史。如浑水之源形成浑源县，黄河弯曲处形成河曲县，汾水的支流交汇形成交城县。神池县的名称是由于城西有“出无源，去无迹，旱不涸，雨不盈”的神池（靳生禾，1983）。

河流清澈说明一个现象，就是水中所含的泥沙很少，也是侵蚀不甚显著。现在黄土高原的一个特征是，沟壑很多，纵横罗列。沟壑的形成就是由于侵蚀。在历史时期的早期，黄土高原的沟壑是很少的，那里有很多的原，原的范围都相当广大，有的可以大到包括现在几个县境。黄土高原上现在也并不是没有原，但都已十分狭小，是远不能相比拟的。正由于以前的原大沟少，所以有人就以“沃野千里”相称道，至迟离现在1900年前还是这样的。根据这种情形，不难得到这样的印象：历史时期的早期，黄土高原到处是青山绿水，山清水秀，和现在完全不同，至少离现在2000年左右，还没有多大改变（史念海，2002: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