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演变及其总体性后果

没有人会否认，工业化创造了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使人类的平均寿命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它所伴随的资源环境代价和后果也异常严重。回顾工业革命以来250多年的历程，可以看出，这种代价和后果表现为从局部的污染变成全球性的资源环境危机和生态破坏，在许多地区则已经演变为严峻的生存危机。以越来越庞大的人口为基础，由工业革命启动的大量生产一大量消费一大量废弃的现代社会经济体系，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星球的供给能力和承受能力，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不可持续性。

第一阶段：看得见的煤烟

在工业革命开始后的大约200年间，工业化导致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煤炭燃烧和金属冶炼引起的环境污染，黑臭的河流和污浊的天空是其典型写照。这种状况主要集中于工业城市及其周边，以及部分远离城市的工矿区。因此，环境问题与城市卫生状况的低劣等城市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众多的城市不适合人居，也使城市地区的人口死亡率长期高于乡村。

英国最早提供了第一阶段污染的典型样本。英国的煤炭消费量在19世纪增加了18倍，人均年消费量在世纪末达到4吨（王守谦，2012）。煤炭为英国成为工业强国和殖民帝国提供了强大动力，那些林立的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确实曾被看作经济繁荣和国家实力的象征，但带来的污染也意味着新的生存挑战。它不仅使工厂内部的劳动环境极为恶劣，造成大量的职业病和过早死亡，也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诺丁汉、谢菲尔德、利兹等工业城市引起了环境恶化。关于空气污染的惊人状况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业阶级状况》、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大量的新闻报道以及英国官方的报告中都有记录。在兰开夏郡的“焦炭城”（Coketown），高耸的烟囱里冒出的黑烟犹如幽幽阴魂，永无散去之日；而曼彻斯特的污染导致工人阶级的孩子有57%在5岁之前夭折，以及佝偻病的高发。更著名的当然是“雾都”伦敦，这座“理性动物的聚居地、至高无上的君主宝座”，其实更像埃特纳火山或“地狱的边缘”。在最严重的时候，“午前时分的大街上几乎看不清两米开外的行人”，路人会因此跌入污秽的泰晤士河中。从1873年到1892年，多次煤烟污染事件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其“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雾霭令客居那里的中国作家老舍极为难受。“二战”后的快速复兴使伦敦的烟雾更甚，1948年的烟雾事件导致人口死亡率增加了30%,1952年的浓雾不仅使农牧业展览会上的参展动物大量伤亡，也造成一周之内有4703人死亡，随后2个月内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以致伦敦的公墓和棺材当时非常紧张（王守谦，2012）。

泰晤士河、艾尔河等，正如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前清澈见底，但在城市的另一端流出时污浊不堪。英国城市的污染景观随后也陆续出现在法国的北部、比利时（1930年马斯河谷事件）、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美国的工业地带，以及日本的大阪、八幡和东京。而在美国，匹兹堡、克利夫兰、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底特律以及芝加哥的居民都陆续成为其所在“烟城”的受害者。作为美国最早崛起的工业城市之一，匹兹堡曾经是“孤独地冒着煤烟的前哨”，吉尔伯特·菲特等人在《美国经济史》中这样描述其1884年的景象：“从住家、商店、工厂、汽船等处冒出的一股股烟柱汇成一大片乌云，笼罩该城所在的狭窄山谷，直到太阳冲破重重乌云黑雾，显露出它黄铜色的圆脸来……”，“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城市更黑暗、更污秽、更令人沮丧了”。严重的污染导致新国旗挂出去两到三周后就会变黑，一位名叫赫伯特·威尔森的工程师曾经撰文指出，一个人在“烟城”居住30天以上，肺便会呈现黑色，而辛辛那提在1886年有31%的死者与煤烟致病有关。到了20世纪初，美国医学会谴责它导致儿童体弱多病，医学专家认为它应对肺病的多发、女性的暴躁和男人的酗酒负责，而一个女性俱乐部的主席指责芝加哥的黑色烟幕应该为“它遮掩下发生的低劣、肮脏的谋杀及其他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王守谦，2012）。

严重的污染和广泛的抗议也是英、美等国的城市进行政治和社会改良的重要背景。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一系列污染控制措施的出台，大量的重工业迁移到远郊，以及石油逐渐取代煤炭而成为主要的工业能源和生活燃料，连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强化，英、美等国家的城市开始摆脱原先的样貌，变得令人感到舒适。

但是，由于传统工业规模的扩大，新兴的石油化学、电子电器和原子能工业的出现和壮大，以及消费社会的来临，美国和西欧开始出现新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看得见的污染，如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但通常表现为需要精密的科学仪器检测或医学研究方能发现的看不见的危害，比如酸雨、农药的危害。而在那些后发的工业国家，诸如苏联、东欧，东亚和南亚，以及非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传统的看得见的污染和新型的看不见的危害同时出现，表现为复合型、压缩性的环境污染。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问题演变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与全球性的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交织在一起，成为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严峻挑战。

20世纪后期：复合污染与生态破坏

回顾20世纪后期以来的环境问题，首先令人想起的当然是那些曾经让举世震惊的污染事件。诸如日本的“四大公害”，印度的博帕尔事件，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其中日本熊本县水俣地区的4万居民中，先后有1万多人不同程度地患上“水俣病”，其中大部分为渔民。博帕尔事件造成2万多人死亡，数十万人受害，许多人终身残疾，并因后期处理的懈怠而导致危害延续至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导致15年内有6万～8万人死亡， 13.4万人遭受辐射，长期忍受疾病折磨，其环境影响预计将维持数百年。此外，原民主德国、捷克和波兰接壤地区的工业污染也造成了大范围的生命和健康损害。而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的工业化造成的污染蔓延，更导致了被称为“癌症村”的疾病高发村庄在海河、淮河流域的涌现，以及许多地区“铅中毒”、“镉污染”事件的发生。在印度，近年又出现了因煤炭发电伴随的铀废料污染导致数百名儿童大脑严重受损的事件。

在上述表现为“事件”的污染后果的背后，是高度化学化、电子化、“硬化”的人工环境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日常性侵害，以及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破坏。综合一些国际组织的报告，可以将这种侵害和破坏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量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物质和化学物质源源不断地排放到天空、水系、土壤，污染着食物和水源，也危及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地球上的所有物种。在危机和损害的名单上，以下事项尤其值得注意：

——据联合国环境署2012年发布的《全球化学品展望》（Global Chemicals Outlook）报告，目前全球市场的人工化学品已超过14万种，而有毒的工业和农业化学品是世界人口五大死亡原因之一，每年造成100多万个死亡案例；农药年产量已达600多万吨，品种超过1000种，大量的和不适当的喷洒每年造成400多万人中毒，30万人死亡（中国分别占到其中的1/4和1/3。李国霖，2011），其长期滥用还使大量的益虫、昆虫连同害虫—道被杀死；化学品的滥用则使全球出现了169个沿海“死亡地带”（联合国环境署，2012）。

——空气污染造成全球每年有134万人提前结束生命。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全世界因城市空气污染过早死亡人数超过75万人，其中亚洲即达53万人。从北美的五大湖、北欧，到中国的重庆、云贵、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大气污染及其造成的酸雨成为严重的公害。

——大量的电子电器制品对人类的心智、行为方式和生理功能造成严重影响，全球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达数千万吨，而发达国家的大量电子垃圾被运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处理，严重地污染了当地的环境。

第二，过度的城市化和城市膨胀造成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一道恶化，在深度改变着自然的同时也深度地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首先，它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降低了人对自然的感应能力，也破坏了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大量的农田消失、土地硬化、湿地萎缩，代之以钢铁、水泥、塑料、玻璃等堆积而成的建筑物、道路、停车场和广场，导致自然循环中断，阻碍了土壤对日光的吸收和水分的蒸发，造成明显的“热岛效应”和“雨岛效应”。而人为加剧的气象灾害与能源消耗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城市的巨大化使人类失去了对城市的控制，并在城市中逐渐丧失自己。大量的人口聚集和生产、消费的高度集中，伴随着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量的急剧增加，远远超出了城市环境的净化能力，造成空气、水系、土壤的严重污染和“垃圾围城”。与此同时，失控了的人口聚集造成了沉重的就业压力、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和贫民窟的出现，“城市社区”出现社会意义的沙漠化，家庭和邻里关系松散，变成陌生的“无缘社会”，而许多人只能独自面对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带来的种种压力，导致许多心理和精神疾病，也加剧了伦理道德的弱化和街头犯罪、吸毒等社会问题。如同北京的“蚁族”、“鼠族”的出现所再次证明的那样，这是一种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对大量人口的奴役状态”。总之，复合性的生态—环境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和精神—心理危机，意味着工业化改变的人类居住形态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促使我们反思：什么样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才是健康的，才是合乎人性和自然的？

第三，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现代经济体系，使得人类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大大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对生态系统的扰动力度和强度增加，对环绕其自身的岩石圈、土壤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的冲击都超过了过去所有时代的合计（McNeill,2011），导致全球性的生态破坏、生态破碎化和荒漠化，进而影响全球气候。

——大量的森林砍伐、农地开垦和土地破碎，降低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自农耕开始以来的1万年中，消失的森林面积的四分之三发生在近两百年之内（迈格特，2006），从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原始森林面积从5600万平方公里减少到2800万平方公里，1950年之后的30年中开垦的土地超过了1700—1850年开垦的总和。1960—2000年，全球丧失了大约550万平方公里的热带森林，而在2000—2010年每年仍有1300万公顷森林遭到砍伐。与此相关，过去两百年中人类造成的物种灭绝速度较历史上物种自然灭绝的速度快了1000倍，目前大约10%～30%的哺乳类动物、鸟类及两栖高等动物正面临灭绝的危险，40%的珊瑚礁已经消失或退化，35%的红树林已经消失；仅在1970—1995年，地球生物指数就下降了32%（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委员会, 2005；联合国环境署，2012b）。而中国的表现更加严重：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沿海湿地面积减少了57%，红树林面积减少了73%，珊瑚礁减少了80%。

——每年200亿吨规模的矿产资源开采，导致了诸多种类的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采的矿山资源每年达40亿吨，而中国在2011年开采的铁矿石和煤炭两项就接近50亿吨，大规模的开采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大量的化石能源燃烧则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据麦可尼尔推算，人类在20世纪消耗的能源比此前的1万年中的总消耗量还要高出三分之一（McNeill,2011:10）。受此影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1750年的280ppm上升到2010年的389ppm，目前的数值高于工业化之前100万年（200～300ppm）的所有时期，而其中增幅的60%以上是在最近半个世纪。2011年，全球碳排放量升至335亿吨（其中，中、美两国占—半），比10年前增加了30%，这种增长势头超出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设想的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比20世纪末上升4度以上的最坏状况。

——在总体性反思和根本性调整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全球生态赤字加速度扩大。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到2008年，全球生态足迹已经达到182亿公顷，是全球生物承载力的1.5倍。按目前的趋势，到2030年，即便有两个地球，也难以满足人类的资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WWF,2012）。在现行体系下，不仅美国代表的极端奢侈的生活方式不可持续，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也都表现出不可持续性，技术进步和有限的政策转变都没能有效遏制生态足迹的扩张。典型的例子是，荷兰人的生态足迹目前是其国土面积的15倍（麦克迈克尔，2007）；日本2000年直接和间接使用的土地约为3875万公顷，其中国内部分仅占13.3%,2007年所消耗的15.6亿吨自然资源有53%系从国外进口（下田充等，2009；日本环境省，2010）；而中国的“节能减排”同样只是在“单位GDP”方面取得了效果。这种严重透支未来的现象今后仍会持续加重。

参考文献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3卷．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4卷．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艾伦·杜宁著．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日]常松洋．大众消费社会的登场．东京：山川出版社，2010.

[日]常松洋，松本悠子．消费与美国社会——消费大国的社会史．东京：山川出版社，2005.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李宝恒，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东尼·麦克迈克尔．人类浩劫——失衡生态的反噬．王新雨，译．台北：商务印书馆，2007.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科林·麦克伊韦迪，理查德·琼斯．世界人口历史图集．陈海宏，刘文涛，译．上海：东方出版社，1992.

联合国环境署．全球环境展望5.2012, http://www.unep.org/chinese/geo/geo5.asp.

联合国经社事务部人口司．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2011 Revision.http://esa.un.org/unpd/wup/CD-ROM/Urban-Rural-Population.htm.

李国霖．农药残留 食品安全第一威胁．证券市场周刊，2011-03-28.

李通屏．中国消费制度变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迈格特．世界森林继续缩减．李康民，译．生态经济，2006（9）.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委员会．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 http://www.millenniumassessment.org/zh/index.aspx.

日本环境省．平成22年度環境白書．2010.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文版2版．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田中紀夫．エネルギー環境史Ⅱ.ERC,2001.

王守谦．煤烟与英美早期工业化．能源，2012（4）.

王晓峰．蒸汽机．三联生活周刊，2006（47）.

下田充，等．東アジアの環境負荷の相互依存//森晶寿．東アジアの経済発展と環境政策．ミネルヴァ書房，2009.

Clive Ponting.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s.Penguin,1991．綠の世界史．石弘之，京都大学環境史研究會訳，朝日新聞社，2000.

McNeill J R.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World.WW Norton&Company,2001.20世紀環境史．海津正倫，溝口常俊監訳．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1.

WWF.Living Planet Report 2012.www.panda.org/livingpl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