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爆炸与城市膨胀

工业化的直接后果是快速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到20世纪后期，这两种现象开始表现为“人口爆炸”和大城市的无止境膨胀，目前似乎都处于失控状态，从而对这个星球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构成了沉重压力。

人口：从缓慢增长到“爆炸”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人类的繁衍深受自然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约束而增加缓慢，直到19世纪初（1804年或1825年）才达到10亿人口，从出现古人类算起经过了300多万年。但工业革命以后，由于粮食产量的增加、卫生状况的改善、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导致人口的出生率上升、自然死亡率下降，人口增长大大加速：全球总人口1927年突破20亿，1960年突破30亿、1974年突破40亿、1987年突破50亿、1999年突破了60亿，到2011年则达到70亿。

人口的加速度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加大，欧美的一些人口学家和生态学家发出了“人口爆炸”的警告，主要指第三世界的人口失控加剧了地球的资源环境压力，而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控制，更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将最终带来巨大灾难。但在实际上，“人口爆炸”首先是从欧洲开始的，这肇始于工业革命。

欧洲人口增长的加速从工业革命前的“原工业化”时代已经开始，如英国从1600年的400万增加到1800年的900万；法国则在18世纪从1700万增加到2600万。但更迅速的增加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从1815年到191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加3倍；德国从2500万上升到7000万；法国和俄国也分别在1870年和1914年之前的50多年间增加了1倍多（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1987:84,108）。尽管此间经历了爱尔兰和俄国的饥荒，以及向海外的大量移民（在“一战”之前的100多年间多达5000万人），但欧洲人口仍然从工业革命前的1.4亿增加到1914年的4.6亿（斯塔夫里阿诺斯，2006:496）。而1800年只有500万人的美国，到1914年增加到1亿。另据统计，1750—1950年，包括俄国（苏联）在内的欧洲、北美以及日本的人口总计增加了4倍（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127）。与此相对，欧洲控制下的亚洲、非洲的人口则增长缓慢，只有较多地接受了欧洲移民、也更早实现了独立的拉丁美洲显得例外，从大约1700万增加到1900年的7000万左右（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1988:259）。考虑欧洲人对南美的生物学入侵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损失，这可以说是恢复性增长。

进入20世纪后期，欧洲人口的数量继续增加，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规模仍然较战前增加了1亿多人，到90年代才开始下降。但更剧烈的增加发生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从增加的速度到总量，它们的确开启了人类种群“大爆炸”的历程。

亚洲人口一直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其增长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人口规模。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期和后期，亚洲人口分别增加了25%、50%和165%。其中，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爆炸性增长，虽然其间发生了大饥荒，并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但在后期的50年间仍然增加了130%。而在南亚次大陆，原先作为一个整体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人口在20世纪合计增加了3.7倍，其总人口在20世纪之初相当于中国的59%,2000年则超过了中国，2011年多达15.7亿人。

在非洲，由于近400年的奴隶贸易的影响（被劫掠的青壮男女达到4800万人），人口一直增长缓慢，甚至有所下降，而在1850—2000年的三个50年间，人口增速分别为26%、92%和253%，目前已经超过10亿。在上述期间，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速分别为91%、165%和212%，其中墨西哥的人口在20世纪从1350万增加到1亿，而巴西则从1800万增加到1.74亿，分别增加了6.4倍和8.7倍。

如果说世界人口的增长在19世纪主要由欧洲拉动，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则主要由第三世界国家拉动。世界总人口在这三个时段分别增长37%、57%和142%。在20世纪，亚洲翻了近两番，非洲增加5.8倍，拉丁美洲则增加7.3倍。到2011年，全球人口突破70亿，其中亚洲达40亿。20世纪后期，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速接近2%，尽管许多国家实施了人口限制政策，导致90年代以来出生率下降，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的惯性效应，在未来的数十年间，全球人口仍会持续增长，据联合国2011年预测，2050年将达到93亿，其中亚洲将超过51亿，非洲将达到22亿（联合国经社事务部人口司，2011）。

城市化和城市的膨胀

工业化不仅导致了人口的爆炸，还以其巨大的人口聚集效应，使人口向城市集中，引起了更为剧烈的城市化和城市的膨胀。

在漫长的自然经济时代，人类的绝大部分成员居住在乡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直到1800年，全球的城镇居民大约只占总人口的2.5%；中国和欧洲的城市人口比例虽然较高，但仍然有9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而英国和荷兰的城市化率也不过20%（Potting,2000:118）。

随着工业化的扩张，人类历史也揭开了人口大量涌向城市的序幕。在英国那些率先建立了大量工厂的地区，乡村人口不断涌进，逐渐形成以工业为主的新型城市和城市群。托克维尔曾经描述他在1835年英国旅行期间看到的景象：利兹、锡菲尔、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这些紧张忙碌的大城市相聚密迩，连成一片，成为英国工业的灵魂。而拥有数百家工厂、“近乎地狱”的曼彻斯特从1760年的1.7万人增加到1830年的18万人（布罗代尔, 1992:654）。1851年，英国的城市化程度达到40%，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减少，而人口超过5万人的城市从100年前的伦敦1座增加到29座。到1900年，英国人口的四分之三居住在城市，其中五分之一在伦敦；城市人口总量则从1800年的大约200万人增加到3000万人（Potting,2000:118～120）。

类似的情况随后也发生在欧洲大陆和美国。欧洲的总人口在19世纪增加了1.1倍，城市人口则增加了5倍。德国人口10万左右的城市在1840年只有两座，1910年则达到48座。在1800年，美国人口的94%居住在乡村，到1830年，也只有23个人口超过1万的镇和2个人口超过15万的城市，但随着欧洲移民的增加和工业城市的扩张，城市人口每十年就翻一番，其城市人口的比例从1860年的20%增加到1920年的51%,1950年则达到64%。受到欧美城市化的拉动，全球城市化率1900年达到10%（其中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二集中于欧洲和北美。Potting,2000:119～121）,1950年则达到29.4%，其中工业化国家达到54.5%，欠发达国家为17.6%。在20世纪前期，世界人口增加了57%，城市人口则增加了3.6倍，其绝对数量达到7.46亿，其中的60%居住在工业化国家（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2011）。

进入20世纪后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起步，世界范围的城市化速度更加惊人。2000年，全球城市化率达到46.7%，其中发达国家为74.1%，发展中国家为40.1%；其间世界人口增加了142%，而城市人口则增加了283%，其中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增加1倍，欠发达国家增加了551%（总量从3亿增加到近20亿）。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城市又增加了7.7亿人，城市化率达52.1%；其中新增人口的90%在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率达46.5%（城市人口数量达26.7亿。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2011）。而中国大陆2011年的城镇人口接近7亿，比重达51.3%，农村人口成了相对少数。据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亚洲到2020年、非洲到2035年将会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全球城市人口将在2011—2050年增长26亿人，超过其间全球新增人口的数量，届时将占到世界总人口的67%（在欠发达地区将达64%），达到2002年世界人口的总数；而新增城市人口的86%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其中亚洲从19亿人增至33亿人，非洲也将从4亿人增至12亿人（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2011）。

与城市化并行的另一个现象是城市本身的膨胀和超大城市的出现。在前工业化时代，城市的规模主要取决于周围地区所能提供的粮食数量，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均分布于大河流域，而就业机会的稀少、医疗卫生条件的低劣及其导致的城市人口的高死亡率，以及交通条件的不便总是会限制城市的膨胀。当时的城市主要是一些不同层次的宗教、政治—行政中心和贸易据点，通常只有数千人到数万人，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非常少见。罗马鼎盛时期的人口不过40万人，盛唐的长安和北宋的汴梁虽然都号称百万，但其实包括了大量驻军。1700年，人口超过50万人的城市只有北京、江户（东京）、伊斯坦布尔、巴黎和伦敦（McNeill,2011:222），全部为政治中心。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直到1800年，西方世界还没有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最大的伦敦不过95.93万人，巴黎的规模则只比一个世纪之前稍大一些。日本的江户（东京）可能达到百万，中国的北京和广州大概有80万居民（芒福德，2005:542; Potting,2000:118）。

工业化使得大量人口向一些中心城市集中，而19世纪开始的交通巨变，使得城市迅速扩展，不断地将周围的农田和村庄变成城市的一部分。交通领域的决定性变化是铁道、有轨电车，再后来是地铁系统的出现，这些变化首先发生在英国。伦敦的铁路线在19世纪40年代之后逐渐延伸，促进了近郊大规模住宅区的建设，而1863年地下铁的开通和随后的联网发展出大量运输系统，更导致了这座城市的不断膨胀：1809年突破100万人， 1850年突破200万人，1900年达到450万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到1900年，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达到11个，包括纽约、费城、芝加哥、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莫斯科、圣彼得堡、东京和加尔各答。30年后，由于资本和金融的集中，并有了使城市延伸的机械装置，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有了27个，最大的是纽约（芒福德，2005:542）。

进入20世纪，汽车的逐渐普及使城市进一步扩张。北美在20年代，欧洲和日本相继在50和60年代实现了汽车的普及，连同进一步扩展的公共交通体系，促进了城市的进一步膨胀，郊外的菜园、果园、草地和村庄迅速变成住宅区、商业设施和道路，形成无计划的投资性开发。而郊外住宅区的扩张，造成了与工作分离的仅供居住的卫星城镇的出现，导致纽约、伦敦、东京等人口达1000万规模的巨型城市（megalopolis）出现。而相邻城市的同样扩张，使得众多的城市连成一体，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由多个城市及其卫星城或郊区构成的城市带或城市连绵区，以致很难说一个大都会到何处为止，另一个大都会又从何处开始。这样的城市连绵区在美国有东部的自新罕布尔州到弗吉尼亚北部的一大片地区（包括波士顿、普罗维登斯、纽黑文、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华盛顿），西部的自密尔沃基—芝加哥—南本德，以及从旧金山一直延伸到洛杉矶和圣迭戈，在日本则有东京—横滨和大阪—京都—神户。

发生在欧美世界的这种现象，自20世纪中期开始向第三世界蔓延。由于第三世界城市的聚集—垄断现象更加明显，城乡差距更大，因此第三世界城市对各自国家人民的吸引力也更大，其膨胀也更加快速。到70年代，墨西哥城、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加尔各答、孟买、雅加达、菲律宾以及汉城都成长为巨型城市。其中墨西哥城从1940年的180万人，增加到1960年520万、1980年1400万和20世纪末年的2000万（McNeill,2011:59），从而聚集了该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化限制的解除，则带来了城市化的新高峰：201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125个，其中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50个，而北京和上海两地在此前的十年间都增加了600多万人，人口总数均接近或超过了2000万。到2011年，全世界有450多个城市超过100万人（1990年为270个）,63个城市超过500万，23个城市超过1000万。全世界36亿城市居民中，40%住在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10%的人口居住在超大城市（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