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评述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经济发展迅速，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很快，成为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吸纳高素质就业人口、创造高附加值、促进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点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经济结构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已成为许多大都市的主导产业部门，成为大多数城市最具活力、增长最快的部门（Harrington, 1995）。针对这一凸显的经济发展现象，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研究。

1．国外研究进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由于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在1960—1990年间快速发展，因此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研究文献也最多，研究范围最为广泛。国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发展的作用等几个方面。

1.1 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

格鲁伯和沃克（Herbert G.Grubel, Michael A. Walker,1989），根据不同的服务需求和产出，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和公共性服务三种类型。通过对OECD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及其作用的分析，得出这些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本国名义GDP的28%～33%，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业的最大组成部分。Harrington（1995）通过国际对比的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提高就业与国民收入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是工业替代和实现工业化社会向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转型关键。W. J. Coffey和A. S. Bailly（1991）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和区位间关系以及弹性生产方式（FMS，也称柔性制造系统）的兴起。他们认为，在商品生产和服务业部门生产中弹性生产方式的兴起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活动的增长。Coffey（2000）经研究后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二战”后发达国家就业增长最为迅速的部门，其创造就业的能力最强，就其促进经济的转变和适应性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在投资、创新和技术转变等方面扮演了战略性的作用。Verspagen（2005）认为，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这一事实，有力地证实了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有关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观点。Dremian（1992）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提供专业化的高效服务给当地企业，促进关联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同时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服务对象也不断扩大，从而为本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收益。Daniels（1993）研究了多个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就业、组织和空间布局，指出不均衡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地方经济重构中的功效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地方服务业、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等方面的重要影响。Antonelli（1998）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业、通信服务业以及商务服务业正日益成为发展最快的领域，特别是通信服务业以及商务服务业对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发展极为重要，并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促进作用。Aslesen和Isaksen（2007）对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作用的、相互影响的。例如，高新技术产业可以显著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又会引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更高需求，从而带动高新技术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改造升级。Lundquist和Olander（2008）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领域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通过对瑞典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的实证分析，得出生产性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近10年来大幅提高，上升趋势非常明显，在未来经济中，应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1.2 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关系研究

富克斯（V. R. Fuchs, 1968）研究了美国1947—1958年间的投入产出表，发现其间各主要服务行业作为对农业和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占全部产值的百分比都提高了。Riddle（1986）对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美国的私人部门经济中服务、高科技与信息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的发展，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起核心作用。格鲁伯和沃克（1989）对加拿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后，就这种核心作用的原因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是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部门的飞轮，在生产过程中，它们为劳动与物质资本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并改进了商品与其他服务的质量。其他学者对一些国家的制造业中中间投入的生产服务运用效率也进行了考察。Hayes和Erickson（1982）则发现，在最具有信息经济特征的美国，制造业公司购买的信息服务量和其利润净增加量有显著的正相关。Bessant（1995）运用超越对数函数和不变替代弹性函数（CES函数）代替柯布-道格拉斯函数（C-D函数）扩展了Hayes和Erickson的分析，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他们的结论。Eswaran和Kotwal（2002）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提高加工制造业的分工水平、延长和提升其产业链和价值链、降低其运行成本的功能，从而有助于加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Andersson（2004）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对服务业与加工制造业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服务业促进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效果要明显优于加工制造业对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提升与发展。Guerrieri和Meliciani（2005）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对加工制造业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拉动作用，是提高经济效率和加快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现代农业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Kenneth Reiner（1998）认为作为直接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对现代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有重要影响。Muller和Zenker（2001）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不仅与加工制造业和现代农业有融合趋势，而且与高新技术及知识相融合的发展趋势也正在加快，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高级化。

1.3 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与集聚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本身的行业特点较为复杂，因此其区位选择受众多因素影响，尤其是某些生产性服务行业的不可存储性、不可运输性以及网络规模效应等特点，使得它们普遍集中在大都市。Daniels（1985）指出，随着电子通信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以往显著的面对面联系方式现在已经较少采用，但受其他许多因素（如雇员的职业素质）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办公场所依然集聚在大城市的中心商务区。Beyers（1996）的研究发现，1985年美国的90%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集中在大都市区，占总就业的38%。而除了银行以外，生产性服务业在非大都市区的区位商均低于1.0。Coffey（2000）认为，在区域、国家、国际尺度下，生产性服务业都倾向于在大都市区布局，而非大都市区、甚至较小的大都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则处于相对的劣势。Wemerheim和Sharpe（2001）研究了加拿大的服务业集聚之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产业的空间分布和产业集聚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Meyer（2007）以加拿大金融保险及房地产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对生产性服务业在市际和市内的空间集聚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产业专业化程度高的区域拥有高层次的劳动力资本、种类齐全的服务业及相对年轻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的城市最有可能成为经济高速增长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对此，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和解释，认为生产服务业主要分布在大城市或都市圈的格局是由其必须接近客户的性质所决定。Stein（2002）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可以提升企业的绩效和核心竞争力，相似的社会文化和共同的认同及归属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诱因。Vemon和Hoover（1968）的研究表明，交通运输状况、劳动力供求、租赁市场的完善程度等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有显著影响。概括起来，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布局的三个重要因素是：外部资源的可满足性、需求顾客的区位分布及行业企业的运行环境。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生产性服务业生产及消费过程导致其产生极强的集聚效应，但也呈现出向大都市周边城镇扩散的趋势。

同时生产服务业布局郊区化扩散的趋势也引起了学者对布局理论的思考。Gil1espie和Green（1987）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逆大都市化趋势。Storper（1989）认为，生产服务业的地域扩散是建立在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基础上的，一个产品要经历导入、成长、成熟、饱和和衰退等阶段，而同时这也很可能是一个产业的生命历程。尽管生产服务业仍继续在原有区域内进行扩展，但很快会按照标准化的生产周期过程去寻求低成本的布局。Scott（1993）在产品生命周期构成模型分析框架下做出的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服务业从城市中心区域向城市边缘区域扩散的现象是源于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弹性生产方式的出现：企业间的水平一体化逐渐取代垂直一体化，网络技术的兴起使得经济发展呈现更加分散的趋势，企业可以在更为广阔的区域网络内分享经济成长的成果。Illeris（1996）认为，家庭服务业和部分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考虑接近客户，由于区域市场可以提供足够的收益，生产性服务业趋于分散化。Gordon和Richardson（1996）通过分析美国洛杉矶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认为劳动力就业因素导致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呈现出分散化和多中心趋势。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化下的许多重要城市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下的重要节点，成为企业总部、金融机构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中地，在全球的要素流动中起支配作用，向国内外其他地区输出服务产品，从而推动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1.4 生产性服务业与城市（区域）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与城市（区域）发展的关系也是国外众多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大多学者认为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会促进大都市区及边缘区总就业的实质增长和比例提高，带动城市发展，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载体，城市服务业又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有效动力。服务业活动和机构的扩充增加了区域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和完全性，这些服务业常常在区外有客户，通过比较优势进行的服务贸易为本区域带来了较高的输入性收入。而对于其他地方的被服务机构而言，生产性服务是重要的竞争优势来源，其增加了这些机构的竞争力并提供了间接的出口收入。

Harrington（1989）对美国制造业衰落区域的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的区域就业、收入和税收的增长有直接和非直接的贡献，且对提高区域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有贡献。Hansen（1990）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美国教育、生产性服务业密度和大都市区人口规模对大都市区人均收入的效应。结果表明，在日益增加的信息导向的经济中，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增长实际上扩大了行业内外的劳动分工和生产率。另外，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或外销也加速了区域的发展，其起到了催化剂和枢扭的作用。萨森（Sassen, 2001）考察了世界典型服务都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分布状况，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分布变动状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城市服务功能定位的演化。Coffey和Shearmur（2002）研究了加拿大蒙特利尔都市圈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发现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细分产业在市区形成空间集聚，构成了城市CBD专门化与综合功能区模式，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升。Demdder和Taylor（2005）对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扩张在全球城市中的分布进行了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高级化促使全球城市构成网络形式，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世界城市网络关系提供依据。

2．国内研究进展

中国特定的经济发展路径和指导理念造成了国人长期“重生产（制造），轻服务”的观点，因此，国内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对服务业的关注都相对较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些极具经济活力经济区域的出现，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逐步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各界人士才对服务业加以额外的重视和关注。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本身的定义、分类不统一，加之国外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也尚未普遍传入我国，因此，国内许多研究仅属于起步阶段。以本人参阅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发表时间来看，几乎都是在2005年之后，并且2006年之前的文章多属于评述、综介国外研究成果类的文献，而2007年以来，我国学者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研究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研究领域也相对更为广泛。但相关文献中多是围绕某一个区域某一方面的状况做出的专项研究，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全面论著，目前仅有程大中教授出版的《生产者服务论》。以下将国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文献做一下简要归纳。

2.1 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与评述

甄峰等（2001）在《西方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述评》中对西方近十几年来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评述。李江帆等（2004），钟韵、阎小培（2005）介绍了西方地理学界对生产性服务业作用的若干方面的研究，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布局、快速发展原因以及其对城市与区域整体发展的作用、对地区制造业发展的作用、对地区其他服务业发展的作用以及对城市等级序列重构的作用进行了评述。高春亮（2005）从产业的内在功能和布局两个角度归纳了国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特征及其区位活动进行了综述。唐强荣、康泽永（2010）梳理了国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分别从产业结构、投入产出、外包、绩效和竞争力等角度做了评述。

2.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研究

国内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有关问题研究多是分区域的小范围实证研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是数量最多的。许多实证结果均表明在我国现阶段生产结构中，制造业部门是服务业产出的主要消费者，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的依赖性较强，两者尚未实现整体的有机联系。

李冠霖（2002）利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美、日、英、澳、俄罗斯和中国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和波及效应。其研究表明：随着制造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向制造业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会增加；并认为运输及仓储业、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及商业服务四个行业是以提供生产性服务为主的行业。陈宪等人（2004）以我国1997年投入产出表为依据，经计算发现：在对制造业的中间需求总额中，66%来自制造业内部，仅有14%来自服务业；而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占到整个服务业中间使用的45%。郑吉昌等（2005）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独立出来并快速兴起的原因。顾乃华（2005）认为，在经济转型期，除了应关注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提供中间投入品发挥的对制造业的“外溢生产效应”外，也应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发挥的“外溢改革效应”。高传胜、刘志彪（2005）在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影响时认为，上海的生产性服务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且较好地支撑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集聚与发展。刘重等（2006）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两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辩证关系，其协调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提高经济的运行质量。江静、刘志彪（2010）研究了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需求因素，认为应改变我国现在世界工厂的定位观念，要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应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加强与加工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扩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以有效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孔婷等（2010）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对加工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没有直接的影响，只是通过调节效应来间接实现加工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有效提高，实现“制造业服务化”，从而促进其产业升级。高觉民、李晓慧（2011）将我国2000—2007年间的产业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加工制造业的互动关系，认为应推进整体产业结构战略转型，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建立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环境，促进产业集聚和服务外包，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加工制造业的积极融合与互动。余东华、范思远（2011）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加工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调整就业市场结构是解决近年来“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现象的有效方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2.3 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

在国内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出现较晚，不少研究者是借助于回归估计方程来确定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郑吉昌（2005）通过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分工深化的关系的考察，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改变了服务产品的内容、性质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突出表现是它一方面推动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又是分工经济的“黏合剂”。正因为这一功能，使生产性服务业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牵引力和经济竞争力提高的助推器，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来源。刘重（2006）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改变着以往的服务业生产和经营方式，且正在改变着产业结构。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和制造业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关系，促进了经济增长。姚耀等（2006）以上海市为例，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三种类型的服务业在GDP增长贡献方面上的差异，结果表明与后两者相比，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的GDP增长贡献最大。裴长洪和夏杰长（2006）研究了中国各个地区的服务业发展情况，发现东部地区是国内服务业产值最大的区域，东部地区大部分就业劳动力从事于服务行业。刘书翰、宋明月（2007）通过对山东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传统行业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新兴生产性服务行业。王保伦、路红艳（2007）对生产性服务业内涵和特征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说明了生产性服务业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夏杰长（2008）通过分析中国近几年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发展，说明了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顺应服务业结构变化规律，可以起到促进服务业升级和推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作用。赵成柏（2008）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分析了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发现江苏省的生产性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巨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张亚斌等（2008）利用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它可以通过技术进步与创新、深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产业集群、改善地区投资环境以及与工业、其他服务业的互动共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冯泰文（2009）采用我国制造业28个细分1999—2006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作用和影响，说明了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有效地提升制造业的效率，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冯海华（2011）从产业互动视角出发，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有利于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而且与加工制造业能形成双向互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聚集与加工制造业的服务外包有利于带动各产业协同发展，加快区域经济持续增长。

2.4 其他有关研究

宁越敏（2000）分析了转型时期上海城市生产服务业和办公楼区位的分布特点以及影响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的因素。阎小培等（2003）在对广州1985—1995年间产业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后指出，广州生产性服务业尚处于水平较低的阶段，但广州市的经济结构已经开始转变，其工业优势已在逐渐淡化，其生产性服务业已具备相当明显的区域比较优势并将会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基础。程大中（2006）从投入产出角度对中、英和美三国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在1992—2002年间，英国和美国经济发展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总产出的比重保持在25%～27%，中国在2000年才达到12%左右，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正逐步上升。程大中同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产业分工的深化、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以及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吴敬琏（2006）指出，服务业是现代经济增长来源之一。他认为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是我国建设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只有服务业和加工业的融合，并以服务业为中心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才可以获得高附加价值和高赢利率，这样既避免“卖硬苦力”和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也可以保障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节约。也有部分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具体细分产业进行了空间分布研究。陈秀山、邵晖（2007）利用空间基尼系数、GIS技术对北京市金融业、信息咨询业、计算机服务业三大类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进行研究，认为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选择是由市场规律、政府规划、城市特色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发现北京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空间聚集的阶段，并且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聚集特征。李非、蒋亚杰（2011）通过建立产业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对我国台湾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聚集经济、产业关联程度、人力资本、城市规模及企业总部需求是影响中国台湾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布局的关键因素，同时，产业自身发展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产业也对其有一定影响。张耘等（2010）研究了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辐射作用，认为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定位应是引领全国产业创新，立足国内，辐射亚洲，在环渤海经济圈内，各生产性服务业细分产业应有各自不同的定位。陈大文、黄爱科（2009）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对服务业整体效率提高的影响，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大量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及技术资本等高端生产要素的投入，对服务业本身的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有巨大促进作用。王辉（2010）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拓展其外部功能、提升产业地位，增加农民收入渠道等方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推进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当务之急。黄莉芳等（2011）基于我国1993—2008年间的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及各细分产业的技术效率，认为东部和中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效率存在区域差异，其中各区域的市场化水平、规模经济及专业化水平最为显著，在各细分产业间的影响各具差异。

可以看出，现有的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个特点：首先，国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远领先于国内。国外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研究成果远远多于国内，研究内容比较全面。现有文献涵盖了有关生产性服务业近十个方面，而国内的研究零星出现且多是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这其中原因很可能是我国进入工业社会的时间不长，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并未得到普遍认可和重视；同时经济结构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大，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比较多，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这一新领域的关注。其次，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上，现有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纽约、伦敦、东京等国外大都市及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城市及城市型国家，而对一些区域中心城市的关注程度不够，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这也是本书试图进行深入探讨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