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反共屠杀，发动三大起义

1927年春、夏国民党的反共“清党”，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其实也严重受损并彻底变质。据国民党中央统计，“清党”前党员为38万人，“清党”后只剩20余万人，损失的党员中包括屠杀了原来“跨党”即有双重党籍的大量共产党人，也包括杀害和清除了自己党内的进步分子。

广西军阀白崇禧是上海“清党”的军事指挥，他看到青帮流氓作为反共“清党”骨干的种种暴行，当时就感叹说：“藉清党为名，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榨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怨声载道。上海是舆论的中心，故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这是非常痛心的。”蒋介石拥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也认为“清党”已走样，并感叹说：“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攘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国民党清除内部革命左派时，拉入了许多豪绅军阀，从此变成国内反动势力的代表，共产党领导革命人民只能以武力将其推翻。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际，那些被农民运动戴了高帽子游街、被抄家或“杀猪出谷”的土豪劣绅们，以百倍的疯狂组织反动民团、挨户团，并引进新军阀部队，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达几十万人。此时革命者到了非鱼死即网破，不武装反抗就无法生存的地步，在大半年内就组织了一百多次武装暴动。

从此时起义的地点可看出，中国共产党没有进行过农民运动的北方省份通常难以组织农民暴动，只有搞过农运的陕西还能发动起义并创建根据地。在南方农运影响较大的地区，共产党人振臂一呼，不少群众就发出呐喊——“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土地！”随之，便会出现毛泽东《西江月·秋收起义》诗词中描绘的场景：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在逾百次的暴动（后来常称为起义）中，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三大起义”最为重要，可视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建军的开端。

南昌起义集中了当时共产党人掌握的主要军事力量，又利用国民党新军阀“宁汉之战”的机会发动。1927年7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因长江下游的蒋介石卡住其经济命脉，“分共”的同时也调兵“东征讨蒋”。此时武汉政府内的粤系军阀张发奎不想东征，而是想调动包括叶挺部在内的第四军老部队南下广东向李济深争权。共产党不想参与新军阀混战，却乘机将叶挺等部队集中到九江一带。临时中央常委李立三奉命到九江了解情况，看到革命官兵已积愤待发，同时认为把部队拉到敌军较少的南昌举义较合适。他还看到一件令人兴奋的事，那就是贺龙也愿意带领第二十军8000多人参加起义。得到李立三的报告后，7月2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开会，决定派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前往南昌，全权组织这次起义。

周恩来此时成为党内组织暴动的众望所归，因为他是中国军队中革命政治工作的开创者，又是党内最早的军事部长和早期建军的组织者。

过去的滇军名将，此时还未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朱德，事先被党派到云南军阀控制的江西。他虽只担任没有兵权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一职，却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掌握了部分警力，对接应叶挺等部队进驻发挥了很大作用。

南昌起义前，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和共产国际对是否举事都产生过犹豫摇摆，原因是力量太小。加伦的估算是，到南昌真正靠得住的暴动队伍，只有叶挺独立团扩编成的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的五个团8000余人。在共产党人处于急难之际，贺龙率领他的第二十军接受党的领导，又使起义兵力增加了一倍。

贺龙这位出身山林的英雄，此时站到共产党一边并非偶然。他出身贫苦，以“两把菜刀”揭竿而起，率领反官府的百姓占领盐局起家，以后逐步发展力量，北伐中以战功卓著得到一个军的番号，同时接受了革命新思想。1927年6月间，贺龙向周恩来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决心跟共产党走，决心与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此时，国民党内的蒋、汪两派都在拉拢他，许以高官，贺龙却抛弃富贵而选择艰难危险的革命之路。

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对贺龙也表现出高度信任，南昌起义时任命他为军事上的总指挥。起义军南下到达江西瑞金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周逸群、谭平山做介绍人，贺龙在党旗下庄严地举手宣誓。在后来几十年奋斗中，贺龙这位开国元帅又建立了不朽的战功，说明他在南昌起义前的选择正出于救国救民的追求。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在参谋团长刘伯承的协助下，指挥叶挺、贺龙部队在南昌及周围起义，仅五个小时即占领全城，解除了滇军五个团的武装。以蔡廷锴为师长的第十师在叶挺力争下，一度附和了起义，这样使起义部队共达五个师两万多人，而且都是原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打出威名的正规军。

南昌起义向全国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反共屠杀吓倒，在白色恐怖中提振了全国革命者的斗志。不过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起义军的要求，是南下广州占领海口，接受苏联援助武器以扩充部队，再进行新的北伐打败国民党新军阀。这还是照搬苏俄模式，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体现，不合乎中国的国情。

南昌起义后，共产党人独立建军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仍是起义部队还沿用旧军阀部队的雇佣传统。基层军官、士兵大多是由高于社会一般人的薪饷雇佣来的，对“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并不很清楚。共产党领导的叶挺部队的军官大多数由党派去，但募兵、管理、教育等许多制度仍没有冲破旧式军队的规范。该部过去从不克扣军饷，士兵感觉远比其他部队好，不过遇到危急发不出饷或面临生死存亡考验时，也有不少人会逃跑、开小差。

当时周恩来、李立三等领导人只有29岁，还是青年革命家，对如何建军还缺乏经验，只能在挫折中摸索经验。南昌起义部队刚离城南下几天，蔡廷锴为师长的第十师即叛逃，并驱逐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以后发展成为国民党军中著名的第十九路军。这一叛逃事件让起义领导人痛心不已，大家都抱怨，事先没有撤换这个师的领导，没有改造部队。随后部队在酷暑中南下，既无法发饷，士兵和当地老百姓又不了解起义与自身的关系，结果出现了党内报告中所述的情况——“兵士全不明此次起义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数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几乎完全丢尽。”

政治部门并非没有做宣传，所讲的“革命”却只是空洞地讲打倒新军阀，据当时军中一些政工人员所说的如同“卖狗皮膏药”，这同士兵眼前的利益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想，到哪支军队中不是当兵吃粮呢？

两万人的南昌起义部队，到达广东潮汕时只剩1.1万人，又采取同强敌硬打硬拼的办法，结果经历了汤坑、三河坝两战，大部分人伤亡和被打散。作为叶挺独立团老底子的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战斗失利后，由朱德、陈毅率领辗转奔向湘南，2500人的队伍在行军中不断有人开小差，拉到粤北时只剩800人。幸亏朱德、陈毅对剩下的队伍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改造，又上了井冈山。这个团便成为红四军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八团，后来在人民军队中以“铁军”传人著称。

南昌起义后一周，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全党展开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暴动。根据会议精神，毛泽东返回湖南，9月9日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分别由成分为工、农、兵的三个团组成，即安源矿工、萍乡浏阳的农军以及叶挺部队的分支国府警卫团。这支5000余人的起义部队，一半以上是没有受过训练又缺少枪支的矿工和农民，却接受了攻打长沙的任务。面对4万余国民党正规军的环绕攻击下，起义部队很快损失大部，主要剩下国府警卫团的主力向南撤退。在向罗霄山区转移的途中，又出现了南昌起义部队同样的问题。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对此曾回顾说：

它不得不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很多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页）

秋收起义剩余1700人的部队从文家市出发，经十天行军到达井冈山下，所剩仅700多人。此时起义部队还沿用旧式雇佣军队的制度，“官靠薪，兵靠饷”，薪饷不济，很多人就会溃散和逃走。

面对这种无情的现实，中共党内有些领导人一时找不出摆脱雇佣军队旧习惯的方式，甚至想用高于国民党军的薪水来吸引人参加红军。

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组织广州起义，第一次正式打出了“红军”旗号。为了迅速扩军，广州苏维埃政府对士兵所宣布的政纲是“组织工农红军，改良士兵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此时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月饷不到十元大洋，广州起义的纲领是想以更高的薪金吸引士兵来参加红军。

广州起义因一度夺取了这座中国南部最大城市，一时震动了世界。此刻正值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会场上宣布这一消息时，斯大林和大会全体代表马上站起来长时间地鼓掌欢呼：“世界革命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然而事实却迅速证明，在中国走俄国那种通过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参加广州起义的正规部队只有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不足2000人，近万名工人赤卫队临时组织起来却大都不会开枪。国民党军五个师反扑过来后，第二天晚上剩余的部队1200人只好撤出城，奔向穷困的海陆丰山乡，到目的地后只给每人勉强发了一块银元当零用钱。由于根本没有每月“二十元现洋”来募兵，愿意投奔“招军旗”的“吃粮人”也不肯在这样艰险环境中受雇，部队主要靠原来的有革命觉悟的老骨干打仗，因没有补给，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二三百人，不得不放弃海陆丰转移到其他地区。事实证明，靠雇佣兵建立革命军队根本行不通。

当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部队处于存亡危急之际，毛泽东率先找到了新的建军方式，那就是到农村去发动土地革命，依靠贫苦农民，建立一支不发饷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