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所居颇陋,人甚诚朴
A君:唐圭璋在《自传及著作简述》中说:“我家世居南京,老家住秦淮河区大石坝街。”据相关资料可知,唐圭璋出身孤苦而志于学,从小养成苦读的习惯。唐圭璋的身世与吴世昌颇相似。吴世昌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唐圭璋七岁丧父,十一岁丧母。吴世昌当过学徒,唐圭璋不愿当学徒。就家学与师承看,有何因素促进唐圭璋的成长?
B君:就当时的家庭环境看,唐圭璋应当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古香是一位私塾教师。唐圭璋六岁启蒙,即入读其父的私塾。在家中,唐圭璋排行第五。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或谓,取名圭璋,乃有了瓦窑,定出圭璋之意(唐棣棣、卢德宏《词学大师唐圭璋——记爸爸的一生》)。而就家庭以外的其他物事看,取名圭璋,应与《诗经》之“颙颙邛邛,如圭如璋”(《诗经·大雅·卷阿》)有所关联,即谓其有如珍贵玉器,必为世所倚重。这当也是唐圭璋不断进取的一种动力。
一 词学天地,独领风骚
A君:唐圭璋幼年寄居舅父家,靠姐姐做针线活、摆小摊子维持生计。自己有时也帮着做卖花生、香烟的小贩以糊口。舅父有家小杂货店,想让唐圭璋跟着学徒做生意,圭璋不肯,幼小的心灵已萌生一个念头:长大后教书育人,走父亲的道路。当其时,其艰难情状可想而知。不过,在学业上却步步高升,不居人后。1912年,十二岁,私塾结业,入读南京市立奇望街小学。1915年,十五岁,以全市小学会考第一名入读南京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自小学到中学,都得到校长的关顾。在《自传及著作简述》中,唐圭璋写道:“(奇望街小学)校长陈荣之先生爱护我如子侄,一切费用都由他资助,并鼓励我用功苦读。在他的鼓励下,我从早到晚不离书本。”而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仇采,对其尤加赏识与鼓励。和许多老前辈一样,唐圭璋出身贫穷,但因得到师长的栽培,学业上取得了非凡成就。今天看来,真有点不可思议。
B君:作为诗的国度,也是礼仪之邦,尊师重道,自古而然。或者说,这就是传统读书人的本性。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道和父道,向来就被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唐圭璋“少无父母,中年丧偶,晚年丧女”,回顾以往,曾慨叹“一生忧患,独我何多”!但其念念不忘者,仍有令其终生铭记在心的三位恩师——陈荣之、仇采及吴梅。1982年5月,唐圭璋口述《雪深一尺忆师门》一文,即曾寄予深切的怀念。三位恩师,仇采及吴梅词史留名,陈荣之则不见经传。而在唐圭璋看来,三位恩师却一样恩重如山。终其一生,亦以三位恩师为榜样对待受业弟子和后生晚辈。
A君:由于有两位校长的栽培,唐圭璋的学业得到全面发展。虽曾偏好中国古典文学,但对于自然科学及英语,亦能兼顾。1920年,二十岁,师范毕业,留校任附属小学教师,并赴六合西门平民小学任教。1922年夏,二十二岁,考入东吴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国文系。越明年,吴梅应邀从北京大学到东南大学执教。吴梅诗、文、词、曲俱工,所开设的课程有《词学通论》《词选》《专家词》《南北词简谱》《曲学通论》及《曲选》。吴梅授课,形式多样,不拘一格。课堂上,吹(笛子)、唱(昆曲)、填(歌词)、作(曲子),无一不精(唐棣棣、卢德宏《词学大师唐圭璋——记爸爸的一生》)。学生有赵万里、任讷(中敏)、唐圭璋、王季思、常任侠、卢前、钱南扬、徐震鄂、万云骏以及程千帆、沈祖棻夫妇。诸生各承继吴梅学术的一部分。其中,最为出色的是任中敏、唐圭璋和卢前,人称吴门三杰。唐圭璋之钟情于词,不知有无特别的机缘?
B君:吴梅,清末秀才。以曲学名高一世,兼擅词学。龙榆生称其“专究南北曲,制谱、填词、按拍,一身兼擅,晚近无第二人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在20世纪词学传人中,与王国维齐名,同属于第二代。除第一代传人朱祖谋以外,吴梅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三岁丧父,十岁丧母,寄养于叔祖门下。孤儿身世相同,故对唐圭璋尤其钟爱体恤。而钟情于词,应当也是一种双向的选择。三杰中,任、卢二位专攻曲学,唐专攻词学。据唐圭璋回忆:“吴先生初开《词学通论》课,讲授词韵、平仄、音律、作法及历代词家概况,使我初步了解到有关词的各方面知识,引起我对词的爱好。接着吴先生开《词选》课,选历代名著,阐述详尽,更使我在词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吴先生又开了两年《两宋专家词》课,对专家进一步做了深入的研究,这就使我决心踏上治词的路径。”(《我学词的经历》)唐圭璋全部选修吴梅所授课程,将其作为奋斗目标,吴梅对之亦严谨教督,不仅指导作词唱曲,而且引导校勘辑佚。其时,唐圭璋着手汇辑《纳兰容若词》,并为朱祖谋所编《宋词三百首》作笺注,开始其治词生涯,吴梅则不断加以鼓励和推进。唐圭璋说:“我编《全宋词》《词话丛编》等书,吴梅先生看了极为高兴,都为我做序,期望之殷切,情谊之深厚,我每临风怀想,铭感难忘。”(同上)二人遂结成生死之交。
二 嘤求之勤,彼此同之
A君:“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鹿鸣》)小鹿在郊野吃草,呼唤同伴一起享用;主人家大宴宾客,希望宾客跟我友好,示我周行。上世纪30年代,民国四大词人的崛起也正处于这一状态。
四大词人与世纪同龄。所谓三十而立,四人都在这个时候,步入学界,登上词坛。四大词人之首夏承焘,于1930年由严州中学入职之江大学中文系。龙榆生自1928年起,入职暨南大学国文系,时仍在暨大任教。詹安泰于广东韩山师范任教。而唐圭璋由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亦在南京江苏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及中央军校教授语文及历史。四人背景、出身大致相同,于诗书事业,同处于探索阶段,都在热切地寻求同伴。
1931年秋,唐圭璋三十一岁,其成名之作《宋词三百首笺注》大功告成,并得到导师及诸师友的赞赏,但他和当年于词界渐露头角的夏承焘一样,总是担心自己“学词未久”,“不能专业于此”(《夏承焘致朱祖谋函》),希望与同道分享“共学之乐”(《夏承焘致龙榆生函》)。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多处记述其寻求的情景。而唐圭璋就在这一情况下,结识了夏承焘,并与之缔交。
夏承焘学词日记(1931年6月14日)首次提及唐圭璋,有云:
接任中敏复,自承分自度曲、自制曲为二之非。又谓南京有唐圭璋,约翰大学有蔡正华,北平有许守白、赵斐云,皆于词造诣颇深,嘱暑中同约榆生、瞿安、冀野、唐君等,集吴门或上海。商榷一一。
其时,唐圭璋与夏承焘两人尚无来往。至于“暑中同约”,看来也未曾实行。因此,另有几番提及,夏承焘对于唐圭璋仍然缺乏认识。例如,这年11月3日,夏承焘发吴瞿安(梅)苏州信,论唐兰《白石谱》,并发任中敏(二北)镇江中学书,问唐兰是否即前书所云唐圭璋。至11月7日,日记云:“接任中敏函,颇不满唐兰之考《白石旁谱》。又谓南京唐圭璋君,于予《白石石帚辨》有非议。附来唐君一函,乃论赵万里所辑词者。”此时,夏承焘对于二唐——唐圭璋与唐兰,虽不再混淆,但依旧不清楚其来历。以此之故,于11月22日日记,仍云:
接南京女子中学唐圭璋函,辨予白石石帚说,以随隐漫录、梦窗词外,不见白石有石帚之号,疑为非一人,但亦无证据。唐君由任君中敏介,不悉何许人。
其间,悉与不悉,似乎亦颇费周折。只是,“嘤求之勤,彼此同之”(《夏承焘致龙榆生函》),于有意无意之中,风云际会,各路人马,汇集一起,也就形成现在所说的词学界。你以为,由此所造成的时势,与此后三十年一代宗师的出现,有无一定牵连。
B君:曹丕《典论·论文》开宗明义,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相轻、相重,应当与时势相关。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学风与文风。上世纪30年代词学界的出现,乃至领袖人物的登场,都并非个别行为。就以唐圭璋而言,其以一人之力编纂《全宋词》,而自始至终,都离不了师友的协助。唐圭璋《我学词的经历》有云:“同学赵万里、卢冀野、任中敏和词友龙榆生、赵叔雍、夏瞿禅、王仲闻等不弃浅薄,热诚指教,积极帮助,亲切鼓励,也是可感可敬、不能忘情的。”与曹丕所说的相比较,上世纪30年代应是个值得怀念的年代。建安七子各自擅长一种文体,始得相安无事。四大词人,共建一体。你做年谱,我也做年谱;你做词集考证,我也有意为之。所谓“分工合作”(《龙榆生致夏承焘函》),往往令得“开函欢笑,如接清尘”(《夏承焘致龙榆生函》),彼此间更加增添了敬重之意。就当时的情况看,无论时势造英雄,或者是英雄造时势,这种分工与合作,相信都不可忽略。
A君:1986年5月11日,夏承焘于北京病逝。唐圭璋以《浣溪沙》(瞿禅词宗千古)词及《瞿禅对词学之贡献》一文,表示哀悼。词云:
噩耗惊传怎禁哀。奋飞无翼到燕台。泪珠自落梦桐斋。
海雨天风酬素志,龙川白石出新裁。名扬寰宇仰高才。
文称:
历经半个多世纪,函札往还,过从甚密,共同切磋词学,获益良多。
唐圭璋颂扬夏氏功业,谓一代词宗,名扬寰宇,为世人所敬仰。唐此时亦进入暮年,回思以往,不禁潸然。而最令其不能忘怀的,却仍然是彼此间的切磋之谊。而在此前,唐撰《我学词的经历》,也曾特别提出:“瞿禅自学功深,心仪已久,我辑《全宋词》时,陆游《剑南诗稿》中有《渔歌子》五首,《平阳县志》中有石刻宋词,都是他告诉我的。”
B君:或曰:唐圭璋学问不易及,人品不可及。又闻,汪辟疆(国垣)曾语人曰:圭璋为人太好,乃大好人。其仁厚宅心,世所共知。
1934年11月25日,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载:
早侍父以人力车往利济巷六十三号访唐圭璋,所居颇陋,案书不整。少待,唐君方起床出见,人甚诚朴。
这是夏承焘与唐圭璋通讯三年后第一次见面的印象。三年时间,相识而未相见。这一回,夏承焘借侍父游宁之便,登门拜访。其庐山面目,暴露无馀。可见也是一位没有城府、不设防的读书人。
第二天一早,夏承焘冒雨再度奉访。因雨大不可游,乃偕往访客。依次有陈匪石(石宜)、汪辟疆(国垣)、汪旭初(东)及曹蘅(东敷)诸辈。
接着,第三天、第四天,唐圭璋偕游南京诸名胜,包括灵谷寺、中山陵、明孝陵、古物保存所以及秦淮河、大世界等处,皆至晚方归。
三 高风亮节,世代相传
A君:唐圭璋的词学启蒙导师仇采,世称鞠宴(燕)词人,矢志乡梓教育事业。退闲以后,专治词学,字斟句酌,不遗馀力。唐圭璋说:“馀与先生有同好,师弟间过从甚密,时馀辑《词话丛编》将成,而《全宋词》已近尾声。先生尝云:‘圭璋治学之勤,辑著之广,我不如也,千百年后,我将因圭璋而得名。'”(唐圭璋《南京近代教育家词家仇采》)1940年间,唐圭璋有《绛都春》(题述庵鞠宴词)。曰:
愁痕一线。念彩笔尽题,江南归晏。细雨夜窗,相映孤灯应肠断。西园竟日飞莺燕。奈一霎、芳菲都变。佩兰餐菊,沧江自卧,白头吟倦。难见。投荒万里,四年共负却、秦淮春晚。泛棹媚香,买醉吴宫,风流散。红阑俊语承平惯。怅此际、乌丝泪满。高楼凝望依依,暮云寄远。
师生当日,万里投荒。“泛棹媚香,买醉吴宫”的一段往事,已是风流云散,而其“佩兰餐菊,沧江自卧”的课读生涯,却仍然令得晚辈依依凝望。这就是唐圭璋的恩师仇采。
《论语·里仁》云:“德不孤,必有邻。”邻,犹亲也。德不孤立,必以类应。相亲、相邻,自然有其类从。旧时师生间的情谊,应当也是这么一种情形。
B君:1985年11月27日,唐圭璋八十五寿辰。南京教育界、学术界为其从事教育工作六十五周年暨八十五寿辰举行庆祝会。有关人士及唐门弟子二百馀人参加庆祝。会上,南京大学前校长匡亚明即席陈词,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概括其一生成就,又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称赞其精神境界。唐圭璋半个世纪前的老同学王季思,事先有《鹧鸪天》一词寄贺,祝寿当日并特地从广州赶来。其词云:“灵谷霜枫映碧天。秦淮烟月侑清筵。一时人物东南美,同学青衫正少年。风雨过,日华鲜。白头相见各欢然。词山曲海浑闲事,乞与高风代代传。”以为,词山曲海,乃等闲之事,其所创立的事业也许可能被超越,而其德业却将世世代代,成为典范。
有云:“德,福之基也。”(《国语·晋语》)或曰:“有德是乐。”(《左传》)这都是有德之人的福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