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战时体制

一 皇民化运动

台湾总督府对广大台胞政治上控制与压迫，经济上垄断，文化教育上歧视。台湾人民对日本的同化政策普遍不满，集中于隔离、差别的愚民教育，及粗暴干预民间生活习俗、践踏文化传统。

1936年9月，海军上将小林跻造被任命为台湾第十七任总督，上任伊始就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的三大目标，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稳定台湾本土社会迫在眉睫。总督府吸纳文治派的批评意见，重弹“一视同仁”的老调。继任总督长谷川清在施政方针中，突出强调“内台一家”，表示要限制在台日人的某些特权，增强台籍人士“参与管理社会事务”。

1941年4月19日，皇民奉公会成立，台湾总督自任总裁，所有在台日人和台湾民众都是发展会员对象，总督府下属各行政机构官员及地方各级行政官长、台籍士绅为骨干，组织包括中央本部、地方组织、各类外围组织。

皇民奉公会宣传圣战，美化侵略战争，渲染“日台一体”；进行物力、人力动员，组织物资、人员支援前线；协助各级行政机构担当部分战时体制下的生产、分配管理，维持社会治安。曾经对总督府不合作的台籍精英在行动上融入皇民奉公会组织。

总督府积极向全体民众宣扬日本皇国精神，教唱军国主义歌曲，强迫各级学校的学生接受日本国民训练，把中国人丑化成利己主义、蛮不讲理，没有国家观念、鸦片鬼的形象，抹灭学生的中华祖国观念，提倡效忠日本天皇，培养凶猛、好胜、服从、勇敢的性格。

七七事变爆发后，总督府取消了日文报纸的汉文版，普及日语，要使日语成为常用的语言，以代替闽南语及客家语。公务人员必须使用日语，否则予以解职。民众平常不讲日语的必遭训斥，有的地方还要征收怠金。学校废除汉文课程，学生一律讲日语，说台湾话要罚款。至1945年，台湾的日文普及率约70%。

总督府竭力消除台湾地区的中华文化，将日本文化灌输到台湾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中去。台湾各级学校所有教材均出自日人之手。凡保存台湾民气的史实悉被删改，对于中国历史，或歪曲事实，或详古略今，更以日本史为“国史”，大和魂为信仰中心，欲使台胞完全淡忘中华祖国。《开罗宣言》承诺台湾归还中国后，总督府于1943年12月9日宣布禁止台湾人民出境，严密封锁台民与外界接触。

日据晚期，整个台湾社会受到殖民当局的严格控制，台湾人民从公学校的儿童到社会上的成人，从思想到日常生活，从语言到风俗习惯，都在同化政策的涵盖范围内。闽粤移民东渡台湾，也将自己的信仰习俗、语言观念带到这里。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延伸，带有闽粤地域特征。日本殖民者企图在短期内改变他们的文化信仰，引起台胞抵制和反抗。汉语虽遭禁止，民众仍在暗中学习。人们在公开场合不得不说日语，在家中多以台湾方言交谈。多数台胞吸收了部分日本文化的优秀部分，如认真、守法、敬业、卫生等，丰富了台湾文化的内涵。

不必讳言，皇民化运动扭转了台湾本土社会的政治生态。在皇民奉公会的威逼利诱下，追求台湾地方自治的台籍精英或妥协，或退隐，或远走大陆，岛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最后一道阵线瓦解了。在家庭生活中使用日语的“‘国语’家庭”大为增加。不少人从姓氏、语言、礼仪、穿戴、住宿习惯到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几乎日本化。老一辈绅士基于现实利益的驱使去迎合异族的统治，在文化认同上尚能固守中华传统。出生于192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普遍在日本化的正规学校教育环境中长大，长期被灌输要对天皇和皇国效忠，成年后又被蒙骗要为“大东亚战争”献身，潜移默化，其中一些人对中华祖国和文化产生疏离感。

二 战时经济

1．军事工业化

日本榨取殖民地的经济政策，使台湾经济在“工业日本”与“农业台湾”原则下，变成日本工业的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1930年代末期，台湾的国民生产毛额中，农业产值占36%，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出口占国民净生产曾达50%，是典型的出口经济；出口额中的80%以上对日本出口；农业与农产加工业几乎构成台湾产业的全部，其中米糖占整个生产的70%以上，对日出口金额中70%以糖米为主，是米糖经济。台湾所需的工业产品，多自日本输入，受日本经济控制。台湾经济的变动与日本息息相关。

日据时期，台湾的财政收入主要为租税、专卖与公营事业。但公营事业收益有限，专卖以烟酒两项为代表。专卖收入最高时曾占总督府财政来源的40%以上。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台湾由备战经济转变成战时经济，各项生产均以配合战争所需物资为主，作为日本南进基地，重要产业显著成长。主持台湾经济的全为日本人，比较现代化和较具规模的事业，皆由日本人经营。发展经济的资金、技术及管理人员，都来自日本。1938年4月，日本制定《国家总动员法》，据此，台湾亦实行战时经济，包括一般性统制、物资、物价、劳务、事业、团体、资金、贸易、运输等统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运输困难及日本全力投入战争，台湾必须建立自足的经济，总督府推行军事工业化，炼油、制铝等产业迅速发展，至1943年达到高峰。由于许多工厂由日本将旧设备运来台湾安装，主要设备及材料在战争后期运输困难，加以盟军轰炸，工业化终至停顿，产量大减，陷入停顿状态。就生产指数来说，以1937年为基期（等于100），台湾经济逐年均有增加，至1940年高达126.28，之后一路下跌，至1945年光复前仅24.04。二战时台湾快速军事工业化，未能达成目标，却给战后复兴带来更大的困难。

2．米糖衰败

日据初期，台湾稻米单位面积的产量不高。总督府推动米谷增产政策，从事稻作的改良，1922年栽培出台岛特产蓬莱米。随着农业建设的发展，台湾耕地面积日益扩大，稻米产量逐年增加。除自用外，其余大部输出日本。

1938年9月，总督府制定了“台湾重要农作物增产十年计划”，在总督府内专门设立了米谷局，强制推行粮食耕种计划，低价统购粮食，实行奖励补助金制度，鼓励多生产，实行新的肥料供应政策。

为解决日本本土食粮短缺，总督府从1939年起，实施“台湾米谷移出管理令”，凡米谷皆由政府统一买入，非经政府卖出者，不得将其移出。同年，实施“米谷配给统制规则”，规定粮食生产者，扣除经核准的自家食用粮食外，其余粮食，必须全数卖给政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总督府制定了新的粮食增产计划，将香蕉、凤梨等大量铲除，改种粮食作物，调整耕地，改良灌溉水利系统。在北部，停止种植甘蔗，改种水稻，在南部实行稻蔗间作，开垦荒地，扩大粮食作物耕地面积。

农业生产指数由1939年的108.03，跌落至1945年的34.23。稻米生产由1937年的130万吨降至1945年的63万余吨，与当时全省人口需要的最低消费量85.7万吨相较，短缺21.8万吨，造成严重米荒。因实行配给与限价，台湾未出现因米粮不足而产生全岛性的恐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的糖业资本家在军部的支持下转向南洋投资，将资金、设备、技术人员移往南洋。由于战争的扩大，粮食问题严重，限制甘蔗种植，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甘蔗生产迅速下降。衰败的米糖经济严重损害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

3．通货膨胀

物价通常是观察一般经济状况与分析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二战期间，台湾物价的上涨以1943年为分野。在1937年至1942年间，日本暂时获得战争上的优势，台湾经济被迫积极支援其侵略战争。

1937年，总督府公布九一八统制令，全面冻结物价，实施公定价格，对某些重要物资，如棉、毛、人纤等限制最高价格；对地租、房租及工资均加管制。颁布“外国贸易管理法”、“贸易统制令”，所有重要的通商贸易公司都被统一到特定的统制机关。台湾物价深受日本输入品价格的影响。在军需生产大量扩充下，虽然物价上扬，在总督府高压的物价管制措施下，尚未出现恶性膨胀。1944年，战争扩大，军需浩繁，台湾大部分民需生产被移为军用，民生必需品缺乏。由于盟军的大轰炸和海上封锁，大部分生产设施遭受摧毁，人力物力损失惨重，生产锐减。总督府物价管制措施失去效能，人心浮乱，物价暴涨。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台北市物价指数较1937年上涨了22.6倍。参见表1—6。

1897年3月，修订的《台湾银行法》赋予台湾银行通货发行权，以之为整个金融体系的中心。台湾银行的纸币发行原以现金（黄金、白银）为保证，规定不得超过准备金。七七事变前，台湾银行券发行额约7500万元。1937年8月，日本政府公布修订的《台湾银行准备金评价法》，将台湾银行所有的现金准备，移交于日本银行，竟以日本银行的钞票（纸币）充数。为了筹措生产资金和军费，在并无充足准备金的前提下，台湾总督府大量发行纸币，将战争负担转嫁到台湾人民头上。1937年，台湾银行券发行额为11494万台元；1939年，发行额增至17399万台元；1942年，发行额再增至29317万台元；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发行量已高达290825万台元，超出发行准备额133986万台元，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三 台籍精英的成长

台湾总督府通过地方行政、咨询机关、专卖政策等，包括租金及权威分配，对台籍精英恩威并施，怀柔笼络；对所有住民，通过学校教育、保甲制度等，加强统治；用军队、警察、监狱及刑罚的执行，来维持治安。

透过殖民统治，日本财阀控制了台湾工商业。据统计，1929年台湾各种公司的资本额，日人资本占76.46%，台人资本占21.89%。在各业投资总额中，日人资本占四分之三。大规模现代企业几乎全是日人资本。即使台人资本的公司，其经营权仍操在日人手中。台湾本土资本在日本财阀的打压下，成长困难，力量微弱。

医学校和“国语”学校（师范学校）一为自费，一为公费。台湾中产阶级以上的优秀分子争逐于公费的师范学校。介于普通中等与职业学校之间的实践学校就是培养低级的技术人才。日本殖民者对台胞的择业严格限制，台胞只能在总督府等行政机构受聘为通译、雇员、书记等职务。

台籍精英留学欧美者寥寥无几，留日的不是学医，便是学法律。医师成为一般人向往的职业。台湾人的出路主要有医生、下级官吏、律师。民意代表多是医生与教师出身，另有工商企业主。

台籍精英在日据时期担任过公职，被委以某些职衔或任务，包括总督府评议会员、各州市会员、街、庄协议会员（官派者）、街长、庄长、区总代、助役、役场书记、保甲联合会长、保正等。

日据五十年，在十二届405人次总督府评议员中，台籍163人次。十届州（协）议会议员1368人次，台籍562人次。十届市（协）议会议员1369人，台籍529人次，均达不到50%。十届街庄协议员31653人次，台籍26167人次。街庄区长2037人次，台籍1024人次。与日本侨民数相比，台胞所占比例仍然绝对偏小。据此，日本人牢牢控制了仅有咨询功能的评议会，防止议会与政府的对立，影响政策的贯彻。

总督为亲任官，民政长官为高等官，各局长、州知事等多为敕任，地方厅长、州部长等为奏任，总督府本部的官补、技手、大学助教授及地方的警部等均为判任官。总督依法得直接处置判任以下的官员。奏任以上官员的任免，要由日本政府各主管大臣上呈批准。

1921年，总督府发布《台湾总督府州理事官特别任用令》，规定台籍人士可出任郡守等奏任以上的高等文官。刘明朝，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毕业，通过高等文官行政科考试。1925年，总督府才任命刘明朝为地方理事官。1924年至1942年，刘明朝先后任台湾总督府专卖局翻译官、新竹州劝业课长、种畜场长、总督府殖产局水产课长、山林课长、总督府税关长、高雄税关长。高雄税关长（相当于海关税务司）是台籍人士担任的最高职位。

1930年后，总督府陆续任用台籍人士担任行政、司法高等官，人数甚少。至1945年，出任奏任以上的行政、司法高等官的台人仅19人。他们均毕业于日本一流大学，考试资格与日本人无异。

在日据五十年里，台籍精英仅有李赞生、刘万、林旭屏、林益谦、杨基铨、庄维藩曾任郡守。一般担任劝业、产业、商工水产、农务、矿务等经济部门的职位。台籍医师、教师、技术人员等能升至高等官者屈指可数，连中下级的判任官（相当于委任），亦较日本人少。许多台胞毕业于日本一流大学，品行才智不逊于日人，但谋职备受限制，升迁缓慢。他们的职位无足轻重，职位和升迁受到严格限制，一些人不得不辞职，转营实业或从事自由职业。日本人控制了台湾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部门的主要权力。

1945年9月，总督府各级官吏中，敕任官109人，台人仅台北帝国大学教授杜聪明1人；奏任官2070人，台人仅27人，内含行政、司法高等官及教师、校长、公立医院院长等；判任官20909人，台人仅3681人，以公学校教师为主。台湾殖民官僚体系的封闭性和独占性，强化了殖民统治的专制性。参见表1—7。

1942年9月，日本废除了拓务省（殖民事务省），台湾由内务省直接管辖，宣称台湾从殖民地晋升为“第二内地”，或“准内地”，与日本新近取得的南洋领土不同。这一改制，使台籍官员的薪水增加30%，与同样地位的在台日本人接近。1945年3月，台湾征兵制实施以后，日本修改《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使台湾人、朝鲜人能够参加日本全国的政治决策。在台湾选区，可以选出5位台湾人。同时，修改《贵族院令》，使日本天皇能够指派3位台湾名士在“贵族院”代表台湾人。6月17日，废止了保甲制度，接着又废止了皇民奉公会，以配合6月23日公布的《国民义勇兵役法》。根据此兵役法，男子从15岁到60岁，女子从17岁到40岁，都要服兵役或被征用。

1945年初，台湾总督府以迎接“施政五十周年”为由，向日本众议院提出《台湾同胞处遇改善大纲》，准备录用台人为政府公吏。未见实施，日本战败投降。

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台共等激进团体的活动遭到日本殖民者的残酷镇压，较温和的体制内斗争也被日本殖民者视为追求“台湾独立”的准备。在1895年以前，台湾有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之分。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形成了“台湾人”，甚至有人称其为“台湾民族”，是以一致反抗日本殖民者为前提的。

体制外的暴力抗争及工农运动无法达成目标。新兴台籍资产阶级的体制内抗争，要求设置台湾议会，实现地方普选，反对统制经济，发展本土产业，在使台湾转变成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这迫使日本殖民者作出一些让步。为稳住台湾作为日本的南进基地，把广大台胞推向战争的第一线，二战后期，台湾总督府调整对台湾人民的政治高压政策，加强笼络，恩威并施，增强了台籍精英实现台湾自治的信心。许多台胞努力改进其政治及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