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血染滇缅路
中国远征军
成意诚：夜袭老东城，攻克龙陵城
1940年6月，我由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后，被分到陆军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听说这个军是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一个先锋队，举世闻名的四行八百壮士就是该军八十八师的谢晋元团。在上海、大别山、中条山等抗战中，其当面所对的敌人就是日军精锐部队坂垣师团。领导这个军的是爱国将领张治中、宋希濂将军。当我被分到这个部队时，我为能跟着这个部队走上抗日前线感到荣幸和自豪。
当时，敌人由密支那沿滇缅公路直逼昆明，企图侵占我国整个西南地区，而宋希濂任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领我军由四川进驻昆明，将进犯保山怒江之敌击退。我军从此就在怒江惠通桥两翼几十公里处构筑工事防守。敌人退守怒江西岸在松山构筑了坚固阵地，不时向我阵地及居民区炮击、轰炸、扫射，并派部队偷渡袭击、扰乱，搞得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
大约是1944年，军队在宋希濂将军的指挥下，反击滇缅，强渡怒江。我师为先头部队，当时我是师二六〇团第三营营附，我营为我师先头部队，渡江后，九连攻占惠通桥敌后左翼阵地，掩护各部队完成渡江部署。第三天我营奉命攻击滇缅公路由龙陵到松山之间的第二据点大坝之守敌，经过一日的激战，于下午5时许，将守敌全部歼灭，孤立了松山之敌，此役是强渡怒江后有名的第一次大捷。在这次攻击中，我营七连连长王厚德阵亡，共伤亡官兵60名之多，我负轻伤。第九连连长刘继周英勇善战、沉着指挥，攻占靛地敌堡，阻击龙陵敌援，使大坝之敌在短时间内就被歼灭了。
以后我师几次攻占龙陵城都遭到敌援，转移到黄州坝之间阻击，敌人企图增援松山守敌，并以大兵力向我不断进攻。在我军英勇奋战中，敌人退守龙陵城，并加强堡垒。几次拉锯战中，我师伤亡惨重，师团将直属部队及杂务士兵缩编后继续进攻龙陵。总部转移到前线，宋希濂将军亲自指挥。某日宋在城外召开军事会议，组织自告奋勇队50余名。由个人自报，由宋的旧部刘某任队长，以下编成若干组，只带冲锋枪、美式手榴弹准备夜袭城外既高且坚固的老东坡，于拂晓前开始猛攻。约一个小时的激战，敌守部队被全部歼灭。此役，刘队长和分队长郝致汉重伤送医院后死亡，以下大部分士兵牺牲，即使是幸存的人员也都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又加前方医疗设备差，以致死亡者不少。
占领老东坡阵地后，敌固守城内，我师采取围困办法，伺机进歼。团再次缩编为两个加强连，步兵连由刘继周负责，重机枪手由我担任，团直属迫击炮连、轻机枪连总共40名左右。在开始进攻龙陵城前约一小时，刘继周、轻机枪连长张凌恩和我三人在城外战地吃早饭，刘、张说：“我们师的同学只有我们三人了，不知什么时候也会碰上那一遭。现在我们把家中通信处留下，如果谁有那个意外的话，就告诉家里让他们也晓得下落吧。”我们饭还未吃完，正在拿笔书写的时候，团长贾运鸿来了，说：“刘连长，你马上出击，张连长你为援队，成连长你负责掩护。”我们听到命令后各自执行任务去了，10分钟左右，刘连长攻入城内。街巷战斗开始，枪声、手榴弹爆炸声，瞬间响彻了整个城内外。20分钟左右，刘连一士兵向团长报告：“我连长和三排排长牺牲了，二排长负重伤，留下的人不多了。”团长当即命令张连长增援。张在进攻时，敌人正在乘势反攻，张上去不到5分钟又有士兵报告：“连长阵亡了……”团长命我坚守外围阵地，阻击敌人。团长率特务排及杂务人员阻击反攻之敌，此时敌伤亡加重，固守城内与我军继续对峙中。
之后，据伤愈由医院归队的传令兵说，刘连长攻到城内时，敌人约有十几名狙击手埋伏在街巷四周，同时都上着刺刀。连长用冲锋枪射击打倒了两个，枪卡壳了，鬼子一齐而上把他一身戳得血肉模糊。他当时也负伤不能动，倒在墙角下，说话时怒语相加，令人不堪回忆。
龙陵城克复后，我奉命向芒市、畹町前进，追歼残敌。在畹町某高地身负重伤，右腰骨被击中，两个排长阵亡，士兵伤亡20余名，步兵连长李葵中负伤。我上午11时负伤到晚10时后被送医院，芒市野战医院是帐篷搭的，医药设备很不完全，连X光都没有，忍痛四天四夜，才在露天下施行手术，取出弹片。
此役就是反攻滇缅的最后一战，与远征的盟军新一军在芒市举行会师大捷，号称世界战地第一高地怒江西岸的松山也于几天前攻克。滇缅畅通，远征告捷，粉碎了敌人企图侵占我西南的迷梦，所留下的是漂流山谷腐朽的尸骨。
唐天佑：装甲兵从腊戍撤退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很快东南亚形势紧张，美、英呼吁我国协同作战。这时，胸章上印有绿白相间、新月与亭台几何图案的新编第五军，刚从广西全州、兴安一带赶到云南昆明。
1942年早春，这支部队以昆仑关战役后两年来养精蓄锐的士气，开始远征入缅。
作为先遣部队，军直装甲兵第一团（第二团在西安属胡宗南部）首先抵达缅北重镇腊戍，驻防休整。原先的计划是为了拒敌于大门之外，只准备在缅京曼德勒（瓦城）以北丘陵地带作战抗击日军。后来仰光吃紧，英殖民当局请求紧急军事支援，装甲兵团于3月离开腊戍向仰光进发。
出发前夕，专为供应我军给养而设的、由英方管理的军需仓库突然半夜失火。我们闻讯赶去，可用于救火的只有一处手压水泵，因缺乏工具，不能全面展开救火，不大一会儿，油桶、罐头纷纷爆溅，仓库倒塌，烈焰熏烤，已无法近前。
当年，我国的坦克（战车）吨位最重的是苏联援赠的九吨T-26式，因为滇缅公路有几处桥梁的载荷限重不得越过7吨，T-26这次没有入缅。首批入缅的是第二、三营各一部分意大利造的3吨“菲亚特”和4吨重呈六角柱形炮塔的法国坦克。为了确保这些坦克的作战运动力，除非是驰骋沙场，直接参战，一切转移均由GMC（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牌美国造载重卡车载运。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横杆制动、绰号“一溜烟”的德造方头老柴油卡车，没让它出国。
从腊戍扬旗开拔，我们都是夜间行动。那时缅甸尚未独立，当地人对英国很仇恨，对日本却不反感。据说，缅甸亲日派还说什么“宁可相信真实的魔鬼，不愿相信虚无的上帝”。我们被警告要提防缅甸土人从树上往车厢里扔炸弹。幸好一路上还没发生过这类事件。
过了避暑胜地——梅苗、缅京曼德勒和平蛮那（今地图注“彬文那”，不知是否为此地）。所过之处，村庄疏散，空无人烟。一夜，部队突然停止前进，卸下全部坦克，立即疏散在公路两侧，汽车后撤约1公里，在一个树林中隐蔽待命。在那里，我见到树上有一种大四脚蛇（蜥蜴）在“咯咯”大叫。这对我来说，比想象中的扔炸弹的土人更为恐怖。当夜又奉命送三名华侨青年赴前沿阵地。他们是自告奋勇愿为祖国军队当向导、翻译的。黎明时分，他们下了车立即钻进了工事掩体。前方不远的公路上，堆塞了路障，里程碑指示，离仰光112公里。我们已经走过了东瓜和彪关。
从战场上某些迹象分析，当时日军战线过长，未曾将其主力精锐部队投入缅甸：一是我军损失的坦克无一不是被毁于战防炮、平射炮的穿甲弹。有一辆法制坦克炮塔上被崩掉一块钢甲（1厘米厚），未伤到车内人员，是被迫击炮、掷弹筒、手榴弹之类击中；二是空袭的日军飞机是双座老式机，射手与飞行员背靠背，俯冲飞过目标前方，才抬头上升，向后用机枪扫射目标。而我们的盟军呢？拥有的坦克，吨重都在10吨以上，炮口径大，火力强，车速高，坦克履带上，套装橡胶板块与汽车同速行驶不需载运。载重汽车车厢与驾驶室之间，空出一段，架设有高射重机枪。凭着如此优越的装备，却络绎不绝地从我军侧翼不战而退，退到密支那向印度方向去了。什么“协同作战”“反法西斯”，简直是一盘西洋象棋，牺牲别人的兵卒，保存自己的车、马、炮！
本来条约规定入缅部队的服装、给养、主副食全部由英殖民当局负责供应，据说按军阶每人还有若干“卢比”月饷。记得我领了一双胶鞋，6天就磨透了底；一床薄拉毛、灰棉毯一夜间就散了边；从腊戍出发就经常吃不上饭。有一次，前线燃料紧张，我们赶快去后方，路过一处英方油库，我们本着一切为了“反法西斯”就近领取油料的原则而来，但他们就是紧闭大门不给，等我们老远赶到自己的军需油库领了油再返回前线时，他们的油库却烟焰腾空，燃烧殆尽，管理人员也逃之夭夭了。真是气得人咬牙切齿。
因为两侧翼不战而退，我们被暴露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在缅甸这狭长的走廊地势，我们也只能不战而退。记得有一次，我们担任团部的警戒，半夜里，我们矮胖的少将团长胡献群手执文明棍挨着车辆敲打，用老俵腔骂人（他顶善于用英国军校学来的那一套），对我们擅离职守大为不满、懊恼。其实大家是怕他，都悄悄地躲开他。他指着两侧不远的山影：“那里，那里都已被日军占领。”这一句话，倒是真把我们吓了一大跳。而这以后，当我们还在缅甸掩护撤退时，这位团长却悄悄地躲开我们，撤到几百公里远的云南保山筹备“收容”去了。
从彪关、东瓜撤退以来，我们始终战在最前、退在最后。退出平蛮那、曼德勒、眉苗之后，一路上的情景不堪入目。村庄在燃烧，也不知是被敌机轰炸的还是自己纵火的，沿途时时发现有崭新的前后双主动轴的军用载重汽车翻倒在沟里，有些不用起重设备也可以拖到路面上来，他们是新近装备的后续部队，先我们而撤退时，留下这一片惊慌失措、风声鹤唳的混乱景象，真令人又好气又好笑。
在腊戍，我们派了两个人去寻找食物，不见返回。我们饿得浑身软绵绵的，又困得睁不开眼，一躺倒就永远不愿醒来似的，但我们不敢停车，我们已经衡量过了，日本人没啥了不起。可心头上，总是有个缅甸土人挥舞狭长的雪亮齐头缅刀的不祥阴影。
估摸着快到达贵街（今地图注“古开”），这是距我国边境最近的缅甸最后一站。突然，前方响起机关枪声，子弹呼啸而过，我们顿时心弦绷紧，紧急刹住车，闭了所有车灯，头一闪念是：“被日军包围了！”“怎么办？”“拼！”
稍顷，前方有一个灯照射过来，有人用广东腔喝问：“口令！”我们不知道口令，也没搭话。接着又有河南腔高喊：“干啥的？”这时，我们如释重负，副连长是浙江人，高兴地答道：“自家人，我们是第三营的！”“不许开灯，快过来！”这里并不仅仅是因为在异国他乡口音便是“口令”，更主要的是在装甲兵团内部往常便早已习惯一种不成文的“密码”。听来人说话的口音，便知对方的资历：江浙腔代表他来自卫戍过南京的老战车营，河南腔保卫过武汉，粤桂腔参加过昆仑关战役。
他们检验了我们，我们车头上也确实有一小块镶红边的新生活盾牌，中间有一个菱形图案（代表战车），它就是装甲兵团的团徽。
“啊！你们也来啦！”原来他们是李宜年（上校营长）率领的第一营，他们用来放哨警戒的竟是两辆T-26！它们怎么可能飞渡弱桥？原来它们到达载荷限重小的桥梁时，用起重机卸下炮塔和弹药（半吨），另外再装车运过去。他们也真够辛苦的，他们爬坡力小，行动迟缓，没有车辆载运，最困难的是这种坦克是“十月革命”以后为适应西伯利亚寒带平原而设计制造的，在这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山区作战，算不得是个有用武之地的英雄！
这夜，我们就停靠在T-26哨旁，放心大胆地痛痛快快地睡了一大觉，醒来时，天已大亮。第一营早已悄悄转移，我们竟然毫无察觉。也许我们不应该告诉他们，我们的后面再也没有别的撤退部队了。我们急忙起来，第一次白日用全速追赶。5月3日，一直冲过瑞丽江，再过畹町桥，也不再见第一营的踪影。以后才知道，他们已向八莫、密支那、印度方面转移，追寻军长杜聿明去了，连人带车再也没有返回祖国。
徐继光：缅甸皇城首次被炸目击
1942年3月，杜聿明率中国远征军主力入缅对日作战。那时我是新二十二师的一名军医。3月20日前后，我刚到曼德勒（mandalay）郊区，就被英军汽车撞伤头部，由该车直接送到皇城内英国皇家陆军医院。次日苏醒后，我用英语询问英国医生，才知道我是后遗症脑震荡及三叉神经麻痹。同病房有5名印、缅籍患病的军官，因我军二〇〇师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们对我也就很尊敬。在这家医院共收了7名中国受伤的远征军，我们互相照应着。
皇城呈正方形，周围有8公里，墙高8米，四门上有城楼。病房为一排排亚热带风格离地2尺的木结构，医院设备很好。有一天我看到英军在空地上，用白被单和红毛毯摆成一个有足球场大的红十字。有一名英国军医向我说：“国际公法，医院不会被炸的！”我摇头说：“没有用，日军不讲人道，在中国医院也照样被炸！”他们表示惊疑。整个市区及医院，没有见到防空设施。
约在3月底，一天上午，突然有40多架日军飞机首次轰炸曼德勒，城内外一片混乱，而医院里白衣飞舞，大多数人都钻到木板下以躲避轰炸，其中一名生病的小兵连小便都吓出来了，而中国人都镇定地走到事先找好的一个小木桥下。飞机在城外、城内投弹，轰炸声响彻云天。
躲避在木板下的英、缅人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比他们的更安全，都向我们这边的小桥下奔来。小桥下的人越来越多，我便挤出来跑到了城门洞下以躲避炸弹。几名英军看见后也跟着我跑了进来。这时看见护城河对岸的街道上在燃烧，有一枚炸弹丢在两辆马车附近，炸弹爆炸后，马受惊吓，奔跑相撞，两辆马车都滚到河里去了。
飞机飞走后，我攀上城楼，一个五官科中尉军医背着防毒面具也跟着我爬了上来，并问我日军飞机会不会投毒气弹。空袭后，我和这名五官科中尉军医先到中国人的病房查看，把其中一名重伤员平安转移，然后又去参加了X光室和手术室的救火。
因首次投弹不多，弹小伤亡也很小。不过，因为他们之前没有经历过空袭，到了晚上大多印、缅伤病官兵都自己跑出医院了。少数英国医生、护士也把物品捆在汽车上，随时准备跑。我代表中国伤员向英代院长某上尉交涉，希望他能想办法把我们送回国，但他说：“腊戍有敌情，没有汽车送你们回国，你们自己设法走吧。”
迫于无奈，我们只好将6名重伤员交代给他们，并嘱咐说一定要帮忙照顾好，如果撤退烦请将他们也能一并带走。随后，我们轻伤的二人跟着送弹药的汽车到仰光附近的斯瓦前线寻找第五军。后来，再回到皇城外，只见城墙、城楼已被摧毁。
唐天佑：炸断惠通桥
1942年夏，日军截断了我西线部队归国的退路。
一是离国境线尚有200余公里之遥的惠通桥早已守候着一个机械化工兵营。桥上已安装好爆炸装置，工兵营的任务是尽最大可能保全后撤军民，在最后关头把这座唯一通往昆明的怒江天堑上的钢索桥炸毁。
二是龙陵、芒市一带的步兵营、团纷纷穿过滇缅公路向东转移，东边不远便是天险怒江。当时交通不便，各民族往来两岸全凭架设的竹索荡渡，显然，部队绝无择此地形背水决战之理，必然东渡怒江。虽然雄踞怒江山险要有遏阻、钳制敌人之利，出击制胜的运动力却大为减弱。
惠通桥当年属腾冲县辖。记得新编第五军装甲兵团入缅时，从下关经漾濞、永平、保山爬上高坡爬了一整天，满以为山那面定是一马平川。结果，从山巅西眺望过去又是层峦叠嶂，一望无际。怒江与高黎贡山东西对峙，平行排列，海拔都在4000米左右，真是“隔江呼唤耳相闻，绕山终日难见面”。谷底是奔腾咆哮的怒江自北向南流入缅甸境内的萨尔温江。
惠通桥是钢索桥，载重限量7吨。车辆缓驶其上，宛若浪里行舟。桥西，悬空在路面上有一巨岩突兀，我们车上装载的坦克顶盖距岩底仅一拳之隔。巨岩上用白漆标“海拔2500m”。
记不清是在怒山这边还是高黎贡山这边，路边一黑石石碑，碑文记载着修筑此桥此路时各族民夫的艰苦卓绝的情景。为此工段而英勇死亡的是一个颇为触目的数字。
我们从畹町撤退到遮放时，遇见第二营六连的意大利造的3吨重“菲亚特”坦克在那里担任警戒。头戴钢盔的官兵在安详地吃罐头食物，喝听装淡牛奶，这些都不是军需供应品。他们比我们早三天从腊戍撤退，可能是发的“洋财”。我们饿急了，也只好“饮贪泉而觉爽”了。
离开遮放继续上路东驶，沿途经芒市、龙陵，车辆拥挤，交通阻塞，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不时有军车、民车、商车以及旅缅侨胞的逃难车穿插，分隔我们的车队，不知不觉地连接成一条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车链。这些车有各种牌号的舶来汽油车、柴油车，也有改装的酒精车以及抗战特用木炭车。当时，燃料紧缺，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说法，木炭、酒精车也就应运而生。
作为历史产物，现已绝迹的木炭车值得插笔介绍一下。木炭车大多是老旧的汽油车改装，驾驶室后、车旁设一“气体发生炉”，是两个50加仑容量的汽油桶焊接的。内烧木炭产生可燃气体，经布袋过滤灰尘进入气缸，完成进、压、爆、排推动活塞行程。木炭车马力小，爬坡时助手要迅速搬起沉重的三角木垫跳下车，趁车尚未开始后滑时把木垫塞在后轮下，再跑到前面使劲摇炉旁的鼓风机。把气体鼓足了，拔出木垫，还要在车旁边小跑边摇鼓风机，直到车爬上坡顶。搭车的人也要在车旁边帮着前推后拥。不然的话，在滇缅公路上就寸步难行。这种车，大多车主即司机，本小利微，无不超高超载，货物顶上还要搭人，男女老幼簇拥一团，随时都有坠车的危险，沿途关卡勒索、警员敲诈，有时也难免被匪徒刀客抢劫和伤害。
从芒市、龙陵到惠通桥只有几十公里，却行驶了一天半。中途遭遇到大批敌机编队轰隆隆地飞来，我们既无法疏散，也无处隐蔽。幸亏这天阴天，敌机在我们头顶云层之上又轰隆隆地向东飞去。不知是没有发现这长达十余里的拥挤车列还是别有目的。总之，敌机并没有重视这个轻易便能取得大量杀伤的战果，我们也没听说何处被轰炸。当时，楚雄、呈贡、昆明都有飞机场，有美国志愿助战的陈纳德十四航空队。他们的战斧式飞机速度高飞得远，机头都画成咧着红嘴、龇着白牙、鼓着黑眼的鲨鱼头，俗称“飞虎队”。敌机是不敢迫近昆明的。所以，敌人的这次大规模空中行动，可能只是制造进攻我西南的假象。
半夜，翻过了高黎贡山山巅，开始向谷底滑行，几公里的路程直到黎明时分，惠通桥影才隐隐在望。对面怒山公路上的车辆像一条巨龙盘旋逶迤地向远方山巅蠕动。突然，我们发现在遮放担任警戒的“菲亚特”坦克群从后面赶上来了。他们能冲能闯，不一会儿，一辆辆地钻到我们前方去了。载运车全速后撤是极罕见的，形势必定万分危急。只见工兵们板着脸孔在指挥车辆过桥。先是每次桥上只允许一车通过，渐渐一车驶至桥彼端，另一车立即进入桥这端。现在是前车刚过了桥中央，后车即开始上桥。若有稍微迟缓、不服气的“丘八”车辆，工兵营长立即上前吼叫、骂娘、扇耳光，出示盖有朱砂关防的“阻碍交通，格杀勿论”的军令。对面山上，一辆爬不上坡的木炭车被工兵推出山崖，轰隆轰隆地跌撞弹跳，碎残的车体坠入深谷，坠入汹涌的怒江。
9点钟左右，我驶过惠通桥，爬上了几个急转弯，听见西边山上响起了炮声，接着炮弹嘘嘘飞过头顶，在远方什么地方爆炸。突然轰隆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回头看时，谷底腾起一股硝烟卷云。惠通桥的钢索已被炸断，正在摇晃、荡动、下垂。那标记着“海拔2500m”的巨岩下面尚有20辆车搁置在那里，静悄悄的，也不见人影晃动，仿佛桥成了“奈何桥”，把世界劈成两半，割分阴阳界了。
山下传来了枪声，我们的一旁是悬崖，一旁是陡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朝前冲。炮弹在空中呼啸，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在炮弹爆炸的地方，而成营成连的步兵又从炮弹爆炸的地方纷纷下山，进入阵地以防御敌军强渡。
再前进几百米，转过山坳，便能进入敌炮火力的死角。前边的车辆被击毁一些，也伤亡了不少人。后续赶来的车辆到这儿被阻，又一辆一辆地首尾衔接摆开“长蛇阵”。开始还有人自告奋勇去排除路障，不一会儿又纷纷退了回来，其中一些人挂了花，带了彩。有人在喊，叫坦克开路。可是“菲亚特”已远走无踪迹。车上的坦克又无法卸下，也无法对敌还击。成群成群的军民在弃车爬山，眼看敌炮的弹着点越发移近，我们也只好携带枪支爬山。光秃秃的石山上，到处是密集的人群，反而把敌炮引了过来，伤亡了人却保存了车辆。
我们爬山时，云层之上有机枪声，搞不清是敌我空战还是我机向西山之敌扫射，不久敌炮寂默了，也许是翻过山梁我们听不见了。
机械化兵的两腿没有步兵的训练有素，所以我们觉得苦不堪言。这天的日期是1942年5月5日，与端午节的数字相合，使我想起诸葛亮《前出师表》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至今记忆犹新。
这里离滇西重镇保山不远，只有三四十公里。保山驻扎着中央军和龙家军“息烽”部队。装甲兵团的少将团长胡献群也在这里早已筹备了“收容所”，果然是备预不虞，用在一朝。后来我们得知这次事件仅是小股流窜之敌所为，所谓的“第五联队”专门化装潜入我后方破坏捣乱的。他们在遮放拦截几辆民车混进我退却的车辆行列，幸亏守桥的工兵营长察觉这些人形迹可疑，他们的鸭舌帽檐特别长，当机立断接通了电流把惠通桥炸了。我们在山上听见山下响起的枪声、机枪声就是工兵营全歼已偷渡过惠通桥的这股约二三十名敌人的战斗。论功行赏时，那位营长得了一枚“一级××勋章”（记不清是否云麾两字），真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当”。直到抗战胜利，日军始终没有越过怒江半步。
当晚，我们又组织力量重返怒江前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被困阻的车辆、坦克全部解救出来。当然，也有人私肥民车、商车，趁机浑水摸鱼，大发“抗战”财和“国难”财。
赵雨林：在滇缅边境上的一次战斗
在艰苦的抗战年月中，在祖国的南天，我们这群中华的抗战健儿、民族的赤脚草鞋之兵，在那春意常青、景色宜人的滇池碧水之滨，葱郁巍壮的西山之旁，正以全神贯注之精力，执戈勤训于昆明之郊。戍守征战在碧鸡雄关之前，忽闻世界战云突变，日军在太平洋上乘偷袭珍珠港成功，后乘战功之威，以迅雷破竹之势，席卷东南亚，挥兵缅甸，企图打击盟军在西南亚战略部署，更为主要的是切断我抗战外援唯一通道“滇缅公路”，妄想以闪电之势，直捣我国门，突进深入，逼侵昆明，进攻我四川，尽快完成它征服中国之迷梦。因而我边境危急，我陆军第七十一军受命挺进滇西，以汽车载运，日夜兼程，奔驰在西南高原险路之上，急进在群山万谷之中，山陡谷深，盘山而上下，路窄而曲折，稍有不慎就会车翻人亡，葬身于谷底。
斯时，正值我国参与盟军作战的我第五军戴安澜师，在缅北与敌浴血奋战之际，敌人乘隙以装甲快速部队，迅猛地突破我国国境，直扑我惠通桥。我军先头部队三十六师，迎头赶上阻击敌军于惠通桥。在激战中，我八十七师此时也进抵707公里处（距惠通桥约几公里），奉命徒步急进缅甸，向攀枝花、大里渡沿江控制江边，防止日军强渡。在风雨交加、山路泥泞的夜色中，奔向怒江，而我的阵地在大里渡。
日军在惠通桥遭我军猛烈阻击，伤亡惨重，急转向芒市、龙陵、腾冲等交通要地为据点待援，敌我在怒江沿线形成对峙之势。怒江原名“泸水”，保山就是古之“永昌”，依史书记载，结合当地遗迹，证明我们当时的戍守征战之地就是先贤“诸葛”的古战场。千年以来，泸水边滨，每年的5月都是瘴气弥漫、瘴毒猖獗之期，如果染上瘴毒，确实有九死一生之险。我们保卫国土，日夜守御在沿江瘴幕之中，岂能不受瘴毒光顾？我部因此病亡很大，适逢盟军美国医疗队来助，经检验确认，此谓瘴毒，实际是恶性疟蚊传染之害。毒源既有定论，预防和根治之法可施，千年瘴毒之谜，至此揭晓于世间。
为防敌偷渡，我连奉命西渡，并被任命为敌前警戒，以排为活动小组，游动警戒沿江及敌占范围。
在一个深夜里，我们从山林深处、民众的商铺里获知敌情：在山背后的阙叶坝，黄昏前到达一队日军，并在该村宿营。从情报细节中判断，此股日军约有百名，是在进行示威性游巡，到民居各地抢掳生活物资。
我们本想偷袭这一队日军，但民众不给带路，而我们对路线不熟，再加上是深夜，没敢妄动。只能加强哨兵，严密监视。当天色微亮、朝霞初露曙色时，哨兵急促报告，说敌人沿山脚下的大路向咬朗镇方向行进了（咬郎山是在该镇与村之间）。我立即命令迎敌战斗，各班利用昨天上山时路经咬郎镇山脚旁、满山丛树的小高地为阵地，对敌进行伏击，指令火网织成要点和射击开始时机，我的指挥位置是撤退战场后的集结地点。全排都以极度紧张的心情（临战前的心理状态）和奋勇杀敌的决心，跑步下山，（太巧了）刚部署就绪，敌军的行军纵队开始进入我火网范围（敌我距离只有几十米）。敌队中军官为其中骑白马者，只见他手摇枝条神态自若地观赏远山景色，怡然自乐，突然被我部的枪击中，应声死于马下。瞬息之间全阵地枪弹齐鸣，杀声震天，扫射的扫射，掷手榴弹的掷手榴弹，均发挥了杀伤最大效力。
发生在骤然之间的战火，使敌措手不及，惊呼狂叫，乱窜在我火网之中，并发出绝望的哀号。一边是近战搏斗的怒吼，一边是返逃之敌惊慌奔窜，慌乱之中战马也发出悲鸣……在那密集的射弹和榴弹爆炸巨响中交织成威撼山野、声荡长空的乐章。在这块山峦之脚的大道上，只见敌尸遍布，血肉斑斑。这伏击成功的场面，给我们精神振奋、心花怒放的喜悦之情。随后，我们立即果断地撤离战场。
集结后清查，我们也战死三人，全排官兵都非常悲伤。当我们在另一山林密处停休时获知：在敌人返逃后，我们也撤离了战场，而当地龙潞游击队乘机清扫了我们的战场，但三天后又派人给我们送来了战利品，骡马18匹、步枪30余支、太阳军旗10余面、钢盔40余顶、军呢大衣30余件，其他还有袋装大米、各种罐头等。
这是我从军校走到部队第一次在战场上与日军战斗，击毙日军60多名。
郑镜棠：参加缅甸战役的回忆
1940年是抗日救国战争的第四年，正是敌人步步紧逼、我方节节抵抗退守的艰苦血战时期。大好河山岂可坐视敌骑践踏，亿万同胞哪能任由敌人蹂躏？一腔爱国热血在我胸中沸腾。
中学刚毕业，我即毅然投笔从戎，弃文就武，投考中央军校第十八期化学兵科。1943年3月毕业时，正值日寇深入内地、战局吃紧、形势险恶的危急关头。打通滇缅路，开辟国际的援华运输线，加强我军削弱敌人，实现持久战略方针，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一招棋事关大局，非同小可。
于是我便在当年5月随军（重迫击炮第十一团一营二连，当时我任少尉副排长）飞往印度兰姆伽，配备美式和英式的武器装备，并接受森林战训练。半年后我军从印缅交界地出发，向侵占缅甸的日寇第十八师团进攻。
当时我们的军队总称是驻印远征军，总指挥是美国将军史迪威，副总指挥是我国郑洞国将军，他兼任新一军军长。新一军下辖三个师——三十八师、五十师、新二十二师。我所在的炮兵团配属新一军各师作战。当时我军一个师和敌人正面作战，另一个师则迂回到敌人后方，突袭敌人的密支那飞机场，切断敌人的补给线。
机场守敌负隅顽抗，我军奋勇围攻。这时我营奉命乘飞机空降密支那机场，用炮火支援友军进攻守敌，战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距离很近，前面的机枪、步枪子弹有的都从我们阵地的上空掠过，甚至枪声都能听到。在我军前后的有力夹击下，敌人崩溃了，敌人后方的弹药补给品大都被我军所获。于是敌人节节败退，我军节节追击，敌人退守到缅甸的西保、腊戍（这两地和密支那都是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企图在这两地依靠预先挖好的工事，凭险阻击我军。敌酋甚至用锁链把士兵绑在碉堡里，不让他们逃跑，要他们拼死抵抗。但在我军旺盛士气的威压和巨大铁拳的打击下，敌人的碉堡一个一个地被摧毁了，守敌也大都葬身在崩塌的残碉碎堡之下，宣告了侵略者必然的悲惨下场。
虽然这样，但由于敌人的顽抗，每夺取一个地方，每次战斗都很艰苦激烈，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时间；再加上战斗多半在森林里进行，因此就更加艰苦。在森林里作战，非常不容易，敌人到处可以隐蔽起来，到处可以打冷枪，森林便于守，不便于攻，守敌能看到我们，我们却不容易发现守敌。
在森林里常常遇上敌人设置的埋伏——树上的连环弹、地下的地雷、伪装的陷阱（底边立着一根根尖如利刃的竹签）。稍不小心，不是连环弹在空中爆炸，就是地雷在脚底开花，把人炸得粉身碎骨或者跌入陷阱里全身被竹签扎穿。因此只能一步一步地搜索前进，一点一点地消灭敌人。到了1945年3月，缅甸守敌日寇第十八师团终于被全部歼灭，这时英军也收复了缅甸的仰光，缅甸全境告复，我国的国际运输线——滇缅路终于打通了！驻印远征军功成返国。1945年5月，我军空运回到昆明，接着奉命到广西南宁休整。
不久，八一五日寇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震耳的鞭炮声和欢呼声中，我含着异常激动的泪花和怀着难以形容的喜悦心情，同全国同胞一道共庆最后胜利的到来，共享最后胜利的无比快乐！